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建国以来，植根于三秦大地的陕西文学一直保持着优势显著、风格鲜明、大作家与大作品众多的前茅地位。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之一，它要求作家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精确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在陕西作家中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发挥。特别是小说创作，几十年来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当代文学这座大厦中的承重墙和顶梁柱。在这种健康平稳发展的道路上，我认为陕西小说还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个问题：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柳青、陈忠实和路遥这三位已故陕西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俄罗斯文学情结，就是欧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加典型人物的路子）情结，作为文学传统保留了下来。三位作家跨越时空，成功地打了一套“组合拳”，创造了具有全国影响的“陕西经验”，甚至成为当代文学的圭臬和制胜法宝。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生活在农村，目光在农村，书写在农村，农村是他们热血奔涌和奋笔疾书的主战场，这是时代对他们的要求，也是历史给他们的限制。

几十年来，陕西文学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直接影响到三个方面：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而现实主义几乎成为其中捆绑式的规定动作，以致后来的一批陕西小说家紧随其后，都在同一条道路上拥挤前行。

这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现实主义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潮和观念，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单一地强调现实主义的典范作用，将它视为描写现实题材的唯一出路，将会消耗和占用作家对新路径和新方法的探索激情，对于循规蹈矩、本来就缺少试验意识和冒险精神的陕西作家来说，势必会导致对现实主义的过度依赖，导致创作路径单一和模式化，影响作品的多样化，“一枝独秀”难以百花齐放。

陕西尽管有大作品，大作家，但时代在前进，从创作原理上讲，更复杂的现实需要更高的创作技巧来表现。因此，陕西小说的发展，要在传承现实主义这个母题的同时，强调创作手法和风格的多样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改造和拓展，注入更多的西方文学元素。如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等，通过广泛的借鉴和吸收，能否把传统现实主义的四车道变成更加宽阔的六车道、八车道？应该鼓励作家立足中国，目光向外，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大的视野，张开双臂去拥抱世界文学，让陕西小说创作在形式上、内容上、艺术品格上，全面实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

第二个问题：怎样书写新时代的农村与农民的问题。这或许不是问题，但一定是个课题。

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农村政策的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业结构调整——解除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精准扶贫为主要形式的全面小康和新农村建设。这个历史逻辑是在步步升级的，每一个新政都是一个重大事件，都是一部创业史，都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去改变农民的命运。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不断延伸，都是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巨大变革。

陕西作家是很有使命意识的。柳青完成了对农业合作化的书写，路遥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精神面貌的书写，贾平凹完成了改革开放前后商州农村的书写。如果把他们比做厨师，他们都用同一原产地的食材，给全国读者提供了几道风格迥异的“陕西味道”，并以极强的辨识度，帮助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养成了陕西小说的审美习惯。如果说“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历史章节被陕西的“书记员”漏掉了。漏掉的部分，被其他地方的“书记员”补上了。如四川的周克芹，河北的贾大山，江苏的赵本夫，云南的范稳，等等，这些都是优秀的“书记员”，他们与陕西作家一道，共同书写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

现在已经进入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城乡变迁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农村正在向城镇化迈进，很多农民正在摆脱带着贬义色彩的“小农意识”，农民也不再是单纯依靠土地为生的人，他们与产业、商业、科技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民与土地与粮食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离开土地的农民不再扮演农民的角色，而是像技工、商人、创业者般，角色的多重性让他们的身份变得微妙而新奇。农民不再是柳青时代和路遥时代的农民，农村也不是柳青时代和路遥时代的农村。农民从日常起居的生活形态到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乃至婚姻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农村的宏观到微观，从农民的外表到内心，都是今非昔比的。

近几年来，我担任了两家商会的文化顾问，下面有两百多家企业，老板全是农民。一些非常优秀的农民精英，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亿万财富，带领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致富，改变了无数农民的人生况貌，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这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有创造力，乡村文化也从没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时代的书记员”如何去记录这段时代风云？立足陕西，这就是摆在陕西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陕西小说家需要站在时代前沿，去观察和书写新时代的陕西农民，在国家扶贫政策和现代科技影响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第三个问题：城市小说缺位的问题。陕西有三座城市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它们是西安、咸阳、汉中。比如西安，这座城市拥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三千一百多年的建城史、一千一百多年的建都史。西安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正在向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在文化积累和历史厚度上，一直是中国省会城市中的翘楚。这是西安人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值得作家们书写的。

在世界各国，城市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聚集地，是思想、文化和时尚的风向标。但是，西安这座城市从古至今都与小说无缘，杂乱无章的唐人小说偶涉长安，也是多写宫廷人物，算不上是城市小说。而观南京、北京、杭州、苏州、昆明、开封、洛阳、扬州等，这些古都古城，明清白话小说都对他们有着浓墨重彩的描写。而西安是个例外。这座古城给人的错觉是西安无故事，所以无小说，抑或就是缺小说家？新中国建立后还是一片苍白。

看看其他城市：北京有老舍和王朔的京味小说，天津有林希、冯骥才和肖克凡的津味小说，上海有张爱玲、王安忆和金宇澄的市井小说，苏州有陆文夫的世俗小说……城市小说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构成，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取代的作用。他们未必全部都表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更不能增加城市的经济总量，却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构成，是这座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能让城市文化变得更丰厚、更包容、更具多样性和开放性。莫泊桑、欧·亨利这样的大作家，他们的重要作品都在表现城市生活的千姿百态。

遗憾的是，西安目前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这与西安的城市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是不匹配的。身居西安的小说家们多数是从农村进城的，他们没有洗去身上的泥土芳香，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移民”，他们的生活轨迹决定了他们对乡村生活的高度依恋，也决定了他们对城市的艺术感知则比较淡泊和迟钝。他们便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显性身份是作家，隐性身份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他们缺乏真正的市井生活，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城市意识，依然故我地怀念和书写过往的农村经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城市这个强大的文化存在。

在庞大的文化艺术领域，没有城市小说，没有对西安城市建设、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进行叙事书写，内在根源就是文化结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城市与乡村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和含混，西安的国际化或许是一个必然，未来的西安能否真正与国际接轨，除了加速提升经济贸易、基础建设和城市管理能力之外，城市文化不可或缺。在叙事文学中，城市小说要跟上去，才能改变文化结构上的不合理，才能给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所以，陕西小说家的书写对象要从农村题材中分流一部分到城市题材中去，潜心观察与描绘都市万象，去挖掘城市的文学价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来表达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

以上所谈的陕西小说创作的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同样存在，只是轻重不同罢了。我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只是从直观的表象的层面上简单谈谈个人看法，如果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或许是件有价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