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政治和历史中，很少有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能与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相提并论。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其宗旨是为南非联邦（译注：现南非共和国的前身，存在于1910年至1961年）这个大英帝国的所谓“自治领”的非裔和混血国民争取权利。从1948年南非开始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起，非国大发展成为该国反对种族压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主要力量。

　　1960年，非国大被禁止。同年，南非组织了一场只有白人有投票权的选举，决定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这促使非国大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非国大大多数领导人也被迫流亡。几十年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非国大一直代表着南非争取自由与平等运动的先锋队，并且在全世界都唤起了强有力的声援运动。1994年，非国大赢得了南非第一次自由的选举，从那以后一直统治着南非共和国。

　　在南非以外，非国大青年团（ANC Youth League）鲜为人知，但它对非国大的成功及其历史遗产却至关重要。非国大青年团是年轻的解放战士们在1944年成立的，几十年来一直是行动派干部的后备军和非国大内部的重要推动力，培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人，例如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第一任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近年来，非国大青年团一直是众多争议的主题，并且经常与非国大领导人陷入公开冲突。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emburg-Stiftung）约翰内斯堡办事处政治事务程序经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的兴衰》一书作者瑞本·陶（Rebone Tau。以下简称RT）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柏林总部编辑洛伦·包霍恩（Loren Balhorn。以下简称LB）谈论了她的新书，非国大青年团的历史，以及她认为非国大青年团在南非的未来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LB：您与非国大青年团的关系如何？您为什么决定为它写一本书呢？

　　RT：当年召开的非国大会议最终导致青年团在2013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解散。我有幸被任命为非国大领导层于2013年4月成立的全国工作组成员。但是我们这个工作组在会议的前夕就被解散了，这次会议后来被他们称为“协商会议”，而不再是选举会议。之后我再次成为一名普通团员。

　　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了另一个工作组，其中包括非国大青年团前主席、国家前财政部长马鲁西·吉加巴（Malusi Gigaba）和非国大青年团前主席、现任交通部长菲基尔·姆巴拉拉（Fikile Mbalula）。这个工作组推动青年团于2015年9月召开了会议。但是仅两周后，“学费必须降低”（＃FeesMustFall）运动就爆发了。

　　LB：该运动在您的书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似乎显著影响了您的思考。关于这一运动，您能多说一点吗？

　　RT：“学费必须降低”运动的参加者包括来自不同青年政治组织的大学生。南非的青年政治组织包括：所谓的南非学生大会（South African Students Congress ，SASCO），该大会与非国大保持一致，但更具多样性；在某些校园有非国大青年团，还有由非国大青年团前领导人朱利叶斯·马莱马（Julius Malema）领导的经济自由战士学生军团（Student Commands of the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以及泛非主义者大会（Pan-Africanist Congress）的青年。

　　该运动包括许多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可能并不算贫穷，但同时也没有资格获得国家学生资助计划（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Aid Scheme，NSFAS）的助学金。他们之所以认为“学费必须降低”，是因为如果你考察南非经济，会发现它仍然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解放。上学成为一种负担：许多人负担不起费用，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助学金（贷款）。另外，由于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许多前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使负担更加沉重。

　　我以青年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场运动。我们声援学生，但青年团并没有为这场运动提供指导。我们的总统声称他生病住院了。这使我感到担心。青年团一直致力于免费教育——为什么（青年团在这场运动中）不发声呢？它已经死了吗？这就是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回顾一下青年团的不同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

　　LB：您在这本书的开头写道，您“不知道非国大之外的生活”。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陈述。您能否进一步谈谈非国大和青年团在南非生活中的作用？

　　RT：我来自一个深受非国大影响的流亡家庭。我的母亲曾为该组织做过地下工作——所以我从小就与这个组织在一起。我认同非国大这个组织，是因为它的政策是亲工人阶级和亲穷人的。自南非建国以来，非国大一直是南非人民的希望灯塔。它成立于1912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解放运动，尽管面对着挑战，但它仍然是一个与旧体制作斗争的组织，因而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大多数南非人的爱戴。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得到压倒性支持。今天仍然如此，尽管现在它得到的支持正在下降。

　　LB：您从“1944年一代”开始，对非国大青年团不同时代的历史进行梳理，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您能否说一下这些不同时代的人是谁，他们受什么政治因素影响？

　　RT：大部分“1944年一代”是东开普省福特哈尔大学（University of Fort Hare）的学生，例如在狱中被关押27年的已故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西苏鲁与曼德拉或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在罗本岛共度了一段岁月。西苏鲁是非国大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年纪轻轻就担任了非国大总书记。这一代人认为，非国大需要改变作风，因为它被视为一个精英组织，而不是人民群众的组织。因此，青年团在1949年通过了一项行动纲领，并在1952年发起了第一次反抗运动。

　　这一代人改变了非国大的政治。在1944年之前，非国大的工作更多是给远在伦敦的女王写信，给种族隔离政府写信，开始请愿活动等。年轻人说“这没什么用”，并开始着眼于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LB：当时是什么样的人在领导非国大？他们是来自黑人精英吗？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这样的黑人精英存在吗？

　　RT：青年团的创始成员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领导非国大的人都受过教育，有的人甚至是酋长。不久之后，他们流亡至伦敦，在那里他们开始认识到，只允许非洲黑人成为非国大成员这项规定成了问题——因为在南非，也有其他的族群想要支持这一斗争，同时这些族群也为动员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前主席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和埃索普·帕哈德（Essop Pahad）会见了非国大时任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告诉他非国大开始需要向其他族群开放成员资格。坦博表示同意，但直到1969年在坦桑尼亚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国大协商会议上，该决定才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段历程显示了青年团历史上对非国大的影响。

