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色孩子”革命前辈们学习、致敬！

涂途

一

　　在我结识的众多“红色孩子”老前辈中，陈（志昂）老可称是“老中之老”，又可为“少中之少”。他至今已近百岁，却老当益壮，活生生、不折不扣的 “名实相副”的“现实版”志高气昂，；而当年与他一起战斗过的“山东孩子剧团”的一些在京的我熟识的老革命，如丁宁、徐非光等，近年均相继仙逝，恐怕只有他一位“孑遗”了。而如果从参加革命的年龄来看，他10岁即写出一首《宣传救亡》的歌曲，11岁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少年先锋队，12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15岁排练和指挥《黄河大合唱》，被称为“‘娃娃’编辑、‘娃娃’诗人、‘娃娃’作曲家，‘娃娃’歌唱指挥”和“‘娃娃’才子”、“‘娃娃’老师”，1在我所接触的革命老前辈中，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恐怕同样也不多见。

　　知道“陈志昂”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我刚满15岁、湖北武汉解放的前夕。那时我和一批初中的同学，每天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到街头去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武汉三镇。我们一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不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一边感到家乡即将解放的高兴、欢乐和幸福。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是谁作词、作曲的。一位山东的同学告诉我，为这首歌谱曲的是他们的老乡、音乐家陈志昂。上世纪50年代中，我被派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中国同学一起聚会时，有时也喜欢唱这首歌；有一年暑假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加留学生干部会，我遇到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的瞿维（他是歌剧《白毛女》曲作者之一），特意问他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他对我说：“这是陈志昂在山东解放区创作的，后来传遍全国。”1这样，陈志昂这位革命音乐家的名字，便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可是，当1959年夏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再次听唱这首歌时，有人告诉我说，它的作者已成为“右派”。按照当时的规定，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学毕业生，参加正式工作前必须到基层单位劳动锻炼一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何其芳）后不久，就带领当年的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前往山东曲阜兖州公社马家桥大队落户，并兼任党支部副书记。有一次到曲阜参加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会议中间忽然又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我问队里的张支书：“不是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右派吗？怎么还在唱呢？”他回答说：“这是俺山东的歌，从解放前唱到现在，没听说作者是啥人！”此时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其中也有观众喜欢的这首歌，不过它的作者却是“佚名”。

　　由此可见，在与陈（志昂）老相遇、相交之前，几十年间我们都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天各一方，我只听和只唱他的歌曲，而素未谋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缘在北京相会、相聚。现在已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第一次相见，大约是在徐非光同志的家中吧！因为他的夫人郭值京与我是小老乡（都出生在湖北武穴），我们结识较早也较多。但对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从1989年第1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读到他写的《〈河殇〉之殇》。之所以特别关注，是因为《文艺理论与批评》从创刊开始，我就是该刊的编委之一，同期又发表了我的《艺术反映论的来龙去脉》一文，而从1990年7月起兼任该刊主编。

　　那几年正是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时期，自由化之风愈刮愈烈。中央电视台在某些“大人物”的支持和鼓动下，大张其鼓地连续播出了6集电视政论片《河殇》，而且后来又重点重播。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不仅组织全所人员观看，还布置大家学习、讨论。不过我们文艺理论研究室党支部（我是书记），许多人对此片都表示了强烈地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华优秀文明的歪曲和亵渎，是宣扬“全盘西化”的典型谬论之集大成。陈老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指导”，他在台内是少数派。在一次小型的内部座谈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部政论片要害是“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信心，急于用西方学者的种种说法去修改和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结果它对许多问题的论断就往往是牵强附会、自相矛盾、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又说：“从方法论上说，其主要失误是：1、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类型的决定作用，陷于机械决定论；2、片面夸大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消极性，并且过分夸大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因而陷入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我认为，这是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同年7月11日和12日，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和《作品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发起和举办的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在北海公园内的静心斋召开，共70余人出席会议。陈志昂老在会上向大家细数和揭露《河殇》电视片出笼的经过及部分内幕，并进一步用公式概括这部作品的错误倾向是：“封闭的地理环境——狭隘保守的民族性格——落后的经济类型，唯一的出路是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他的发言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一语破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会后，他又在《北京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河殇〉与新闻中立》、《〈河殇〉之争》等等，我和周围的志同道合友人都争相传阅。从此，陈志昂和一大批老革命文艺家的形象，如同泰山上的松柏，经年累月迎着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巍然挺立，不亢不卑、不矜不伐，成为我心目中终身学习和追随的榜样。

