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研究

　　2019年涉及三代时期考古的新发现中，大江南北各东周诸侯国的新发现异彩纷呈，格外突出。以下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分别予以介绍。

　　陇东宁县马莲河、九龙河流域的石家-遇村遗址2019年持续工作。零星的网络报道显示，新工作不但在石家墓地又发掘了数座贵族墓葬，还在遇村遗址新发现了城址线索。这一发现将为了解两周之际周秦势力转换之时的秦、周、戎人关系，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

　　在雍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持续发掘。该车马坑位于一号大墓东墓道南侧，平面近凸字形，全长近86.5米。钻探情况显示，该车马坑坑体内有两道东西向的生土隔梁将坑体分割为巷道，巷道内放置车马。坑体西端较浅，可能放置珍禽动物。2019年的发掘，仅向下清理了10.8米，距离坑底尚有4米左右。车马坑被盗严重，但零星出土了不少珍贵遗物。钻探显示出的车马坑布局，对研究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渊源关系极为重要。

　　临潼秦东陵一号陵园内偏南的ZM1数年前被盗，本年度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于该墓规模宏大，2019年的发掘仅以探方法清理该墓地面部分。清理与勘探显示该墓为“亚”字形的四出墓道墓葬，各墓道有台阶与耳室。墓室以上的部分未经夯筑，亦未见祭祀建筑遗存。南墓道以南20米处，发现一处建筑基址，不排除为陵园内的祭祀建筑。ZM1的发掘工作为秦公陵园埋藏制度、封土制度的演变及陵园内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最新资料。

　　在前几年工作基础上，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刘家洼遗址经调查勘探，新发现了一处中等贵族墓地，墓室面积皆在15平方米以下，2019年工作的核心即围绕该墓地展开。新清理的墓葬葬俗与之前芮国的墓地较为接近，随葬品组合亦相类，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M2发现的方形山子形盖簋，形制较罕见。这处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了解刘家洼芮国城邑内的人群等级分层和城邑布局结构，至关重要。

　　在一河之隔的黄河东岸的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有了令人惊艳的发现。抢救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M5001，虽然墓葬被盗堪称惨烈，但发掘所获信息已堪称惊人。该墓无墓道，但墓口东西宽14.3，南北长13.5米，面积达193平米左右，规模宏大。墓内分四层台阶逐层构筑，墓室的木椁外另外积石积炭防护。作为山西省已发掘的最大东周墓葬，该墓的体量在国内也可数得上号。在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该墓的墓口面积接近曲沃柳泉的两座晋公大墓墓室面积，接近中山王墓的椁室，小于新郑胡庄的韩王陵和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如此大型的墓葬，发掘者推测为战国初的晋公室高级女性贵族墓葬或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期王室贵族墓葬，皆有墓道，而该墓没有墓道，故对墓主的性质推测似应更谨慎为好。

　　该墓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墓室墓口以上，发现有东西宽21.6，南北长26.6米，面积达574平米以上的建筑基址，基址的外围再用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这样罕见的墓上建筑，不由令人想起三晋公室大墓亦曾发现过墓上的建筑基址，比如与魏公室有关的固围村M2、赵王陵和新郑胡庄大墓都有类似的建筑。而中山王墓兆域图的发现暗示，邱家庄M5001很可能就是另一例墓上的“堂”、“寝”类建筑。这为研究周代墓祭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河北，行唐故郡战国遗址继续发掘。综合媒体零星线索可知，本年度该遗址南北向积石墓的新发现为判断该遗址的延续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此类墓葬目前数量极少，但随葬仿铜陶礼器鼎、豆、壶、匜、球腹壶等，年代当较之前东向墓葬略晚。

　　河南省的两周考古工作重心仍在城邑。

　　新郑郑韩故城去年的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仓城路小学基建项目发现一处大致呈西北-东南向的大型夯土，其性质可能为隔城墙的南段，也可能是仓城城墙或者大型建筑。在夯土外，发现了与夯土同样走向的相互叠压的几条东周道路。郑韩路东延基建项目，发现有一处大型夯土，推测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坊房基。

　　在荥阳官庄遗址，以既往数年工作的铸造作坊南北两侧为2019年的工作区。在北区，发现早晚两座房址，晚期房址是长期使用的作坊，早期房址则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建筑。南区发现两条道路，表面可见车辙。

　　夏庄墓地的发现在秋冬之际曾引发媒体的关注。该墓地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龙窝村夏庄小组东北，已发掘的29座墓葬全部是其南侧大墓“不见冢”的陪葬墓，除3座墓道被破坏以外，其余全为甲字形岩坑或土坑竖穴墓，有的带有车马坑。说明陪葬墓墓主生前地位较高。当地媒体和部分先秦史学者推测这批墓葬与“王子朝携周典奔楚”的事件有关。但媒体披露消息中尚看不到较为确切的证据。

　　安徽寿县西圈墓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是在学术与工作指导思路转换后的产物，体现了工地主持人的学术敏锐性。近期的新发现为研究寿春地区州来、下蔡和楚寿郢的时空关系、城邑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新发现的南北向墓葬，出土“蔡侯产”戟和原始瓷，为研究吴、蔡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东西向楚系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寿春城战国中期遗存的空白，为探索寿县地区战国早中期的政治格局变迁、文化面貌更迭、地权与功能转换拓展了认识。

　　鲁西南地区的东周时期考古工作近几年喜讯不断。滕州大韩墓地在2017至2019年间持续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195座，其中，小型墓葬149座，大中型墓葬46座。该墓地以土岗顶点为中心，呈放射线状分布，在同一墓地中墓道朝向迥异的布局和长时间的延续使用，使该墓地的学术意义重大。邹城市邾国故城发掘的战国大墓，为研究邾国文化遗存及其与越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201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西侧夯土基址进行发掘，重要考古发现为一处与铸钱相关的夯土基址。该基址南北宽约12-13.5米，东西揭露长度43.5米。在发掘区西北部发现集中出土的齐刀币范残块，总数达1300余块。还发现有大量的流渣、坩埚等遗物。这是齐故城所见较大的一批战国时期铸钱遗存，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长江流域的东周考古工作令人惊叹不已。这其中，长江中游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和长江下游安吉八亩墩墓地的发掘尤其惊艳。

　　随州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时期曾国贵族墓群。2018年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发现墓地5座“甲”字形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该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共发现青铜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4座大型墓出土88件编钟、60件编磬和1件陶埙，部分中、小墓出土的不同数量组合的小钮钟近70件。枣树林墓地的新发现，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继曾侯乙墓之后，新世纪以叶家山、文峰塔和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贵族墓葬的发掘为中心的曾国考古，不断以考古发现更新认知，完全由考古新发现构建起了目前周代诸侯国中最长的世系关系，并以其铭文确定了族属，是中国周代考古中最为系统的资料。2019年的发现，也最终确定了国名，了结了聚讼纷纭的“曾随”学术公案。春秋中期是中国东周考古中最缺乏高等级贵族墓葬资料，枣树林墓地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时期礼制变革、墓地营建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曾国地缘位置的特殊性，这批资料不但可以用以观察黄河流域周代贵族墓葬礼制的变革，也可用以推测尚未发现的同时期楚国葬制。

　　同样与曾国有关，京山苏家垄墓地南侧的罗兴居住址、矿冶遗址点在2019年分东西两个发掘区进行了考古工作。东区可能是与墓地同时的居住址，在春秋时期文化层中发现四件铜器残碎片，可见遗址规格相对较高。西区有限揭露的面积内发现3处窑址、1处房址，富含炭粒、草木灰、陶片的黑灰色文化堆积、石、铜质工具等迹象显示该区域极可能为一处制陶作坊区。

　　在荆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对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以北城垣及护城河解剖。从东垣南门的规模形制来看，东垣南门应是纪南城的一个主通道。但城垣外侧没有护城河，相反有居住遗迹。发掘者推测东垣靠近庙湖，城内龙会桥河及南垣外古河道直通庙湖，整个城址东南部借用了自然湖泊的防御功能，在靠近湖边设置码头。城垣解剖目前发现墙体呈台阶状，逐级夯筑而成。

　　荆州博物馆则继续对熊家冢楚王陵的祔冢殉葬墓地进行发掘。2019年共发掘祔冢殉葬墓10座。研究发现，墓地营建之前，这里是一处春秋时期的小型遗址。主墓埋葬时，主墓南边的24排92座殉葬墓及其西边的一号（大车马坑）、二号车马坑同时埋葬。祔冢埋葬时，祔冢北边的12排46座殉葬墓同时埋葬。祭祀坑分布于主冢和祔冢的南侧及车马坑区的西北部，共有250多座，是楚王及王后埋葬后继任历代楚王长期举行祭祀活动的结果。大车马坑西边的38座小车马坑，排列没有规律，推测也应是带有祭祀的性质。

　　荆州龙会河北岸墓地出土战国楚简324枚，是一项令人惊喜的偶然发现。这批竹简中载有东周时期10余位楚王、楚国高级官员以及西周武王、周公旦的相关事迹，预期披露后将引起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界的聚焦关注。

　　201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墩墓发掘在多年的持续坚持后，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不但有安吉八亩墩因长期工作的系统性突破，也有其他地区的资料积累。同时，2019年度对于土墩墓年代相同的聚落遗址的发掘，则显示出土墩墓研究学术思路与导向的转变。

　　本年度，无锡梅里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该遗址分布在泰伯庙东、新友路西的伯渎河两岸，面积大约6万平方米，从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和遗物看，遗址时代跨度自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因素兼有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其中还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这为探索土墩墓的人群和文化因素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安吉八亩墩墓区的发掘长达数年，2019年终于收获回报。墓地位于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是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高等级越国贵族墓园，也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该墓地外围有人工挖掘宽21-23米的环壕，中心土墩为长方形覆斗状，长56米、宽30米、高8米。中心大墓以外周边有两周等距离分布的小型土墩（陪葬墓）围绕中心主墓。已发掘中心主墓和周边的31座陪葬墓。上述遗存共同构成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高等级贵族墓园。主墓墓坑墓底有箱式木椁和独木棺遗迹，出土以绿松石为主要原料的玉石类冠饰和服饰，年代属春秋晚期。墓道壁面及底面发现立柱、篱笆和横撑木痕迹，为熟土筑坑找到了关键性证据。墓室与墓道之间还首次发现了草包泥垒筑的封门墙。主墓北侧的器物坑打破封土，长23米、宽1米多，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件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这是迄今为止，已发掘的越国墓葬中最大的器物坑。陪葬墓葬具有不同的种类，但各自为墩，较为整齐地排列于主墓葬外。上述发现，无一不刷新土墩墓的既往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战国时期独立陵园制兴起在南方地区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思考线索。

　　资料刊布方面，2019年刊布的东周时期资料数量极多，重要资料也非常集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淄市临淄区文物局出版了《临淄齐墓·第三集》（文物出版社）。该报告公布了范家村南M977、永流墓地两座墓葬等12座战国高等级墓葬和2座车马坑的材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襄阳卞营墓地》田野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这批墓葬中共有西周墓3座，春秋墓108座，战国墓149座，分为邓墓、楚墓，另有秦墓58座。

　　对南中国地区以长江下游土墩墓和几何印纹陶、原始瓷遗存为中心的考古学遗存，近年来颇受学术界的关注。本年度有非常重要的资料系统刊布。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经过多年的协调，终于整理出版了《金坛薛埠——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句容花寨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三部极具分量的考古专刊报告。对长三角地区的土墩墓群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则联合多家文博机构，在2018年举办了“锁钥——先秦印纹硬陶原始瓷特展”，本年度，该展览的图录出版，这是对南中国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一次集中检阅，将不同地区的同类器物集中展示，更便于比较研究的展开。

