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卢世源，生于1939年，于1956年被招进当时筹建中的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成为后来的国营武汉印染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当时所谓“合营”，其实已是国营。因为这个原来在上海的厂的老板唐永昌从未来过武汉，他任命的私方厂长也完全被排除在企业权力之外。武汉印染厂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从武汉市其它厂调来。本厂从1958年正式开工，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长达20多年来，连续不断地大赚其钱，至少在湖北数以万计的国企中，资产利润率可谓鹤立鸡群。每年独家利税始终占武汉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在武汉印染厂工作了三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的大潮中，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和全国各地约几千万工人一样被下岗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印染厂是武汉首屈一指、鹤立鸡群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衰败了。它是如何兴盛的？是如何衰败的？衰败后就该破产吗？就该让工人下岗吗？中国国企到底该怎样搞？在被下岗后，我反反复复地思考了很多遍，觉得作为中国国企第一线的工人，通过解剖麻雀所思考出关于国营企业兴衰存亡规律的结论，对于中国学界、中国政界、中国国企管理界人士或许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有幸恰好几十年都工作在这家国企，眼见耳闻，乃至亲身参与，体会实践，并且长期琢磨，终于有了一得之见。按照普通的正规学校学习年限的标准，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人力资本不高，因此联系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王今朝教授与我合作，把我所知道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思考的整理出来。叫它故事，并非虚假，而只是旧事。虽然我认为它们是真的，确实把它们作为真的来讲述的，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只是事物的一面，因此称之为故事。王今朝教授对我的故事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有很大的认可。它使我确信，这些与改革开放中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讲的根本不同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发现，在中国流行的由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打造的国企改革理论话语中，太多虚假的成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企在各个时期，既有成功经验，也不乏失败教训，本厂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新时代，尤其需要总结中国国企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了。这决不是无事生非，而是要未雨绸缪，毕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即使我们的故事有不准确之处，也可以收闻者足戒之功。让我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吧！

一、武汉印染厂前身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的故事

 

　　这段故事是我的师傅告诉我的。我曾任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一机台的挡车工，生产组长是位上海师傅。“三班倒”上夜班时，只要两人不离机台看着，可以腾出嘴来交谈。他很健谈，我也爱问，可以彻夜长谈而不违犯劳动纪律。所以，才有这段故事。中国今天没有多少人能够讲出这个故事来了。现有的文献中似乎也绝没有关于天一厂的记载。

　　国营企业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名“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由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创办。唐先生家乡宁波有座遐迩闻名的古藏书楼——“天一阁”。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唐先生取天一印染厂之名，是厂借楼名，以壮声威。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唐先生可不是仅仅把中国传统文化挂在口头上的人。本厂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人和事，都与“天下第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等等之意相关联，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几个奇迹。

　　一是唐先生在天一厂建立了颇有现代性的管理制度，这可说是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在旧社会，特别是旧上海的企业，在招工上普遍实行工头制。如果有人领头招集熟识的同乡组成工人群体，集体受雇于厂家，那么，这个人就是工头。而这个群体素质如何，决定于其领头者，即工头的管理水平高低。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中曾经描述过包身工。包身工就是被工头骗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饱受工头压榨的工人。然而，天一印染厂有一个大工头，管理着上百的工人，不是《包身工》里那样的工头，而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该工头十分注重打造自己领导下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品牌，特别是对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创新，目的是向资本家卖个好价钱。所以，他经常督促手下工人工作精益求精，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天一厂只有唐先生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群高素质的工人，也要有高素质的工头。工头是工人的实际领导者。当然，恐怕也正是唐先生的为人，吸引了这样的工头。这样，天一厂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二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天一厂经营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德国是中国染化料的主要供给国。在二战末期，德国战败之前，唐老板眼光独到，不惜借入高利贷，大量购进屯积了德产染化料。德国战败导致染化料完全断货。后来其它东南亚厂因缺乏化学原料而停工，只有天一厂由于囤积了原料照常生产。又逢日本投降，日货被逐出东南亚传统市场，当地印染布无货可供，价格飞涨。这就使得天一印染厂的产品可以出口到东南亚。因而，中国自近代以来，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开路先锋是机制印花布和染色布，唯一主力军是上海天一印染厂。这本身就是创造了历史。而且，这样一来，天一印染厂就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唐老板发了大财。更可贵的是，他也让职工们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原来，唐永昌深知中国古训“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利益均沾，才是企业振兴之道。客观效果是，天一厂职工产生了投桃报李的主观性，从而形成了劳资双方利益的良性循环。这就让天一印染厂产生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化，在解放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之时，天一印染厂独家捐献一架飞机，一时轰动大上海。当时，天一厂约有三、四百名职工，在企业界，如此规模的厂家有能力捐献一架飞机，全国绝无仅有。更稀奇的是实现这一爱国义举的途径。唐先生作为民族资本家，对于新中国是真心欢迎的。这就使得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很自然地加入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而新中国的建立为天一印染厂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现在，人们对“技术革新”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了，但你知道新中国纺织业第一个吃螃蟹者是谁吗？建国初期的上海，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极其低下，一个工人，如果能操作外国机器设备并达到设计产量，就很了不起了，从未听说，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将复杂的洋机器拆开重新装配，由单头进出改为双头进出，使之产量翻倍。这不是异想天开吗？而且，动脑动手的人大多是识字不多的半文盲，连读过小学的人也难有几个。局外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但对天一厂革新者来说，却是他们多年的夙愿，早有准备。原来，天一厂印染布生产过程中，有许多道工序，其中丝光工序是个瓶颈，前后其它工序设备都因丝光机生产进度衔接不上而经常长时间停机。因受场地限制，购买新丝光机增加产能则无处安置。因此，解决这一肠梗阻问题只能是设法提高丝光机产量。工人们对本厂丝光工序短板早已重视，早就对它动起了脑筋。

　　美国入侵朝鲜后，国家号召支援前线，促使人们焕发出冲天干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将丝光机从原来单头，改为双头进出布，产量倍增，一举解决了前后工序生产进度不平衡问题，利税相应增加。多赚的钱分期付款买了架战斗机，命名“天一号”飞往前线，支援抗美援朝。

