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繁荒录》（译林出版社，2020年）是由作者徐风在《锺山》杂志上的“繁荒录”专栏文章结集而成，分为“青玉案”“声声慢”和“风满楼”三部分，共十二篇文章，集中叙述江南故事。作者称，该书“欲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去构建一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这里有最真实的江南人民生活……评估江南文化的当下遭际，拭亮诸多蒙垢而失去光泽的碎片”。他的写作用心，于此一目了然。

 

指认江南

 

江南在哪里？在一般人眼中，江南就在那里。“江南”充满了想象，诗意的，或天堂在人间的样子。但《江南繁荒录》里所呈现的江南，它是一个实在的地域，它是一个生命的现场。它那里展示的是一个个生命的日常，是可以用手去触摸、用脚去丈量，要用心去体悟的江南。

“江南”，顾名思义指长江之南，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江南称名的视角显然来自北方（中原）。事实上，江南的历史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与北方中原不断融合的过程。春秋时的“泰伯奔吴”，两晋时的“衣冠南渡”，都可追溯至北方。中原文化的南迁和江南土著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共同推进了江南的发展。最终江南得以自成一体，形成多元一体又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格局。

江南以太湖为中心，在自然生态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关于江南的地域范围，李伯重先生根据“地文—生态地域”理论，界定明清江南的范围有“八府一州”之说。江南地区“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448—44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李伯重先生是经济史学家，他界定的出发点自然是社会经济。巧合的是，他的界定和春秋时吴国的国境范围大致相当。吴国和江南有着深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一体的。吴国正是徐风江南叙事的起点，吴国的地域版图也构成了《江南繁荒录》中江南叙事的核心范围。在《江南繁荒录》的开篇文章《风与气》中，徐风即以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开始了他的江南叙事。历史中的江南和地理上的江南在此交汇，徐风试图构建的古典人文江南也在这里落脚。

徐风笔下的江南，偏向太湖西岸，叙述重心在江南的腹地宜兴。作为当地人，在地性不仅提供给他一个内部视角，也让他的叙述成为可能。对于江南潜移默化的内在深切感知，也使他可以从容避开江南意象或想象，直接进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机体的内部，他才能悠游如“一叶小舟，在追溯历史的文化长河中徜徉”（《繁荒录》专栏编者按，《锺山》2017年第1期），探究江南精神生命空间的深层构造，以此解构凝固的意象或纠正想象的偏离。

江南，说不尽。只有一个江南，但江南有无数个面孔，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同构和相互纠缠。从蛮夷之地到人间天堂，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演化为人文社会空间，它是一个在现实时空中不断形变的有形物质空间，也是一个在历史演变的累积和坍塌中得以反复重塑的精神空间，作者的叙述更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他叙述的每一个江南故事，都构成江南生命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言说江南

 

关于江南，另一个江南人、明朝的陈子龙曾作《吴问》，全面铺陈江南的优点，所谓“上帝之外府，神州之怪渊”。他从历史沿革、地势、人物、财富、物产、器物等方面夸饰江南的优点。他阐释江南的方式言词华美，但限于就事论事，随物赋形。徐风则以其特有的语调描摹江南，他以为：“江南的存在，当然需要江南化的文字来描摹。这或可理解为一种江南话语。它的筋骨与力道，是通过软糯而铿锵的感性文字，来展现其理性的光辉和韵味。”文中随处可见他充满现场感和画面感的感性文字：“一个名叫唐寅的人走在黄尘滚滚的驿道上”，“那一天原野上的风刮得很大”……

