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具有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从史学角度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史学乃至当代史样貌和走势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将改变史料的形态、影响现有的学术生产机制、缔造全新的历史学家。同时，互联网历史学也会对既有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产生影响。从未来看现在，互联网不仅已经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逐步成为当代历史的底层架构。互联网的影响不但将施之于当下以及今后，还将投射到过去，从而推动包括既有历史叙述在内的历史学发生革命性、总体性的变化。

　　关键词：互联网 大数据 数字史学 互联网史学

　　时至今日，我们如何估量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都不为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今天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已经离不开网络。互联网技术已深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用说移动互联网甚至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与机器共生的“人”。从史学角度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史学乃至当代史样貌和走势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同时，以我们目前的经验，互联网与人类社会的纠缠只会加深不会减弱，我们对互联网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因此，历史越走向未来，或者说未来越变为已来，史家对互联网的重视只会增强不会减弱，互联网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重要。

　　一、什么是互联网历史学

　　学界同仁已经对“互联网史学”或“网络史学”有所关注，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不过，现有研究尚停留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将“互联网史学”等同于或约等于史学的网络传播。有些学者注意到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平台，为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进而改变了史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史学的社会影响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网络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史学领域的新现象、新变化进行研究，并提出推动和规范史学研究及传播的对策建议。此类研究让我们更清醒地思考史学的社会意义，自觉增强史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感。其二，将“互联网史学”定义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其存在形式是“电子史学”。在互联网刚开始普及的年代，这一见解注意到了史学成果从“纸质”到“电子”的转变，将文献的电子化纳入互联网技术的范畴，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其三，提示应用数据库和数据技术的局限性。电脑、网络和数据库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反映在日常研究手段中的几个阶段，相继引起了学界关注。论者多主张在迎接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同时，也要“警惕数据库”，避免陷入数据化陷阱，坚守历史学对史观、史识的追求。还有论者注意到历史资料的获取方式改变及其带来的研究与写作方式的变化，提出了历史学家的专业性是否被消解等问题。这些研究记录了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历史学求新应变过程中的困惑与探索，为进一步探讨互联网对历史学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讨论互联网对历史学可能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对互联网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定义，也有必要基于最新的互联网发展更新对其的认识。

　　从技术上说，互联网是一种将各种终端基于共同的通用标准和软件协议连接起来的信息技术。这一技术将数据拆分为小模块，在不需要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直接相连的情况下，就能实现信息的发送和接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有意识地不断采纳和完善通用标准和软件协议，奠定了全球互联的基础。1993年以后，“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网络尤其是互联网得到了迅速发展，迅速遍布全球，且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宣告了人类社会演化进程的彻底改变，从此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一般认为，互联网起始于196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风靡全球；中国的互联网历史则开始于1987年。1987年9月20日，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经由意大利和德国的互联网路由节点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论者认为，“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应用技术，互联网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超强的结合能力”。正因如此，我们能感受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早已超越了我们早先设想的某些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变得无所不在：“凡是能够通过数字呈现和转换的对象，凡是存在信息存储和传递的需要，都能够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特别是发展到移动互联网阶段后，其用户已经逐渐覆盖了传统互联网的几乎全部使用者，使得“线上”的人和“线下”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在如何认识互联网历史作用的讨论中，论者多引用马歇尔·麦克卢汉描写印刷术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一书，指出互联网历史意义之伟大或可超越印刷术。政治学学者观察到，互联网不仅对现存的尚未互联网化的制度形式产生了影响，还创造出了新的规则、标准、程序和社会目标。还有论者认为，网络已经成为标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决定性生产工具。“互联网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衍生出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实践。”因此，无论从我们的实际感受来说，还是从学界的研究来看，“互联网”拥有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也是最能概括信息社会各种特性的名词。

　　因互联网而逐步诞生的新的史学，或可将其命名为“互联网历史学”。如果说，最初的互联网还只是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那么现在的互联网正在或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架构。互联网历史学必然要脱离“网络+史学”的定义，因为它观照的是互联网在历史学变革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简单的载体或手段。将近十年前有学者指出，将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当代世界史或一些国家的历史，无视或忽略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将会是难以想象的疏漏”。如今这一结论或可再进一步：未来的历史学不可能脱离互联网的影响而存在。