　　有一次，谈到了丝光机技术单头变双头这个革新改造。据他说，天一厂能成功，缘于多种正能量因素，缺一不可。我问，哪一种因素最重要？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政治因素。“那个时候，人都‘疯’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当时，人们有一种非常狂热的工作干劲。

　　原来，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最集中的地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公然挂在只允许洋人游玩的沪市公园门口。“东亚病夫”的感觉可能上海人体验最深。另一方面，上海崇洋、惧洋和迷洋的社会风气也深入人心。所以，抗美援朝之初，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上海人可能尤甚。谁也没想到，接着发生的战情是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占尽海空优势全副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消息传来，举国振奋，人都“疯”了！当时，党和政府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那是顺势而为，自然万众响应。上海天一印染厂工人也正是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响了中国现代工业史上在洋设备上搞技术革新的第一炮。

　　同行们闻讯，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欲如法炮制。天一厂也敞开大门，并热情介绍经验。照道理说，后来的仿制比先前的创新技术难度要小得多。但是，当时上海其它多家印染厂全都知难而退，不敢在丝光机上搞能使产量倍增的单改双技术革新，害怕拆装失败后还不了原，机器反而报废了。虽然天一厂的这个经验没有得到推广，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各企业之间，有一种独特而常见的技术交流现象。同一产业技术部门，如果其中一家有了先进技术成果，诸如革新设备，改进操作，提高产量，节省消耗等等，除非是保密单位，其它厂家闻讯，便会由单位开一张介绍信，派人前去学习取经。我就曾多次外出取经，也接待过好几批外厂同行。这种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的技术扩散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整个行业的技术不断地共同提高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仅经过20多年，便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秘诀之一就在于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之间有这种现象吗？几乎没有！

　　而且，据上海师傅说，抗美援朝捐献，只是天一厂工人们蓄势待发的一个爆发点。在此之前，党的政策赢得了工人们的心。例如，工作时间由12小时改为8小时，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民主选举成立维护工人权益的厂工会等等。但工人们明白，缩短工时会减产，不利于资方，也减少税收，不符合“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原则，难以持续下去。怎么办呢？于是，以挖掘企业潜力、提高效益为目的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应运而生。中国工人阶级有史以来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由“苦干”向“巧干”的历史性转变。试问，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吗？

　　有人可能以为，这次丝光机技术革新成功而多出的效益能够买来飞机就很了不起了。其实，用之于献机的钱只是小头。它不是一次性的，以后每年都有新增利益，几十年加起来就很可观了。可贵的是，这次丝光机革新成功之后，新增效益除一次性献机和每年多交国家税收外，后续年份因此而多赚的钱，唐先生并没有独吞，而是“二马分肥”。我不知道天一厂劳资双方具体的分配比例，但知道到了50年代中期，中国上海出现了独一无二的人数达四百人左右的“万元户”工人群体，就是每户银行存款或其它财富至少有一万元。这数目当时非常令人惊羡。天一厂工会则有40万元活动经费，用以解决职工们生老病死等意外事件的补助，这大概就是中国后来实施的劳保制度的雏形。

　　上世纪80年代，武汉印染厂三台双头丝光机中的一台，因年久磨损严重，不能再使用了，便另购新机替代之。我惊奇地发现，新机是单头的，比另外两台几十年前的双头旧机，产能低了一半。我问本厂一位工程师，为何不买产能较高的双头新机？据他说，全世界印染厂用的都是单头丝光机，本厂的双头也是从原来的单头改过来的。科学技术在进步，世界上数以万计的机器品种中，几十年前旧机效能远超新机的品种，大概只有敝厂的双头丝光机了。这应当是创下了天下一绝纪录了吧？

　　为什么在印染行业，丝光机技术革新，天一厂能创新成功，其它厂却连仿制都没把握？关键在于，与后者不同，前者早有准备，长时期地琢磨丝光工序短板问题，在技术设备上寻求解决方法。工人们这种精神来源何处？从根本上说，丝光机改造的成功，是因为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大约5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曾听知情人说，这一方针是主席所制定，应是中国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一家私人工厂企业里的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工人群众，能否发挥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关键就在于双方的利益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如果两者成正比，利益关系就处理得好。利益关系处理得越好（也就是比例越恰当），主动创新精神发挥得越高。就劳资利益关系而言，因为在私营企业中，利益分配主要由占强势地位的资方说了算，处于弱势地位的劳方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情况在解放初期也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在旧中国，几乎在所有企业，使用的都是低层次的严格管理手段，在这种管理层次下，工人们不可能发挥出主动创新精神。上海天一印染厂的唐永昌老板可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例外。他比较完美地做到了“劳资两利”。

　　第二个关键就是虚实结合，就像两个巴掌才能拍响，缺一不可。所谓“虚”，指的是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如上所述，唐老板的重“予”之术，就把一种主动创新精神注入天一厂工人群众身心之中。在旧上海天一厂工人们对每天都接触的丝光机，很长一段时间，坚持不懈地琢磨研究，逐步地考虑成熟，终于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七次量衣、一次裁衣”成功。这也是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劳资两利”指导方针的一个典型范例。所谓“实”，则是一定的劳动组织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每个工人都有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但要把它们协调起来发挥出最大功效，还需要组织。“工头”这一行名声不佳，天一厂的劳动组织也叫做“工头制”。1952年，在城市里，曾有过一次叫做“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在企业中作恶多端带有封建黑社会性质的工头。上海也不例外。不过当时在陈毅主政下十分讲究政策，打击的是欺压甚至迫害工人的工头，没有此类罪行的则未挨整，一般也不能再存在了，唯独天一印染厂工头制幸存于世。原来，这种工头制与其它企业所实行的工头制名同意不同，实际上走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天一印染厂的大工头叫陈沛霖，江苏泰兴人，他带领的工人被称为“泰兴帮”。51年捐献飞机，天一厂工人正是在他带领下，夜以继日地苦战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功劳卓著，怎能事隔一年就过河拆桥，兔死狗烹？而且，该工头甚至没有“剥削”行为，带领一百多人的工头，综合收入仅比其他工人多一半左右，最高时不超过一倍。与其工人群众关系融洽，可谓亲如一家，并享有很高威望。这不就是群众自发所走的群众路线吗？