　　1990年的新年到来，首都的报刊亭上，展示出仅有3个印张40余页的一份全新的杂志：《中流》，主编是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林默涵和魏巍。创刊号宣告：“《中流》将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研究、探讨、反映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和事业，促进文化艺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基础上的团结。提倡内容、形式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争鸣；倡导一种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新鲜活拨的文风。”3月10日，在前门饭店召开了《中流》杂志创刊座谈会，我和文学所的蔡仪、敏泽、马良春等都被邀参加这次盛会，而陈志昂此时已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担任这个刊物的特约编委（不久即为副主编）。我俩从此相互见面和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多，许多首都文艺界的重要会议都一起参加。《志昂存稿选编》第7卷《风雨兼程——生命进行曲》中第566页和567页刊有两幅照片，一幅是“三星杯诗歌评委及工作人员合影”，另一幅则为“《中流》百期座谈会”，使我感到高兴和荣幸的是，照片里我们俩都站在同一排。

　　迎来21世纪不久，我就收到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陈志昂的长篇叙事诗《春雷》，过去我对空军体裁的文艺作品读得很少，但关于抗美援朝的许多创作都极感兴趣，因为当初我也报名想进军事院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春雷》的作者于1951率领文工团到朝鲜前线慰问空军部队，并以副政委的身份，前往首次击落美国战斗机的志愿军空军第28队体验生活。不久，他即写出了这部长诗的手稿。可是，这部同样是反映抗美援朝、反映中国人民空军的英雄形象的长篇叙事诗，由于作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磨难，近半个世纪却一直未能出版，成为深埋地下的“长剑”。2000年11月16日，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了《春雷》座谈会，贺敬之、魏巍、朱子奇、黄河、丁宁、徐非光、马蓥伯、林虎及作者出席并发言。贺敬之读了两遍《春雷》，他说：这部两千行的长诗“不仅在题材范围上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在艺术上也取得显著成就。”而著名前辈诗人朱子奇则赞赏说：“漫天风雪喜听春雷滚滚/痛歼兀鹰神鹰捷报频频/长歌一曲高唱凯歌回还/赞雷汉天空最可爱的人/今朝天海飞军群张网/五十年前预见美梦成真/保准叫兀鹰们有来无归/春雷醒世人间天上同庆/降妖斩霸来和平繁荣/决胜节日不忘春雷诗人。”陈志昂老在座谈会上答谢说：“我听着大家热情的发言、心里想起俄罗斯音乐家格林卡的一句话，他说：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是把它编成曲子。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时候长篇叙事诗《春雷》公开发表，正如我们熟悉的音乐家瞿维所说：“这把长剑是刺向兀鹰的利器。在崇美、恐美、直到惧美的恶浊气氛中出版，真是大快人心，大长人民的志气！”

　　2003年 9月11日下午，正逢中秋佳节，我提前吃过午饭，便立即从北京北四环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赶往西南面的五颗松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参加“陈志昂艺术创怍60年及《解放之歌——陈志昂声乐作品选集》、《胶东解放区歌曲选》出版座谈会”。那时我们住地的附近尚未通地铁，要转乘好几条共交车，路上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会场时前面的座位已坐满了人，于是静静地坐到最后边，刚好与陈老并排坐在一起。场上高挂着著名老戏剧家马少波书写的巨幅立轴——“歌正气”和海军上将李耀文的题词——“战斗歌声  鼓舞军民”，集中表达了与会者共同的心声。会议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央电视台分会秘书长王甫主持，贺敬之、郑伯农、徐非光、傅庚辰、汪毓和、姚恒璐、唐功文等均在会上发言，一致高度评价《解放之歌》和《胶东解放区歌曲选》的思想性、史料性、艺术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中央电视台的美术家刘文宣则当场赠送给陈志昂老一副条幅，上面用东巴文书写了两句纳西族的歌谣：“又闻布谷鸟，定有好消息”，表示对会议的祝贺。最后，陈老在致答谢词时，则引用了自己《十四行诗节二首》的末两行：“至于我，将为真理而斗争，/一直到雷电把我击倒在地。”诗为心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全场无不为老革命艺术家们的赤胆忠心、铁中铮铮而感动、感怀。

