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为什么判断错误？

（2022年6月12日）

　　美国又一次掉进了停滞膨胀的经济陷阱，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长率为负的1.5%，1月份的CPI却创下了40年来的最大增幅。而40年前的1982年美国才刚刚开始从上世纪70年代陷入的停滞膨胀困境中走出来。

　　任何陷入通货膨胀的国家都脱不了政府政策的责任。曾经担任过美联储主席的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就承认，她去年公开发表过“通胀上行不会造成持续性问题”的看法，而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去年美国就频繁出现供应链断裂的现象，而耶伦当时认为这只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暂时现象，很快就会消失。在此基础上，她做出了通胀上升不会造成持续性问题的错误判断。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耶伦去年的判断是错误的。可是问题在于耶伦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错误判断。

　　耶伦是曾经长期在大学任教的职业经济学家，其丈夫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克劳夫，阿克劳夫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耶伦这样一个有充分理论素养的人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当然会使人联想到她信奉的经济学说本身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至少可以找到三个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耶伦对美国宏观经济走向的预判出现了重大错误：第一个原因是她低估了新冠疫情冲击宏观总供给的长期性和严重性；第二个原因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根深蒂固地轻视通货膨胀危险；第三个原因则是她梦想复制靠国外经济因素造成的“格林斯潘奇迹”。

　　新冠疫情在美国大爆发以后一年多，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供应链断裂问题。在一个政府几乎不对物价作任何管制的国家中，这样的产品供不应求几乎总是会很快导致普遍的物价上涨。当时耶伦强调供应链断裂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暂时性冲击，其潜在的意思是认为新冠疫情本身会很快结束，它对供应链的冲击不会长久。这本身就是低估了新冠疫情冲击宏观总供给的长期性和严重性。在那之后的一年中，美国的新冠疫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一度加重，这通过病害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和正在工作的劳动者，直接减少了产品供给，最终加剧了通货膨胀。这应当是耶伦当时没有料到的。

　　那时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谈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那时强调的是疫情影响经济的复杂性，指出疫情既会减少总供给也会减少总需求，而且它会通过减少劳动者收入而减少以后时期的总需求。但是我当时也低估了新冠疫情的长期性和严重性，因此没有足够地考虑疫情减少劳动供给的程度，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疫情造成的失业对人民的收入从而以后的总需求的影响上，据此着重主张直接增加政府给人民的转移支付来抵消疫情对宏观总需求的不利冲击。

　　幸而我对疫情长期性和严重性的低估没有使我提出更多有害的错误政策主张。美国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显然过高估计了新冠疫情对美国宏观总需求的冲击，竟然以强有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后果，还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以投资于基础设施。以财政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在长期中对美国经济益处极大，但是在新冠疫情肆虐时作这件事，却干的不是时候。这是在不适当的时机作一件应当以后作的事，它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耶伦本人肯定对这样同时实行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负有责任，而他们这样作的首要原因，应当是他们没有想到新冠疫情会这样长期而严重，特别是没有想到新冠疫情通过减少劳动力而损害宏观总供给的冲击会这样长期而严重。尤其是基于这样的错误预估而实行的强劲扩张性货币政策，直接引发了目前美国出现的高通货膨胀。

　　不过，耶伦去年严重低估美国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并不仅仅是由于她低估了这次的新冠疫情冲击宏观总供给的长期性和严重性。耶伦低估通货膨胀的风险，更是基于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根深蒂固的认识缺陷。耶伦的丈夫阿克劳夫是著名的中生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耶伦本人也可以算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众所周知，美国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分为凯恩斯主义和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大家，在这两大派中，我更多地支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否认宏观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导致它有关失业和经济衰退的预判往往出现严重错误。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也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而它的根深蒂固的毛病之一就是往往低估了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这一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没能预见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正好重演了他们半个世纪前犯过的错误，那时他们就过度地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没能预料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停滞膨胀危机。

　　我对市场经济中供给过剩的常态作了深入的观察、思考和分析。这一研究正好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低估通货膨胀风险的思维习惯，其实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的根本缺陷。