　　真正的群众路线以工人们长年累月常备不懈地努力为特征。企业领导者都希望达到这一效果。然而，他们许多人的行为模式是平常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问题是，即使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无法取得大的效果。这也就使得丝光机改造的成功当时除天一厂外，天下没有笫二家。因为只有天一厂有现成的高素质的工人群体。

　　但天一厂的经验决不是不可复制的。紧随其后，越来越多的人和中国国营企业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当时，比较著名的有东北重工业地区钻工倪志福，青岛纺织女工郝建秀，再后来则是鞍钢的王崇伦，……。从此，由点到面，逐渐扩展开来。工效成倍提高不再是稀罕的个例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工效成倍提高一旦在一个工厂里得到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就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例如，“郝建秀工作法”，立即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全国纺织厂推广实行，使中国纺织业在操作技术方面一下子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扩展速度即使考察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也是少有的。为什么呢？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速度呢？

二、武汉印染厂的故事：从建厂到文革结束

 

　　1957年，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引下，为了靠近纺织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天一厂迁往武汉，厂名更新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文革后又改为“国营武汉印染厂”，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倒闭消失。

（一）我在武汉天一印染厂做学徒的故事

 

　　武汉天一印染厂是一家一两千人规模的中型工厂企业。我于1956年进武汉天一印染厂筹建处，随即被派往汉口宗关水厂培训。这家水厂原是国民党“公营”企业，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现在，某些人谈起“国企病”大摇其头，可谓少见多怪。你知道旧中国的“国企病”多么严重吗？我们现在患的病比起他们来，小巫见大巫，简直不值一提。

　　该厂在旧中国时，厂长是个大流氓，后台很硬。此人整天不务正业，偏爱惹是生非。经常怂恿工人在外打架，打赢了，夸赞你；打输了，则被骂得狗血淋头，要你再去打。厂里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多余的人每值夜班凑在一起打麻将，通宵鏖战于四方城下。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惹恼了国民党宪兵，一卡车丘八前来兴师问罪，机关枪架到了厂门口。全厂职工吓得魂飞魄散。他却颇有大将风度，临危镇定自若，安慰众人：“不必害怕，看我如何摆平”。他直通电话打给汉口市长徐会之，说明情况，要求限时撤走宪兵，否则，“全市停水！”徐市长闻之大惊失色，慌忙赶来调解，一场轰动全市的风波就此平息。

　　如此厂情，据师傅们说，解放后仅一两年就完全改观，企业经营管理焕然一新。例如，要制自来水，从江中抽上浑水后，第一道工序是粗加工澄清。第二道工序是细加工沙滤。原来两个工段，每班12小时工作，每段每班3人，另加轮休和清洁工，共计15人，后改为8小时工作，每段每班1人，加上其他人，共计10人，缩短工时后反而减少了5人。其它工段也类似。这种效率改进不可不谓惊人。

　　如果说澄清和沙滤两个工段的这项改革有可能是在厂领导指示下进行的，另一项这两个工段的技术革新却是工人们自制紧箍咒主动地往自己头上戴了！以前，工人使浑水澄清的凝结剂投放量原则是只多不少，不影响第二道工序细加工沙滤就行。这样，大部分工作时间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但投放过量会给企业造成浪费。制水过程中，质量与节约是一对矛盾，过犹不及。如何解决？工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经验。他们认为，澄清池出水浑浊度控制在25-40度为宜。这样，既保证了沙滤池进水的质量要求，也最大限度节约了原料。后来，听厂部的人说，原料成本比前降低了三分之二左右。但这样做，就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劳动强度。因为它要求必须在工作时不间断地巡视，根据观察到的澄清池各个部位水文的变化而随时调节投矾量，以保证出水质量符合浑浊度标准。同时，原来因多用原料而从供货商处得到的回扣“奖赏”也没有了。这种主动牺性个人小利，顾全国家和企业大利，显然是政治挂帅发挥了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是具体的，感觉得到，能够影响人心。它反映在许多小事上，不一而足。我因为只在该厂培训一年，时间不长，见闻不多。这里只是仅举一例。

　　在旧社会，厂里职员和工人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解放后两者地位平等了，职员变成了干部，经常下车间询问工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工作上有什么意见，以便解决和改进。工人们心想：“共产党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看来是确实的。那我们就要做出企业主人翁的样子来”。有一位师傅的口头禅是：“这样子干，才对得起共产党！”

　　师傅们都很关心时事新闻，却苦于识字不多。有一次开小组会，由我这个学徒读报。有一段新闻，内容大意是说，帝国主义又来欺负咱们中国了。读后，我发现他们脸色凝重。组长是位党员，他愤然说，“大家要加劲干，回击这班龟孙子！”我当时大惑不解，一条新闻竟会引起如此反应。后来才知道，10多年前，即抗战时武汉沦陷时期，该厂被军管。有一个日本管工头十分凶狠，手拿皮鞭，看谁不顺眼，一鞭子就抽过来了。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打。那种当亡国奴的痛苦，记忆犹新啊！盼望国家强盛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也应当是他们殚精竭虑，拼命工作的动力吧！这不就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切实的反映吗！

　　我在水厂还见识了另一种形式的群众路线，可用杜甫两句诗概括：“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我们学徒下班时间一到就走了。师傅们则不同，交班者自愿留下来与接班者交谈约10几分钟。谈什么呢？都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遇到的问题，处理的经过，自己的想法，怎样干更好，等等。民主集中，日积月累，意见供厂领导参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方法，从群众中来，经过民主集中，到群众中去，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因为实用有效，该厂效益也随之逐年提高。