　　吐鲁番市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出版了《新疆洋海墓地》的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全面发表了500多座墓葬的资料。洋海墓地时代主要为晚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该墓地对于建立吐鲁番乃至新疆地区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的调查报告。考古工作显示该玉矿的开采时间大体在公元前一千纪内，略早于张掖马鬃山玉矿，是国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玉矿遗址。玉矿有较严整的聚落布局，有开采区、选料区和哨所，开采人群为骟马文化的人群（《考古与文物》第4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的东周墓葬43座的材料。这批墓葬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偏室墓和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三类，多有头蹄随葬。大型墓随葬有整车，中型墓有拆解的车构件，各墓盛行殉牲，多为牛马头蹄。墓葬年代主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个别可晚至战国晚期（《文物》第3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澄城刘家洼东周芮国遗址（《考古》第7期）和东I区M6（《考古与文物》第2期）、M49（《文物》第7期）的资料。该遗址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为研究春秋早期芮国及华夏诸国与戎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宝鸡郭家崖墓地南区的2011年78座战国墓葬发掘情况（《文博》第4期）。这批墓葬中洞室墓和壁龛占绝大多数，框架式的棺椁结构特点比较突出，随葬器种比较单一，仿铜陶簋、陶豆、附耳长颈方壶、大喇叭口罐以及秦墓中常见的秦式鬲始终不见出现，戎式高领袋足鬲比较多见。少数墓底以卵石铺地，墓道设有台阶。这些群体特征与本地区的店子、高庄、西村墓地差异较大，却与李家崖墓地和咸阳塔儿坡墓地文化面貌相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的部分资料。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最早者可能能早至春秋早期，下限在西汉中期（《考古与文物》第3期）。

　　山西大学等单位公布了隰县瓦窑坡墓地M23的发掘材料。该墓地其他墓葬的部分材料已经先期刊发。M23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因不见兵器，有可能为女性贵族墓葬（《中原文物》第1期）。

　　陈海波、王金平、李永敏介绍了2013年临汾神刘村发掘的14座春秋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这批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等级不高，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公布了涿鹿城1号墓（《文物》第10期）、2号战国墓（《考古》第10期）的发掘资料。发掘者认为该墓属于燕文化墓葬，年代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可能是燕国的地方贵族墓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公布了2016年涿鹿故城的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发掘揭示该城晚于春秋时期始建，使用的下限可能到汉代，主要使用时间集中在战国时期，这与之前发表的涿鹿城的战国墓的年代是相合的。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平山访驾庄M8的发掘资料（《文物春秋》第5期）。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殉人1，但等级不高，年代为战国晚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隆尧乡观遗址发现的战国墓葬情况（《文物春秋》第4期）。这批墓葬等级普遍不高，年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总体面貌接近赵文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公布了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的发掘资料。该墓地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文化属性为玉皇庙文化（《考古与文物》第1期）。

　　河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公布了满城要庄遗址1985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这批器物共有5鼎1簠，年代约在春秋早期（发表者认为在两周之际）。这批器物的公布对于了解要庄遗址的存续时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第8期）。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在二里头遗址以北洛河北岸发现的一段东西向夯土墙（《洛阳考古》第2期），这段长约770、宽10 米的早期夯土城垣，周围有大量的夯土基址、灰坑、沟、道路、砖基等遗迹，对比文献记载分析，该城垣遗址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圉”，东汉、西晋时期的“圉乡”。由于这段夯土墙与二里头遗址宫城北墙仅相距1500米左右，因此也不能排除该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可能会存在关联。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2016~2018年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的发掘情况。该发掘首次确认了北城门遗址，是文献记载的“渠门”，发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带车辙道路和瓮城（《华夏考古》第1期）。

　　樊温泉介绍了郑韩故城近年来的多项未公布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他介绍了北城门、南城墙、三号车马坑、双楼和天利墓地、部分手工业作坊的发现情况（《华夏考古》第4期）。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义马上石河春秋墓葬的发掘资料，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墓主为虢国低级贵族，年代约在春秋早期晚段（《中原文物》第4期）。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汤阴羑河东周墓地M1的资料。该墓保存较好，有三具殉人。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卫卿，年代约在春秋晚期（《中原文物》第4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淮阳平粮台M17的发掘情况，该墓为带单墓道的楚墓，年代为战国晚期楚都陈郢时期（《中原文物》第5期）。

　　山东大学等单位公布了1995年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M4的发掘资料。该墓为春秋中期偏晚墓葬，墓主可能是M6的配偶（《文物》第4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公布了2016年临淄褚家墓地的两座甲字形战国墓资料。发掘者认为两墓可能为夫妇合葬，年代约在战国早期（《考古》第9期）。

　　章丘博物馆李芳等人公布了章丘大站水库东北出土的了三件铜鼎（《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这三件铜鼎皆为春秋早中期时期的器物，刊布者认为或为田陈氏族的器物。

　　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2015-2018年发掘的主要收获进行了综述性介绍（《东南文化》第3期），连续的工作主要包括城墙、宫殿区、仓储区和贵族墓葬的发掘解剖，及冶铸和制陶作坊区的调查等，出土了大批考古遗存。同时，考古队对2016年秋季宫殿区南部的发掘、2017年对皇台中部偏北位置的发掘简报也进行了公布（《东南文化》第3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宜昌万福垴向家台和甘家河片区的发掘资料（《江汉考古》第5期）。两处地点所获遗存较少，年代集中在春秋早中期，甘家河片区的个别遗物年代或能上溯至西周晚期。该遗址由于之前发现了多件青铜甬钟和铜鼎，备受重视，但本次公布的资料与此前发现的铜甬钟、铜鼎的年代尚无法相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京山苏家垅遗址2018年的考古发掘的资料（《江汉考古》第6期）。该次发掘除生活居址外，还发现了一些冶炼遗存，但核心的炼炉等遗存并未刊布。公布的居址遗存年代集中在春秋中期，主体年代与苏家垅墓地的年代重合，但延续时间较已发掘墓葬为长。公布资料中有一些炼渣、炉壁残块，为苏家垅遗址性质和功能的判定提供了佐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第一时间公布了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的发掘收获，介绍了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墓的资料（《江汉考古》第3期）。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6座墓葬的资料，这批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墓主为鄂侯、鄂侯夫人及高等级贵族。该墓地的发现为两周之际国族变迁和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资料（《江汉考古》第4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枣阳九连墩M1的资料分内容进行了公布。在《中原文物》第2期上公布了该墓所有的乐器资料，在《江汉考古》第3期公布了墓葬的其他部分。该墓发掘至今已近18年，材料的公布始终不太系统，此次终于基本上得见其全貌。但从公布材料的方式来讲，将有机的一座墓葬材料拆分，与既往考古资料的刊布全然不同，值得反思。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宜都楚皇城北城墙2017年度的发掘资料（《江汉考古》第5期），发掘者认为解剖部分城墙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下限可至汉代，发掘资料进一步说明该城应该不是春秋时期的郢都，而应是战国早中期的一座军事堡垒。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南水北调工程期间在淅川丹江淹没区葛家沟墓葬区发掘战国墓的部分材料（《中原文物》第3期）、邓州王营M125（《中原文物》第5期）。前者这批战国中晚期墓葬等级不高，但可以看出秦楚势力交替的变更趋势。后者为战国中期晚段的楚下层贵族墓葬。

　　武汉大学等单位公布了2010年南水北调期间在淅川全岗遗址配合发掘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这批墓葬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秦代，等级不高，有较明显的秦与中原因素，应当是秦控制丹江之后的遗存（《考古》第11期）。

　　武汉大学等单位公布了丹江口田家岭墓群的部分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资料（《江汉考古》第5期）。这批墓葬等级不高，但有一定的地方特点。

　　南阳府衙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南水北调工程期间在淅川裴岭清理的M10发掘资料。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偏晚（《中原文物》第4期）。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公布了2016年襄阳墓子地的发掘材料（《考古学集刊·第22卷》）。该遗址发掘为配合水利工程的基建而起，时代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汉代，遗址为一般生活基址。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2008年渝北区赵家湾墓地M1的发掘资料。该墓是当地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略好的墓葬之一。发掘者认为墓葬年代约在战国晚期末段，墓主可能是一带有楚文化色彩影响的老年贵族（《文物》第6期）。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公布了湖南益阳枇杷山墓地战国至秦时期墓地2017至2018年的发掘资料（《文博》第4期）。该墓群距楚秦时期益阳县治所在兔子山遗址约1.5公里，是一处战国晚期至秦代以埋葬平民为主的墓地。

　　魏国锋等人对铜陵古矿冶遗址2016年的调查收获进行了综述（《南方文物》第2期）。这次调查发现了早期采矿、冶炼、冶铸和采冶一体的遗址，认为铜陵地区的冶铸生产活动上限可能能早至二里头时期，存在采-冶-铸并存的生产组织形式，冶铸并存的遗址很可能是本地族群管控或者为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

　　宿迁市博物馆、宿迁市文物研究所公布了2018年对沭阳吕台遗址的勘探和试掘情况（《东南文化》第5期），遗址主体属两周时期，发掘者认为与徐淮夷有关。

　　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刊发了淮安黄岗村墓地的清理情况（《东南文化》第5期），所发掘的墓葬主体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的中小型墓葬群。

　　葫芦岛市博物馆公布了2015年清理的兴城市朱家村春秋木棺墓的资料。该墓因施工作业发现，虽破坏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铜兵器、车马器，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后段（《文物》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2015-2016年度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情况。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墓主人群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漏卧人有关（《考古》第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贝丘遗址的试掘资料。两处居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两遗址的试掘材料确定居址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时期（《江汉考古》第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昆明东川区玉碑地遗址的发掘资料（《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该遗址为一般居址，地层中还有大量矿渣、铜矿石和陶范，很可能是一处集冶炼和铸造于一体的聚落遗址。陶器以单耳罐、高领罐颇具代表性，与滇池盆地的石寨山文化有显著区别，而与周边的昭通、威宁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相似性，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墓地2017年的发掘资料（《考古与文物》第6期）。这批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东西向居多，年代集中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该墓地当与战国晚期秦在上郡的开发有关。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机构对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布尔汗山、达拉盖沟遗址的调查情况进行了介绍。两处遗址均分布有数量较多的亚腰形石盖板墓，可能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特布希文化（《西部考古》第17辑）。

　　同2018年情况相同，东周时段的相关研究是本年度三代研究中数量最多的。

　　徐昭峰出版《东周王城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该书对洛阳王城的城址、营建和布局，城内各遗存以及王城周边王陵、墓葬和车马坑的分布情况也进行了梳理。该书是目前对洛阳王城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

　　于焕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东周时期秦、晋、楚系墓葬的性别差异为视角（吉林大学）。他通过对铜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三类墓葬，从墓葬体积、随葬品和葬具三方面讨论秦晋楚的性别差异。他发现平民与中间阶层的秦墓中战国早期以前，男性墓葬较女性墓葬反映的社会地位更高，而在战国中期以后男女差异接近。晋墓则始终是男性社会地位高于女性。楚墓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但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匹配的现象。

　　李晓健对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的谱系进行了梳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将陶鬲分为三类，束颈弧腹鬲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北部，与土著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关系密切，可能代表了东周时期的戎狄人群；鼓肩直腹鬲则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中南部地区，与三晋陶鬲接近，是三晋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而燕式鬲集中分布在燕文化区。

　　尚如春对平顶山应国墓地中的战国墓葬做出了区分，她认为应国墓地M10、M301当属战国早期早段，其中M10的年代相对略晚。其后从这两座楚系墓葬的墓向、礼器制度及用玉风格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墓主身份进行了系统分析，证实此两座墓墓主并非楚人，而均属于已楚化的应国贵族后裔。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墓地总体布局及各墓葬年代，认为在应国墓地中两类墓葬虽然分区而葬，文化面貌风格迥异，甚至年代存在缺环，但其族属始终未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