　　史学，究其根本是对人的研究。互联网带给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改变也是对人的改变。互联网正在重新构造社会生活本身。史学善于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也就善于发现那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变化的沉淀积累轨迹；史学亦能深入人的心灵，于新样态的史料中寻求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变迁。因此，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已经不是初入互联网时代时，身为历史研究者面对新的社会生活的好奇与探索，而是对这种新的社会生活乃至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史料、所改变的历史知识生产机制、所孕育的新的历史研究者这三者的理论性思考。

　　二、互联网极大扩充了历史言说主体

　　就互联网发展对史学的影响而言，目前最直观也最显著的变化是历史言说主体的极大扩充。麦克卢汉有言，“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人的延伸”。近代史与古代史相比，一大区别即史料浩瀚无比。之所以如此，大众传媒的发达是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出版技术的进步令更多的思想和言说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治史的基本依据。而当互联网平台为大众所运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就来临了，个人对时代的体验、对世界的观察乃至内心瞬间即逝的感受，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并且展示在网络搭建的公共空间。几千年来的史学研究中已被默认为前提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变而为“大多数不沉默”。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史学造成冲击。

　　一方面，“民众史观”的二次发育。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只是各个王朝帝王将相的家谱，普通的老百姓则被忽视了。因而他提出“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不过，不仅在古代，即便在梁启超及其之后的岁月中，“社会一般人”的声音也很难留在历史记忆中。今日互联网的发达或许也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状况，但具有史学研究意义的“社会一般人”群体已经日趋壮大。昔日梁启超等一大批史学家孜孜以求的“新史学”，也更有可能变为现实。面对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性的学术前景，史学研究者有必要回到“民众史观”，重新思考其革命性意义，发掘那些原先因为客观条件被限制在“技术”层面、因无法实现而被压抑的思想因子，促进“民众史观”的时代新变，建构足以容纳和解释互联网时代历史言说主体极大扩张这一现实的史学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史料的无限扩充和形态改变。从体量上看，“汗牛充栋”这样的词语已完全无法匹配互联网时代的“史料”状况。2019年，全球每天收发2936亿封电子邮件。据IDC发布《数据时代2025》的报告，到2025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从2018年的33ZB增长到175ZB，相当于每天产生491EB的数据。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固然在刺激着人们的言说欲望，也在日益丰富的表达训练中提升着人们的言说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时代产生的庞大信息量完全是互联网带来的。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同样产生着大量的信息，只是由于缺乏表达和保存手段，大部分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消散了。现在，它们以数据的形式更为持久地留存下来。

　　史料的无限扩充也带来了“记忆爆炸”的恐惧，“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更低”。因而，“当我们还在以传统史学追求记忆总量的增加、追求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的旧思维来看待大数据并为之欢呼的时候，实际上海量数据所造成的不知所措已经悄然显现”。论者认为，历史叙述既是通过史料来实现的，也是通过对史料的主动删减、对记忆的主动“遗忘”来实现的，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删减史料，体现的是史家思想意旨的高下。

　　与记忆毫不费力、选择更加艰难相比，“不打折扣”的史料的出现，将是未来史料的另一大特征。史料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打了折扣”的。这是因为，旧有的史料载体是会磨损的，不论纸张、电子介质，磨损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史料“被打折扣”与史学可以建立在“打过折扣”的史料的基础上，是传统史学中自然且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以后的史料，因为有云端的存储技术，在虚拟化之后，不会磨损。除非人类社会毁灭，这种史料将永存下去，而人类社会一旦毁灭，历史也就消亡了。

　　除了史料“体量”的增长，史料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人类脱离口头交流的时代之后，人与人的信息交流大多具有延时性，围绕某一个历史事件形成的史料群往往由多个各自独立的文本构成。正因为如此，作为史学研究基本手段的文本考证和辨析技艺十分重要。但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方式更多、速度更快、距离更短。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指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在一个即时反应的网络中，被连接在了一起”。因此，一个历史事件的多种表述有可能是融汇于一个文本之内的。微信勃兴之后，经常有人制作“古代名人朋友圈”之类的图片，把古人错置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为他“发”在“朋友圈”里的一段话或一首诗添上各种好友“点赞”“评论”，这当然只是玩笑。不过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此类文本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或许，多主体文本将取代单主体文本成为今后“史料”的主流形态。

　　除了以上所述的多主体文本这一“新样态”，互联网时代的史料还具有“多样态”的特征。得益于数字技术，过去一直存在却难以进入史料范畴的历史内容有了保存、传播和被研究的可能。“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符号系统和话语体系……文字、符号、图形、声音、图像、动画等多重媒介通过数字化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新的超级文本”，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当然绕不过这些“超级文本”。多样态的史料弥补了传统基于文字存在的史料的平面性，增加了对历史的直观乃至真实感受，有可能成为史料群体中的生力军。