　　我当学徒，原定培训期为三年，但我和其他厂共近10名学徒，不到一年就基本掌握了制水各工序机器设备的操作技术。据该厂师傅们说，要是在旧社会，你们这些学徒恐怕三年都学不会，因为那时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说，谁会像今天这样倾心传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原来所定的培训期为三年的原因吧！而我不到一年就基本掌握了制水各工序机器设备的操作技术，恐怕就是铁饭碗发挥了作用吧！我一年后学成回到本厂，自己学徒期还没有满，就当师傅带上了几个学徒。那几个学徒在我的教授下，也很快能独自操作机器设备了。因为我这个师傅铁饭碗在手，也无“饿死”之虞，所以教得也耐烦。

　　现代工业企业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短板，就要影响整个工程。我所在的制水小组，就是本厂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我的学与教都是算术级的常规发展，加起来就要好几年。但实际上，公私合营武汉印染厂从1957年上海拆卸设备，运到武汉，再安装好，1958年就投入正式生产，仅仅一年左右时间。可以想像得到，其中许多环节的建设速度，都是几何级。1950年代，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但在那时，卡车与轿车，喷气式飞机，各种大型机械和重型设备等等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当时不是哪一家工厂仅凭自身力量而能生产出来的，必须得到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有计划的调度协作支援。其中，最关键的是培养新的技术人员，数以万计。他们是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只有两三年，做到满足生产所需？难道不正是依靠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优势吗？

　　这是在被反毛分子诬蔑为“经济外行”的毛主席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国营企业的独特优势。其特点是先进技术能以几何级的速度普及与提高，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只能是算术级速度，因为私人企业里拥有经验特别是拥有绝技的工人一般都把它们看作是自己吃饭的饭碗。多年前，我曾同一位工人朋友交谈。他原在国企工作，退休后又去私企干了几年。据这位技工说，该厂老板非常希望他一直干下去。因为，他是所操作的机器生产线上的技术能手，熟悉机器设备上的性能，出了故障能很快排除，恢复正常运转。廉价雇佣的农民工则不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毛病修好。有一次他病休在家，机器甚至停摆了几天。所以，老板每次遇到他，都是笑脸打招呼，而对农民工，则是爱理不理，表现冷淡。“因为我的剩余价值比他们大，”他笑着说，“我现在才晓得自己肚子里的货值钱，能卖高价，凭这一点，我是不会把技术无偿教给别人的”。没有铁饭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这样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砸碎了几千万工人的铁饭碗，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呢？——中国经济增长率没有提高，中国技术水平也没有提高，反而是私有企业大行其道，许多工人失去生活来源，等等。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吧！据说，这种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并没有中央文件做背书。那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没有制止呢？

（二）“旧”工头与“满负荷工作法”的故事

 

　　武汉印染厂，在其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期，即20多年内，至少在湖北省数以万计的国企中，却异常地鹤立鸡群，而且是唯一的一只“鹤”（烟草垄断企业除外） 。这是偶然碰巧吗？非也。它保留了上海天一厂的工头制，它的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客观上极其难得地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集体主义原则。本厂正是因为保留了这种特殊的工头制，继上海天一印染厂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创造了第一个“天下一绝”之后，内迁武汉转制为国营武汉印染厂，才能创造第二个“天下一绝”的奇迹，实现了中国第一例，迄今为止也可能是唯一的“满负荷工作法”（这是我起的名字）。本厂资产利润率之高，堪称是大摇钱树，靠的就是该法。

　　1961年至1965年，我被调到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任挡车工，在此4年多时间里，都是“三班倒”工作。我还记得，从周一第一个早班起，到周六最后一个夜班止，主要生产大车间几十台机器每周六天，每天24小时，几乎全都不停顿地轰鸣运转，蔚为壮观。从坯布缝头、烧毛、煮炼、开轧、丝光、水洗、再烘干，然后分别印花和染色，一系列工序衔接得十分紧密。只要有一台机器不论什么原因停顿，都将影响到前后其它工序。而这全是三、四十年代的老旧机器，没有一台新的。当然会发生一些故障，但尽量安排在厂休息日检修，使之不影响到工作日的正常生产。据我所知，不仅是我在漂炼车间工作时那几年，从武汉厂1958年正式开工生产，到80年代初，20多年来，本厂主要生产车间都是如此满负荷地工作，实现高产，因而资产利润率傲视天下。

　　那么，满负荷工作法是怎样创造出来并连续不断地长期实现的呢？我曾经琢磨过，但不得要领。不过，有两件事给我以启示。

　　一是，我所在的开轧烘小组，挡车工每天接班前，都要往烘房内上十个转动着的哄筒轴承盒内加油。烘房密闭，里面就像一个蒸笼。虽然进去时间不长，只有上十分钟，冬天也会蒸出一身汗。有一年热天，我实在怕进去，想省掉这一次。不料被生产组长——即“泰兴帮”中之一员发现了，他早已盯上我了。问我为什么不加，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没说，拿起油壶钻进“蒸笼”替我去加了。我以后不敢，也不好意思再耍滑了。

　　二是，我有一天上夜班。子夜时分，外面狂风暴雨。车间主任，即以前的工头陈沛霖忽然匆匆跑来，找到组长，两人嘀咕了10多分钟，他又回去了。我好奇地问组长，主任这时跑来干什么。组长告诉我，主任在家已睡了，突然想起本组有一个隐患，怕组长不知情，特来嘱咐注意。组长说他已将隐患排除，主任多虑了。

　　这位陈主任很有意思。他可能创造与保持了中国国营企业中层管理干部的一项工作时间纪录。别人都是八小时工作，特殊情况下，也会义务加班，但他是10多个小时工作，几乎无一天例外。每天，他都是同日班职工一起进厂上班，下班后回到一墙之隔的宿舍区家中，吃了晚饭又来到车间到处巡视，现场解决问题。所以，只要我是上早班或中班，在这两班时间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别人每天都只上一班，唯独他两班连轴转。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帮”里的人，从工头到“帮”员，责任心与众不同的高超？这就涉及到“经济力学”了。这个“经济力学”认为，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职位高低，技术强弱，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形成合力，以便全力挖掘出国企内在潜力，激发活力，增强它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你知道陈主任超高的工作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吗？这种动力来源于政治挂帅因素，党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正确政策，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陈沛霖当年在上海天一厂带领一帮工人改造丝光机成功，意义远远不止于捐献了一架飞机，还在于它实现了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一个技术革新的创举。我认为，其蕴含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甚至可与几百年前发明了蒸汽机而引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人瓦特相媲美。可是，老陈多次申请入党却遭到冷遇。有人讥讽：“没有整你这个工头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漏网之鱼还想入党？”

