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虽然以武功建国，赖于诸多将帅们的能征惯战才取得天下，但军将集团们在朝廷中的话语权在建国后越来越低，尤其是明军的军事指挥权，逐渐由武将转移到文臣身上。并且这种转变是非常迅速的——洪武、惠帝的时代结束以后，在明朝能够单独统帅一个方面军团的大将几乎都是由文官担任的。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皇帝想防备军将、遏制武人的权势，就必须将军队与统兵将领分开，取而代之以与军队没有利益相关的文臣，而且这些文臣一般都是专事委任，其立场必然与中央皇权保持一致，从而达到了保持军队忠诚度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以文臣统帅军队也是明朝的必然选择。

　　上图_身穿常服的明朝官员

　　所谓必然选择，包含了军事指挥与后勤两个部分：

　　首先，明代的武将文化素质能力是非常低。

　　类似戚继光这样的文武全才在大明军届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将官目不识丁，浑然草莽，这与明代将领世袭、对繁浩的文字学习没有动力有着极大的关联。但这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军政的执行与军令的传达无法完成——这些与中央的关联都是需要文字工作来完成的。

　　尽管明代中央政府的军令往往是一式两份——那种骈句文言是传递给朝堂士大夫的、而简单白话的军令则是传达给军队将领的，但文化素质太低的将领依然不能很好贯彻落实中央的主张。因此，在“不想让武将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上升”与“希望军队的军政军令能够畅通执行”中间做一个权衡，就成了让当朝的文官出任方面军统帅。

　　上图_明代官制简表

　　其次，明代军队的后勤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由中央委派、由各个地方——准确说是县，来共同完成。

　　所以文官统帅们的头衔前面都有“xx地方经略、巡抚、总督”等，原因就是这位文官需要在得到中央授权以后，在自己的辖区内调动各个地方的钱粮人力，而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重的文字工作，并且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人事问题。因此，在没有总参谋部统领后勤的时代，明军的将帅主官由文官担任就成了必然。

　　上图_戚继光（1528年－1588年）

　　但这涌现了另一个问题，一支军队如果由文臣担任主帅，那么其军事指挥能力应该如何保证？

　　明朝一直存在着军事贵族集团，他们世袭武将职务、高等爵位，但他们的作用是维护朝廷对中下层军队的控制，而不是用来对付真正意义上的大战争，例如名将戚继光，就是世袭的正四品指挥佥事，但他的才干并不是他这个阶层的人所能共有的。所以等到战争来临，军事指挥的任务又落到了国家的正常人才群体——科举士子身上。

　　明代没有军事人才培养机构，因此对于社会上军事人才的发掘，靠的是引导。

　　与当今社会一些文科类考试类似，考试的内容会有一个大的主题，如果能提前猜测到这个主题，那么复习就会事半功倍。这个主题往往与当时的社会热点所联系，因此，社会的需求造就了考试的主题。明代的人才选拔也一样，每当国家受到军事力量威胁，考试的内容便往往与军事有关。

　　上图_明代科举考试

　　这里可以做一个粗略的统计：明代边防问题可以说是“头重脚轻”——即英宗代宗时代与万历崇祯时代是军事问题最突出的时候，军事建设往往成为了国家大政的重头，而其他时代则缓和得多。比如，经历土木堡之变后，明代宗景泰皇帝在景泰二年与景泰五年的殿试均提到了边防与军队的问题（因为殿试三年一次，所以景泰朝的殿试全部都提到了军事建设）。

　　之后的时代，因为明代边军的调整以及蒙古部落的分裂，军事问题又得到了缓和，所以成化、弘治、正德时代均只有一次殿试问及军事。

　　而到了崇祯皇帝的时代，六次殿试全部都以军事问题为主，并且崇祯皇帝亲自与考生对谈，讨论救国方略。这种政治氛围经过传导，到了地方上也会增加军事的考核。例如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张煌言，他在县试中就被考核了骑射，并且成绩优异，最终步入仕途报效国家，直至殉国。

　　上图_张煌言（1620年—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

　　那么这种以引导为主的方式，在明代军事建设中有没有发挥出成效呢？

　　大体上算有成效，尤其是在国家危难、社会动荡时期，不知兵而出任将帅，后果是非常高的。在这种双向选择的情况下，选拔的人才基本上堪当其任。

　　比如成化朝状元吴宽就在殿试中向成化皇帝对着辄需变革的边境防御体系指出“戍其地则用其民”，即动用边兵来守卫边疆，因为边兵“安于水土、习于金革”，能够省去国家调用内地人力物力的消耗。他还强调国家应当重视侦查斥候以及边防烽燧的作用，让边防体系能够灵活起来。

　　上图_登州设防海港（现为蓬莱），1560年

　　嘉靖年间，因为海上走私贸易被朝廷严厉遏制，海防危机爆发。当时的海上威胁遍布江浙闽，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漕运安全与社会稳定，因此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们在殿试中就指出：是选拔将帅人才没有得当，到任的官员没能够尽心尽力——总之朝廷没用心。针对此，后来叱咤明朝政坛的王锡爵以及后张居正时代维持明朝运转的首辅申时行提出了将帅的委任要“专权”，不能有宦官的掣肘。而他们的主张在后来也得到了嘉靖皇帝的采纳。

　　到了明末，在空前的制度危机与国防危机之下，崇祯朝状元刘同升向崇祯皇帝指明：因为社会土地的过度集中以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此时的明朝已经无法实现屯田养兵了；并且因为中原的大规模战乱，通过商人运送粮食来换取盐引的条件也以及不存在了，国家之疾已经不能缓治，需要下猛药了。

　　上图_王守仁（1472年—1529年），别号阳明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这些书生从来没有参与过军事制度的制定以及军营生活，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时代所抱有的军事问题是能够洞悉的。

　　而在外指挥的文臣，除了明朝中期打赢了播州之役的李化龙、平定广西叛乱的心学大师王守仁，在明朝末年更是涌现了一批名将。例如缔造辽东防线、让明朝的东北边防稳固多年的孙承宗以及被孙承宗所提拔的袁崇焕，力挽狂澜、力挫后金的袁可立，还有在中原斩获甚多、却最终晚节不保的洪承畴。

　　这些人虽然最终没能够挽回明朝灭亡的颓势，但是他们的表现与作为，却能够证明他们是具备方面统帅的能力的。

　　上图_洪承畴（1593.10.16—1665.04.03），字彦演

　　明朝军事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军事制度的落后，而非军事人才的不足。

　　明朝的军事制度，在北伐大战争结束以后，就逐渐趋于内敛、趋于稳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不高的军官把持军队、没有军队支持的文官们控制军队的后勤、管理，这样使得军队完全臣服于皇帝、服务于皇帝。但是这样的军事制度是无法面对势均力敌的对手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军队也无法革新、进入近代化。

　　明朝军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群懂得战略的指挥官、更需要一批能够促进军队进步的战术指挥官——而这种人才的需求，是要求国家能够正规化、批量培养的，这种时代的来临，就要等到中国步入近代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