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无事，看《围城》消遣。看书是眼的事，手也不能叫闲着，带便做些札记，不觉已是厚厚一本，多是赏析，不吝辞费。总是品德有亏，心术不正，赏析之余，也偶有腹非之念，竟也记了下来。
钱先生此书，初版于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社印行。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大量发行。重印之前，钱先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围城·重印前记》）。以常理推之，自己的小说三十年后重见天日，其欣喜自不待言。钱先生也曾对人言，饱经风霜，处变不惊，“誉不喜而悔不怒”做不到，至少可以做到“誉不狂喜而毁不暴怒”。看书的过程中，我觉得老先生的喜，较他的自许还是多了些，其表现为喜不自胜，心有旁骛，好些地方走了神，从了俗，明说了便是：好些不该改的字句给改了。古人有言，闻过则喜，钱先生在修订中的这些失误，是不是可以颠倒过来，称作“闻喜则过”？
我看的是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围城〉汇校本》，等于看了1947年晨光出版社的本子，以下称“初版本”；下文中的例句，均见于此书。对照着看的是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版，以下称“重印本”；偶尔也会提到此后的版本，称“修订本”。
重印本中，“民国二十六年”后加“［一九三七年］”。写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春夏秋冬，往往含糊不清，写上年月日，什么都有了。而写个年月日，是最无文学意味的。钱先生的这个办法，可说是将年月日揉和在情景描述中。无意中说了个“一天”，趁便说是七月；因为热，便有了“兵戈之象”；何以如此？因为这是民国二十六年。这样一来，说出年份，不是累赘，而是必须。重印本加上“［一九三七年］”，想来是进入新社会几十年，怕年轻人不知“今夕是何年”，还是怕外国人不知“东方之既白”？虑事是周到了，行文上则是多了一个“趔趄”，以为看的不是小说而是学术论著，遇上个“随文注”。写民国的事，用了民国的纪年，恰是一种熟稔，一种亲切。此处标注，大可不必。
重印本删去“心里好舒服些”。若以充分表达论，不删为宜；若以文气贯通，删了为宜。可见钱先生在这上头，还是以文气贯通为先的。当然，若接下来的说辞太俏皮，也就不管是害气还是害意，只管逞才使性了。《围城》的佳妙，在写世态不忘描摹人心，见世态更见人心。这么一个写人心的句子，怎么就删了呢？莫非是对洋人可刻薄，对同胞该厚道些？
重印本中，“又”字改为“她”。这是钱先生从了俗。小说叙事中若下一句顺势即知主语为谁，多以略去为佳。尽量少出现名字，和代名之词的他、她等。以此理而论，初版本上面见了鲍小姐的名字，此处用“又”是对的。改开之后重印本或许是考虑到新社会的阅读习惯，做了好些这类顺应时俗的修改，实属“闻喜则过”之举。
“居然”一词，重印本改为“侥幸”。“居然”有“庆幸”的意思。此前已战云密布，天天都有开战的迹象，到了八月九日，竟未开战，用“居然”甚合书中人物的心态。作者如此落墨本无不妥。重印此书，顺手修改，潜意识里有顺应时势，以免授人以柄的心理作祟，将“居然”改为“侥幸”，语义是平和了，那种钱式的反讽也就没了。
“这个女人”，重印本改为“这位太太”。这个女人是点金银行周经理的太太，也是方鸿渐去世的未婚妻的母亲，刁钻刻薄，方对她很是不屑。这句话，是方的心声，说“这个女人”，附合方的心态；改为“这位太太”，没有道理。
“刀尺”一词，重印本改为“妆饰”。我猜想，当年江浙或者上海，有“刀尺”的说法。动了刀尺，剪裁修饰的意思。现在用了“妆饰”，口头语改成了书面语，论形象反不如“刀尺”显豁。像这类将俚语改为通用语，不能不说是小说成色的减弱。