　　唐英杰、李发对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的墓主进行了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他们认为M2009墓主虢仲，为国子硕父鬲器主硕之父，器物年代较虢季氏（虢文公）鬲稍晚，较虢季（虢公忌父）鬲稍早，在两周之交；虢仲墓出土的两类虢仲鼎均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宣、幽时的特点，其时代亦在两周之交；虢仲生前曾“受天子禄”，应即虢公翰。

　　张亮以统计学方法讨论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的分群，他将洛阳地区的战国陶器墓分为本地周人墓、外来人群墓和混合文化因素的墓葬三类。他以统计方法，认为外来人群使用的等级制度更加规范（《考古》第9期）。

　　吉林大学王震对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和性质重新进行讨论。他认为琉璃阁墓地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早段，墓地属于晋卿魏氏。其所见之墓地归属回归到了郭宝钧的旧说，年代判断亦实与前人差别不大（《考古》第11期）。

　　田建文对南吕梁地区新发现的东周墓葬进行了讨论，提出部分墓葬可能和白狄人群有关（《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83期）。对于隰县瓦窑坡、乡宁嘉父山等墓葬的分析，他认为部分墓葬不遵守周代礼制，亦非晋系礼制，很可能反映了当地春秋中期的部分遗存当属于白狄人群所有。

　　陈博撰文讨论了新郑中行遗址马坑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他认为中行遗址45座马坑以及所埋马匹的特征与东周遗址所见祭祀用牲遗迹有明显不同，也与先秦文献记载的祭祀用牲制度存在矛盾，应当并非祭祀活动遗迹。中行遗址马匹年龄与性别构成与近代人工蓄养马群相似，牡、牝马分开掩埋及每坑埋放二马或四马等现象又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养马制度有关。据此种种迹象推测，马坑中的马匹可能来自郑国公室所蓄养的一个较为完整的种马群，又因为某次偶发事件而在较短时间内被全体杀埋。

　　杨云鹏在硕士论文中对中原地区的祭祀遗存进行了整理（陕西师范大学）。他将东周时期中原地区涉祭祀的遗存分为神祇祭祀、人祖祭祀两大类。前者主要是诸侯祭祀，祭祀对象以地祈为主，后者则分为宗庙类和墓葬类两种，再将以三晋两周为代表的中原祭祀遗存与秦、楚两文化圈的祭祀进行对比，讨论了东周时期的祭祀礼制变革。

　　张煜珧对秦文化的祭祀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秦祭祀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和伏腊等五大类祭祀，经不断发展得到完善（《考古与文物》第3期）。

　　张婕妤以临潼新丰墓地的材料为主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她对该墓地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期和分区研究，将墓地从战国中期晚段开始至西汉初分为前后四个阶段，着重讨论墓地的形成过程。她认为该墓地最初的人群较为单一，但在战国晚期至秦时期，该墓地人群突然复杂，迁入人群来源也逐渐变多。到西汉时期，该墓地人群减少，墓地逐渐废弃。

　　曹龙撰文分析了泾渭地区秦墓中的低温釉陶牛车（《文博》第5期）。他认为此类器物是泾渭地区晚期秦墓中的代表性器物，从春秋晚期即出现在雍城一带的秦墓，除牛和车轮以外，其它部分多为木结构，所以木构件多不全。与之组合的陶俑应该是引牛驾车的驭手。牛车常与囷、壶、甗共出，反映出秦人的重农思想。

　　王颢对战国秦墓中的姜戎人群进行了分析（《文博》第4期）。他基于郭家崖墓地的资料，认为墓室以洞室墓和壁龛占绝大多数，多见卵石铺地，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要随葬品的秦墓墓主应该属于姜戎遗民。与郭家崖相近，宝鸡建河、李家崖墓地以及塔尔坡、西茅坡等墓地的人群可能也与姜戎有关。

　　刘昕对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南方文物》第1期）。他根据胎釉特征、纹饰特点的不同，将战国秦汉时期原始青瓷分为四期，每期有不同的时段，并对不同期段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整理。

　　张潇对战国秦汉的制陶工序进行了讨论，作者从民族志、逻辑推理入手，反观秦汉时期制陶遗址，并以郑韩故城大吴楼制陶遗址、张夺2号遗址以及秦雍城豆腐村遗址作为个案分析，试图复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华夏考古》第1期）。

　　杨坤撰文以三晋度量衡器为例，讨论了战国度量衡器需要注意的问题（《西部考古》第17辑）。他认为铜度量衡器有“预估值”和“实测值”的差别，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同一器类或者同一国家对不同器类的计值精度要求不同所致，同时，度量衡器物的进制和单位并不唯一，情况较为复杂，在研究中不可预设前提。

　　陈康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卫地的遗址和墓葬为资料，讨论了周代卫国的文化特征（郑州大学）。根据陶器的类型学排比，他将卫国的考古遗存分为前后九期，认为其日用陶器包含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和创新因素，另外有零星的李家崖与东夷因素出现在卫地。

　　靳健对莒县西大庄墓葬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做了讨论。他认为该墓年代在春秋早期，文化属性更接近周文化（《考古与文物》第2期）。

　　东周时期的戎狄遗存近年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郑立超对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M35出土的铜鍑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件器物体现了虢国在春秋时期通过对外战争与北方戎狄人群发生联系（《中原文物》第4期）。

　　孙战伟对毛家坪B组遗存也进行了再分析，提出该类遗存并不单纯，有甲、乙两组器物，甲组为双鋬鬲、双耳鬲；乙组则以双耳罐、单耳关、双鋬罐等为主。他认为前者源自李家崖文化，后者源自寺洼文化（《考古与文物》第2期）。

　　张寅对马家塬类型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文化渊源源自沙井文化的“三角城类型” （《考古与文物》第2期）。

　　王震对李家崖东周墓葬的年代和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认为李家崖东周时期的墓葬自春秋晚期出现，延续至战国中期，可分为三期。墓葬的文化内涵复杂，有来自于晋文化系统的，有来自于北方系文化系统的，还有本地的土著遗存，这种复杂的文化面貌，与晋国“和戎狄”政策有关。

　　洪猛撰文对北京延庆葫芦沟墓地的编年进行了分析（《考古学集刊·第22卷》），认为该墓地可分为春秋晚期中段、春秋晚期晚段、春战之际到战国早期三个阶段。墓地的埋葬秩序反映出该社会群体从北向南安排墓位，但对玉皇庙文化的传承却逐渐减弱，到晚期阶段燕文化等文化因素涌入，说明了该社会集团的分化。

　　洪猛对玉皇庙文化的渊源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对既往的“本地说”和“西来说”两种说法进行了分析，结合长城沿线东段的资料，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对玉皇庙的兴起有全面影响，很可能是北方长城地带土著居民为主体的人群收到多重文化影响下孕育的，文化来源出现多元化，以冀西北山地临近的早期遗存所占比重大。

　　高毓婷翻译了金秋月（Catrin kost）的论文，对辛庄头M30墓葬遗物中的北方民族因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该墓出土器物可以看出燕墓与朝鲜半岛和齐国有较密切联系，很多器物可能是与北方民族交流所获，而这种交流与燕国试图通过与北方民族的友好交往以稳定边境局势相关（《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物对马家塬墓地所体现出的秦霸西戎的现象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四川文物》第4期）。他认为马家塬墓地中，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显示戎王身份地位的一些器物，但是和独立于农耕区之外的游牧首领墓葬比较而言，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显示秦国对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的控制和首领的羁縻，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另一个方面，墓中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张寅以随葬器物和殉牲资料为基础，对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进行了讨论（《北方文物》第4期）。他认为寺洼文化与东周西戎文化分别代表了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的早晚两大阶段。两者在居址、出土动物骨骼、遗物及艺术主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早期西戎与晚期西戎所使用的生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的过程。

　　赵欣欣则与杨建华联名撰文，从青铜服饰品入手讨论胡服骑射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她们认为内蒙古出土的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的分类和位置研究可以将服饰品分为装饰人体的身体装饰和用于装饰衣物的服装配饰两大类。身体装饰以耳环和项饰为主，服装配饰则有缝缀在衣物上的缀饰、腰带饰和腰间挂饰三种。受骑射传统影响，形成了重视腰部装束的习俗，很多服饰品既有防御、充当部件的实用性。

　　张渭莲撰文对延怀盆地的东周青铜器群做了梳理（《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82期）。她认为该地地处咽喉，是中原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文化的交汇之地。春秋晚期以怀来北辛堡、甘子堡、延庆玉皇庙、葫芦沟等遗址或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体现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面貌。春秋晚期以来，该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有部分人群开始向外迁徙，其中一支可能越过燕山向南沿太行山东麓地区南下，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鲜虞有关。

　　伴随着随州以曾国贵族墓葬为中心的新资料的不断刊布，曾、楚考古研究热度不减。郭长江等人在发表枣树林墓地新发现的同时，也公布了随仲芈加编钟铭文的释读（《江汉考古》第3期）。这一组铭文内容对于研究极为重要。

　　郝晓晓对襄阳王坡墓地四座墓葬的青铜器所体现的青铜文化特点进行了讨论（《西部考古》第17辑）。她认为M55随葬鼎、壶为制作粗疏的专制明器，盘匜却为质量较好的随葬明器。该墓地的青铜器从M1至M55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在逐渐下降。

　　黄锦前、姜维对新野小西关和枣阳段营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进行了讨论（《四川文物》第5期）。他们认为皆系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段营的墓主为曾子仲（言妻），小西关墓葬系其子辈夫妇合葬墓，曾子仲（言妻）系曾侯（尹馬）伯之子。结合近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新野一带在周初曾国始封时即为其疆域范围。

　　徐少华对苏家垄M85的年代和文化特征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该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20年左右。墓主人可能为女性贵族，可能是由宋适曾的一位低等级贵族夫人，随葬礼器中有可能含有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江汉考古》第4期）。

　　尚如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以江淮地区楚墓为材料，讨论了东周楚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吉林大学）。她将东周时期江淮地区楚墓分为三个区域八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不同时期墓葬文化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作者对铜礼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三类墓葬进行了聚类分析，并对江淮地区楚墓的礼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拟合，认为不同等级的墓葬可分别对应了楚国社会的五个社会阶层。

　　胡平平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讨论了洞庭湖水系各流域的东周、秦代墓葬所见的楚文化南渐问题（吉林大学）。作者将洞庭湖水系发现的东周秦代墓葬分为四期八段，对其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对非楚文化的器物进行了区分，辨识出中原、吴越、巴蜀、湘西土著、秦、群舒文化，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楚文化南渐的过程，提出了楚、越融合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讨论了楚国经略南土的方式。

　　侯波的硕士论文以楚皇城为讨论对象（南京师范大学）。该文对楚皇城的选址、结构规模、形制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楚国都城和中原地区的同时期城址，强调楚皇城的军事防御色彩。

　　徐少华对南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进行了重新讨论。他认为该墓年代当在公元前610年左右，早于下寺M8、M36。李八庙M1中最关键的番子鼎，徐少华认为是春秋中期偏晚的番国之君作器。李八庙M1的属性显示，该墓可能是潘氏贵族依附于楚国的下层贵族墓葬（《考古》第9期）。

　　肖航对楚墓的陶俑葬进行了分析（《东南文化》第5期）。他认为陶俑主要出现在楚东地区，是战国晚期楚迁于陈之后，楚墓新出现的一种葬俗，在大夫级和士一级墓葬中有较明显的等级差异。这种陶俑葬对汉墓随葬陶俑的风俗有较大影响。

　　印群撰文对淅川下寺墓地发现的殉人进行讨论（《南方文物》第6期）。他认为春秋中晚期是楚文化礼制形成的阶段，下寺楚王室贵族墓地有殉人，是吸收了周文化因素的原因，其所举例证为竹园沟M4、长子牛家坡M7和赵卿墓的资料。