　　2006年初，由陈志昂、黄大岗、陆华编著的《贺敬之词作歌曲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当陈老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几位熟友时，大家一致表示可以举办一次活动进行研讨。同年9月28日，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延安文艺研究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贺敬之词作歌曲集》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会议室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李舒、首都文艺理论界和音乐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孙慎、刘烽、乔羽、徐非光、吕远、余飘等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长郑伯农主持。陈（志昂）老为这部著作撰写了题为《大树长青》的序，并在会上介绍了编辑这本书的起因和过程。他说：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贺敬之文集》，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文集》的第5卷为歌剧、歌词，但除了《白毛女》其余均未附曲谱，未免美中不足。有鉴于此，我提议仿照孙慎等同志编辑《田汉语作歌曲集》的先例，编一本《贺敬之词作歌曲集》。 贺敬之民志是诗人，同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重要的建树。他在理论活动方面的特点是毫不动摇地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辩证精神，从不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偏执和僵硬。作为题目的这四个字，取自贺敬之同志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的名句：“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会议最后，由我发言，我朗读了头天晚上打印出的《走到那里都唱着您的歌——读〈贺敬之词作歌曲集〉》：“走到那里都唱着您的歌，/悠扬的歌声永远陪伴着我！/从稚童到古稀，/从幼儿园到留学；/从故乡走到天安门，/从北京飞到莫斯科。/跨越新旧世纪，/走过人生坎坷！/一首歌是一片情，/一首歌是一团火。 //走到那里都忘不了您的歌，/美妙的歌声永远缱绻着我！/从童年中的漫漫长夜，/到梦寐以求的理想天国；/从山南海北到天涯海角，/从东欧索菲亚到美国纽约。/记住您的歌就有了信念，/重温您的歌就不会寂寞。/一首歌是一颗心，/一首歌是一堂课！”散会后在院食堂里吃饭时，有几位友人问我：“你怎么用一首诗代替了发言呢？”我回答说：“《贺敬之词作歌曲集》选录了246首歌曲，包括有陈志昂作曲的4首歌，虽然有许多我没有唱过，还不会唱，但首首都喜爱！”这是我的心里话，不过当时没有对陈（志昂）老透露。

　　还有一件少有人知的事值得一提。200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等单位准备联合举办一次“纪念《讲话》，学习鲁迅”的活动。陈老知道后立即草拟了一份提纲，提出了他的筹备设计。他编排了一组合唱曲，作为活动的献礼节目。按照他的想法，这组合唱共选6首歌曲，可以分为3组：第1组包括两首古典歌曲，一首是《诗经·魏风》中的《伐檀》，另一首则为元代诗人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前者“是一首古代劳动人民的歌曲，可以说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杭育杭育派’文艺的鼻祖”；后一首“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抚今追昔，由历代王朝的兴衰引到人民百姓的苦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统治与人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两首歌提醒我们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不要忘记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痛苦。”第2组合唱是两首毛泽东诗词歌曲：《如梦令·元旦》和《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在这两首词中，毛主席以红旗为核心意象，展示了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 “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革命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第3组便是根据贺敬之同志近年创作的新古体诗、由陈志昂谱写的两首歌曲：《百世千劫仍是我》、《百折再看高潮来》，“这些歌曲鼓舞我们，不论发生什么天崩地坼的变故，都要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胜利信心。”我和几位有关的同志看后都觉的创意新颖、主题鲜明，现实性强烈，可以试试，而且也准备联系和组织有关单位合作共同参与实施；可惜，最后终如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起动资金不到位、时间过于紧迫等等）而没有成功。直到现在，我还在翘首盼望，有胆有识、有权有力，有口皆碑、有脚阳春的有志之士，能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场地，来举办这么一场别开生面、极有深意的音乐会呢！

　　向“红色孩子”革命前辈们学习、致敬！

 

　　二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00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大庆，也就是全体忠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特大喜庆节日。就在全国一片火热的节日庆贺的高潮还未退出之前的7月下旬，我从电子邮箱中收到陈（志昂）老发来的两篇新作《红色的孩子剧团》和《生长在红星旗下》；前者是关于山东胶东孩子剧团的剧本的“分场大纲”，后者是“记胶东孩子剧团”的回忆录。他告诉我说：不久前山东省团委和中央电视台的人员，突然来访，称要拍摄关于孩子剧团的影视（后来山东电影厂也加入）；烟台市团委也曾派人来访，说他们要以孩子剧团为题材，编演一个话剧；同时，烟台风铃剧团也正要编演有关孩子剧团的舞台剧！于是，他感到：“当年的‘孩子’如今多已相继辞世，至少在北京，我是仅存的孑遗了。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故去的战友负责，我认为有责任尽可能向大家提供有关材料，同时撰写了一个分场大纲，供大家参考。”我读过他的来信和附件后非常感动，一位年已94+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文艺家，晚年仍然如此不忘初衷、辛勤笔耕，写出了这么壮丽的正气歌和史诗，怎么不让一切对中国革命怀有真挚感情的人由衷地敬佩呢！