言说江南的方式，除了词语，还有行动。与陈子龙相比，徐风的进入江南的方式除了他作为后视者所获得的优势之外，还另辟蹊径，着重将那些真正行走在江南的人作为他进入江南叙述的入口。作者的江南叙事拒绝抒情，他直接进入生命的现场，将江南作为一个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厚重文本进行细读。在文本的内部，借助的想象补足事件当中的氛围和人物的心路。作者从古碑、牌坊、志书、价目表和节目单等意义存储系统中，打捞那些失落的和遗忘的生命细节，去细读并体悟一个一个生命的历程。于是，史贞女、周处等等差异巨大的各色人物，带着各自的表情和历史的风尘一一粉墨登场，登上同一个舞台——江南。他们是江南文化精神属性的载体，也是创造者。“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生活的格调、特征和品质，它的道德、审美风格和情绪；它是一种潜在态度，朝向自身和生活反映的世界。”（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作者正是借助他们身上所呈现的精神属性，来重建那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

显然，作者的江南叙事不属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在细读中重新发现一个个生命细节的背面，裸陈生命的真相，让叙述者和被叙者性命相见，让生命与生命穿越时空相互观照。所以，与其说作者在叙述他们，不如说作者在叙述自身。他在叙述中寻找江南的肉身，拂去那些沉积在江南精神底座上的尘埃，回到江南本身，再现江南。他所“细读”的那些生命，有些则早已退居到记忆和历史深处，虽然有些我们现在可能还耳熟能详，但在未来也逃脱不了相同的命运。生命的重述，并不能拯救生命，甚至不是为了让逝者重新在场，而是叙述本身。只有不断的叙述，才能抵达不朽。在这里，重述即是一种发明。

 

人在江南

 

繁华与荒凉相互伴生，繁华的背后即是荒凉。江南的繁华流光溢彩，荒凉更惊心动魄。柳永说江南“自古繁华”自是夸张，陈子龙说江南“壤不千里，而赋半天下”却是真实的。于是，江南被觊觎。物质上的繁华，自然容易勾起物欲的扩张。传说金废主完颜亮看到柳永《望海潮》中所描述的“有三秋桂子，十里桃花”的江南，遂要投鞭渡江。江南的繁华，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喜忧参半。喜的是江南丰富的物产税赋支撑着王朝的日常运行，忧的是江南离王朝的中心太远，又太过富庶，难于掌控。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防堵可能的反叛，打消心中的疑虑，就在行政区划上将江南进行分割，强行将在地理上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江南割裂开来。物欲引发兵祸，猜忌导致分割，福兮祸兮，这样的转换，令人唏嘘。这是宏观可视的繁与荒，是构建人文江南的巨大历史背景，或者那个正在逝去的历史背影。

徐风的江南繁荒叙事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他走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呈现生命景观的繁华与荒凉。

女人在历史中是被隐藏的一群人，江南的女人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女人何必江南》中的贞女、烈女、孝女和义女们，她们是被记录在地方志书中加以表彰的，然而，她们为此所承受的悲苦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只有想象才可以补足一二。作者从历史记录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她们的隐忍、悲苦、无奈与凄惶。那些被“表彰”的女人们，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承接着整个社会的“褒奖”。那些在“表彰”的外衣下被戕害的人和独自凄凉的人，心无比荒凉。她们都被“表彰”束缚在她们所处的当下，甚至比被隐藏受到更大的伤害；被彰显的和被隐藏的都是繁华与荒凉的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历史不会一成不变，总有旁逸斜出。“逆女”蒋碧薇因选择了爱情而不见容于世，却拯救了自己，而《风与气》中史贞女为诺言赴死——前者缘情，后者守义，不同的个人生命选择，呈现的是异样而绚烂的生命景观。《江南繁荒录》中摹写了太多这样笃情守义的精彩人物，是他们奠定了古典人文江南稳定的精神底座。

在紫砂和书画等文化的载体被作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手段时，“做文化”的掮客们走到江南的前台，名利双收，人前显贵。交易的繁盛和浮华背后，真正的文化黯然退场，真实的情与义皆被抛弃。在描绘类似这样混乱的浮世绘时，徐风应该是带着忧患的——忧患那个日益被侵蚀的古典人文江南。

徐风借指认古典人文江南，确定自身的位置和心灵归属，并在重述江南故事中确证价值立场。当然，对于江南的历史和当下，他作为江南人的一份子，言词之间多有自豪，言外亦有哀江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