　　郑建明以原始瓷为切入口讨论吴越文化的南下问题（《东南文化》第5期）。他认为春秋中晚期原始瓷器类单一，器型简单，少见或者不见礼器器类，呈现明显的衰落迹象。这一现象与吴文化南下太湖南岸，进入原越文化的核心区，使越文化人群南迁有关。

　　赵德云对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期研究。他认为大石墓可以分为五期，但最早的一组与后四期差别较大。大石墓最早的一处年代可能在春秋时期，而后四期则大体处于战国早中期、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考古》第3期）。

　　郝晓晓对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的甬钟进行了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认为这批甬钟是越式甬钟，但铜铜器却多为楚式，反映了这一地区楚文化和江淮青铜文化交流后传至岷江上游地区。

　　赵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综述东周燕国墓葬（河北大学）。作者按墓葬等级大小将燕国墓葬分为五个等级，认为东周燕国墓葬多北向或东北向，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根据铜器、陶器和仿铜陶礼器，可将东周燕墓分为九个阶段，除本身的特征外，燕墓还有来自于北方、齐文化和中山文化的外来因素。

　　王腾飞以《东周燕墓的再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该文首先再次总结了燕墓的特点，认为这可以辨识燕文化边缘区的墓主人群族属。他以三晋墓葬的标尺重新讨论了燕铜器墓的年代问题。论文还对燕文化墓葬的分类、燕墓随葬器物反映的府谷问题做了一些讨论。

　　成璟瑭等人对郑家洼子类型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郑家洼子类型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有无葬具可能是等级差异；随葬器物中有较发达的车马器和短茎铜剑，但陶器相对欠发达。由于既往对郑家洼子类型的归属有双房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多种不同的认识，成璟瑭等认为应单独划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对于该遗存的年代，成璟瑭认为其形成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前后（《文物》第8期）。

　　井中伟、任平对汉书二期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葬俗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们认为汉书二期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群组，北组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南边以大安、肇源为中心。这种文化的葬俗洞室墓是自西向东随人群迁移而传播的结果。

　　李新全对“双房文化”的定名和内涵进行了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他不赞成将双房M6为代表的遗存称为双房遗存、双房文化，认为“双房文化”至少包含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混合体，年代不同，分布区域也有差异，应该视为是叠唇筒形罐、长颈鼓腹壶为组合的考古学文化（伙家窝堡文化）和以敛口弦纹壶、东北系铜剑、滑石斧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二道河子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遗存，所以不能称为“双房文化”。

　　成璟瑭、徐韶钢对双房遗址也做了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们认为双房遗址具有复杂的多种文化因素，属于“伙家窝堡-双房”类型，来源于浑太水系的马城子文化南下的遗存，似乎仅可理解为“壶罐组合”的文化遗存。石棚墓、石棺墓遗存只能是双房文化发展的结果。

　　林森、吕斌、冯楠等对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的猎头习俗进行了梳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们认为东辽河流域类似梨树长山M004、后太平M27等单位，可能与猎头习俗有关。

　　城市考古研究

　　刘亦方撰文对郑州自商代至近代的城垣变化、水系情况进行了梳理（《古代文明·第13卷》），讨论了城垣变化与相关水系的相互影响关系和发展过程。她认为郑州城址周边的水系变化对城址形态影响较大，商城外郭城的修建和形态与防止城址外围的洪水威胁、湖泊潮湿有关，而汉代以后郑州的规模明显缩小，等级下降。

　　张立东对濮阳卫城郭门进行了讨论。他根据文献的记载，推测濮阳卫城当有十门，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十门之制应该是《考工记》十二门王城的变体（《华夏考古》第4期）。

　　胡进驻撰文对两周王室和列国都城的宗庙区的建置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物春秋》第2期）。他认为，周王室继承商王室的五庙成组及宗庙不毁制度，即以太祖庙室居中于南，依次往北布局二昭庙室于西，二穆庙室于东，然后以都宫墙垣将此五庙围护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西周金文中的“京宫”与“康宫”即此类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第六代去世的先王之子则另起一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并以其父庙为此大组合的“太祖”。如京宫内满五后，周昭王另起“康宫”。每位周王先祖均独立拥有一组宗庙建筑组合，即最南面有较为开敞的“庙”，可呼为前殿；居中是“大室”所在的中殿，为较为常规礼仪活动的举行地；最北面或曰最后面是后殿，可呼为“后寝”。同时期的姬姓诸侯国宗庙仿效周王室，故基本类同。周桓王可能仍保持原来西周王朝东都的京宫、康宫及幽王新建的宗庙群不动，新建平王之庙，布于幽王新建宗庙群内和幽王庙相对的穆位。部分身份特殊的女性贵族独享庙室，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礼仪状况。该文的讨论对两周庙制、建筑布局都有新的挑战，值得重视。

　　王炜、孙科科撰文分析了共城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他们认为，共城城墙应是先修筑了外侧的夯土城墙，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再修筑内侧的夯土城墙，并用填土将两道城墙连为一体。城墙的独特结构可能是基于筑城效率、军事防御和洪水预防等多方面考虑的创造性发明，在我国古代筑城史中是至今所见最早的一例。南城墙中还发现了坑道遗迹，应是《墨子·备城门》中记载的“轒輼”之类攻城方法留下的遗迹，为研究战国时期激烈的城市攻防战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类遗迹在东周时期还是首次发现。

　　艾虹撰文对燕国城市的城防建设进行了总结（《华夏考古》第6期），认为燕国城市选址注重依托天险，充分利用城垣、壕沟等防御设施，并且在边地形成以长城为核心的联防体系。

　　张超华也对燕下都的城防和军事设施进行了讨论（《文物春秋》第5期）。认为燕下都的军事防御，呈现出人工、自然等多种防御方式并存的特征，实际效果突出。

　　孙华撰文对战国时期的成都城进行了综合分析，对其水系、城址位置、范围和相关聚落点的分布、墓地分布情况进行了串联分析（《古代文明·第13卷》）。他认为，蜀国最后一个都城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成都，在今天成都旧城的西南部，以今西郊河为西界，东不过成都南大街的范围。秦灭蜀之后的成都城是大小并列的双城，是在开明氏成都基础上的修建。开明王朝的成都在今金沙遗址东南，被大河横贯，王室宫室与王室墓地一起位于城北部，祭祀区则在城南。

　　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研究仍然是三代考古的热点问题，2019年不同方向的青铜器研究成果斐然。

　　由李伯谦、刘绪主编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于本年度上市见书，该书共20卷，收录铜器5000余件，按省(区、市)编排。既是对中国近百年出土青铜器一次科学普查及精美艺术品筛选，对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元素与文化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研究与收藏青铜器可供参考的重要学术成果。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故宫出版社）。该书收录山西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以及和青铜器相关的陶模陶范的线绘图，一些重要器物（遗物）配图版备参，另辟有专章对拣选、收购和公私藏品的传世晋文化青铜器进行概述。

　　袁艳玲出版专著《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通》（科学出版社）。该书在其博士论文和社科基金结项文本的基础上形成，对楚系青铜器的研究范围、发展脉络和典型器物的形式、组合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楚系青铜礼器的等级、铸造工艺和流通问题进行了讨论。

　　黎婉欣（Celine Y. Y. Lai）出版专著讨论晚商时期商王朝和西周早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BARpublishing，Oxford）。该书从礼器、大铙、兵器三个角度探讨晚商中央王朝与南方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

　　广濑薰雄与近藤晴香翻译的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纵览·第二卷》在本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该卷主要内容为殷周铜器的纹饰研究。

　　王海城翻译了贝格立的名著《罗樾与中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中的风格与分类》（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懋镕汇总了之前三年的18篇论文，出版了《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六辑》（科学出版社）。

　　张懋镕主编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在本年度再出版五卷（科学出版社），分别为孙妙华的《青铜瓿卷》、张婷、刘斌的《青铜盘卷》、裴书研的《青铜壶卷》、李树浪的《应国青铜器卷》和王帅的《西周金文字体卷》。

　　本年度《中国音乐考古丛书》出版一系列著作（人民音乐出版社），涉及三代时期的有陈艳的《春秋许公墓青铜编钟研究》、隋郁的《两周越地青铜钟研究》、马国伟的《先秦吴越音乐研究》、朱国伟的《周汉音乐转型实证解析》四部著作。陈书对叶县许公墓的编钟、编鎛分述后，对其音列、音梁和组合进行了分析。隋书对两周时期越地的甬钟、纽钟、句鑃、镈钟、铙进行了形态标准差的分析，并对其音乐性能进行了讨论，并总结了这些乐器的地区性特点。马书对先秦时期吴越地区的乐器进行讨论，区分出中原系统乐器（甬钟、纽钟、鎛、编磬）、越式系统乐器（大铙、句鑃、圆钟）两个系统，对吴越音乐和中原音乐文化的互动关系、吴越音乐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和在汉代的传承进行了讨论。朱书对周代到汉代的乐制、乐器组合、形态，丝竹乐的演变和兴起关系进行了讨论，并对周汉乐律的承变进行了分析。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香港承真楼合作，以2016年在香港举办的“商周青铜器暨铸造工艺研究研讨会”的发言为基础，出版了论文集《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文集收录论文13篇，涉及晚商、西周和春秋汉淮及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铸造技术、铜器铸造与社会生产和工艺需求、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分布等问题。

　　刘树满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整理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容器（陕西师范大学）。他发现诸侯国青铜器的发展演变与王畿地区有同有异，但差异并不占主要地位。各国皆有一些特殊的器型或纹饰。铜器的组合、种类和演变，在诸侯国与王畿地区是基本同步的，虽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出现，但中原的传统文化因素始终占主导。

　　刘亚楠则以商周时期北方地区的中原系青铜礼器为研究对象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她将北方地区分为晋陕高原、燕山地区、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地区四个区域，在这四个区域内从商代前期开始至战国时期，中原系青铜器有四个阶段出现。这些中原系铜器比较集中出现高等级贵族的墓葬中，器类变化与中原地区商周酒器、食器的重心转换相应。作者认为这些器物大多来自于中原地区贵族的馈赠，但未出现与中原相同的礼制。

　　毕经纬对商周青铜器发展过程中的几次中期质变现象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商代青铜的质变发生在商代中期，西周青铜器的质变发生在西周穆王后期，春秋时期青铜器的质变发生在春秋中期（约公元前620年前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质变发生在战国中期偏晚，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他认为中期质变有政治、社会、意识和技术的影响（《考古》第9期）。

　　王祁对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西周铜尊卣的配组有一尊一卣和一尊二卣两种组合模式，后者往往等级较高（《考古》第3期）。

　　汤毓赟对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她认为“构成”是相对于“组合”的概念，侧重于艺术史所谓之“风格”相近的器物组合、配置。她对几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墓葬进行了典型墓例分析，认为殷墟墓葬的青铜器有单一来源和多来源两种（《考古》第5期）。

　　朱东华、王建国讨论了寿县苍陵城的商代青铜器，认为这批青铜兵器和乐器年代集中在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是中下等贵族墓葬的随葬品（《东南文化》第1期）。

　　杨博撰文对苏埠屯贵族墓葬的铜礼器器用问题进行了分析（《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认为苏埠屯的器用特点与殷墟或殷遗民接近，而墓地中酒器、食器分置，可以作为判断殷墓族属的一个标志。

　　张晓莉则在导师指导下对西周早期的燕国青铜器做了整理综述（河北大学）。

　　杜博瑞对赵国墓葬的随葬青铜器所反映的礼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文博》第4期）。作者将赵国墓葬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分为三期七段，认为春秋晚期开始，鼎、豆、壶的组合形式取代了鼎、簋的组合形式，是鼎簋制度的新延续，这种变革持续到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开始，开始即出现崩塌。使用青铜礼容器随葬的墓葬中，中小贵族在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迅速扩大。表明东周赵国在战国时期存在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现象。

