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分析，很显然，任何经济基础内部的严重问题和矛盾，都会反应在上层建筑方面，并带来相关的后果。

　　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诞生，后续历史中间也经过多次演化和部分质变，战后的最重要变化，依据德国人哈贝马斯的说法，战后资本主义借助于国家的宏观需求管理，逐步脱离了传统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人民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抱怨，也逐步地集中于对政府政策干预的新需求，就这样，原先的经济危机，就此转化为一种合法性危机。

　　如果不依赖欧洲先行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中国民众对联想式积累的愤慨表达看，也十分清楚，相当一部分批评指向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胡乱作为，例如联想改制带来的国资流失难道不是官资勾结的结果吗？联想式积累的非法和不义，是谁在纵容他们？柳传志女儿的公司在美上市，竟然把中国消费者的信息提交给美国，这样的行为为何至今没有得到追究？所以，一切犯罪式积累的旁边，都存在着未能履责的政府部门或者腐败官员的作用，所以，不需要理论和大道理，每一宗犯罪式积累的背后，都有政府职能的失察问题。

　　毋庸危言，宽纵犯罪式积累的后果，会带来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满与合法性损失，这一点清晰无比。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胡锡进作为政府喉舌机构的正厅级官员，他无视犯罪式积累带来的合法性损失和可能的危机，在尚未得到联想授权的情况下，就跳出来展示企业可能的“最大化博弈手段”以勒索法外特权，不管其本人的主观动机为何，从舆论后果上，胡锡进们一方面是在威胁民众的批评意见，同时也还在威胁政府的依法履责。

　　无比明显的是，一头是犯罪式积累及其对私企发展本身的重大危害，一头是政府的合法性损失，胡锡进的积极表现何其鲜明。这个表现，显然与他的体制内高等级身份不睦，给人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

　　江湖传言，存在着一种体制内的“沉船派”——他们已经获得了新船上的头等舱期权激励，目前在体制内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凿沉旧船”，以加速新旧船之间的代谢速度。与此相关，中国最顶尖的资本家组织——阿拉善协会，也曾提出过“官产学媒四大同盟”的政纲，这个政纲目前没有强制性，属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显然对一些体制内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指引——以现在体制身份和地位做出相应的贡献去换取将来的头等舱船票。换言之，在新船上的头等舱位置也是有限的，也是存在着竞争的，胡锡进这么积极努力的原因，是不是着眼于未来的头等舱船票呢，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建党百周年大会讲话中间，习大大说共产党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说法得到了广场上民众的热烈欢呼和掌声，党心民意之一斑，由此可见。但胡锡进们的表现却如此不同，还如此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这个诡异的反差，很值得人们深思。

　　很显然，胡锡进以体制内身份努力发声，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也有人刻意地把这个视为胡锡进与体制的一体性，这个当然反应部分真相；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利益主体之间的“普遍利益冲突与对立”，由此之故，宽容联想式积累就会带来对诚实经营者的不公，即便是所有的资本家都一样坏，还依然存在着得利大小的不同和苦乐不均。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所谓的“多元”问题，没有人能够声称他一个人就代表某个结构方面，对于任何人来说他都只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具体利益的发言人，如此而已，对于胡锡进这个具有高度积极性去表现自己的人来说，也是处在一个相互矛盾着的地位上发表着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声音，这样来看待胡锡进们，才不会过分高估或者低估其努力经营的成果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