　　过了不久，也就是今年国庆节前夕，我又陆续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和附件，其中包括《红色孩子剧团（五幕歌舞剧）》完整剧本、《孩子剧团》插曲曲谱和《怒吼吧！黄河》的完整曲谱。原来经过他的精心构思、创作和修改，一曲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关于胶东孩子剧团的史诗剧呈现在读者眼前。我禁不住从头至尾再次通读剧本，并随着剧中出现的一些熟悉的革命歌曲高声歌唱；眼前，不时地浮现出我结识的一个又一个老革命家们的影像。我个人认为，《红色孩子剧团》是一部真实形象的革命史诗，是一曲“戏剧音乐化”和“音乐戏剧化”的红色经典，是戏剧或影视套层结构“戏中戏”、“片中片”、“曲中曲”的新型创作；正因为如此，《红色孩子剧团》可以作为新世纪的生动的红色“教科书”。

　　一、《红色孩子剧团》是一部真实形象的革命史诗。这部五幕的歌舞剧，如上所说，是描绘胶东“真人真事”的史剧。它完全忠实于上世纪40、50年代山东抗日战争的历史史实，甚至在细节上的某些必要的虚构也有根有据、有原有由。剧中的大部分人物都用的是真实人物的真名真姓，只有少数次要人物或群众角色才用假名假姓或没有姓名。他们的英雄事迹也严格按照历史原貌叙述和再现，一是一，二是二，基本上不作夸张和拔高，更没有无中生有的假大空。

　　例如，剧中第一幕出现的顾明便是当时担任胶东孩子剧团团长的王顾明。她当时不过20出头，本来是烟台市一家医科学校的学生，瘦弱多病，但是富于艺术才能，时常教大家唱歌。1939年11月，在掖县的皂户正式成立的孩子剧团，就与她的培养与引导是分不开的。在剧团里，她是所有孩子们无限信赖、十分依恋的大姐姐、“孩子头”、“第二个母亲”，“每个人都愿意向她吐露自己的衷曲——想家啦，同志间的误会啦，或者身体不舒服啦等等。而她总是用平静的态度倾听这些倾诉，然后亲切地给予帮助。”而副团长向牧原名为滕忠勤、别名沈西牧，后任大连市文化局副局长。作者对他的刻画是：“仪表堂堂，状貌英毅，性格浑厚，气质很好，适合于演正派脚色，是团里的主要男演员。”这位当年的副团长在1998年纪念胶东孩子剧团成立50周年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那个年月，到处都是抗日的战歌，遍地都是救亡的呐喊，不屈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些战歌和呐喊的鼓舞声中站了起来。我们这些少年满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高唱着救亡的歌曲，朝气蓬勃地迎接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当这场戏在孩子剧团团歌的歌声中拉来帷幕时，观众看到的是由李平饰演的卖艺汉子、慕列儿饰演的香姐、余乃昌饰演的小伙计的抗日经典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李平、余乃昌、木列儿都是孩子剧团的著名演员，他们曾经多次表演过这个节目。在剧作者的印象中，“李平（后来担任陆军指挥学院副政委、中将），是一个非常聪明又非常要强的男孩。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他不知道学校的门是朝那里开的，从小在砖窑上被当作大人使唤。他打过坯，也背过砖，穷苦和劳累摔打出他一身结实的筋骨。参加少先队以后，在他眼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如饥似渴地学文化、求知识，不论在什么困难面前他从没有皱过眉头。”剧中扮演小伙计的余乃昌，后来成为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演香姐这个角色的木列尔，本名为慕列儿，它的寓意是要作列宁式的少年儿童，为简便起见写成木列儿。她在晚年感叹说：“我想有那么多的作家，为什么不把孩子剧团写成个剧本，因我没有这个水平，同时年岁已大，也没有这个精力。不知哪个战友能提笔一写，我非常赞成和支持。”3这个宿愿现在终如由剧中的阿阳实现了，他显然就是作者自己的化名，曾用此作为文章的笔名。这些历史的真实人物，现在栩栩如生地重现在舞台上，并和我们一起重逢、对话、交流，格外亲切、熟悉和真切。艺术的真实的画面和影像，重放和照亮了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

　　《红色孩子剧团》如实地再现了山东抗日战争的伟绩，堪称是记录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革命斗争的“信史”。真实性是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根基和生命，历史剧更不能建造在伪造、歪曲和丑化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和唾弃。当然，文学艺术真实地描绘历史，并不是也不能像历史课本那样只是原原本本地照录一切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现实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间，不可能划数学的≡号。恩格斯告诫我们：“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严格尊重史料的前提下，素材的必要的取舍以及情节和细节的夸张和虚构，是完全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艺术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一般地也要比历史和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红色孩子剧团》不是所谓的“奇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更不是什么“温暖现实主义”或“肮脏现实主义”；它是纯正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完美的融合。