　　转折点发生在1957年春。当时，工人们因故土难舍，不愿随厂迁汉，上街游行，喊出反内迁口号。厂支书的话无人听，束手无策，便请陈去做工人们的思想工作。他做通以后，因这一立功表现，终于破例入党。迁汉后又成为武汉厂漂炼车间主任。工头变为党的企业中层干部，全国即使不是仅此一例，应该也是不多见的。

　　陈的心病解除了，因而发挥出冲天干劲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可能是唯一的满负荷工作法。如果说陈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是因政治动力而激发，那么，工人们则是经济压力了。工厂内迁后，便出现了一个矛盾，沪汉两地职工工资制度一厂两制，相同工龄的工人，上海工人工资是武汉工人的两倍半到三倍，干部间差距更大。

　　1961年，为了缩小差距，减轻矛盾，在武汉厂搞了一次工资改革，要求上海来的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一般减少一半，最多的一位，厂总工程师原来“保留工资”560元，减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非党员干部和工人则暂时不动。因此，上海工人普遍恐慌。他们又听说，同一时期，迁往湖南湘潭的另一家上海印染厂，因该新厂效益不佳，工人们也都减了薪。本厂一时人心不安，生产直线下降。厂领导赶忙表示“只要生产继续正常，会向上级要求不再改了。”

　　陈沛霖工资减后可能比他下面工人还要少。但他不仅不抱怨，还做他人思想工作。上海工人也有了共识：只要继续实现高产，工资大概不会减了。也就是说，拿“高薪”的工人们在这种压力下，满负荷工作法后来就保持下去了。

　　总而言之，上海天一厂——武汉印染厂之所以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成绩，关键在于它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群体。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吧！就我这里所谈的历史而言，这个群体的形成与组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组织成员能获得较高的利益分配收入。这不是过分重视物质利益。实际上，在井冈山上，虽然条件艰苦，但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它还是为士兵提供了相对社会上比较充分的物质保障的。士兵们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人参军就是因为在部队里有饭吃。

　　我现在回忆后认为，这是中国国营企业人文管理的雏形。这种高效益的管理只可能产生于存在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即遵循毛泽东思想办事，实行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中国国营企业。本厂在湖北省，也可能在全国同行业中，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靠的就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群众路线。换句话说，没有这种群众路线，就产生不了这只“鹤”。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亲密无间。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而且表现在，前者可供挖掘的经济效率潜力，也远比后者的大。

　　但是，要挖掘出这种可能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的法宝就是这俩兄弟。两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正能量因素的机制，发挥了促使武汉印染厂资产体制高效运营的积极作用。当然，国企中还有其它诸多机制，如领导选拔机制，经营管理机制等。有的在实际运行中成为负能量因素，不利于提高效率，甚至相反。但我厂前20多年存在时期，上述两种正能量因素机制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其它负能量因素机制则危害性较小。后来，正负能量因素机制的主次位置发生了逆转，我厂就走下坡路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直至破产。就像本厂后来新厂长不知道自己怎样把厂搞垮，全厂职工也可能搞不明白这只“鹤”产生的原因。我是经过几十年持续地琢磨研究，才逐渐领悟。真是有点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三）市纺管局一个局长的故事

 

　　领导选拔机制为什么也重要？这就要从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被畸化说起了。我无意中偶然开始接触到企业领导选拔机制问题，是在1967年春文革初所谓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当时，揪斗领导干部成风。我厂一些造反派也凑热闹，去本厂上级单位市纺管局揪来局长，主要罪名好像是说他“忘本”。我好奇地也跑去看了一下这位局长长得怎么样。因为，在此之前曾听人说，共产党选拔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听话，这个容易理解，当时“驯服工具论”大行其道，当然是首要条件；其二，颜值至少要过得去，最好是一表人才。我见面后，认为局长符合以貌取人第二条标准，长得魁梧高大，很像是电影中正面主角形象。后来，有一二十人聚在一起议论，我也在场。其中有知情者介绍，这位局长原是与我厂紧邻的一家大纺织厂的工人，特长是会打篮球，50年代初期，曾是我市纺织系统一支名叫“经纬”篮球队的队长。因此有人调侃，他的发迹是不是同《水浒》中的奸臣高俅类似？我发现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位局长不感冒，个别人甚至恶狠狠地表示，这次把他揪来批斗，终于替老子出了一口恶气！这就奇怪了，本厂绝大多数人同局长素不相识，大马路上相遇，并不知道对面走来的是本系统工业局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何对这位局长普遍反感？原来事出有因。他曾多次“严重”地损害过咱们的利益，说来话长。

　　这位普通工人出身的局长，可以想象得到，即使出于对党的报恩心理，他也欲在任上干出成绩，况且他没有革命资历，无老本可吃。遗憾的是，他可能求功心切，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烧得全市纺织系统各工厂数万人怨声载道。这三把火，今天包括年已古稀的人都会认为微不足道，因为每个工人不过每月少收入几元钱，在当时，这点钱在每个人心中的份量却很沉重。

　　1、新局长的第一把火

　　1956年，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准备内迁武汉，成立公私合营（实为国营）武汉天一印染厂。上海几百名职工连同家属一并迁来，首先要建宿舍安置他们。市领导指示纺管局，从纺织系统上交利润中拿出钱来建房。这本是毫无悬念之事，局长却另有打算。他听说上海天一厂工会有一笔40万元公积金，用来发放该厂职工福利，便“大公无私”地要用来在武汉建造宿舍。共产党共工人群众的产，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中国历史学家们全都认为，当年给中国造成巨大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风”，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农村刮起来的。错了！早在此前两年，武汉就有人牛刀小试，始作俑者，即本市这位纺管局局长也。