　　翟胜利对海岱地区的高柄深腹有盖豆进行了整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盖豆应该是商周时期簋、敦类盛食器逐渐小型化、高足化的产物。他认为，在豆形器传统较发达的海岱地区，簋足逐渐增高后，出现了介于簋、豆之间的夷式豆形簋，春秋战国时期的豆形簋与盖豆的形态、功能均十分接近。簋、豆、锜、登、敦等诸多铜器自名反映了簋、敦、豆等几种食器类型之间发展演变、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路国权对原仲簠和几件陈侯器的绝对年代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这批器物集中在公元前680年前后，以此提出春秋时期青铜器“新风格、新特点”的出现年代也在此时（《考古》第4期）。

　　马立志对周代的寻氏铜器进行了综合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他认为，山东临朐出土的寻仲盘、匜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寻伯匜，时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寻”和“谭”字可以通假。铭文中的“寻”指的是文献中记载的周代谭国。谭国春秋早期偏晚时被齐桓公伐灭，据齐器鲍子镈铭文记载，（谭）地曾赐给鲍叔作为采邑。寻（谭）公遂戈、簟（谭）公戈分别是春秋中、晚期器，寻公、簟公是谭邑大夫之称谓。

　　郎剑锋等人对齐文化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句鑃进行了介绍。该馆目前收藏的句鑃共计34件，作者认为这些句鑃与之前发掘所获的句鑃可能是受吴越文化影响，主要用于祭祀（《文物》第10期）。

　　孔丽静的硕士学位论文整理分析了蔡国有铭铜器（河南师范大学）。

　　孙卓以曾侯乙墓为基础讨论了楚系高等级贵族墓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他认为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多存在两套器物组合，一套延续传统的周制度，一套则是春秋中期以后形成的新器用制度。这种多套组合的现象在春秋中期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在楚系青铜器群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定型（《考古》第8期）。

　　张昌平介绍了中国青铜器在港台和海外的收藏、著录与研究情况（《南方文物》第4期）。

　　田率撰文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旧藏的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纠正了部分器物的信息错讹。

　　凤仪诚则撰文介绍分析了法国赛努奇博物馆所藏的虢叔甬钟（《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认为该钟为春秋时期铜甬钟，与分水岭M269甬钟接近，与藤井有邻馆、比利时王家藏、吉林大学博物馆藏钟或为同一来源。而铜钟铭文为伪造，大部分抄自“叔尸鎛”。

　　王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整理了安徽出土的先秦铜生产工具（安徽大学）。论文对安徽青铜生产工具的类别、数量、地域、埋藏环境和组合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张潇静以北方地区的西周甬钟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山西大学）。论文重述了西周编钟由三枚到八枚的编组过程，认为西周甬钟以墓葬和窖藏为最主要的埋藏方式，甬钟的使用和埋藏有一定规律，但与文献记载的乐制有差别。

　　李志强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商周时期的折肩高弧裆铜鬲进行了梳理（辽宁师范大学）。他认为此类器物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的汉淮地区，以曾、黄、邾、滕、莒、纪、群舒等国族的分布区最为常见。但不同形制的高弧裆折肩鬲有不同的流行地区。

　　近年来，关于爵、瓒等器物的定名问题，有较多的讨论。本年度孙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传统认为的三足爵、瓒形爵、雀形爵都可被认为是爵，甚至爵还是酒器的通称（《文物》第5期）。

　　谭银萍、崔钧平对西周时期的柳叶形短剑进行了整理（《文博》第6期）。他们认为此类剑自西周早期从竹园沟M8：13一类的剑开始，自陕西开始向北方各地演变传播。早中期此类剑以击刺为主，到西周晚期出现剑格，劈砍等功能逐渐凸显。而杨勇伟对横水墓地发现的青铜短剑进行了介绍（《文物世界》第1期）。

　　2018年国家博物馆入藏一件青铜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田率第一时间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此器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晚，是一件作为“沃盥之礼”的实用器（《文物》第6期）。

　　孙明对商周时期的炉鼎（既往称为温器或温鼎）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古代文明·第13卷》）。他认为此类器物不是炊器，而是加热汤汁酱豉的容器，能够使用之人地位较高，一般都是诸侯或夫人。

　　胡子尧、井中伟撰文对黑豆嘴西周墓出土的半月形有銎钺来源进行了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他们认为，黑豆嘴铜钺不一定是西北或中亚地区的影响产物，而更可能是最早出现于中国南方盘龙城遗址的弧刃翘角铜钺溯汉水而上经汉中地区向北传播到关中一带，期间吸收晚商时期舌形钺上的凸棱装饰，并借鉴了北方式青铜兵器以銎贯柲的装柄方式而形成的创新型产品。

　　沈浩注、王宏介绍了环县博物馆藏的青铜小件，部分青铜器与所谓的“北方系”铜器有一定联系（《草原文物》第1期）。

　　邵会秋、石嫦静续完了北方青铜马镳的综合研究（《草原文物》第1期）。该文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不同马镳形态的分析，延伸到时代和区域差异，镳、衔的连接方式等问题，是对马镳研究最为系统的论著。

　　乔丹对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尊、罍的使用方法进行了分析（《四川文物》第5期）。作者认为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并不作为酒器使用，应是祭祀礼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是让人将尊顶在头上向神灵献祭，而献祭物品就是海贝、象牙珠等从其他地区贸易交换来的珍贵物品。三星堆遗址先民虽然有使用一些与中原地区器型相似的器物，但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使用方法会有所不同。

　　何学琳对三峡地区的巴人墓葬青铜器进行了总结，以此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论文对巴文化铜器进行了分类和分期，认为巴人青铜器以兵器为中心，有四类主体组合方式，三峡地区的石范显示三峡地区可以自行生产铜器。频繁的战争使得巴人铜器以兵器为主。

　　洪梅对传统认为是巴蜀青铜器的“棘戈”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认为这些戈是楚式戈而不是巴蜀戈（《江汉考古》第3期）。

　　王庆光对吴越地区的青铜耨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华夏考古》第6期）。他认为此类器物在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流行，战国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地方特色明显，很可能与早期鸟图腾有关系。

　　曹锦炎对2018年汤阴羑里发现的吴王诸樊剑，认为该剑是吴王诸樊继位元年铸造的器物（《中原文物》第6期）。

　　铜器纹饰研究本年度的成果不多，议题较为集中。

　　刘晓霞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殷墟时期青铜器花纹的微观研究为对象（吉林大学）。这篇博士学位的核心是以花纹制作的微痕迹反推青铜器的花纹制作方法，根据实验考古和铜器、陶范的观察，作者提出了十余条“阴线镌刻”和“阳线镌刻”的判断方法。

　　杨欢对商周青铜器的四瓣目纹进行了综合分析，对该纹饰的时空分布、施用规律、纹饰属性和文化属性进行了讨论。她认为，该纹饰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流行于晚商至西周早期，一般集中施用在纹饰口沿或圈足等部位，施用时较为突出，可能由夔龙纹演变而来。在使用时，一般一座墓葬只有一件四瓣目纹器，较为特殊。从文化属性看，该纹饰的商文化因素十分突出（《考古学报》第1期）。

　　李零撰文对青铜器的“山纹”进行分析。他认为，既往被称为“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都应该是“山纹”。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出土的霸伯山簋为理解这种纹饰提供了新线索，从器形、纹饰、铭文三方面证明，这种纹饰应改叫山纹、山形纹或连山纹。他认为山纹通常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波形带，二是鳞纹，三是窃曲纹。山纹与与横鳞纹、垂鳞纹、重环纹、窃曲纹属于同一纹饰群，共同构成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以几何纹为主体的流行趋势（《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

　　耿庆刚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东周铜器的动物纹样为讨论对象（西北大学）。他在东周考古学文化分区的基础上，将东周铜器的动物纹样分为晋系、楚系、齐鲁系、秦系、燕系、徐舒系、吴越系、巴蜀系，对龙、凤、虎等大宗动物形象进行了梳理排列，对列国间的动物纹样的创新、交流过程进行了分析。

　　李宇晨的硕士学位论文以三晋地区的东周蟠螭纹为研究对象（辽宁师范大学）。他将蟠螭纹分为C形、S形、CS复合形和变形蟠螭纹四种，各类蟠螭纹与蟠虺纹在春秋中期开始出现，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阶段发展到鼎盛，战国中晚期开始逐渐消亡。蟠螭纹是龙纹、窃曲纹结合的产物。

　　海昏侯墓地先后发现了数件早期青铜器，本年度有多篇论著对这批器物进行了讨论。王泽文、田率分别对海昏侯墓及其夫人墓中的十二棱尊缶进行了分析，王泽文通过类型学排比，反对张闻捷和袁艳玲的分期方案，结合仿铜陶器的形制，认为此类器物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南方文物》第6期）。田率认为这三件尊缶系春秋末叶之物，来源比较复杂，可能出自西汉王室旧藏、昌邑王国境内或海昏候国境内东周铜礼器中起棱的装饰十分稀见，楚式的尊缶中仅此两例（《南方文物》第6期）。后晓荣讨论了海昏侯墓发现的淳于，认为该淳于既不属于巴人錞于系列，也不属于越人錞于系列，而是属于山东地区东夷錞于系统（《南方文物》第6期）。

　　玉器研究

　　邓淑苹主编出版了台北故宫收藏的玉器选辑（《故宫玉器精选全集·第一卷·玉之灵》，台北故宫博物院），该书在著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12件新石器时代玉器，并配有相关的研究论文数篇。

　　王青对早期中国玉礼器的创作思维模式进行了探讨。他对权杖斧钺、王者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的玉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玉器都是组合式玉器，反映了早期的神灵信仰，并由此转变为执政者所利用的礼仪器物（《中原文物》第3期）。

　　邓淑苹撰文对“六器”与“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战国时代形成的六器观念，是采纳了周文化的璧、圭、璋；楚文化中的琥、璜以及春秋晚期以后三晋复古风潮下的玉琮，组合而成的。良渚的“玉琮”实为方镯。清凉寺的玉琮，则是东西玉琮观念的杂糅体（《中原文物》第2期）。

　　刘思哲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西周时期“五孔玉璋”的年代和性质提出异议（《文博》第5期）。他认为此件器物为端刃器，而应是龙山时代的五孔玉刀。

　　朱乃诚对夏商时期的玉虎进行了专项分析，认为夏商时期的玉虎经历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中晚段、二里头、二里冈、商代晚期等几个阶段。其器物源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但在发展过程中，到晚商前期，一部分转变演化为玉龙，而另一部分则发展为西周时期的玉虎（《中原文物》第2期）。

　　和菲菲对澄城九沟墓地发现的玉玺印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一种图像印，而非文字印（《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李零对九沟玉印也发表了看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6期）。他认为，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龙纽石器盖”和2016年九沟西周墓出土的“龙纽玉印”不是器盖，可能与印章有关，但如何区别印章和印模，仍然值得探讨。印模的功能是复制，而印章是用于官私文书的封缄，具有凭信作用，两者不能划等号。这两件器物不是文字印，而是图形印，它们是由三龙一鸟组成，并非龙、鹿、虎、鹰四字，与中国传统的“四神”无关。最后，作者还搜集出土文物中的鳄鱼形象，对鳄形龙的概念进行了探讨。

　　张强禄梳理了华南地区所见的有领璧、环，认为此类器物在中原肇始，伴随着牙璋一起，随夏商周王朝的更替自北向南传播至岭南地区，在商代中期前后渐次出现在环珠江口、闽南粤东和越南北部地区，这一过程可视为岭南中国化的历程缩影。