　　对未来的历史学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史料除了“数字化史料”，更重要的是“天生的数字史料”。互联网这一载体不仅提供了传统载体所不能实现的“速率、体量、多样性、价值密度”，而且更新了对史料形态的定义、提供了众多“天生的数字史料”。这些史料具有不同以往的特质，也不能仅仅挪用对待“大数据”的方式去处理。史料的处理是史学研究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因此，“互联网史学”必须把建构新的史料学作为首要任务。

　　三、互联网带来历史知识生产机制的变化

　　历史学既是一门研究人的过往的学问，也是一种历史知识生产机制。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学，也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生产机制。随着时代变化，历史知识生产机制也必将发生改变。事实上，这一生产机制已经在悄然变化。改变大致发生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在哪儿写、为谁写；第二个方面为谁来写、怎么写；第三个方面为从“单独写”发展到“集体写”。

　　第一个方面，传统史学的发表空间，不外乎学术刊物和其他媒体。互联网兴起后迅速成为新的发表空间，一时间网络文学、网络史学兴盛起来,代表性的历史学作品如《明朝那些事儿》成为现象级的讨论对象。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并不代表“网络史学”真正成立。李剑鸣指出，网络只是一个发表空间，不可能成为生产历史知识的平台。因为知识生产必须能增益历史知识，而非仅仅传播历史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作品更接近“网络文学”而不是史学。即便今后出现“网络史学”，“那也只是专业史家从印刷发表空间转入网络发表空间的结果”。

　　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最初的判断得到了检验：“业余史家”确实未能借由新的发表空间抢走历史知识的话语权,但越来越多的专业学术刊物选择了“网络首发”的形式，走出了脱离印刷发表空间的第一步。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网络首发适应了互联网时代，释放了学术生产的潜在需求，也通过与互联网化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结合，实现了学术影响力的提升。这一发展过程深化了我们对互联网与学术研究之间关系的认识：其一，经由“网络”发表“历史研究”成果的任务并未落在业余史家的肩上，根本原因不在于业余史家未能提供关于历史的新知，而在于互联网本身尚未全面获得学术上的话语权。其二，互联网话语权是传统权力的一种延伸。它可以改变“在哪儿写”，但在“为谁写”的路上，还需要更多深入的尝试。但是毫无疑问，互联网为突破传统的发表和传播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

　　互联网对历史知识生产机制的第二个影响也与历史知识制作者相关，但却不是在“专业”或“业余”的意义上，而是在培养方式上。尽管互联网历史学与大数据和数字人文完全不同，但是，后两者又是信息社会中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方法。作为当下最热门的学科，“大数据”或“数字人文”在人文研究领域可以说独领风骚。这股“数字热”也带动了培养“数字人文人才”的热潮。国内外许多高校都设置了数字人文专业，或将“数字人文”“大数据”内容加入专业课程体系。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CL)、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IUB)、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其中代表。专业的设置或课程的变化，反映了人才培养标准的变化。马敏指出，开设大数据历史研究生基地班的目的，“一个是参与、引领历史研究的方法革命，另一个是实现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由数字人文、大数据方法培养起来的历史知识制作者，正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历史由谁书写”这一问题的可能答案，同时也是“如何书写”的可能答案。

　　这些新型人才需要掌握的是各类高级算法支持下的常见应用技术，如“可视化”。无论是大数据方法还是数字人文方法，“可视化”是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个突出特征。学者统计显示，2016—2018三年间数字人文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期刊、“国际数字人文大会”，以及四个有代表性的数据平台刊发和收录的约1700篇论文的标题和摘要中，“可视化”这一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最多。邱伟云以最新的概念史研究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说明，“可视化”并非炫技、也并非简单地用图表代替文字表达，而是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在数字概念史研究中，可视化技术绝不是只能运用于概念词频的时间序列描绘，而是还包括共现概念群可视化、词缀概念群可视化、网络概念群可视化等功能。有些研究类型离开了可视化技术就很难实现，如词向量研究（word embedding）、主题模型研究（topic models）。正确运用可视化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兼从微观与宏观角度去掌握概念的动态发展”，是一个“提供特殊研究视野的利器”。尽管目前掌握可视化技术的历史从业者还不多，但在可见的将来，以可视化技能为代表的数字史学技术很可能成为历史学家的标配。

