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诞生百年的日子。

　　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筚路蓝缕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1949年以后，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引下，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也日渐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增强着国民的凝聚力，提升着国民的爱国热情。

　　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号召要致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考古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体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反映了全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在文物考古行业内引起了热烈反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专业自信。

　　然而，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在考古事业大繁荣，社会关注度不断升高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考古工作还存在不少隐忧和困难。在诸多困难中，田野考古一线从业人员的编制和行业后继力量不足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考古学的野外工作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学科。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工作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野外调查和发掘，科研要求越来越高，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要求也相应增加。可以预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考古学资料获取能力的科技化理念、手段的不断发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野外考古工作的工作量将成倍增加，对于田野一线的考古工作人员，必定将会有更大的需求。然而，当前国家级与省级文物考古事业单位一线田野考古工作人员不足，已成常态，这对考古事业的发展和正常运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以我国国家级考古科研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在1950年代末期，考古研究所的人员编制超过300人，到1980年代末仍有220人。但至2020年，该所编制仅为140人，实有人员133人。该所各考古队缺编严重，在30多个田野考古队或课题组中，大部分遗址的实际在编工作人员仅有1名，有的考古队仅有建制而无法补充人员。在一些重要遗址，人手短缺情况严重，如著名的二里头遗址仅有2名在编工作人员，殷墟遗址仅有4名在编工作人员。多学科合作是未来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方向，但作为全国学科门类最为齐全、分析检测与研究能力最为全面、组建时间最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目前15个研究方向共有15个实验室，全部在职研究人员却仅有18名。无论是国内的第一家碳十四年代实验室，还是代表考古新的研究领域的DNA实验室，都分别仅有在编研究人员1人。大量重要的科学样品的检测和分析工作因人力不足而迟滞。

　　在基层，考古人员编制不足的现象更为突出。陕西、河南两省，是我国文物资源最为丰富，考古工作压力最大，文物保护形势最为严峻，也最具代表性的地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现有编制131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17人，是目前省级考古研究机构编制数最多的两个省份，但日常繁重的工作，更多需要编制外的聘用制人员予以帮助。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聘任制人员150余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聘任制人员160余人，均多于编制内工作人员，即便如此，要维持正常的工作，仍捉襟见肘，左支右绌。

　　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情况一样不容乐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有编制61人，但因为工作压力巨大，聘用无岗硕士16名，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编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来实有编制仅40人，2018年改制后增编为80人，但仍有多名待岗硕士。经济大省江苏，省级文物考古事业的专业行政单位是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其编制仅有30人。同样是经济强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人数为50人。而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则都仅有21人的编制。这样的人员编制体量，与东南部沿海省份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完全不匹配。数量有限的考古工作者很难完成配合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文物勘探保护工作，更难胜任维护祖国海疆文物安全所需要的水下考古、文物保护的工作重担。

　　在中部省份，考古工作的压力同样不小。以三个著名的文物大省为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有编制42名，聘用待岗硕士30余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70名，聘用待岗硕士20余人；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有编制52人，2019年改制后增编也仅有88人。

　　编制问题，在新疆、内蒙古、青海、贵州、云南、西藏等等省区更为严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为50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49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43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40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25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制数28人。全国省级文物考古事业单位编制数最少的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数仅7人。

　　实际上，截至2019年底，全国省级文物事业单位共有编制1670名，加上国家级单位的编制人数，全国省级以上文物考古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有人数不足2100名。若以国土面积计算，每名考古人员需要承担4571.4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任务。新疆、内蒙、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六个省、自治区的235名省级考古工作人员，则需要承担全国56%的国土面积的考古工作。

　　而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各省级事业单位的现有人员编制中，还包括了其财务、行政、后勤和安保人员。若将这些人员的编制数目扣除，各级文物考古部门实际可参加野外工作的人员数量会更少。

　　同时，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国家对考古人员的行业从业资质有严格要求。包括国家、省、市各级考古事业单位及高等院校的退休和已故的专业人员在内，全国具有考古项目发掘负责资质的专业人员仅有2113人。实际上，全国目前具有发掘资质的在职人员不足1800人。更基层的市县一级文博机构大都没有能力承担主动性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任务，考古勘探与工作的主力，仍然主要依靠各省级考古事业单位。面对繁重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人力捉襟见肘，工作人员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从国家的整体发展趋势看，目前全国事业单位的整体形势是控制和压缩编制总量。具有考古勘探、发掘资质的省级部门和极少数地、市级科研业务单位的岗位编制数量普遍不足，在现有政策制度下，人员编制扩充难度极大。

　　更严峻的是，全国市、县级的基层文物保护力量更加薄弱，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多不健全。不少省份的市、县一级已经没有专门的文物局，大部分县级文物行政管理单位也没有专业人员。但我国文物遗迹的分布点多、线长、面广，野外安全保护任务艰巨，大部分古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和古遗址的日常保护任务，实际上是由市、县级的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和文保（管）所承担。同时，基层博物馆、文保（管）所可移动文物收藏、管理、维护等日常工作任务，也十分繁重。以现有市、县一级文保机构的人员编制和专业人员组成结构，极难应对当前文物保护日趋复杂的工作要求和新形势下文旅融合的发展需求，人员力量亟需加强，专业人员结构更需调整。

