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北周拓跋迪墓志记载的消渴症出发，追溯其渊源，认为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被关注，到两汉时期产生了大量针对消渴症的医方；从中古时期消渴症表现症状来看，其发生的实际原因或与这一时期服用寒食散的社会风气相关。拓跋迪墓志中透露的治疗理念说明对该疾病认知误区的存在及因应之策的错误，使得该病症在中古时期持续蔓延。通过拓跋迪墓志反映的疾病信息，本文呼吁疾病考古学应该在考古发掘中提高参与度和研究深度。

　　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北周大将军济北公拓跋迪及其夫人宇文宣华的合葬墓。其中出土的拓跋迪墓志中记录了拓跋迪本人的死因与“消渴”有关。志文载：“桑榆巳迫，屡上悬车之疏；消渴既侵，累奏钟鸣之请。神方赤散，无救百年；妙术黄丸，徒费千杵。以今建德六年龙集丁酉二月廿日，薨于第。春秋六十有三”。墓主拓跋迪在其暮年饱经消渴症折磨，并多次上疏奏请悬车致仕，最后多方医治无效于建德六年（577年）薨于第。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文献中消渴症即便是现代医学所谓的糖尿病，然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西医名词如何对译，包括消渴症和糖尿病的对应问题，还应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鉴于在考古发掘资料中，消渴症的信息在墓志中并不多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钩沉，简单考究消渴症在古代社会实际发现的时代渊源，并分析这一疾病于中古时期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疾病的角度入手，探索疾病考古学在新时期历史考古学中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强调疾病考古学在历史时期考古学方面介入的必要性。

　　一、消渴症的渊源

　　消渴症记载由来已久，文献繁多。其中《淮南子·说山训》有云：“嫁女与病消者，夫死后难复处也”。此处的“病消者”，盖指消渴症患者。《西京杂记》中有西汉司马相如的故事：“……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司马相如患消渴之疾流传颇广，以至于后世文人多以司马相如的字号—相如、长卿、茂陵等典故来命名消渴之症。

　　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探索消渴症的渊源有所贡献。2013年，成都老官山西汉墓中出土了大量木简，其中M3保存有大量的医简。在这些医简中，发现有完整方剂80余例，而其中与消渴症有关医简就有6例。

　　其中第52简《敝昔医论》篇：“赤乘仓曰消渴也，可治。面紫黑。”记录的是五脉相乘理论下消渴症的治疗原理及症状表象。说明彼时已经对消渴症的形成原因有了成熟的理论。

　　有三个治疗消渴症的药方：

　　第54简:“治消渴卌六，凝水、栝蒌（楼）各二分，泽舄（泻）一分，治合，和以美桼□大如起实，以知毒为斉（剂）。”

　　第154、253简：“其一曰：长石一，凝水石一，圭（桂）、畺（姜）各二分，蜀（椒）二，兔丝实二分，冶，合和，以小（橡）皁（皂）取药直（置）水华一升中，酓（饮）之，有间，酓（饮）使人懁，它皆可。”

　　第185、182简：“一曰：苦参卅分，龙胆廿分，沈潘十分，圭（桂）□畺（姜）各五分，则（萴）、增青、白丹各三分，皆冶，并合之，取生栝娄（蒌）根捣而捉取其汁，澄，渴之以酒”。

　　还有两剂病方是和治消止溺有关。

　　第234、220简：“治消止溺。取栝娄（蒌）六分，长石四分，凝水石、李（理）石各二分，思石一分，皆冶，合和，以方寸简取药，直酒中，（糜）亦可，为懁，以水□酓（饮）之，日三”。

　　第220、227简：“其一曰：消渴溺多不止。苦娄六分，长石四分，凝水石、理石各二分，恶石一分，合和，以方寸简匕取药，直温酒中酓（饮）之”。

　　以上数剂处方，涵盖的药物复杂；说明至迟在西汉早期，消渴症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疾病；其中详细记录不同的炮制方法、服用的方式等信息，可知彼时医者对消渴症已有因应之道；但若从第52简中强调的五脉相乘理论视之，以五色论病因，恰恰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于消渴症的实际发病机理并不明晰，仍然局限在巫医方术之窠臼。

　　“赤乘仓曰消渴也”的病理解释是基于当时流行的五脉相乘理论，但这并不是“消渴症”实际发生的病理解释。如果将其与马王堆汉墓出土《五十二病方》一并观之，这些药方中间应该还存在大量巫医的成分。就是在半巫半医、鱼龙混杂的理论指导之下，最终产生了老官山《六十病方》中记录的如此众多且能够具体应用的药方。

　　根据老官山墓葬的年代可知，医简的抄写虽可能在西汉高祖至文帝时期，但其所载内容来自战国至秦代的方剂学成果。由此可知，消渴症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发现，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多方面的治疗方案。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治疗医方是在巫医同源的背景下，医术和方术和合而生的理论解释中形成的。