　　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样基本上否认市场失灵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是它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单个产品市场上供求相等的迷信，实际上还是不相信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市场会失灵。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仍然迷信单个产品市场上会形成使供求相等的均衡价格，他们就不能认清供求不相等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从而不能从产品供应链的断裂中预见到严重通货膨胀即将来临。

　　由于仍然相信单个产品市场上会形成使供求相等的均衡价格，大多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不相信在达到美国标准的“充分就业”状态时经济中已经在孕育着出现通货膨胀的过热冲动，这导致他们在通货膨胀正在出现时仍然主张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经济学界有一个“失业率为5%时就已达到充分就业”的经验定律，根据这个经验法则可以很容易地推断，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到5%时整个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的可能性，即使当下的通胀率仍然接近零，也应提高对通胀出现的戒备，不应再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每当面临失业率已经下降到5%的经济形势时却惯于推行强劲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由此而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2021年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上台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就在特朗普执政下降低到了5%的所谓“充分就业的失业率”之下。虽然美国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还很低，但这只是因为企业在经历了长期的需求不足后还没有认识到生产过剩的程度已经降低因而还不敢提高产品售价。如果生产过剩的程度继续降低，企业在经过足够时间的观察转而确信生产过剩的可能已经很低后，就会提高自己的产品售价。在这样的总需求扩张已经足够而企业尚不敢大胆涨价的通货膨胀间歇期，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停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特朗普却害怕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增加失业影响自己的竞选连任，因而坚决反对美联储采取任何收紧货币政策的行动。这就为2021年以后美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取代特朗普执掌美国之后，本可以在上台之初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当冷却美国经济，这是避免美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但是耶伦等一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显然是从他们那一贯低估通胀风险的经济学范式出发，反而力推大力扩张宏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时候发生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又打乱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形势的惯性思维，给了耶伦等人过度扩张总需求以新的口实。结果就是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耶伦曾经写过专门的经济学著作来讨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显然她想在自己任内复制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格林斯潘奇迹”。所谓的“格林斯潘奇迹”，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经济中出现的反常现象：失业率已经长期低于按过去的经验值估算的“充分就业失业率”，但是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其实当时我和其他许多经济专家就已经指出，这个反常的“格林斯潘奇迹”是外部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当时美国从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大量廉价商品压低了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特别是当时正在经历痛苦的通货紧缩的中国向美国低价出口的商品激增，使美国可以在很低的通胀率下长期保持过低的失业率。这种靠进口低价产品而在低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的局面，对当时执掌经济政策的人当然是极其惬意的，这就难怪耶伦想在自己任内复制这样的“格林斯潘奇迹”。也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意识，她才会在当前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的形势下力主降低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还想靠进口低价的中国产品压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但是，世纪之交美国靠进口低价产品而在低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了低通胀，这种短期宏观经济上的好处也还是给美国造成了许多长期的害处：它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让进口的低价外国产品冲垮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加剧了长期性的美国经济衰落；而且这种暂时的繁荣并没能保证整个经济最终不发生衰退和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扩张货币供给催生了狂热的金融投机，最终导致美国由次贷的坏账而落入震撼世界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整个过程能够说明的恰恰是，在失业率已经过低的过热经济中，靠廉价进口商品来压低物价以阻止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并不是长远之计，需要以货币紧缩来遏止通货膨胀之日终将到来，而这种货币紧缩又会促发经济衰退。

　　20世纪末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通货紧缩过程中，中国也落入了物价总水平负增长的严重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日本甚至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韩国都可以向美国大量增加低价商品的出口，帮助经济已经过热的美国抑制通货膨胀，这是美国出现“格林斯潘奇迹”的国际环境。而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靠低工资维持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工资的上涨已经使中国无法再向美国大量增加廉价产品的出口。现在的世界上似乎也还没有能够替代中国向美国出口巨量廉价产品的其它来源。而在美国，特朗普在充分就业下仍然强力推行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耗尽了微观行为上维持低通胀的潜力，新冠疫情对劳动供给的冲击更是从供给方面增加了推动成本和物价上涨的动力。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耶伦靠增加廉价产品进口来复制“格林斯潘奇迹”的幻想难免成为泡影。而对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是，这场罕见的高通胀极可能只是一场严重的停滞膨胀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