　　二、《红色孩子剧团》是独创的新型“戏剧音乐化”和“音乐戏剧化”的红色经典歌剧。应当说，歌舞剧自古便已出现。我国的戏曲和地方戏都属于歌舞剧。而西方早在罗马时期的戏剧中，就有合唱队的伴唱，有些朗诵甚至也以歌唱的形式出现。但真正称得上“音乐的戏剧”的近代西洋歌剧，却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文化的而应运产生的。1637年，在意大利的创设了世界上的第一座。一般来说，歌剧和音乐剧很难严格地区别开来，只是通常认为音乐剧中的歌曲很多并非独唱曲；音乐剧中的歌曲更短，更简单，易于传唱。而歌剧则靠独唱的咏叹调引领全局，咏叹调会伴随着每一次戏剧性的转折将整部戏推向高潮。不过，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戏剧音乐化”和“音乐戏剧化”的混合。而且，随着对资本的依存越来越厉害，两者在一定的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越来越娱乐化、商业化、金钱化、低俗化。

　　自1945年在延安创作的革命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开始，中国式社会主义歌剧展现出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和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多次的戏剧改革和汇演，更使千年的旧的老套的“戏剧音乐化”和“音乐戏剧化”更加丰富多彩、百花盛开。上世纪60年代初，陈（志昂）老便提出：“戏曲应当适合新社会的审美要求，应当适合新的群众的欣赏心理。”戏剧家“应当使自己的艺术随着观众审美能力的提高而不断革新——更清新、更明朗、更富于鼓舞人心的蓬勃朝气，更富于现代性和文化性、更精更美。”4《红色孩子剧团》就是一曲清新、明朗、富于现代性和文化性、又精又美的“戏剧音乐化”和“音乐戏剧化”的杰作。

　　这部剧精选了共26首歌曲，从《孩子剧团进行曲（陈志昂词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词，吕骥曲）》，到《怒吼吧，黄河节选（光未然词，冼星海曲）》、《烈士灵前（谢青词，于梦尤曲，原题《马石山前》，陈志昂改编）》，其中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大地广泛传唱、脍炙人口的名曲。它们为了更好地适合“音乐戏剧化”和“戏剧音乐化”的需要，进行了周密、巧妙、精细地编排和适当地改编。作者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即有15首，其中包括若干首胶东民歌。以坚定、活泼的童声合唱“迈开步，走向前，红色孩子剧团/我们经受着战争的考验。/我们有火热的心，明亮的眼，/更有革命意志像铁一样坚”开场，到地动山摇、气贯长虹的由李桂林作词、陈志昂谱曲的《长征过雪山》：“风撕战袍云披肩，/雪浪滚滚脚下翻。/敢问铁流何处去？/红旗直指宝塔山。”既写实，又写意，前后贯通、首尾相应，集中、强烈、突出、鲜明、高昂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典型的音乐形象。

　　三、《红色孩子剧团》是戏剧套层结构“戏中戏”、“片中片”、“曲中曲”、“舞中舞”的精彩的新型创作。

　　作者在创作这个剧本时说：“由于剧团的生活没有更多的戏剧性纠葛，所以这个戏的结构，只能是以‘戏中戏’为骨架”。其实，孩子剧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许多戏剧性的故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每个人都是传奇性的革命人物。只不过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出色的演员，更适宜于“戏中戏”来表现这些传奇性的故事和英雄事迹。在这5幕剧的每一幕中，都有经过严格、细致挑选的“戏中戏”、“剧中剧”。它们不仅生动、形象地重现了抗日战争那段壮丽的历史，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可歌可泣的“娃娃兵”的英武、高大、令人崇敬的群像。

　　关于“戏中戏”的排序，作者尽量依照原来上演时间的前后处理，这样可以与历史事件的背景基本一致；不过为了整体剧情的需要，也稍有调整。第一幕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人们相当熟悉的较早的独幕抗日经典剧。早在大后方的湖北恩施，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时,就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观看过这部剧，甚至紧跟着演剧队从一地到另一地看了又看，而且每次都看得聚精会神、兴致勃勃，一遍又一遍地跟随着大人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另一段《举起手枪来》的表演，是由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这支歌改编的；全体登台的孩子每人都拿着一把手枪，样子很像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着人民》这幅画中街垒上的小战士。这是剧中令人难忘的“戏剧音乐化”和“音乐戏剧化”“两结合”的一个成功“桥段”。