　　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中进一步总结了消渴症的发病机理，说明消渴症在东汉时期仍然在延续着。同时，消渴症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唐《群书治要》中载东汉崔寔《政论》中，将朝廷频频大赦比作罹患消渴：“由坐饮多发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归亦无终矣”，足见消渴为社会普遍共识，成为一种可以用来举例比兴的常见事物。

　　二、中古时期消渴症的社会特征

　　迨至中古时期，有关消渴症的记载渐次增多，诸多草灰蛇线散见于史书文集之间；同时我们还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消渴症与我们在上一章节中谈到的消渴症在表现形式有些许差别。笔者希望从《拓跋迪墓志》碑文中所及的消渴症谈起，结合史籍中类似雪泥鸿爪，求索消渴症在中古时期发生的实际真相以及关联的社会原因，同时可能也是影响拓跋迪墓志中所及消渴症形成的隐藏原因。

　　消渴症产生的原因，在中古时期曾一度被认为和饮酒尤其嗜酒相关。三国魏明帝时，卞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后渴稍甚，以至于亡。”

　　卞兰因为苦酒（嗜酒）方患上消渴症，在消渴症的治疗方案上，魏明帝和卞兰泾渭分明，各有不同的观点：明帝认为巫医的用水方对该病症有效，而卞兰则坚决不相信巫医的方法。

　　卞兰的消渴症表面上看是因为嗜酒，其实从根本上讲，是和服五石散有关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已经将嗜酒与服散的关系讲的比较透彻。服散以后须用寒食，唯有热酒可以用来行散。《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王忱酒后须温酒行散事足以说明饮酒和服散的关系，嵇含的《寒食散赋》中有“酌醴操散”，说的也是服散和饮酒的关系。

　　至于服散和消渴的关系，大致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服散在先，而嗜酒于后，服散愈频，嗜酒便愈深，久而久之便会产生诸多类似消渴的症状。当然，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定，因服散和嗜酒引发的消渴症状和此前汉代医方中记载的消渴症是否是同一病症，抑或此消渴与彼消渴仅仅是有近似的症状而已。中古时期之所以嗜酒人群增多，多半应归结于服散的缘故，而服散和嗜酒之后又会产生类似消渴的症状，由此溯之，服散方才是消渴发生的根源之一。卞兰信奉道家游仙养生之道，服散也应该在情理之中，嗜酒应该是在其服散之后的衍生行为。卞兰之所以拒绝使用巫医，应该是他选择了服散求仙的方式。殊不知事实上，服散对于治疗消渴无异于扬汤止沸、饮鸩止渴，只可惜中古时期社会风尚使然，人们始终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嗜酒、服食丹药在士族阶层尤为流行，卞兰仅是其中一斑。考古人员在山东东阿的曹植墓中发现了5件有“丹药”铭文的陶罐，应该和储存五石散等药石相关；同时，曹植尸骸被安置在大量的云母片之上，这些浓厚的玄道现象似乎说明曹植生前可能有服食丹药。竹林七贤之中嵇康“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包括鲁迅所举何晏，再到裴秀、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鲍照等等，嗜酒和服散的实例不胜枚举，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但是这些人群在服散和嗜酒的同时，与之俱来的便是挥之不去的疾病纠缠，消渴症便是被时人认为最常见的一种关联疾病。

　　从消渴病患表现出来的症状考察，发现都有一些迹象还是与服散或嗜酒有关。利用这些症状的多角度比较，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消渴症和其他病症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癫眩是消渴症的一个主要表现，南朝梁王僧孺的《致何炯书》：“吾无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癫眩屡动，消渴频增。委化任期，故不复呼医饮药。”南朝梁陆倕的《以诗代书别后寄赠》：“刘兄消渴病，休摄戒无良；殷弟癫眩疾，行止避风霜”。以上这两个例子说的都是癫眩和消渴是相伴相生的症状。然而，癫眩其实还与服散相关；《黄帝内经·素问》云：“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癫，芳草发狂”。由此，王僧孺书中和陆倕诗中所言的癫眩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消渴，而是由服散引发，消渴与癫眩都是服散的密切相关的并发症状而已。

　　消渴症还有一个突出的症状表现就是脚疾。有关脚疾的医案在中古时期很多，南朝宋时谢灵运《答范光禄书》中诉说他的消渴症并发脚疾：“晚寒体中胜常，灵运脚诸疾，比春更甚忧虑，故人有情，信如来告，企咏之结，实成饥渴……”，“消渴十年，常虑朝露”，灵运的脚疾与其消渴症如影随形，足见患病日久，沉疴难愈。那么脚疾实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参考大致同时期鲍照的情况来分析，鲍照是一个饱受消渴症和脚疾摧残的患者，在《侍郎报满辞合赋》中，他自谓“既同冯衍负困之累，复抱相如痟渴之疾”，身体上的病痛如同“冯衍负困”的脚疾、司马相如的消渴；《在江陵叹年伤老》中，他描述了自己服散后的苦痛：“方瞳起松髓，頳发疑桂脑”，双眼出现粘性分泌物，头发因为服散而变红。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患有脚疾的消渴症患者，实际上所有的疾患源头皆是因为服散的缘故。