　　全国考古工作人力资源短缺和基层管理人员危机尚不止于此，更大的问题在于后备人才是否愿意并能否顺利进入各级文物考古事业单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设立考古、文博相关专业或拥有文物博物馆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高等院校共有99所。其中，能够培养考古本科专业的学校不足30所，每年可以培养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350名左右。其他无考古学专业本科招生资质，但可以培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生的学校，每年可培养文博专业本科生600余名。同时，全国每年可培养各类考古、博物馆方向学术型硕士与博士100余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型硕士近500人。因此，全国每年可以培养各种级别与文物考古事业相关的考古、文博类学生1500名左右。

　　假如每年这些毕业生能有半数，或者400人左右补充进入县级以上的文博单位，则基本能够保证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事业的正常开展，也能保证各单位人员的新老更替。甚至于，假如每年全国能有100—200名毕业生通过公务员招考形式，进入各级文物局、文化局从事文物行政管理工作，也将会对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但事与愿违，全国省级以上具有考古勘探、发掘资质的事业单位，每年能够在编制数内吸纳的考古方向应届毕业生总量不足80名。扩展到市县一级的文保机构和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各类博物馆，全国每年的考古与文博类毕业生能对口入职的，总量不足400名。大部分应届毕业生正在面临毕业时无相应的对口单位可以入职的尴尬局面。而应届毕业生一旦错过当年的毕业季，成为往届生，绝大多数对口单位就难以接受以正常方式招录入职，也就难以获得工作岗位（编制）。同时，全国每年文物管理行政单位的基层公务员招考指标也极少，很多市、县文化局、文旅局多年都没有文物管理岗位的指标。因此很难以招考公务员形式吸纳具有专业能力的毕业生充实基层管理力量。

　　以全国考古学专业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为例，1990—2000年间，该校毕业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200余名。这些毕业生无论是否升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至今仍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工作的不足20人，进入高校等单位的28人，其余另有60余名从事博物馆、出版和文物行业管理工作。尽管这一时期数据可能有特殊性，但能够彰显考古专业全方位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优秀学生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人才流失情况令人痛心。

　　近年来，各省的田野考古勘探、发掘，尤其是抢救性发掘工作量不断增大，但各单位扩编的现实需求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由于增加事业人员编制，即意味着增加全额财政支出。因此，省级单位面临着如何在全省范围内以调剂方式扩充编制数，国家级研究单位面临着是否可以扩增编制的难题。在编制无法扩充，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大部分省级文物考古一线单位，多数采用聘用待岗的形式，以“技师”“研究助理”等方式聘用硕士研究生作为聘用制员工，边工作边等待编制。但这种形式存在不可控的风险。被聘用为合同制的硕士研究生，即便收入待遇与编制内工作人员相同，往往存在很强的危机感，很难全身心投入工作。因此，当其他有编制或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出现时，这些合同制员工往往会产生动摇甚至离职他去。

　　编制数量低，也意味着作为科研人员的日常晋升通道较窄，职称、职级的调整，往往与其他行业相比更慢。同时，人手不足必然导致一线田野工作者无法轮替休整。长期的野外工作和疲于应对抢救性发掘，非但不利于学术的沉潜研究，造成的家庭、健康问题，也会加大青年学子在毕业后不能或不愿加入一线文物考古单位工作的顾虑。

　　同时，定额编制事业单位的薪资机制，也是造成毕业生逃离一线考古机构的原因。目前，绝大多数省市的考古工作单位都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而非科研机构，工作人员薪资只能参照同等公益事业单位发放，无法与从事同样工作的科研单位、高校科研工作人员相同。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相当于正处级。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该所月平均工资为8420.01元，减去扣除项，实发数更低。以该所1981年出生的某位博士研究生的工资为例，其职称为副研究馆员，每月核定工资为7844.08元，扣除险、金等后实际到手合计5219.31元，这样的薪资水平，与北京市同级别的科研单位、高校的同等资历科研人员薪资差别巨大。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级考古事业单位中较为普遍。

　　编制问题的另一个弊端反映在学历与编制挂钩。考古文博事业中，类似绘图、文物修复等工作，需要特殊技能，但相关业务方向却很难与现有专业学位培养机制匹配。在现实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很难去应聘绘图员、实验员、修复员岗位。而专科技校培养的绘图、修复、实验人员大多仅有高中或大专学历，无法达到行政事业单位聘用在编人员的最低门槛。政策上的“一刀切”，造成特殊需求人才逐年匮乏。自1990年以后，绝大多数省份已无法按统一规定招聘正式编制的绘图、修复人员，以至于部分省市考古工作出现了绘图员“一员难求”的窘境。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固然有毕业生因为考古行业的薪资待遇较低，在省会及以上城市家累较重而主动转行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因为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岗位编制不足，文物行政管理岗位稀缺，造成了专业后备人才的流失。

　　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后备力量长期难以补充，使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力量不足，也连带导致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刊布滞后，客观上使“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进展迟缓。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距总书记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要达到总书记的要求，文物考古行业的从业者必然会努力克服困难，砥砺奋进，但当前遇到的实际人员编制困难，也请各级领导、政府职能部门下决心协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