　　第三个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很可能从个人单独进行走向团队合作、从单一学科走向真正的跨学科。尽管跨学科的愿景和实践已经流行多年，但结果并不符合预期。根本原因可能不在于摸不着跨越学科的门径，而在于将各门学科区别开来的现代学术体制以及与之适应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严格地说，任何一门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但现代社会的结构也规定和制约了学术学科体制。新的互联网时代恰恰突破了某些既定结构，带来了变革学术体制的可能。安·芮格妮认为，“在新媒体生态下，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能够提供新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新工具，而新的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交互式读写方式也将变革我们的独自论文写作以及历史叙事模式”。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可以代替人类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分析工作的情况下，以后的历史学家甚至要面对人工智能的竞争。因此，必须打破“单兵作战的局面”，“用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新技术的介入，甚至要主动同包括计算机专家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同事深度合作，开展研究”。这种期待和可能在目前数据库的建设当中，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实践者强调，大数据研究必须实现“跨学科的合作”，大数据研究的人才必须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哪一个学科能做的，也不是我们历史学家能做的，包括历史学、社会学还有其他的政治学、信息科学等都要配合好”。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互联网还将对史料制作的机制产生影响。从史料制作角度而言，以前的史料形成有赖于史料的制作者,比如史官、文献的记录者、书写者、影像资料的制作者。现在生活留痕成为了普遍情况，生活的主体就是史料的主体，因此，传统的史料制作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职业的史料制作者未来依然存在，但他的创制将会变成一种“定制”，而以普遍或一般意义的“历史”为目标的史料制作将日趋消亡。这将改变历史学家寻找史料、利用史料的方式，而当下的历史学似乎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四、互联网孕育新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的对象虽然是过去，但是历史学家却只能存在于当下。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展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质。他们与前代历史学家的差异，可能不止表现为“代际”，而且还表现在“类型”上。论者早已指出，“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或回忆，对于历史的书写或重构，进而史学的发展，与人类传播媒介技术及其工具的变革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外在浅层次上的史学表现形态领域，而且体现在内在深层次上的历史感知—体验模式和史学思维方式领域”。互联网技术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力量，当然会对历史学家的“感知—体验”模式产生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时间感是全新的。时间感是历史时间的一种反映，历史时间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代社会的历史时间是由现代性塑造的。“西方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与现代性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的结果之一”。历史时间随人类社会的“质变”而变化，以致“历史时间经过理性化、科学化、全球化的过程，逐步被规制成具有同质性、无限性、单一性、线性、中立性特征的时间体系”。这对历史学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特定历史时间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范式形成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完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会不会令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在本质上与目前命名为“现代”的社会截然不同的阶段？这一问题虽然尚难以回答，但是现实生活已向我们昭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各个学科已经感受到其基础理论正在被现实动摇的危险。一旦造成社会的质变，则历史时间也会发生根据互联网特质而生成的变化。

　　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时间可能是怎样的呢？网络社会研究的先驱卡斯特曾提出“无时间之时间”的概念，人们对之进行了各个角度的解读。有人认为，从行为痕迹永不消失、随时可以用数据流的方法复原过去的角度而言，互联网中的时间失去了原有意义，成为一种“永恒的时间”。有人认为，工业时代，基于工业化逻辑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时间序列，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时间序列被即时性的、无远弗届的、点对点的信息传播特点打破了，变成了“非序列化时间”。因此，“无时间之时间”实际上就是失去了工业时代的序列感、缺乏传统时间特征的时间。无论如何理解，“时间”本身发生了变化，历史时间也会获得新的内容。那么或许可以说，新一代历史学家正处于两种历史时间相交接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时间感是既现代（前互联网时代）又非现代（互联网时代）的。正如法国史家尚·勒狄克（Jean Leduc）所说的那样，时间是历史编纂学的因子，不同文化、不同叙事都运用自身的时态写史，历史书写本质上是在追摹时间所映照的文化变迁踪迹。拥有不同以往的“时态”的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也必将反映互联网文化在社会中留下的变迁踪迹。

　　其二，新一代历史学家成长于全新的空间感之中。正如时间一样，互联网时代的空间也是被互联网技术塑造的。空间的被压缩、空间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流可以实现即时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空间感。“电子技术的发明而导致的‘地球村’时代，其意义就在于我们人类又回到了即时性和同步性的共鸣多维世界”。卡斯特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当空间感发生巨变时，促成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也会相应改变，而历史学家必须准确把握这种变化。