　　这40万元巨款，当年可买苏联产二又三分之二架战斗机。上文已述，1951年上海厂工人搞成功双头丝光机，因此利税倍增。按照当时主席的“劳资两利”原则，新增利润“二马分肥”，工人分得部分几年下来积累而成。此款后来全被转化为厂属公房。

　　1958年“大跃进”，开始势头还算正常，这得益于主席倡导的“公私兼顾”原则。怎样“跃进”？就是加班加点，提高产量。以本厂为例，增产的效益可观，所以加班频繁。国家和企业得大头，工人们按原规定，也能拿到双薪，可谓两全其美。不料纺管局一份公告贴在厂通告栏上，公文开头说了一大堆政治大道理，其实人们关心的只有一句话：“自即日起，加班双薪改为单薪”。可是过了一个月，连单薪也没有了，工人们以为财务科忘了记账，便跑去问。对方回答，纺管局电话通知，最近有一位中央首长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人们“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局领导闻风而动，要求各厂工人照办。后以一碗清汤面取单薪而代之。表面上看，此事发生后风平浪静，但从此次布率直线上升。后虽恢复了加班费，但恢复的是单薪而非双薪。

　　2、新局长的第二把火

　　第一把火可谓烧砸了，应该吸取教训吧？偏不，变本加厉又烧起第二把火。在加班费双薪改单薪的基础上，又做起了减法。日薪单价原是以月工资25.6天计算，纺管局又下通知，以后改为30.5天了。后一种算法，每个加班单日比之前又要少几角钱。以三级工为例，之前加一天班可拿约3元5角，后来只有1元4角了。人们对加班的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之前，不少人还很高兴，以后就普遍发牢骚了。据我所知，在武汉市，此算法改革唯有纺管局各厂，可见这位局长的领导水平非常低下。——原因是什么呢？估计是这位局长从利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走了利润挂帅的道路。但次布率上升，利润能上升吗？即使一时上升，能维持多久呢？

　　我是1956年进厂工作的。当年，中央劳动部颁布了一份文件，要改革工资考核方法了。就是革除之前平均主义旧规，改为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新法。一时间，因此而掀起了空前的青年工人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其集中表现就是科技书籍俏销。例如，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撰的《机械工人制图》是当年最热门的书，一版再版，都是自费购买。

　　这个文件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原来，当年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工人升级依据工龄年限逐级递增，以后改为各行各业列出各个级别“应知应会”具体的技术标准，考上几级就是几级，不再受工龄限制。比如，同样工龄的青工，大多数人是二级工，你却考上了三级，意味着什么？当然，每月能多拿几块钱是一方面，但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主要的。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表明你的技术能力超群，让人高看一眼，入团入党可能优先，更是找女朋友对方很看重的一个优越条件。总之，好处很多，值得人们为之拚搏。

　　我也是悬梁刺股，苦学技术。一年期满，经培训厂技术员综合业务理论，实际操作和劳动态度口试与笔试，获得高分，评为三级工。另一个师兄弟因为贪玩，是个舞迷，名落孙山，评为一级工。回厂路上，我是春风得意，他则垂头丧气。谁知后来，厂领导说，考评不算数，仍依照旧规，都是二级工。我当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则春风得意，“蓬查查、蓬查查”舞跳得更起劲了。原来是，评级新法遇到了麻烦。因为制定各工种技术标准就很繁琐，懒政者伤透脑筋。更严重的是，容易引起争论，致使群体闹事。我厂就有10多人因不满评级结果而去市纺管局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就在局办公桌上睡了一夜，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当时，右派正在“鸣放”，部分青年工人闹事，雪上加霜。因此，官僚们紧急停止实行按照技术高低拉开收入差距的考级新法，恢复简单易行的平均主义一刀切旧规，并以“为革命学习技术”的政治说教，取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

　　3、新局长的第三把火

　　第三把火烧得更糟糕，多年以后，还有人耿耿于怀，痛恨这位局长当年别出心裁设计的工资改革使自己蒙受了经济损失。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最严重的一年，计划外物质，特别是食物，市上贵得惊人，一天工资只能买到几斤萝卜。这位局长的脑袋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在那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要求我厂上海“高薪”职工大幅度减薪。这可把上海职工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完全按照这位顶头上司的意见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完善中的主要生产大车间的满负荷工作法就会瓦解。也就是说，以后不再能向国家贡献巨额利税了。厂长慌忙表示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但局长坚持己见。后来两人折衷妥协，几百名上海工人不减，逃过一劫，只减40多名党员干部，一般是减半。总工程师最惨，原薪560元，减为198，几乎少了三分之二。不过，他却因祸得福。原来，他是个一百多公斤的大胖子，正为瘦身发愁呢，这下好了，不用医治，几个月下来，就减几十斤，缓解了肥胖病困扰。

　　局长这么干的理由是缩小职工之间的待遇差距，减少矛盾。但他不做加法，而热衷于减法。例如，挪用天一厂工会公积金建了十几栋三层楼房，解决了上海迁汉职工的住房问题。但是更多新进厂的武汉职工无房可住，厂领导便向他提出，希望动用市里原计划的建房拨款再建一批楼房。申请多年，一直拒绝。后来问题闹大了，这位局长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压缩上海职工住房空间，让给部分武汉职工。但是杯水车薪。最后勉强同意建了若干套简陋的平房，敷衍了事。据我所知，当时本市其它工业局所属各厂职工宿舍，绝大多数建的是楼房，每家厨厕独用。唯独纺管局普遍是平房，“方便”不论大小，都得跑去户外公厕。而这位普通工人出身，谈不上革命资历的局长，则是一步登天，住的别墅洋房。原房主有多种说法，有说是外国洋人的，国民党大官僚的，大资本家的，总之，是旧社会汉口最有钱的人才住得上的豪宅。

　　1963年全国调整工资。当时，职工普遍增加一级工资。如同久旱逢雨，人们无不重视。不料这位局长可能为了防止行业效益下滑，无法增高效益，只有节约开支了。为此，他又想出了一个歪招，将八级工资制改为十五线工资制。两“线”相当于一级。纺织系统各工厂工人，规定少数先进分子可加两线，即一级，一般多数人加一线，即半级。增加工资对工人群众来说，本是一件大喜事，岂知闹得沸反盈天，生产秩序一度大受负面影响。那位痛骂局长者，就是当年只加了一线即半级的受害者之一。

