中国边疆研究积累深厚，经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3次学术高潮。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化，1992年邢玉林发表《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学”的概念，从学术上论证“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名称、性质、体系框架。此后30年来，我国学术界著书立说，“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取得一定进展，但“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仍在争鸣、交流中缓慢前行。当前，我国学术界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笔者拟在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粗浅的学术思考，恳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进展与挑战

　　中国边疆研究积累深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几代学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重大理论问题取得重要成果，多语种档案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丰硕，精品力作不断涌现。而且，我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平台日益扩大，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界日益重视理论建构、学科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大正、邢玉林、周伟洲、方铁、郑汕、李国强、周平、邢广程、李大龙、吴楚克、王欣、崔明德、罗中枢、孙勇、杨明洪、罗崇敏、余潇枫、徐黎丽、梁双陆、汪洪亮、吕文利等学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

　　21世纪之初，我国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边疆研究，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边疆研究热”，使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具备坚实基础、取得初步进展。与此同时，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又面临诸多挑战，在学术层面至少表现为基础性概念、学科定位“百家齐鸣”，分歧明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国内“合力”尚未形成：

　　一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存在差异，学术话语的基础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边疆”这个核心概念的认知差异明显。“边疆”在汉语中的基本概念是基于国家疆域产生的，即“边疆，边境之地”，是指“靠近国界的领土”。目前国内已有成果对“边疆”则有多种表述，涉及“有形边疆”“无形边疆”等多种概念，“有形边疆”包含“地理边疆”等多种形态——陆疆、海疆（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空疆”（领空和太空）和底土（国家领土、领海及大陆架线向下延伸的界限，其深度理论上可直达地心）；“无形边疆”是指“地理边疆”的延伸性概念，包括多元形态的“新形态边疆”——“大边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等。2018年前后，有学者主张把“中国陆疆区域”划分为“主边疆带”和“次边疆带”，学术界出现“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的争论。因此，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边疆”，但“边疆”的内涵、外延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各自“边疆研究”的学术基础、理论起点差异显著，这也就影响到对于学科名称、学科定位的认识。

　　二是学科名称多元化。学者们既提出“中国边疆学”“中国边政学”和“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管理学”“中国边疆法制学”“中国边疆文化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安全学”等“中国边疆+某某+学”的名称，又提出“边疆学”“一般边疆学”及“边疆安全学”等概念。

　　三是学科基础、定位仍在争鸣之中。比如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周伟洲则提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吴楚克认为“边疆政治学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成长于历史上的‘边政学’，发展于当今的民族学和政治学的复合之中。”

　　四是我国边疆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学术平台逐步扩大，但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亟待形成“合力”。改革开放前，我国尚无成建制的边疆研究专门机构，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2014年更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这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目前，全国有30多家从事边疆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设置边疆研究方向博士点，中国南海研究协同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新疆智库、中国海疆智库、西藏智库等新型智库不断涌现。学术阵地不断扩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藏学》《西域研究》《中国边疆学（辑刊）》《中国边疆学年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和《华西边疆评论》等刊物成为发表边疆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我国的边疆研究力量仍然较为分散和不均衡，没有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尚未形成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研究的协同攻关机制，难以形成我国学术界在国际同行中的话语体系。

　　二、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的机遇与思考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我国边疆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党和国家对边疆研究提出更高要求，社会各界普遍关心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这既给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提出要求，又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积极推进新兴交叉学科、新文科、新工科建设，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

　　面对党和国家的要求、社会各界的期待和发展机遇，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如何加快步伐？笔者认为我国学界需要在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加强交流，守正创新，协同推进：

　　首先，加强交流、凝聚共识，明确核心概念、研究对象，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理论出发，就“边疆”概念各言己见，属于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比如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各界人士对“边疆”含义、范围各抒己见，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高潮，使“边政学”得以提出与展开。当时，“边政学”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边政学”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与边疆有关的都可以被纳入进来”。各界在“边疆”及相关概念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对“边政学”学科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学术界有关“边疆”概念的认知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已有学者感叹“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学术讨论或学术争鸣中，不同论者各自使用的学术概念并不统一”，就连“边疆”概念各自的所指也有很大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在一些讨论中，你说的边疆与他说的边疆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不同”，作为主题的“边疆研究”反而变成为了噱头。“此类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对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边疆学构建形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成了学术泡沫的一个源头”。