　　在这样的社会中，发生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空间感知格局，还有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不仅在字面意义上已经为信息技术所转化，我们还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谈论世界观的信息化。无所不在的信息技术诱导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认为能够从信息的维度看待一切事物，并且最终把信息作为这个世界的建构基础来分析”。

　　一些大学历史教授已经感觉到：“历史教学所要面临的对象，已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一代人了。”尽管每一代学生与上一代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种代际的差异不仅在加速，而且差异的质变趋势愈来愈明显”。数字化的生活乃至生存方式，显然是造成代际差异的根本原因。端坐在传统课堂里的未来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感受可能已经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非数码化即非存在”。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人。他们与前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之间的差距，可能远远大于以印刷术为界限的前后人类，也远远大于以蒸汽机为界限的前后人类，而这样的人对历史的认知也必然不同。

　　《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曾在2011年第4期所组织的“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笔谈中写道：“互联网不仅改变着当代生活，也在记录和创造着历史；它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方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史学家。史学家不仅在文献和文物中研究历史，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悟历史，因为昨天的生活就是今天的历史。显然，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必然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这段话准确描述了历史学家随“网”而“变”的必然性。在陈春声看来，“新的学术世代……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新的历史学家，可能已正向我们走来。

　　余论

　　如今看来，互联网之于历史学，早已超出了工具的范畴。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社会信息化进程呈现的新现象，以及给史学方法论带来的种种改变，势必触发我们对史学理论中的某些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哲学范畴的命题重新做出思考”。互联网甚至可能会修正对“元史学”的定义。由此可见，新的互联网历史学正在未来向我们招手。

　　新的互联网历史学，可能会在两个趋向上获得发展。第一个趋向是整体史。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传统社会正在被拆开、重构，这一过程恰恰给历史学家提供了观察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全新视角；历史学家更有可能站在视角更为多元的史料和数据之上，利用各种数字工具分析史料和综合史料，考察历史全貌的兴趣更可能被激发，破碎的研究领域可能被重新连接，历史学也许能找回对智慧的追求。

　　第二个趋向是个体史。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会被记录下来，个体史将获得新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联系日益密切，使每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意义史无前例地重要。如果我们认可历史的合力理论，那么现在参与合力的力量极为多样。不同的意志在互相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都得到了记录。又由于个体与个体联系的多样和密切，使每个个体反映一般和总体的能力也在加强。可以预料的是，新文化史的方法在未来将被大量借用，历史学的叙事功能将进一步强化。

　　当然，伴随着这两大趋势，互联网历史学也会面临相应的问题。比如史学的信心问题。以前我们对史学的信心建立在可以通过现存的史料认识历史的确信之上，或者说建立在“盲人一起上，摸出真大象”的信仰之上。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史料的有限性，或建立在代表性基础上的有限性。现在，史料无限扩张之后，这种有限性被取消了。生活真的以它真实的面貌留存下来，放在了史学家面前。有限的史料消失了，全景式地记录历史、甚至原样再现过去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过去”（历史）那条真龙来到了史学家这个叶公面前，对此，史学家还有充足的讲述历史的信心吗？所以，信心重建很可能成为未来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切真历史无非当代史。正如何兆武所说，“历史研究的工作，最后就归结为历史学家根据数据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每一个个人、学派、时代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凭籍和思想方式来构思的，因而其所构造出来的画卷必然各不相同。他或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知识和思想能力之外和水平之上去理解历史”。从未来的视角看现在，互联网不仅已经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在逐步成为当代历史的底层架构。互联网所蕴含的巨大思想意义和新鲜的文化内涵，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空间、群体以及人本身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构成史家“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的核心内容，它们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史家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叙述。即便这些历史中并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却无法逃脱互联网对关于这些历史的叙述的形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影响不但将施之于当下以及今后，还将投射到过去，从而推动包括既有历史叙述在内的史学发生革命性、总体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真正的“互联网历史学”才得以形成，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钱穆曾言，对历史研究来说，过去、现在与未来密不可分：“故知就人事论之，大体上自有其起迄，自始至终，自有其必然之持续与可能之演变。惟其有必然之持续，故未来者等于已来。惟其有可能之演变，故已往者实尚未往。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未来者亦已来。”作为历史学者，应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这也是面对已来的未来，历史学者应该承担的任务。

　　（作者：尹媛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