　　1964年，武汉市“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我厂被选作率先试点单位。局长要在阶级斗争前线抢占头功。可能同当时全国所有“四清”单位不同，别的单位都是先调查，后确定打击对象；本厂则反着来。至于被打击对象有没有罪行，不予考虑，没有也有。更奇特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里，揪出了两个现任的，而不是隐藏的“封建把头”，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我所在的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局长当官之前的那家大纺织厂在解放初期，有一个作恶多端，欺压工人的工头遭到枪决。局长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工头都该镇压。印染厂工头现在却成了企业党员干部，岂有此理？便要拿来开刀。

　　不料，驻厂“四清”工作组遇到了一个尴尬现象，批斗会上，积极发言的都是武汉工人控诉陈主任搞“管卡压”，而无上海工人揭露陈工头的罪行。工作组头头便找组长谈话，要求这个知情者上台发言批斗，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如若不愿，就退党吧。这位生产组长是我厂唯一的上海地下党员。老组长惊恐之下，便去纺管局找他的老上级、时任局党委书记求教。原来，这位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曾作为公方代表担任上海厂支部书记，后随厂内迁武汉，不久又升任局党委书记。1957年上海厂工人“反内迁”风波平息后，“封建把头”陈沛霖又立新功，入党介绍人便是这位老书记。老书记当然激烈反对局长，奈何局长有一帮子地头蛇同伙，而且市里还有后台，斗不过他，保留意见而气得半死。

　　老书记没有明确教老组长如何应对这场运动，而是说，我们以前在上海搞地下斗争，敌情简单，现在变复杂了。好在毛主席教导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如果你明知不对，损害党的根本利益，但因屈从于反毛泽东思想的淫威，却还要说违心话，干违心事，那就是共产党叛徒！老组长听从此言，心里有数了，便无所顾忌。他重拾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本事，暗地里向上海工人传达老书记的观点。最难能可贵的是被打成“封建把头”的陈沛霖的态度了。我原漂炼车间那位组长告诉我，“四清”后他们“泰兴帮”的人想不通，也为工头或主任抱不平，酝酿消极怠工。老陈闻讯，竭力劝止。说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要相信党。老陈80年代后才获得平反。

　　这种思想境界高尚，工作能力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遭遇厄运，令人痛惜。但他在包括我在内的群众心目中，始终是正面形象。而那个局长则相反，虽然官运亨通，因与我厂有那么多的“缘分”，此人的负面新闻在我厂相当热门。

　　文革开始，局长最先积极行动。他前来我厂亲自现场督阵指挥，主持制定了一个整人标准。挑选本厂医务室一位医生，“漏网右派”，树为“斗争典型”，另找二名工人，分别当作“批判典型”和“教育典型”标靶。计划准备要求全厂职工对照这三个“典型”，人人过关，经受这场革命运动的考验。后因形势骤变，未及和未敢实行。他在搞试点。如果这一整人计划成功实现了，显而易见，他还要在本市纺织系统各工厂数以万计职工中推而广之。

　　你知道当年反右是怎样扩大化了的吗？是因采纳了某位官僚的整人标准。各级领导部门及其负责人，乃是共产党的单个具体代表，对之不满批评，甚至只是表现不敬，本来并不一定就不正常。但按照这个标准，就是反党，就要扣上右派帽子，实行专政。不幸中之大幸，这种专政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全国总计数十万。与这位官僚相比，这位局长的整人计划则扩至广大劳动者，若也被采纳，全国挨整的人至少要以百万，甚至千万计了。想来都令人不寒而栗。这也是本厂部分工人后来在得知局长曾制定这一整人计划后，群情激愤，把他从其豪宅揪来厂里批斗，要他认罪的缘由。

　　1969年的一个夏夜，离我厂数百米远的一家造纸厂失火。我当时正值夜班，只见火光冲天，想必损失惨重。有人怀疑人为纵火，后来未知如何。我有一个亲戚是该厂干部，曾谈及这家厂的厂长同工人关系敌对，势同水火。原来，该厂许多工人以前是集体合作社的手工艺者，50年代调进造纸厂。进厂之前，他们还很高兴，成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劳动者，身份似乎提高了一个档次。在合作社，按劳计酬，每月收入约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在当时，养一家四五人没有问题，可能还有节余。谁知进厂后，厂长宣布，本厂只需要二级工，月薪35.8元。这一下子引起进厂工人的恐慌，全都要求回原单位。可是那个缺德的厂长却去手工艺社警告，不能接纳工人们回社，否则就是挖国企墙脚，要犯大错误。这种情况下，那一大批劳动者被迫改行留了下来，从此生活陷于困境。他们创作了一首打油诗：“三十五块八，要养婆娘伢，上餐吃白菜，晚饭啃豆芽。”因为入不敷出，许多家庭不和，甚至妻离子散。

　　也是1963年，国家调整工资，普加一级。这个厂长同那个局长一样，也玩起了新花样。工人们长期消极怠工，使他伤透脑筋。便趁这次加级机会，惩一儆百，对几个工人只加半级。有人跑去质问：“我为什么只加半级？”

　　“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厂长慢条斯理回答：“加一级不够格，半级还勉强呢。”

　　工人们也在等待机会报复。文革爆发，机会来了。企业领导者都受到了冲击，这位厂长也不例外。“老子加一级够不够格？”在一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会上，那个工人一拳打去，接着，离题万里，控诉起“三十五块八”给他造成的伤害，引起共鸣。许多人愤怒地冲上台去把被批斗对象厂长打得半死。始自于反右扩大化后遗症效应与影响，如此之类虐待劳动群众的行为和现象，当时屡见不鲜，甚至越演越烈。若是任其发展下去，民众不满情绪必然累积，难免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今天，许多人反对文革。但在我看来，毛主席洞悉基层社情，高瞻远瞩，及时遏制住了共产党治下这股不正常的逆流。否则，中国恐怕也会步苏联之后尘，很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浩劫。文革歪打正着。某些单位和部门的土皇帝们经此“浩劫”冲击，普遍心有余悸。此后，至少到现在为止的几十年间，再少有人敢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动乱隐患因此消除。