　　第二幕以王顾明创作的《都市的一角》为主线，再加上《儿童团捉汉奸》。《都市的一角》表现的是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反抗，登场人物以儿童为主。扮演卖油条的男孩的木列尔（其实她是个女孩）在剧中唱了《卖油条》一曲，清脆嘹亮的歌喉非常悦耳动听。当初，这出戏的导演王文俗，为了再现都市一角这个典型环境，从老乡家里借来几块门板，竖立在台边，糊上报纸，再画上一些条条块块，俨然是都市里的高楼大厦了。现在舞台的布景已有多种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当然会做得好上加好。再加上歌曲表演唱：《上前线》，紧接着传来敌人扫荡的枪声而全体迅速转移，营造了战争的紧张气氛，也增添了一定的戏剧性效应。

　　以王广汉拉洋片开场的第三幕，演唱的是《战斗英雄任常伦》，这是英雄演英雄，英雄唱英雄，为王广汉的牺牲埋下了伏笔。舞台演出首先是女声独唱《人民的红旗在飘扬》，然后便是作者改编的独幕话剧《祖国的土地》。它原是1941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译文丛刊”第二辑（这一辑即以《祖国的土地》为题）上发表的一个苏联独幕剧，作者薛塞宁，译者陈冰夷。该书出版不久，作者即将该剧改编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内容，在胶东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上演出。剧本的情节是：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逃进树林。得到一位老人的掩护。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名伪军士兵追踪而至，老人拒绝说出游击队员的去向，军官命令士兵枪杀老人，受了感动的士兵掉转枪口把军官打死了。可是当初的改编本早已遗失，现在作者又从原剧重新改编。《祖国的土地》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游击队员的勇敢、机智，临死不屈，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艺术形象。当年知道这个剧本的人不多，观看过这出戏的演出的观众更少，现在让它原汁原味地重现于舞台，不仅使我们有幸看到上世纪40年代革命戏剧的真实面貌，也为抗战戏剧史增添了一篇新的史料。第四幕贯穿的重要情节是孩子剧团因躲避敌人的偷袭而被困在山坡上的生活，其中有阿阳演唱《黄河颂》和齐唱《别叫鬼子捉去》。结尾是传来王广汉牺牲的消息后，大家一齐先唱《烈士灵前》(原为谢青作词、于梦尤作曲的《马石山前》，对歌词稍有改动）。最后由阿阳提出：“为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王广汉同志生前，用一张张报纸铺在地上，画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黄河万里图，现在，让我们把它悬挂起来，大家合唱一曲《怒吼吧，黄河》，向烈士宣誓，发出我们的怒吼！”

　　最后，第五幕首先演唱的是一组《民兵战歌》，然后演出由活报剧《铁流两万五千里》中的“过雪山”一节改编的《雪山之梦》选段（毛主席语录，陈志昂作曲）。这场载歌载舞、群情激奋的“戏中戏”，讴歌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气概，点出了“红色孩子”崇高和远大的理想：“我们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压迫，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这“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革命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铭记历史、展望明天，以史为鉴、光明在前。在一片高呼：“奋勇前进，革命到底，走向未来，走向胜利！”的口号声中，舞台拉上了帷幕。

　　自然，“戏中戏”叙事的套层结构无疑地也有一定的限制，因为戏中的主角一般都设定是演员，这对场景发生的故事有了某种叙事模式化的固定。但是，《红色孩子剧团》不同一般的是，因为它所表现的主角都是杰出的演员和戏剧家，在一定的意义上倒需要或适合“戏中戏”、“剧中剧”、“曲中曲”的多维结构。现实和历史的完美交融和结合，时与空的互换和交替，可以引导观众的情感在昨天、今天和明天穿梭，时而入戏时而出戏，尽兴地漫游和陶醉，并带来无穷无尽的游离和遐想。只是它对演出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对儿童演员表演的分寸，掌握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回望昨天，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今天和明天；复现上世纪40和50年代的战争岁月，是为了21世纪全球的和平和安宁，为了迎接未来全人类无剥削、无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家园的到来。这个愿景和远景，正是“红色孩子剧团”每个人日思夜想、终身努力奋斗、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追求。