　　左骏撰长文对先秦时期玉质护指、护臂具的发展和组合关系进行了讨论（《古代文明·第13卷》）。他认为商周时期玉质护指和臂韝的出现、发展，是与当时射礼兴衰、弓体的改进密切相关的，到秦汉时期实用性的玉护指逐渐转化为装饰性的韘形玉佩，最终发展成为辽金时期的“鹰架猎韝”。

　　蔡青对先秦时期的玉质下颌托进行了整理研究（《文博》第3期）。他认为下颌托的出现，不是在北魏时期，而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至少在两周之际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多与玉覆面配合使用，到战国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也较为多见。这种器物的出现与早期中西交流有关。

　　唐锦琼对先秦时期的水晶器进行了梳理，认为先秦水晶器使用以春秋晚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春秋晚期之前，水晶器出现少，分布较零散；春秋晚期以后，水晶制品在北方地区大范围出现，逐渐成为相对常见的饰品。齐国临淄地区是水晶器的使用中心。水晶器出现晚与加工器具的演进有关（《东南文化》第5期）。

　　其他器物与器用研究

　　翟少冬对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进行了分析，提出石器生产的“陶寺模式”。她认为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以大崮堆山的变质砂岩石料为主，石器工业产量较高，产品可能输出到其他遗址，精英阶层对石器工业的控制和管理可能更多地表现在对石料资源和产品分配上。因此，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可能同时助力其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这种以石料资源为基础，以石镞生产为主，兼有日常石器生产的石器工业模式也成为陶寺石器工业区别于其他文化石器工业的独特模式（《中原文物》第6期）。

　　杨宽、赵俊杰、何毓灵等人以王裕口南地资料为基础讨论了殷墟石器的生产问题（《文物春秋》第2期）。认为王裕口南地发现的6件石锄形器说明殷墟存在农业生产，且可能有儿童劳作的可能。

　　陈翔对殷墟骨镞的形制与功能进行了讨论，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殷墟的骨镞在二里冈时代就已经定型，在功能上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平头镞和直杆尖头组在功能上还是可能有区别的（《文物》第9期）。

　　金志斌对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的产地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北京文博文丛》第2期）。

　　耿庆刚对秦雍城动物纹瓦当进行了探讨，认为雍城动物纹瓦当有凤纹、虎纹和斗兽纹三大主题，纹饰的主题有自身文化的传承，也有三晋文化的输入和北方草原人群的影响（《考古与文物》第5期）。

　　张梓琦对“大半圆瓦当”的年代和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此类瓦当出土于战国与秦代的都城、行宫和陵寝建筑遗址，具有特殊的祭祀功能（《考古与文物》第5期）。

　　杨远对商代“坐”姿人像进行了分析，他根据衣着、发饰、面貌的不同，将之分为四种类型，认为反映了不同族属、部落、方国和身份的人物（《华夏考古》第3期）。

　　刘艳菲等人撰文对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陶量和量制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批陶量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到秦代，性质为官量。这批陶量有4升、6升、19升和24升等几种规格，可以与已知齐量进行换算（《考古》第2期）。

　　刘松山的等人对战国可拆装的便携式弩进行了研究，他们以长沙扫把塘和九连墩墓葬的资料为例，认为弩臂分两截的可视为拆装式便携弩（《江汉考古》第3期）。

　　彭林撰写论文讨论秦始皇帝陵一号兵马俑坑发现的弓弩附件，认为弓弩内侧的木条是弓檠，但有弓匣的檠和韬内之檠的区分，后者可称为䪐，作用是为了保持弓体合理的弧曲度（《考古》第1期）。

　　庞政系统整理了资料，讨论了战国秦汉时期的马纛。认为马纛有椭球形和靴形两种主要的形态，最早出现在战国早期的楚墓中，使用者多为大夫以上，秦汉魏晋成为天子乘舆之器（《考古》第11期）。

　　张昌平复原了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的帷帐，不但区分了各类构件的连接方式和功能，还对这种帷帐的搭建过程进行了复原，认为需要铺设地袱、定位套接立柱、组建三角梁架、套接正脊组件、角椽、角梁和斜椽、铺设覆盖物等几个步骤。但这套帷帐在下葬时并非完整（《考古》第4期）。

　　张蕾讨论了陶寺遗址的鼓、磬组合，认为这种组合式当时墓主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具备了区分等级的礼乐功能，也证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在陶寺文化早期初现端倪（《中原文物》第3期）。

　　张闻捷等对《诗·小雅·都人士》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做了解诂。对诗中记载的服饰、发饰进行了讨论（《江汉考古》第3期）。

　　冶金考古

　　邵安定出版其博士论文（科学出版社）。该书对秦始皇陵园出土的彩绘青铜水禽的制作工艺、矿料来源、彩绘颜料等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

　　对于中国冶金术的起源问题，在既往的认知中西北传播和本土创新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近年来，郭立新、郭静云等人的研究不断提出南方起源的论证。由于牵涉到不同遗址的相对年代和传播关系问题，所以目前还少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

　　郭静云、郭立新、邱诗莹等连续撰文讨论中国青铜铸造技术和文化的南方地区自创问题。他们认为，石家河文化是东亚地区自创的青铜文化（《南方文物》第3、4期）。石家河文化常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着冶炼，并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技术。少量发现的铸造的小型铜器直接显示，石家河人熔铜并用铜液铸造，应归类为青铜文明。他们认为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已可见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在石家河文化社会中，已将冶炼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祭坛上进行与冶炼相关的礼仪，与之相关的还有祭坛设置与安排，如摆放套缸。从石家河文化中期以来，因冶铜需求和规模增加，发展出可以批量生产的固定式熔铜炉以及长条形龙窑式炼铜装置。因矿业、冶铜业走向专业化，冶铸技术深入矿区，在矿山边设置专业化聚落。石家河时期东亚其它地区都没有同等程度的技术，正是石家河青铜文明奠定了其后高度发达的商青铜文明的基础。因此“中国青铜文明外来”的理论恐要被商榷。他们提出，从大溪、屈家岭时期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的居民经常进入附近的矿山区，甚至开始在矿山区定居。鄂湘赣交接的铜矿山区域的自然条件，都不符合农耕定居的要求，必然是与青铜采冶有关。他们建议，考古界不要再套用“新石器时代”概念来引导和发掘长江中游公元前第四千纪以来的遗址。

　　江旭东等对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铜矿石进行了检测，认为是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经焙烧的产物，但是否用于冶炼，是否是有意识的冶炼活动，尚无法证实（《江汉考古》第3期）。

　　陈坤龙等撰文讨论了中国早期冶金的本土化与区域互动问题，他们认为西北地区本土化的冶金生产实践及其对技术体系的改造，为早期中原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考古与文物》第3期）。

　　葛韵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刊布了他对欧亚大陆东部复合范件的起源和初步扩散过程的看法（《南方文物》第5期）。他认为公元前2千纪欧亚草原得以贯通，这一时期晚期青铜时代开始，形成了8个冶金区，并在新疆和东亚地区形成了东西青铜文明对峙的态势。由此他将欧亚东部地区分为三个文化系统——牧业文化、半农半牧和农业文化系统。他认为目前最早的复合范件铸造方式出现在牧业系统，伴随着农、畜产品一起向东传播。

　　铜器的范铸工艺研究始终是冶金考古的重点，2019年度，相关研究较多。

　　林思雨撰文提出影响商代分范技术研究的三个问题——第一，从关注器物到关注陶范；第二，对模上施纹和范上施纹的区分；第三，垂直分范和水平分范，是三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在孝民屯铸铜遗址发现之后，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南方文物》第5期）。

　　常怀颖对烘范窑进行了综合梳理（《南方文物》第3期）。他认为过去在各类论著中的“烘范窑”名称，混称了不同的两种烘烤行为设施，既不科学也容易产生混淆和歧义。烘烤模、范、芯的封闭窑体生产设施应称为“烘范窑”（地面堆烧行为另行规范），而对预热范、芯的各类陶窑、烧坑、灶炉等设施应称为“预热设施”。对能够确定的烘焙范、模背后敷裹草拌泥的烘焙设施，应属于模、范、芯的二次烘焙。烘范窑的形态，在春秋中期前后基本定型为半倒焰窑，并沿用至汉代及以后。在烘范窑形态确定前，可能经历了从平地堆烧到用升焰窑尝试的阶段。浇铸前对范、芯预热设施，在春秋中期以前目前尚无坚实例证，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苏荣誉撰文对商周青铜器的填纹工艺进行了分析（《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认为填纹工艺的目的是为了凸显纹饰，一般以极细的颜料或石英砂用胶黏剂调和成膏，填充在纹饰间的沟槽，既有单色也有混色和配色。在填充物外有的还粘结一些较大的粒状或片状的其他材质装饰物，如绿松石片或玉片。

　　曹大志撰文以忻州连寺沟勾连云纹鼎、石楼桃花者倒兽面纹壶和龙形觥为个案，利用考古背景方法，讨论青铜器的产地问题（《南方文物》第5期）。他指出，明确的考古背景是分析青铜器的天然优势，但面对孤例或少数器物的形态罕见，就作为是当地的产品的证据，铜器的流通性决定了产地分析时，不仅需要重视出土背景，也需要注意铜器风格、原料来源等方面的研究。

　　岳占伟等人联名撰文分析了以殷墟出土扁体卣为代表的晚商时期扁体卣的铸造工艺（《南方文物》第5期）。该文通过表面的范线、圈足上镂孔、器底的网格、圈足与器底间的加强筋、芯撑、气孔、补铸与分铸痕迹所反映出的器身、器钮、提梁等的分范方式，提梁与器身的连接方式，肩部兽头和提梁末端兽头的制作方式等问题。

　　张昌平撰文讨论了商周之际的凤鸟纹卣的设计与铸造，提出这类器物的源头来源于殷墟时期的兽面纹短轴提梁卣。他结合对孝民屯陶范的年代学研究，认为西周初年殷墟王都尚未废弃，商代手工工匠开始为西周贵族生产青铜器，因此生产了一大批新的夸张风格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第4期）。

　　苏荣誉、孙岩、梁彦民联名对黑斗嘴西周墓出土的铜壶进行了分析（《文博》第1期）。他们认为该壶与湖南石门卣十分接近，是晚于石门卣的另一件南方铸铜作坊产品，且二者的铸工应为一系。黑豆嘴壶和岐山贺家村凤柱斝一样，是南方输入关中的产品，其铸造年代当在中商与殷墟过渡时期或殷墟早期。据此，他们对类似的六件器物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在武丁时期将南方铸工迁至殷墟铸器，但南方工匠的风格和工艺未能在殷墟得到发展，南方风格在殷墟不断被“安阳化”，扉棱分铸工艺亦渐归失传。

　　刘彦琪对中国青铜器早期生产设计的几何作图方法做出了推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他分析了考古资料中所见东周到汉代一些出土实物上的现象所反映出的一些几何绘图方法，包括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东周模、范和型芯上的几何作图求圆心痕迹，方壶陶模上的弧线画法及汉代铜鼓鼓面上呈螺线状排列的雷纹装饰的参考线画法。这些资料说明，至迟在东周时代，铸工已经运用了一些成熟的几何作图法。对早期手工业遗物的观察可以为数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弥补早期几何学知识在文献上的缺失，以便对我国古代数学发展水平有更为客观的认识。

　　张昌平对曾仲斿父方壶制作工艺进行了探讨，并由此对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进行了分析。张昌平从体量、形制和纹饰三个方面对曾斿游父壶的制作进行了对比研究，讨论其作为春秋时期新的艺术风格的代表（《文物》第11期）。