　　脚疾是中古时期一种痼疾，廖育群发现这一时期脚疾的发生曲线与服食“外丹”曲线高度近似，二者均兴起于晋，历经南北朝而盛行于唐，该研究高度证明了脚疾发生的真正缘由应该是因服散而起。消渴和脚疾是相生相随的病症而已，前引谢灵运便是消渴与脚疾并患，虽然没有谢灵运服散的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其所处的时代，并不能完全排除谢灵运没有服散的经历。拓跋迪墓志中提到的“屡上悬车之疏”“累奏钟鸣之请”，可能也是因为行动不便而无奈为之。

　　以上分别从嗜酒、癫眩、脚疾三个表象简单地分析了消渴症背后实际发生的缘由，应该与这个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服散风尚紧密相关，这一点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已经详细论述了二者消渴和服散之间的病理关系：“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诸丸散，和经年岁，石势结于肾中，使人下焦虚热”，巢元方认为消渴症中至少有五种病症是因为服散导致，因此，我们讨论的消渴症其实也是一个表征，内里的真相事实上还应该是服散。

　　纵览整个中古时期，除了上引的诸多史实，罹患消渴症的人群从魏晋至隋唐的案例尚有许多，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消渴症的医患虽然并没有服散的相关记载；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病患置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流行风习中考虑，消渴症与服散的关系应该值得认真关注。

　　三、中古时期治疗消渴症的因应之策

　　既然确定了消渴背后反映的是中古时期服散的社会风尚，那么彼时针对消渴的因应对策又是如何，《拓跋迪墓志》中有关于治疗消渴症的记载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拓跋迪墓志》记录了有关拓跋迪在罹患消渴之后的治疗理路：“神方赤散，无救百年；妙术黄丸，徒费千杵”。碑文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说明中古时期人们对该病的治疗也仅仅局限在以散为药的层面上；另一方面又说明，诸如赤散、黄丸的药物对于消渴病患的实际效果无济于事。

　　这里提到的“赤散”和“黄丸”，根据墓志行文风格，当为虚指或者泛指治疗的药物。然虽系虚泛，亦应有其实际之来源。为了更深入地探索中古时期疾病治疗观念产生的过程，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赤散”和“黄丸”的来历。

　　“赤散”，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里面就有“华佗赤散方”的记载，《千金要方》自然是古药方集大成者，“赤散”其源还可继续上溯。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发掘出土1件题名“治赤榖方”的医方木牍，周琦校释为“冶赤散方”，根据该遗址年代不晚于东汉中期的判定，认为该方应是“华佗赤散方”的祖方。如此，这便很有可能是拓跋迪墓志中的“神方赤散”的渊源所自。当然，此处之“赤散”与古人堤遗址“治赤散方”是否同指，尚需继续考证。

　　至于“黄丸”，与“神方赤散”相比，其具体来源看起来颇为复杂，似乎并不局限为何种药丸。从字面上理解，文献中记载的三黄丸、硫磺丸都有可能与之有关。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有：“三黄丸、水解散、疟痢药、金枪刀箭药等五十贴”；俄罗斯藏敦煌文献发现的李峤诗以及一些古医方，其中一方残存文字有“…名备急丸。三黄丸，黄连、黄□”，以上两处记载的三黄丸应该基本同指，皆系军旅急救药物。至于硫磺丸，唐代韩愈晚年服用硫磺的事情被白居易在《思旧》诗中提到：“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韩愈早年一度痛恨服散，晚年因“足弱”疾而服硫磺丸，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之下，虽然韩愈反对服散；但他仍然很难摆脱服散的影响，笔者认为韩愈的“足弱”恰恰是因为服散之后引发的脚疾，至晚年病痛加剧，最后死于“小溲不通”，其实是典型的药物中毒，足以说明韩愈服用硫磺只能是饮鸩止渴式的治疗。类似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元稹和韩愈一样，也是死于“小溲不通”；白居易给元稹的诗作：“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可以看出，元稹应该也是服散人士卢照邻常年服丹，以致困窘不堪，但仍然为此而向朋辈乞药；说明在常年服散的习惯下，已经无法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韩愈晚年服用硫磺丸的情况应该也如此。