重印本里，“四方尽知”，改为“一方尽知”。《围城》里的文字，多有妙趣，做法常是：先挖坑，再招手让读者过来，一脚踩空，掉进坑里，不怨作家，自个先笑了。至于能不能笑，端看作家挖坑的本领。像这句话里，预设的机关，一是“庸医杀人”，一是“四方尽知”，还有一个“三世行医”。这里有个简单的算术题。一是三世能杀多少，一是他这一辈还行医，还能分下多少。钱先生将“四方尽知”，改为“一方尽知”，即到他这一辈还有一方人可医，则祖父和父亲两辈人已“杀”了三方人。这样一来，跟后面的“还剩下三方”就对不上了。我认为这节文字要改，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若改“四方”为“一方”，就得兼顾后面，“还剩下三方”也要改；一是这些涉及数字的地方不改而改别处的文字，这样，这句就成了：“终算那一方人抵抗力不强，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剩了三方。”不管怎么说，眼下的文字，在算术上是不通的。
“长脸”，重印本加一圆字，成“长圆脸”。这个地方，按说不必讲究，长脸不会像个驴脸，圆脸也不会是用圆规画下的。再就是，无论旧小说新小说，描摹女子脸型，绝少用“长圆脸”。长而圆，下巴较额头窄，那就是瓜子脸，再长就是锥子脸；下巴的宽窄略等于额头，那就是冬瓜脸了。若一开始就写了个长圆脸，可说笔下有误，虑事不周。此处却不是，是已写了长脸，初版本未改，几十年之后出重印本才改，只能说有意为之。究其心思，只会有两种情形，一是与别的人物区别开来，一是适应书中的描写，比如下面说了“两眼分得太开”，若长脸则所分尺度有限，圆些才会分的更开。与别的人物区别开来，又分两种情形，一是书中人物，一是真实人物。这里是在书中，且详加探讨。书中着力描写的女性，只有两位，一是苏文纨，一是唐晓芙。写唐晓芙在第二章，出场就写到了，说“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对苏文纨没有这样写到脸上，但我们从一些描写的句子上，得到的观感是，整体修长而单薄，同比例分配，脸型也该是瘦长而清秀。这一层，从第八章在香港赵家再度出现的样子，也可得到反证：“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现在胖得多，过去必是瘦得很。重印本修订时，将长脸改为长圆脸，显然是往唐晓芙这边靠了靠。好多探讨文章都说，唐晓芙是书中唯一未有微词心存爱意的女性，还有人认领，说是像了她云云。再说可能虑及的真实人物，一是疑似与钱有恋情的赵萝蕤，一是定格为钱夫人的杨绛。这上头，易遭物议，不说也罢。总之，无论何种情形，都是个不必，只能说作者用心绵密而不可名状。
重印本，“志士”改为“侠客”。有个情况读钱少的人或许不知，《围城》刊载及出初版本，曾受到进步文化人士的激烈批判。解放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钱先生不愿重印此书，说写得不好，只能是托辞；当年批判此书的人大都健在，不愿再度授人以柄，也该是难以解开的心结。不得不允诺重印且修订之际，他自然明白该改些什么词语，什么句子。“志士”会让人想到“革命志士”，而“侠客”，通常谓之一介武夫。略一思忖，笔头便偏向了保险的一边，嘴再尖的男人也无从置喙，舌再长的妇人也难以诟病。只是如此良苦的用心，是艺术的忠诚，还是世俗的权衡，尚难遽下断语。再，志士免了嘲讽，而侠客又何辜无端受此奚落？又再，即视侠客为一介武夫，下文的“胸襟”岂不失了着落？至少也是不太匹配。
重印本中，“有人做成这摊子生意”，改为“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先不说改后的句子，说改之前的。这是个口语句子，简练，一个“的”字都没有，一看全明白。“做成这摊子生意”，不管是看字还是听音，都明白是在这个摊子上买下了白薯，不会理解为掏钱把这个摊子买下了。改后的句子，加了三个字，分别是“正”“个”“的”。一个一个地说。“正在作成”，时间明确了，表示交易正在进行中，可后面的“脸对着墙在吃”，岂不到了另一个时间点，怎么可能同时看到买又看到吃且立马判定其人为李梅亭？加一“个”字，成了“这个摊子”，莫非此处还有另一个烤白薯摊子？第三，加了个“的”字，成了“这个摊子的生意”，莫非不明确标示生意与摊子之间的从属关系，李梅亭能把摊子买下吃了？几十年正确语法的熏染，积久成习，生是把一个活泼的口语句子，改成了了无生气的报章句子。