　　四、正因为如此，《红色孩子剧团》可以作为新世纪的生动的红色“教科书”。

　　《红色孩子剧团》是新世纪革命理想的活生生的教科书。革命的理想就是科学的理想，是正确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可以实现、并一定会实现的社会构想。梦想实质上是虚幻的空洞的假想，如发财梦、升官梦、美国梦之类，最后都归结到黄粱美梦，它们只是夜间梦中才会出现，醒来只不过一场空而已。理想是自觉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的行动纲领，革命理想大如天，没有理想的人等于失去了灵魂。胶东孩子剧团的成员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前辈的带领下，都是从一开始就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的。这种“自觉、自愿、无怨、无悔、无憾的选择”5，是他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有着一双明亮的眼，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惊涛骇浪的原动力；有了自觉自愿的崇高理想，才可能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踏踏实实的平凡行动。新世纪的一代有志气、有作为的新人，可以和应当学习和继承父辈们无愧、无悔的“娃娃兵”精神，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寄托，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祖国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红色孩子剧团》是新世纪启蒙人生的形象的教科书。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全民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正如毛泽东曾经预言的那样：“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论持久战》）同时，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它又是熔铸人生的大熔炉，启蒙人生的一所大课堂。从《红色孩子剧团》中，观众不难了解，一大批“红色孩子”是怎样成长、成熟而成为英雄的革命者、人生的楷模的。他们毕生的言行和举止，回答和印证了在这场历史命运的转折中，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些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人人都能骄傲地回答：“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的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和平的建设时期在许许多多方面已大大不同于战争的残酷年代，但正确的塑造人生的道路确是代代相传、相继，不容断裂。千禧的一代是幸福的一代、希望的一代，有志气、有抱负、有责任的一代，他们将从这些“红色孩子”的手中接过和高举通红的火炬，一直传递和跑到终点。

　　《红色孩子剧团》向我们展示了一群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青少年形象，剧中的众多人物，壮志凌云、卓尔不群，勇猛精进、有胆有识，活泼可爱、有声有色，是新世纪青少年和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大众高尚情愫的典范。他们在和敌人周旋时，有的躲进棺材里，有的藏在屋梁上；演剧没有灯具需要骑自行车到外地去借，现学现骑，“至少摔了有二十个跟头”才学会。《黄河大合唱》的舞台背景是王广汉设计绘制的，他把报纸铺在地上，用颜料绘成滔滔黄河，与音乐混为一体，博得观众的好评。他们视剧团“是个大学校，只要肯钻，什么都能学会。”他们爱憎分明、爱人以德，疾恶如仇、视死如归，对叛徒、汉奸、卖国贼咬牙切齿、针锋相对。这些看似早熟的正风、正气，其实只不过是高尚情愫的自然而然地流露和突出表现。人生的品格教育必须从娃娃开始，让红色孩子作为“偶像”，就能培养和造就一大批21世纪的新型社会栋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红色孩子剧团》还不失为新世纪生动美育的教科书。美育同属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等大家族中的亲密兄弟姐妹。艺术教育是具有强烈情感的形象化教育，它虽然并不完全与审美教育等同，但却是进行美的教育的重要手段。这种教育对于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的影响，既不是通过硬性的灌输，也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让对象接受。而是经过难以觉察的无形的熏陶、浸润而产生的深刻并久远的效果。它寓教育于愉悦、愉悦中受教育；它同时既动之以情，又入情入理，使受教育者将感官上的快适、美的享受与理智的满足、精神的愉悦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受教育者也往往是自觉自愿、乐于受教，而勿须强迫命令、说服动员。对于正在发育和成长的青少年来说，人的全面教育、包括美的教育无论如何是不可缺少的。

　　充分重视和发挥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审美教育功能，特别是适合对青少年产生的特殊作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美学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是人的世界观在审美活动上的表现。培养和树立正确的、健康的、高尚的美学观，有助于形成和建立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并促使共产主义观念的建立，这才是社会主义美育的最终目的。这样，那些“优质偶像变人渣”的“世纪之瓜”，或许才会少种、少耕、少摘、少吃一点吧！《红色孩子剧团》的感人的、独特的艺术美和审美教育作用，是对那些“玩艺术”、“一切向钱看”，与“人类灵魂工程师”职责背道而驰的所谓“艺术家”、“艺术品”，最有力的反驳和校正。相信这部音乐歌舞剧的演出，一定会引起青少年观众和他们的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关心“红色孩子”的有识之士的热烈地欢迎和反响。94+高龄的“红色孩子”暮年，义不容辞、笔耕不缀，反复推敲、笔底生花，编写出这样一部社会主义文艺的精品、佳作，必将载入中国新歌剧的史册！

　　向“红色孩子”革命前辈们学习、致敬！

三

　　与陈老最近的一次晤面，是在今年的9月4日，那是他的寓所重新装修后的不久。我与郑伯农事先约好前往拜访，请刘永明开车送我们一起过去。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连日来都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可这天早晨天气预报却通报天将变脸有小雨，未料车行驶到长安街，雨却愈下愈大，且伴随着狂风。路上竞走了一个多小时。