　　LB：您提到，青年团在东德和苏联都有分支机构。

　　RT：是的，当时有非国大成员在德国学习。这本书中就有一个名叫Voyu Skweyiya的人是在德国长大，他加入了非国大的儿童组织Masupatsela。总体而言，在国外学习的积极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受过教育，而且已经开眼看世界。

　　LB：你可以再多谈谈非国大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吗？

　　RT：事实上，在书中我讨论了青年团一开始是如何反共的，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企图改变非国大的意识形态，使其变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不过，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有关系。有些著名的人物，比如莫塞斯·科台尼（Moses Kotane），在流亡时期既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还担任着非国大的财务总长。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他于1993年被暗杀，曾经是非国大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军事指挥官，后来也担任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虽然双方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后，但是他们仍然维持着同盟关系。

　　很多非国大成员也去苏联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系一直都在。但是非国大一直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牢固的关系。

　　LB：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书中积极地谈论了古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非国大的成员来说仍然是一个参照点吗？

　　RT：我指的是他们的纪律，我认为这是青年团作为一个组织所欠缺的。在我是青年团成员的时期，曾经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我真的很欣赏我在该党所看到的纪律性。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考虑到当前非国大正面临着腐败的指控。

　　LB：我们来谈谈1994年掌权以来的非国大。你写道，青年团的“1944年一代”的梦想在1994年实现了。但似乎也是从那时起，问题才真正地浮现。

　　RT：1994年之后，非国大开始开放其成员资格。现在人人都可以入党而不会因此被逮捕——但是在种族隔离政权时期，在非国大刚刚有支持者之时，只有少部分人被吸收入党。1994年以后，希望还是存在的：青年团的激进分子仍然非常重要，而且皮特·莫卡巴（Peter Mokaba）继续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21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改变。商人们更加深入地参加到非国大组织中，人们发现，领导层中有些人的生活方式极度奢侈。那段时间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的副手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面临着围绕军售的腐败指控。在2007年非国大代表大会上，事情变得严重。而在之后2008年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派系斗争开始真正笼罩整个组织。在那次大会的选举结果宣布之后，一些代表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说这些数字加起来不对。但是最终大会休会了，非国大领导层表示大家必须接受选举结果。

　　当朱利叶斯·马莱马（Julius Malema）和雅各布·祖玛闹翻，许多同志被清洗之后，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林波波省（Limpopo Province）的一个会议，以及对待不同意领导层的同志们的方式。

　　同时，就为非国大赢得青年人投票而言，马莱马领导下的青年团在大众中仍然是有存在感的，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教育。而如果没有政治教育，成员就不能理解我们的指令，也不知道从我们身上期待些什么。我们需要像同志一样合作，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利益。

　　LB：你在对青年团衰落的叙述里非常关注个人性格和特定派系的出现，但是，你认为有什么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RT：2010年非国大准备召开全国总理事会。全国总理事会在非国大会议后每两年半举办一次，负责检查政府实施了哪些政策，没有实施哪些政策。同年，青年团有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国总理事会，从那以后就没有青年团的全国总理事会了。在非国大全国总理事会上，青年团全国总理事会想要推动国有化议题。你可以看到，在2011年非国大青年团会议上，通过的很多决议与尚未实施的1949年行动纲领非常相似。例如，经济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们仍然需要彻底改变南非。

　　似乎许多问题都与从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所遇到的困难有关。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夺取政权之后，都受到这类问题的影响。

　　1994年以后非国大犯了一个错误，它不再是一个解放运动，而是成为了一个政党，党要谈论数字、预算，而解放运动要求的是解放人民，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仍然需要解放南非的人民，即便我们是执政党。

　　LB：你所说的“解放”是指什么？

　　RT：经济赋权——这是南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由谁控制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条件仍然非常艰难。这就是“学费必须降低”运动之所以这么激烈的原因。实现民主26年后，我们如今有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但这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

　　我们还有种族问题需要应对：还有很多人说“我受过教育，我能胜任工作，但是我的工资很低。我的白人同事的资历不如我，但他们得到更多的报酬。”

　　LB：从公允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说非国大青年团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

　　RT：这些年来青年团变得太过自我中心。很多成员只想着在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或者成为国会议员。但在捍卫年轻人的利益，并把他们团结在非国大的旗帜下这方面，我们失败了。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捍卫他们的利益和认真对待他们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朱利叶斯·马莱马的新政党——经济自由斗士（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在组织年轻人方面一直非常成功。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提起非国大时会说，是的，我们感谢他们解放了我们，但是他们如今不再谈论我们和我们面临的挑战。在南非，没有一个政党能了解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和国内的各个阶级。

　　LB：如你所说，南非仍然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年轻人失业率高，而且贫穷。南非仍然需要民族解放运动和青年运动。你认为非国大能够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吗？

　　RT：除了非国大之外，还没有任何政党能扮演这一角色，但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是如此之深，事实上党已经为其所害。非国大谈论问题，但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我们必须要看到党员行为的改变，以及终结党内的任人唯亲——这是贫穷的结果。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采用更好的政治教育，让人们能够理解非国大的历史及其使命，而不只是将党看作是谋求职位的途径。这就是我写就此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