这一节文字，是从《〈围城〉汇校本》上抄下的，等于是初刊本的原文。有缩略，全抄太长。《汇校本》下注：“定本补加底注：《这不过是春天》，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汇校本》说的定本，指的是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之1985年8月第4次印刷本。估计《汇校本》的编者在1991年找重印本的第一版（实为1980年11月印行）已是不易，便用了1985年的这个本子做了定本。不能说多错，只是这样一来，有的细节就被忽略了。我此文对版本的命名稍有不同，1980年11月的本子叫重印本，此后的增订，直到钱先生重病住院前的本子，都叫修订本。即如这里加的这个底注，若信了《汇校本》的分类，会以为1980年重印本上就加了这个底注，这就少了对钱先生加此注的心理的探究。
这里关系着三个人，一是钱先生本人，一是曹禺，一是李健吾。曹、李二人能入钱书，可见关系不浅。也确实不浅。三人都毕业于清华外文系，钱与曹是同班同学，李与钱、曹是前后同学。李1930年毕业，留校当了系主任王文显的助教，忙着回乡安葬父亲，1931年夏即赴法留学，没怎么在学校停留。从个人关系上说，钱跟李，后来是朋友，来往较密切；钱写《围城》时李也在上海，常走动。钱跟曹，仅是同学而已，似无甚交往。《围城》对世相人物的嘲讽，可说是无所顾忌，只要出彩兼出气，逮住谁是谁。那么这里的嘲讽，是曹呢？还是李？
往前回溯一下，看得更清些。这儿已是第七章，前面第一章有一处说：“葡萄牙人的血，这句话等于日本人自说有本位文化，或自行改编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的改本，有著作权，不许翻译。”这话粗看是嘲讽李健吾的。钱蛰伏上海里弄，写他的《围城》时，李健吾正在沦陷了的法租界，本着不演创作剧本的精神，写了并演出了据外国古典名剧改编的两个话剧，一个叫《王德明》，一个叫《阿史那》。若出版单行本，后面也会写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客套话。这儿的这句话，该是嘲讽李健吾了？否。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一看就知道是嘲讽曹禺的。论证太占篇幅，不赘。这儿既是嘲讽曹禺的，第七章的那一段话，嘲讽曹禺的意思就更为明确了。
1980年的重印本上，没有这个底注，何以到了1985年出修订本时就加上了？加此底注，明确标示赵辛楣的瞎猜确有所据，这样嘲讽曹禺的意向就不再含混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李健吾是《文艺复兴》双主编之一，《围城》就是经他手刊发的，不会不知道其中隐语的所指。再就是1980年重印本出来，李健吾写了《重读〈围城〉》，坦陈他又看了一遍。两人是好朋友，平日有交往，无所不谈。“你嘲讽曹禺，不该拉了我来垫背。”这样意思的话，想来李是会说的，若李一直活着，也就当笑话听了。不幸的是，1982年11月下旬，李健吾去世了。这样待到1985年出这一版修订本时，钱便不能不有所思考了。思来想去，便加了这么个底注，算是对老朋友尚未走远的灵魂的一个交代。
我所以将这个修订列在这里，作为“闻喜则过”之一例，并不是说钱先生不该表达对老朋友的歉意，而是说他的这一做法不妥。对文中某一引语（假定小说中人物说的话算引语）作解释，顺手写上一句就行了，揉在文中，了无痕迹。现在这一办法，是写论文的办法，意思是说清了，从行文上说，似不合小说语言的规范。若这是钱先生过世后他人所加，另当别论，可惜不是，那几年钱先生活得好好的。