　　进门后见陈（志昂）老健步走到门口迎接我们，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口中连连不断地说：大雨阻断不了我们见面的热情！他仍然和以前看到的一样，精神抖擞、步履稳健，面色红润、目光如炬。我们询问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回答说：只是听力减退厉害，几乎已听不清别人说话。接着便匆匆走进房间，拿出来一块小型写字版和写字笔，让我们在客厅的一个小餐桌围坐，开始了一个多小时热烈、有趣的说和写的变换交谈。

　　与陈老离别出门见雨已全停，轿车再次行驶在长安大街，一轮红日，照耀着半边光彩耀目的晚霞，天空飘浮着朵朵彩云。回到家中，想起伯农兄今年已高龄84，而我也是87+，陈老高寿94+，三人合起来已是215岁了，再加上开车送我们的70后刘永明，4人总共相加已是“265岁”的聚会，实在难得。于是，立即坐在电脑前，敲打出《难得，“265岁”的聚会》。这篇《红色孩子剧团》的读后感，就以这首“打油”收尾吧！

　　难得，“265岁”的聚会

　　难得，“265岁”的聚会！

　　秋高气爽的北京，

　　一个周六的下午，

　　轿车在毕直的长安大街行驶。

　　北京的定慧东里，

　　三个耄耋的知己，

　　215岁难得的小聚集。

　　再加一位70后（刘永明），

　　更是“265岁”几代人的传递。

　　陈（志昂）老约我们到他家，

　　消除长达数年相互的惦记，

　　倾诉叙谈心中积聚的聊寂！

　　

　　难得，“265岁”的聚会！

　　围坐在客厅里靠墙一张小餐桌边，

　　吃着预先准备的糕点、苹果和梨；

　　陈老耳背，难于听清大家说话，

　　拿出了写字版和笔；

　　没有客套，没有寒暄，

　　直截了当地就拉开话题！

　　伯农弟兄提笔就写“多年未见”，

　　陈老频频点头，回答“难得有此机会！”

　　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默契，

　　无声和有声的交替！

　　

　　难得，“265岁”的聚会！

　　伯农接着再写：“丁宁、徐非光相继去世，

　　孩子剧团也许剩下只有您！”

　　陈老低头停顿片刻，

　　面对我们大声回应：“老当益壮，老骥伏枥！”

　　11岁的少先队员，94+高龄的革命前辈，

　　孩子剧团的编导，流淌着通身红色的血液！

　　弹奏着悠扬的《竖琴》，歌颂起鸣响的《春雷》；

　　近百岁的红少年，如今鲜为人知的“孑遗”，

　　老有所求，老有所为，

　　多么可敬、可爱，多么可信、可贵！

　　

　　难得，“265岁”的聚会！

　　我带去5卷《涂途文集》，

　　怯怯地想聆听老者的教益；

　　他反复翻阅着书，忽然向我发问：

　　“近日文坛有啥新闻？”

　　我不由自主地写下：

　　“眼睛昏花看不清！”

　　他笑着再向我提问：

　　“学会近来有什么活动？”

　　我无奈的再写：

　　“疫情严峻，上面管得紧！”

　　难得，“265岁”的聚会！

　　未等伯农写毕：“我播下的是龙种……”

　　我本能地接答：“收获的却是跳蚤！”

　　哲人、哲思，警言、警语在耳，

　　诗圣、诗意，妙问、妙答铭记，

　　启迪全球“掘墓者”的后辈！

　　岁月流逝情逆行，

　　鲜血未白流，奋斗未白费，

　　一辈子留恋，终身倍珍惜！

　　此时无言胜万言，

　　清茶令人醉！

　　向“红色孩子”革命前辈们学习、致敬！

　　2021年12月下旬毛泽东诞辰128周年前夕于首都北四环内向阳居。

 

　　右起：郑伯农、陈志昂、涂途

　　1徐非光编著：《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内部印刷），第111页。

　　2据《志昂存稿选编》第1卷《解放之歌》、第3卷《观乐偶谈·屏下剧谈》（开明出版社，2018年版）注释：“1945-1946年之间作于莱阳城郊胶东党校，1946年发表于《胶东日报》，题为《解放区的歌声》，在华东野战军中广为传播，唱遍大江南北。1949年再度发表于《大家唱》，并曾灌制唱片。。传播中出现一些伪讹，此处的乐谱是经过校正的。歌词的前两句采自《山东画报》封面画上的文字，当时以为是民谣，现在知道这是刘西林作词的《解放区的天》的开头。”（第1卷，第51页；第3卷，第131页。）

　　3徐非光编著：《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内部印刷），第258页。

　　4《苑外文谈》，《志昂存稿选编》第4卷，开明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5徐非光编著：《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内部印刷），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