　　以上所述的“赤散”“黄丸”，两类药剂均涉及到颜色，以颜色命名的医方由来已久，以“赤白青黄黑”五色命名的药剂在古医方中俯仰皆拾，源头也应和五色理论有关。前引老官山汉墓M3医简050：“五色甬（通）天，脉之出入，与五色相应也”；简696：“心气者赤，肺气者白，肝气者青，胃气者黄，肾气者黑，故以五臧（藏）之气产”。其中还有简052对消渴症的解释原理：“赤乘仓曰消渴也”，赤色和苍色相叠即为消渴之疾，这显然就是典型的以五色来释病理的案例。

　　从汉代到魏晋士人流行服用的五石散也是以“赤白青黄黑”五色石而制之，五石散之五色，显然是为了符合五脉（色）理论而生成的，前面已经论述了消渴症和服散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中古时期对于消渴症的治疗还在五石散风习的范畴以里。虽然说服散来治疗消渴，现在看来是饮鸩止渴。但在中古时人眼里，却并不具备如此观念。相反，“饵金石”以求长生是当时流行的医疗观念。

　　《周书·僧垣传》说僧垣善使寒食散疗愈金州刺史尹娄穆的腿疾，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的气疾、水肿也被僧垣以寒食散治愈。这些成功使得中古时期士人对服散的疗效信心百倍。这一点，我们从与拓跋迪大致同时期的北周《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可以得到印证，步陆逞神道碑文云：“本有消渴之疾，常饵金石自理，旧疾微增，奄捐馆舍。”与拓跋迪相同，步陆逞也有消渴症，却将希望寄托在服金石之饵，结果导致病情加重。步陆逞薨于建德二年（573年），早拓跋迪4年。步陆逞墓志为庾信撰文，同为庾信书写的墓志还有《北周大将军襄城公郑伟墓志铭》，该墓志中也有近似的记载：“消渴连年，屡有相如之患；至于大渐，遂如范增之疾”，说明襄城公郑伟因为消渴症而最终导致背痈发作而亡，事实上，背痈也是服散之后常见的副作用，很显然，郑伟的死因不是因为消渴，应该是消渴之后服散导致其病情加剧而死亡。郑伟卒年为天和六年（571年），早拓跋迪六年。由拓跋迪、郑伟、步陆逞的消渴症合而观之，此病症在北周时期应该是在高等级贵族中间较为常见的一种病症。

　　在中古时期，作为一种常见性慢性疾病的消渴症，构疾连稔，弥年不瘳。其实际发生的原因当与中古人士之服散风习相关联，对待疾病的态度通常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病症的本质特征而导致的，最终由于对该疾病认知误区的存在及因应之策的错误，使得该病症持续蔓延到唐代以后。

　　四、疾病考古学介入的必要性

　　古病理学家韦尔斯（Wells.C.）认为那些影响人类群体的疾病和创伤的规律，是由人类自身行为和生活环境中每一件事物造成的。引申来讲，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疾病与人类的发展相伴始终。

　　疾病应该是考古学研究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我们要探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疾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这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一度陷入文史考证的窠臼之中，考古现场对于疾病这一内容的考察参与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全面洞悉和多维认知。这种缺陷使得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存在扁平化倾向。当然，近些年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对墓葬出土人骨病理学的观察和研究逐渐加强；通过这些，使我们有机会讨论疾病发生的背景原因。

　　而就本文讨论的拓跋迪墓，通过墓志已经知晓墓主人拓跋迪系消渴症患者，并且本文认为墓主人消渴症的实际原因很有可能和服散的风习有关。结论的产生只是建立在史料讨论的基础之上，还需要疾病考古学研究的佐证。这些需要对考古发掘现场用疾病的眼光重新审视。

　　可惜的是，拓跋迪和宇文宣华的合葬墓，由于多次盗扰及长期进水淤积，墓主尸骨无存，仅在墓室填土中夹杂少量黄色骨粉末。我们知道，倘若墓主人消渴症的发病机理和服散有关，那么骨殖中应该能够检测出相关重金属的残留；但目前看来，墓室留下的信息极为有限，黄色骨粉末不足以作为检测的标本，更不能为笔者的认识和推断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目前出土的中古时期墓葬中，应该不乏服散人士的墓葬。但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一类墓葬墓主人的古病理观察以及人骨微量元素检测数据的公布，在一些出土有“五石散”相关遗物的墓葬中，诸如前引曹植墓中就有金石之物的发现，然而墓主人骨骼的病理报告却付阙如，如此境况只能说明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这一方面的考虑还有欠缺，这种欠缺造成考古学者无法建立起墓中出土药石和墓主人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得研究只能归于推测。考古现场遗留的讯息千头万绪，其中关于古病理学的内容不应该被忽略，因为这是考察人类行为以及和自然、社会互动的应有之义。基于此，笔者在这里，特别呼吁考古发掘现场需要古病理学乃至疾病考古学学者的充分介入。如此，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才会变得丰富、立体。

　　（作者：郭晓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1年第2期；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