重印本中，“养了孩子”，改为“生了孩子”。我以为还是“养了孩子”好，次之，“养了小孩子”也行，独独这个“生了小孩子”没有道理。“养了孩子”是口语，重在完整的表达，连生带养都有了，再怎么也不会有歧义，让人认为是领养了别人的孩子。明确了一个“生”，成活与否，尚在两可；若生而不活，“罪及妻孥”的“孥”字便没有了着落。写小说，笔锋犀利之人，多是前后照应，自然成文，过后修订，多半会顾前不顾后，让文气打了“格登”。
重印本中，“检出来”改为“拣出来”。实则不必改。检，翻检的意思，正是找书信的常规动作。“拣”是拣拾，是一下子拿起，纵有“挑拣”的意思，其对象也不会是书信。这种地方，写下什么，就是什么，细一思忖，常会觉得不妥，要改了。三联书店的《钱锺书集》，有一册为《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正文前有一帧钱的手迹，题为“石语”，正文仅一句话：“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圆女又订成此小册子。”绛即其夫人杨绛，之后的动作用语，不就是个“检”字吗？
“笔透纸背似的”，重印本改为“力透纸背”。这样全句就成了“把铅笔头在嘴里吮了一吮，力透纸背，写了”云云。小说语言，有个“潜规则”不言自明，就是尽量避免用熟语成语，有了这样的意思，应当来个陌生化处理。鲁迅小说《祝福》里，“我”听祥林嫂说了什么，“背上就像着了芒刺一般”，一看就是成语“芒刺在背”的稀释。此处说小孩子写字，用的又是半寸的铅笔头，说“笔透纸背似的”，恰似完美的表述。“力透纸背”乃成语，这么说了，像个小书法家似的，反而偏了本意。这种将成语稀释的做法，钱先生也不是不会用，且每每创新。比如上面提到的钱先生的名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有言：“有时我偏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这里，不就是把“对牛弹琴”活用了么？
重印本里“我们是不配的”，改为“我们是配不上你的”。此一刻，孙柔嘉是夫妻吵架说气话，拿赵辛楣挖苦方鸿渐。既说了“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接下来的“我们是不配的”，定规是说她配不上方鸿渐。这里的“我们”，是汉语语法的一个特例，复数词语用作单数自指，多用于弱势的一方，增加委屈的情感。比如京剧《梅龙镇》里，正德皇帝调戏了民女李凤姐，李唱道：“军爷说话理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钱先生年轻时是顺势写下，自然无误，到了这把年纪修订，觉得明明一个女人，怎么能自称“我们”，没有多想，便改“配不上”为“配不上你”，让这个“我们”在对应上缩为一人。考虑是周全了，女主人委屈的情感就减弱了，不能说不是百虑之一失。
重印本中，“像灭了灯的夜”，改为“像灭尽灯火的夜”。此一改动，全无必要。这里说的是方鸿渐在妻子走后，发泄一通，精疲力尽，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朦胧中，其感觉的程序先是昏天黑地合拢，继而裹紧，终于坠入黑沉沉的睡眠之中。此刻的感觉，“灭了灯”是一种泛指，如同我们平常说的“黑灯瞎火”。你不能细究，说这儿灭了灯，天黑着，别处的灯不灭，会有光线照过来。为了周全，叫天全黑，就得“灭尽灯火”。这上头，只能说老先生多虑了。
我的读《围城》札记，共一百多则，多是赏析，腹非之处，当然不止这十六则。还有的较为复杂，一写就长，只有舍弃。我不敢说我的感觉全是对的，极有可能是佛头著粪，亵渎前贤。知我罪我，任人臧否，不敢自专。不管批评者说什么，我都是打心里喜欢，毕竟是你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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