　　刘百舸、胡钢对红铜镶铸铜器的技术和艺术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红铜铸镶可以分为透镶和半镶两类，其中半镶红铜的固定又存在“自带支钉”以及“使用芯撑固定”两种不同的技法，通过X射线成像分析可以有效地进行甄别。从红铜铸镶的工艺演变来看，透镶属于早期的探索，然后过渡到成熟期的半镶，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其他一些青铜器；最终红铜铸镶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和局限，逐渐让位于其他装饰工艺。从最初简单几何纹以及少量龙纹的透镶，发展到纹饰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布局工整的半镶的过程，伴随着铸镶青铜器种类的显著变化。半镶的复杂红铜纹饰，在形制相近的不同青铜器上，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细节处理，这些信息能为铸镶铜器的生产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张吉对东周齐地提链壶的结链方式进行了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他认为提链壶的结链方式是由链节形制、链节之间连缀方式、链节与提梁及器身结合的节点的制法共同作用的。东周时期，提链壶的提梁与壶颈部两侧所附环纽在同一平面内，使得其间双环衔式链节的连缀方式受到限制，设计时需要考虑顺式链节的奇偶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齐地提链壶的结链方式多为方折提梁附环接一顺多反链。因此顺链还是多反链也可以作为甄别齐地及相邻地区同类器物的重要形制参考因素。

　　田建花等对镇江博物馆藏吴国早中期的青铜容器铸造工艺进行了分析（《东南文化》第5期）。他们认为吴国早期青铜容器的铸造工艺特点是浑铸且壁范垂直二分，直接在范上制纹、不设盲芯。

　　杨欢发表论文论证秦始皇帝陵出土青铜马车的铸造工艺，她认为该车体主要部分为范铸，但不排除部分构件采用了失蜡法铸造（《文物》第4期）。

　　黄维撰文对北方地区的金制品的生产与流动进行讨论（《古代文明·第13卷》）。他认为春秋至西汉时期出土的金器金含量较高，而在中原地区外围的金制品铜含量则较高，这与蒙古高原以金制品纯度来区分社会身份相近。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出现的小金珠制品和生产技术，均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姚智辉对古代错金、鎏金工艺进行了区别讨论。她认为“错”和“金涂”是两种不同的工艺表述，后者就是鎏金，与错金差别较大，是否存在凹槽鎏金尚需实物的实证（《华夏考古》第1期）。

　　成分检测在2019年度的研究成果较多。

　　梁宏刚对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炉壁、炉渣和冶铸地面的遗物进行了检测和讨论（《南方文物》第5期）。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在冶炼或熔铜过程中应该使用的是小型熔炼炉（坩埚）应该是一种类似于浇包的熔（炼）炉，而非浇包。炉渣中铜蓝（CuS）矿物结晶的发现，以及检测到炉渣、炉壁烧结层或附着渣中有微量杂质Ti以及Cr、Bi、Ag等元素，表明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不仅可以熔铜，亦可能存在冶炼铜的过程。

　　袁晓红等人对洛阳唐城花园西周贵族墓葬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器进行了金相分析。她们认为这批青铜礼器为锡青铜和铅锡青铜，皆为铸造，为实用器（《华夏考古》第3期）。

　　黎海超等人对湖南宁乡炭河里、望城高砂脊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进行分析。他们认为两地青铜器的文化内涵一致，有中原型、融合型和地方型三类，铅同位素显示两地主要铜器的数据相对集中，但炭河里铜器的原料来源更复杂。他们提出部分铜器可能是商人携带中原生产的铜器来到湖南，部分重熔后铸造混合型铜器。同时，商人在湖南当地也使用非中原型铜器作为原料生产中原型铜器（《考古》第2期）。

　　刘薇等人对叶家山墓地青铜器的锈层结构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锈层结构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保留了器物的原始表面，另一种的原始表面被严重破坏（《江汉考古》第4期）。

　　喻永彬等继续发表研究，以叶家山出土铜器为核心，探讨西周早期社会青铜工业机制。他们认为，叶家山与王畿地区及其他诸侯国铜器采用的合金方式一样，技术工艺体系相同，所利用的主体原料相同，纹饰、组合等高度相同，很可能与西周早期周王室对铜料资源的集中管控以及配置有关（《文物》第5期）。

　　刘勇等对大河口西周墓地M5010出土的马胄饰件进行了技术分析，认为这批马胄是锻造制成（《江汉考古》第2期）。

　　马仁杰等人对宜昌万福垴的数件青铜器进行了科技分析。认为甬钟合金类型多样，有红铜、砷铜、锡青铜，各类材质的铜器中都含有一定量的铁。万福垴铜器皆为铸造成型，普遍存在的受热现象比较异常。

　　南普恒公布了隰县瓦窑坡墓地M23出土铜器的金相与技术特征分析结果。他们认为这批铜器皆范铸，但有浑铸、镴焊等技术，在矿料的选择上，有一定量的硫化矿石的利用。这批器物是晋系铜器铸造技术的简化趋向的产物，表面纹饰的规范化与铜器的规范化生产是这批铜器比较突出的特点（《中原文物》第1期）。

　　刘亚雄等公布了临潼新丰战国至秦代秦墓葬出土的24件铁器的科技分析检测结果。他们发现这批铁器均为生铁制成，采用了铸造、铸后退火、炒炼脱碳、锻造等方法加工为器物，其中4件炒钢制品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炒钢制品（《考古》第7期）。

　　张吉等人公布了钟祥黄土坡墓地出土的春秋青铜器的合金技术和金属原料的来源问题检测结果（《南方文物》第5期）。黄土坡早期M31铜器含锡量高达20%，稍晚的M35和M4铜器锡含量在15%附近。公元前六世纪前期，钟祥黄土坡、江陵岳山及公安石子滩等地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基本相同，并与同期汉淮各地青铜器也较为一致。他们认为，在春秋中晚期，从长江中游而来的铜、锡等各类金属物料通过江汉平原西部和南襄地区向周边地区流通，在这一进程中，黄土坡及岳山等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含锡量相对较高体现楚系青铜器发展成熟时的资源和技术。

　　张吉等公布了襄阳余岗墓地的35件青铜容器的金相和成分分析。这批器物未铸造成型，有三件器物经热锻加工，意义重大（《江汉考古》第3期）。

　　黎海超等以“牛津体系”方法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铜器进行了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早商时期开始成都平原就已经开始独立进行铜器生产，而晚商时期金沙铜器的生产则较为复杂，金沙时期的铜器集中使用了本地特征的原料，但铅同位素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的铜器数据基本处于同一范围，说明金沙祭祀区的铜器所用的铜料、铅料可能有不同的来源（《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

　　刘薇、陈建立对古代青铜器表面的高锡锈层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作者对从锈蚀的表观形貌特征、成分物相、分层结构、耐腐蚀机理、形成条件与机理、呈色机理等方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该类锈层主要物相为纳米级的微晶或非晶氧化锡，可能存在原子掺杂。表面形成高锡锈层的原因以自然腐蚀说为主流观点，可用选择性腐蚀机理来解释。文章还尝试提出目前青铜器表面高锡锈层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王颖琛等介绍了宁波镇海鱼山遗址出土青铜制品的检测结果（《南方文物》第3期）。鱼山遗址出土铜器材质以铜锡（铅）合金为主，合金化程度较高；成型工艺以铸造为主，部分器物可能经历过铸后加工。庶来遗址采集铜俑的填充物材质为铅金属。经分析的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均处于先秦时期青铜器的常见范围内，相似同位素比值的铜器年代多处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镇海与同时期中原及江汉等地区在金属资源的利用上似存在密切联系。

　　动植物与生业分析

　　袁靖基于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项成果主编出版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分章节对东北及内蒙古东部、黄河上游与新疆、黄河中游与华北、黄河下游、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岭南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生业进行分述。探讨了不同区域生业的长时段演进过程和区域特点。

　　吕鹏、袁靖对黄河上游先秦时期生业方式的综述、潘艳与袁靖对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生业形态的综述在本年度完成发表（《南方文物》第1期）。

　　袁靖宏观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生业情况（《南方文物》第5期）。他认为由于地理单元环境资源的差异，中国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生业格局的地域性很强，中原地区最终能够形成早期国家并得以持续发展，是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一直持续发展的生业经济为基础的。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生业发展尽替起步较晚，有些地区没有在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性，但在进入先秦时期以后，则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势头。

　　罗运兵、袁靖等人则宏观梳理了长江流域先秦时期的生业格局（《南方文物》第4期）。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 逐渐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汉水中游作为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传播。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赵志军对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变化进行了长时段的分析。他以华县东阳遗址为个案，对自仰韶至西汉时期的农作物浮选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自仰韶时期开始渭河平原的旱作农业逐渐增强，以粟和黍为主，青铜时代这一种植结构未有太大变化。但西周时期黍的比例骤降，小麦异军突起，逐渐取代水稻并超过黍和大豆。同时，西周时期该遗址的藜科作物种子较多，可能与当时的辅助食物或蔬菜有关（《华夏考古》第5期）。

　　唐丽雅等人发表了对龙山-二里头时期环嵩山地区农业演变的研究成果（《华夏考古》第3期）。他们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砦、花地嘴和东赵的植物遗存资料，认为当地新砦与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相似，主要粮食作物为粟、黍，水稻比例不低，在瓦店与花地嘴中水稻比例已经超过了黍，大豆在各遗址已经普及，但小麦在此时传入嵩山的证据还较为薄弱。二里头时期，小麦确定已经传入环嵩山地区，二里头一直大豆比例地域水稻，但在一般聚落如东赵、皂角树和南洼，大豆的比例却很高。

　　郭荣臻与靳桂云对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麦遗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麦类作物虽然在龙山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原地区，但始终处于低水平的阶段，到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开始本地种植，商代麦作发展出现明显转折，稳定地进入商人农业经济中，两周时期，麦作持续发展（《江汉考古》第3期）。

　　董宁宁整理了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生业发展历程（《南方文物》第4期）。由于目前资料尚不充分，且分布地域较分散，大趋势显示先秦时期及新石器时期，新疆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青稞、小麦、粟黍，以及羊、牛、马为主，呈现出农牧兼营的生业特点，是因地制宜、中西交流的结果。

　　余翀、张海成则撰文讨论了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家猪的饲养情况（《南方文物》第4期）。认为从距今12000 年以来，所有出土动物骨骼的遗址中都发现相当数量的野猪遗存，野猪分布广泛，是当时狩猎的主要对象之一。至距今6000年左右，广西革新桥遗址发现了少量的家猪，至距今4400年左右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银洲、河宕和村头遗址都发现了家猪的骨骼，家猪饲养业已有一定的规模。

　　郭荣臻则讨论了新砦遗址的农业生产问题（《农业考古》第6期）。他通过对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农业工具、聚落形态等角度的梳理，新砦文化农业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后世二里头等文化农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新砦文化农业的强化生产态势主要表现在：粟黍稻豆类和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种植，猪、牛、山羊、绵羊等多种家畜养殖，狗的比例略低，可能存在鹿的人工养殖。新砦文化农业的复杂化对社会复杂化乃至早期文明化进程有所贡献，并为本区后世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志军与刘昶联名撰文，对二里头遗址的浮选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农业考古》第6期）。他们认为，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早期，二里头遗址古代农业的特点是整体上属于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出土数量惊人，所占比重甚至超过了粟和黍，这个异常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小麦遗存集中发现在二里岗晚期浮选样品中，说明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向商代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小麦在中原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出现了一次跃进，小麦替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主体农作物的转化过程可能起始于商代早期。

　　钟华等对洛阳王圪垱遗址的浮选结果进行了讨论（《农业考古》第1期）。该遗址主体为龙山中晚期到二里头早期。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和稻米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又以旱作农业为主。王圪垱遗址龙山晚期出土植物遗存研究也为二里头遗址的稻旱混作农业提供了可能的来源。