　　鉴于此,我国学界在“百家齐鸣”的基础上,需要加强学术交流，首先要在“边疆”概念这个基本的“理论起点”上逐步凝聚共识，从而奠定“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边疆”“中国边疆”的概念都是历史的、相对、发展的概念，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内涵，马大正就此做过系统、清晰的阐述：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从政治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到域外的过渡区域，是从治到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在经济上，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在军事上，边疆地区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因此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在国家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或武装侵略时就更为突出。在文化上，“边疆地区文化类型的形成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长时期、深层次演进的结果，与边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主要是民族或种族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与外部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其社会文化特点也会发生变化”。

　　笔者赞同马先生有关“边疆”概念的观点，同时认为“边疆研究”需要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结合，逐步形成“边疆”概念的共识：（1）边疆研究对象既要立足中国，首先研究历史时期（先秦至1949年）的中国边疆和当代中国的边疆，又要胸怀世界，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国边疆问题及其相关理论，比如美国边疆的演变和特纳（Frederick JacksonTurner）的“边疆假说”及其开创的“边疆学派”；（2）边疆研究的“边疆”首先是依托国家主权的“地理边疆”为基础，要研究“有形边疆”“地理边疆”及相关问题，同时考虑文化、信息、现代科技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关注边疆地区相关领域的问题，但不宜把“边疆”概念泛化，以免“边疆”包罗万象，使“边疆研究”难以界定学科外延。

　　其次，守正创新，多学科融合，逐步明确学科定位,加快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

　　千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已形成优良的传统，既包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经世致用”的使命感，又包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求真求是”的良好学风。今天的边疆研究首先要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又要多学科融合，创新理论，因为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都有其复杂性，单一学科已无法系统地研究边疆历史，无法全面地观察边疆现实问题、解决边疆问题。2020年11月，全国有关高校和专家共同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我国学术界的边疆研究同样需要“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国家安全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对边疆历史与现状进行“融合研究”。

　　事实上,我国学者已经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边疆研究，进而探讨边疆研究的学科基础、定位，提出“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某某+学”“边疆+某某+学”等多元化学科名称。总体上看,学术界在百花齐放基础形成了某些共识：（1）越来越认同边疆研究应以历史学或政治学等学科为基础，综合运用民族学、地理学、国家安全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2）越来越认同边疆研究的学科定位为新兴交叉学科，尽管有学者表述为的“综合性专门学科”，有学者表述为“综合、交叉的学科”“交叉边缘学科”；（3）“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的探讨日益深入，其学科基础、定位日渐接近共识。其中，李国强撰文认为“中国边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知识体系”“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具有优良学术传统的学科，也是一门日趋兴盛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缘起大致有3个源头：一是边疆研究悠久的历史，二是边疆研究的时代发展，三是当代边疆治理的现实挑战。他还提出“学术体系是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内核，也是中国边疆学的核心支撑”，“建立完善的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必须准确把握边疆研究的特性，从廓清其内涵、学术范畴入手，建立起边疆研究的学术结构，形成边疆研究的学术规范。同时，不断创新学术思想，努力提出有客观依据、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学术观点”。

　　其三，协同攻坚，加强多平台、多机构合作，合力推进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有数十家专门从事边疆研究的机构，近20多个刊发边疆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阵地，十余个与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新型智库，但是全国边疆研究力量不均衡，至今没有一个全国性边疆研究学术组织，仍缺少协同攻关、合作研究的学术机制，难以高质量完成国家和社会关注、边疆发展繁荣需要的学术任务。一方面，我国边疆历史的重要理论问题、边疆稳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都需要全国力量合作、深入研究。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和“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重要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这些都需要我国学术界加强合作、协作攻关。另一方面，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完善的话语体系，在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重大理论问题尚未掌握强有力的话语权。比如在中国疆域及其历史地位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境外某些“学者”歪曲历史，以其所谓“研究成果”支持“藏独”“疆独”“台独”分裂活动。这就要求我国学术界合力攻关，既要从全局视角做综合性研究，又要对中国边疆各区域的形成、演变进行研究，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掌握话语权。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需要全国学界同仁协同攻关、合作推进，需要尽早形成合作研究的学术机制，需要建立全国性的边疆研究机构——中国边疆学会。

（作者：孙宏年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