　　王振祥、葛莉花对岳石文化的生业地区差异进行了总结（《文物春秋》第6期）。他们认为岳石文化的生业模式虽然都以粟、黍种植为主，兼有麦类、豆类和水稻的农业种植体系，农业生产加工过程相对完善，家畜饲养业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水平较高。但岳石文化的分布区有一定的地区差异，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生业系统最为完善，鲁中南的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较发达，鲁东南以稻作农业为主，胶莱平原旱、稻兼作的生业系统集中分布在平原外围近丘陵地带，鲁豫皖交界的黄淮平原形成了种植与渔猎互补的经济结构，苏北和辽东半岛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多样化的选择阻碍了该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

　　郭荣臻与靳桂云也讨论了岳石文化的农业经济（《东南文化》第1期）。他们认为岳石文化的农作物比重超过非农作物，不同地区的作物比例有差异，但总体上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稻的比例减少，说明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而粟黍种植在扩大。

　　彭军超综述了河北商代的农业情况（《农业考古》第4期）。对河北地区商代的基本农产品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河北地区商代的青铜农具被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王祁等人公布了邢台赵村遗址商代植物遗存的研究分析结果，浮选结果显示该遗址以粟为主，但也有稻、麦、黍、豆。由于该遗址原始资料尚未公布，对该文的结论如何看待尚待检验。近年来，未发表原始材料而研究论文先出的现象较多，这对于学科的发展和同行的检验、以及学术评判的展开都引起了巨大的挑战。需要深深警惕（《华夏考古》第1期）。

　　刘宇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讨论济南刘家庄的商代动物遗存（山东大学）。通过计量，他认为刘家庄遗址的肉食获取以猪为主，占59%，牛占第二，达31%，羊、狗、鹿的肉食贡献量较小。此外有部分淡水蚌、螺作为肉食补充。从生业模式看，刘家庄遗址以定居饲养为主，少有狩猎捕捞。同位素检测发现，该遗址的猪、牛养殖以粟为主要饲料。屠宰的猪以未成年猪占绝大多数。

　　陈思源等撰文对旬邑枣林河滩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南方文物》第1期）。根据浮选结果显示，商周时期该遗址的农业生产结构以粟黍为主，其中粟占据主要地位，同时大豆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菊地大树、刘羽阳、袁靖等对中国古代家马进行了重新讨论（《南方文物》第1期）。他们发现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很可能是肉食后的残留，这种状况与晚商时期整马的埋藏形式不同。根据DNA等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家马的出现应是在商代晚期。

　　郑晓蕖等人对宁波鱼山遗址的浮选结果进行了讨论（《农业考古》第6期）。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存中，水稻则占据最主要的地位，遗址以种植水稻为单一的农业模式。

　　刘欢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天水毛家坪遗址的动物遗存分析对象（西北大学）。该遗址的动物遗存显示，当地的肉食获取以猪为主，其他家养动物中牛羊有一定比例，野生动物种类较多，说明遗址周围有较好的森林和坡地，林木较茂盛，附近还有河流。墓葬反映的用牲习俗中显示当地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有三个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与当地人群和文化变迁是同步的。

　　马万青等公布了邾国故城2015年大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东南文化》第3期）。他们发现自春秋至汉代，邾国故城以小麦和粟为最主要的种植作物，大豆、小豆、黍和水稻是作为辅助性的。在城市发掘区内，不同功能区间存在的差异，显示出植物遗存平均密度低和“谷杂草比”相对增长的态势，反映出在官方控制下的持续稳定的植物管理活动。

　　张敏对吴越地区的生业形态进行了宏观分析，他认为吴国的支柱“官工业”为矿冶业，而越国的支柱“官工业”为陶瓷业。吴越的资源互动多是以越国的陶瓷交换吴国的金属器，形成贸易与资源的互动圈（《东南文化》第3期）。

　　其他科技分析

　　张海等人对黄淮平原西部漯河地区中全新世的人地关系进行了讨论。该地区属于冲击平原地貌，内部可细分为若干种类的地貌单元，反映出不同的地理环境背景。全新世中期以后，该地区有较大规模的河流泛滥和湿地消亡，这些环境的变迁造成了当地聚落在选址、营建和扩张等方面的在“依水”和“御水”方面的变化（《华夏考古》第4期）。

　　沈巍的硕士论文，以花粉重建了殷墟建都前后的植被环境（河北师范大学）。基于地层孢粉分析和景观重建算法，殷墟建都前区域森林较为发育，近郊有广泛的森林分布。针阔混交林集中分布在西部山地，有部分常绿阔叶树种，洹河沿岸农田分布较密集。殷墟建都后，区域森林面积减小，农田面积急剧增加。

　　孙雨以东先贤与葛家庄为中心，对邢台七里河流域的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了遥感分析，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河北师范大学）。该研究以GIS和遥感手段分析，给出了邢台地区可能的祖乙迁邢和西周邢国都城的可能位置。

　　崔银秋等人公布了禹州瓦店遗址龙山人群的DNA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瓦店的古人群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但有部分东亚南部传入的基因（《华夏考古》第4期）。

　　孙语泽利用横水墓地的动物与人骨资料，进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山西大学）。检测结果显示横水墓地的人群以C4类粟黍谷物为主食，狗为当地豢养的家畜，食谱中有极少量的C3类植物可能来自于稻或其他植物以及野生动物。横水墓地内部的人群的食谱在长时间段内较为稳定，且没有太大的阶层差异。但在肉食分配上有一定的阶层区别。

　　凌雪等人对陕西关中监狱秦墓的人骨做了碳氮同位素分析（《文博》第3期）。数据显示关中监狱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中主食为黍、粟等C4 类植物，并包含一定量的肉食。男性和女性之间食性没有明显差异。与同一地区时代略有差异的宝鸡建河墓地、凤翔孙家南头秦墓相比较，C4 植物比例与δ15N 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的原因可能与战国晚期秦都咸阳规模急剧扩大，人口数量增加迅猛，人们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肉食比例高于关中西部有关。

　　韩涛的博士学位论文专门分析了翼城大河口墓地的人骨（吉林大学）。他从各个方面对大河口墓地的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检测分析证明该墓地男性死亡年龄约为28.7岁，女性死亡年龄则在32.8岁，墓地男女比例较为接近。墓地人群死亡年龄集中在壮年和青年期，墓地人群骨骼的骨骼创伤较少，间接反映人群社会较为安定。男性的劳作负重高于女性，较少骑乘行为。大河口墓地居民体质特征单纯，与晋南地区时代前后的人群体质特征接近。

　　王一如的博士论文则对西安马腾空东周墓地的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吉林大学）。她发现该墓地男女比例接近，男性死亡年龄约31.52岁，女性死亡年龄约31.64岁，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年和壮年期。超半数个体在中年死亡。该墓地人骨骨骼创伤较少，反应出社会较为稳定。口腔疾病反映出该墓地人群为成熟的农业社会。男女的负重劳作都较强，两性病理差异反映了男女的社会分工。较为有趣的是，该墓地的人群反映出一定的人群交流交融特点，反映了当地对周边人群有较强的吸引力。

　　王明辉等人对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人骨材料做了体质人类学分析（《北方文物》第4期）。分析结果显示显示，该墓地的人群构成并不是由单一人种所组成，颅面部形态兼有古代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类型特征，推测与该墓地外来人群的迁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雍的硕士学位论文以人骨的同位素分析为基础，对新疆青铜时代的吐鲁番和哈密盆地的人群流动进行了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者的分析基于哈密盆地青铜时代的五堡墓地、早期铁器时代的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吐鲁番盆地早期铁器时代的加依墓地为基础，认为五堡墓地的墓主是当地的第一批外来者，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则没有外来移民，而加依墓地的人群的同位素数据则十分分散，显示其饮水来源多样，人群流动频繁。

　　鲁晓珂等人利用锶同位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对陶寺、瓦店、桐林、两城镇和二里头等遗址的白陶原料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两城镇的原料来自于本地海滨沉积岩，陶寺则与河南地区的白陶样品原料接近。二里头遗址的白陶可能来自于瓦店和南洼。这一分析结果说明白陶的生产不是区域性集中生产的（《华夏考古》第6期）。

　　朱滢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对邾国故城的陶器制作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遗址陶器生产的专门化、标准化水平和生产管理的问题（山东大学）。

　　周奕辰等联合撰文对丰镐地区出土的原始瓷胎、釉进行了科技分析（《文博》第2期）。他们发现沣西遗址原始瓷制作工艺粗疏，胎料可能选用含钾较高的高岭土；釉料是添加了草木灰的钙釉；原始瓷制作工艺尚处于制瓷技术的初级水平。

　　郎剑锋对临淄齐墓出土的两件釉陶罍做了分析和科技检测，认为这两件陶罍是齐地工匠仿制的，为低温铅釉，与吴越地区的高温钙釉不同（《江汉考古》第5期）。

　　刘勇等人对大河口墓地M6043出土的釉砂珠饰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此类珠饰是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且使用了风干施釉法，其中有7件又使用了包埋施釉工艺（《考古与文物》第2期）。

　　韩飞对马家塬墓地M6出土的绿松石珠进行了微痕分析（《文博》第2期）。他认为这批绿松石珠应是利用边角余料，加工成较长的圆柱体，使用空心管钻，配合解玉砂对钻方式，贯通打孔，再使用砣切削为片状成型，最后精细抛光而成。

　　王树芝等人对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葬的木材进行了鉴定（《北方文物》第4期）。检测结果显示该墓地的棺椁使用木材多为硬木松或侧柏，而兵器銎内的木材则多用青檀、蒙古栎、槭木等材质。

　　虽然由于资料收集原因无法对2019年度夏商周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以数据形式进行较准确的统计，但仍可据所见的资料总结本年度学科研究的动向和趋势。

　　首先，从新发表资料的情况看，以东周时期的新发表材料最多，商时期资料次之，二里头时期和西周时期的新刊布资料数量较少。若排除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石峁皇城台的新发现的热点问题因素，二里头时期的新发现和资料刊布会更少。西周时期考古虽然有类似绛县横水和翼城大河口墓葬资料的持续不断刊布，但其他发现的资料刊布速度明显较少。所有发表资料中，墓葬显然多于居址，三代考古墓葬资料发表快，居址整理慢的难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研究方面，对已经出版的二里头、陶寺等遗址的综合发掘报告，仍然未能达到应有的关注度。另一个较明显的趋势是，青年学者尤其是在读硕博士研究生，较少关注夏时期的资料，无论是学位论文的选择，还是发表的其他论文，都显示出对夏时期资料的回避。对石峁的研究，更集中在意形而上问题和等级考察，对于石峁的基础年代学讨论和文化谱系的关注显然不足。

　　传统的年代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族属研究，在各时段的研究中都不受重视，本年度刊发的年代学研究和文化谱系研究多集中于传统意义的“周边地区”。这反映出黄河与长江两河中下游地区的整体年代学框架构建工作完成后，对年代学细节的关注在下降。但同时，对于既往年代框架或对某遗址年代分期结论是否需要调整，是否还需要检验，却也未有深究。即便类似于西周时期新刊布的大河口、横水等资料，青年学者的关注焦点在于文字资料，而对墓葬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与晋南地区其他国族的关注，显然不足。

　　多学科综合分析以及生业经济研究，开始从宏观讨论向具体个案下沉，但总量仍然不足。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看，青年学者更乐意利用甚至亲身参与到自然科技手段的分析研究中。

　　青年学生的学位论文选题，细碎化的倾向仍然突出，只关注题目所限的问题，而不考虑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在问题所在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中成立，能否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不少硕博士论文选题相近甚至相同，结论与既往同一问题也并无突破，学术史的梳理更不见齐全的资料的收集，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如上一年度的学习心得一样，仍要再三强调，青年学生是研究团队的未来。他们的研究兴趣、研究能力和研究视野将会决定未来研究的趋向、程度与高度。若不重视对他们的引导、训练和培养，将会危及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未来。

　　（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20年12月，总第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