　　至于那位局长后来怎样呢？我就听说过两则：一是在80年代初，在为纺织厂采购设备中，接受港商16万元贿赂，东窗事发。人们都等待着看怎么法办。改开之前，贪污上了万元是要掉脑袋的，他最少该判几年吧？后来听说批评了事，大失所望；二是过了一段时期，“好消息”来了，局长中风瘫在床上，不会再害人了。

　　这位局长是计划经济时代“真外行”领导“真内行”的一个典型人物。那时国企低效，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机制，一分为二，既有优质部分，如前面说的技术创新机制、技术扩散机制，需要恢复与发展；也有劣质部分，如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其作用就参差不齐了。如果一种劣质选拔机制起作用，很大概率会委任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做领导。这种领导胡作非为，轻则有悖于国企提高效益，重则危害共产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甚至是把整个国企系统搞垮。——苏联是怎样颠覆的？颠覆后的国企资产归谁所有了呢？

（四）一位老厂长的故事

 

　　当然，国企厂长在当时也有不少是称职的，本厂厂长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位。人们可以想像得到，本厂内部有两大地域派别，矛盾远比其它厂复杂，但自筹建投产之日起，至少前10年顺利高效生产，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一位具有高超能力的厂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与这位厂长，十多年来，却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我进厂不久，曾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我所在小组一位同事，不知什么原因，同厂长发生意见分歧，发了几句牢骚而被厂长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见到后，从此对厂长敬而远之。

　　十年后，文革兴起，厂长遭难，一度靠边站。有一个星期天，我帮助一位同事搬家，靠边站的厂长却热情地参与了进来。我第一次感觉同他是平等的，不用怕挨训了。当时公交停运，同事家又很远，一路上便交谈起来。话题谈到几年前的我厂“四清”。我说，因为我的政治水平太低，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陈沛霖打成阶级敌人。为了保险，替自己扣上一顶帽子：“可能是我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不料，他却笑了：“这顶帽子，那时也有人扣到我的头上！”

　　我又告诉他，有人认为，我厂“四清”是以他为首的“武汉派”借运动之机整“上海派”。

　　“决无此事！”他严肃地说，“党安排我担任厂长和书记，我就要负起领导责任，把厂搞好。要搞好厂，团结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厂。难道我连这道理都不懂？”

　　一路上，他谈了很多，可谓畅所欲言。但我只记住了印象较为深刻的一点，就是反思自己。他是北方人，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武汉，随后转业工厂。他怀念南下之前，同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关系融洽。进城之后当官了，不由自主地官气附身，不能平等地待人了。这次文革才发现自己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惊出一身冷汗。

　　“主席伟大啊！”我发现他的眼眶已经含着泪水。他感慨地表示，这么多年来，难有知心朋友。我好奇地问，他身边有许多要求进步，想往上爬围着转的人，会少朋友？他苦笑一下，没说什么。

　　同事的家到了，谈话终止。搬东西时，厂长非常卖力，谈笑风生，同我多次在不同场合看到他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现在十分敬仰我的这位老厂长（后是厂和局党委书记），主要因为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与我有关。文革“5.16”之前，我替他人出谋划策，炮制了一张叫做“请照镜子”的大字报，开了个带有恶作剧意味的玩笑，使得当时厂领导们在全厂职工面前陷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据一位旁观者告诉我，厂长看了，气得脸色铁青。我摸了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这时已升任厂党委书记的老革命厂长，因遭到冒犯而怒不可遏。便利用一把手的威权，指示各科室和车间支部发动群众，炮打蚊子，全厂各角落一日之内便贴满上千张大字报，集中火力围剿我这个“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并“应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我实行专政，厂内劳动改造：开除基干民兵队伍，调离工作岗位，与我厂另一位专政对象为伍，干最累最脏的活。当时，我差点忍受不住欲自绝于人民。不过，后来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老厂长与我咱俩一笑泯恩仇。如今，他不但不计我犯上作乱的前嫌，反而向我倾诉他不可能说给他的同僚听的肺腑之言。经过文革，他的思想意识境界已恢复到他当年参加革命初期之时了，令我感动。

　　第二件事。他靠边时，厂里领导是一位当时解放军“支左”派来的军代表。此人有个贪小便宜的毛病。每天上下班拎着一个大公文包，包里顺便塞些印花布带回家去。有人反映到门卫那里，但门卫不敢对领导开包检查。那人于是告诉了老厂长。此时，厂长不在其位，应当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但他不计个人利害，利用昔日权威，要求门卫坚决履行职责，使贪者大丢其丑，在全厂职工面前陷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

　　第三件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已是局党委书记了。当时，本厂需要选一位新厂长。厂里传达上级指示，这次搞民主选举，不划框框，谁得的票多，谁就是厂长。我以为，国营企业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开始了，全厂绝大多数职工空前兴奋。有好事者在生产大车间作民意调查，一一询问，你将选谁？几乎百分之百的工人都准备选原是本厂工人，后参军在部队多年，已是营级干部的一位又回到本厂的中年复员军人。这个准备实行的重大改革举措，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过去和现在，还没有听说有第二起。我猜测并敢断定，提出这一改革主张者，非老厂长，即现局党委书记莫属。因为，我认为只有经过文革洗礼后认真吸取了以往教训，除去私心杂念，一心以党的事业为重，并熟悉厂情的人，才会做出此决策。他已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我厂工人因何都要选那个复员工人当厂长？这得从当时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说起。文革结束，企业中某些干部开始以权谋私，不正之风越刮越猛。人们少见多怪，非常不满。本厂人事科有一位干部，因为许多人有求于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一些礼物，如烟酒鱼肉之类，在今天简直不值一提。那个复员的中年工人便写大字报猛烈抨击，上纲上线，称其为“人贩子”。群众看得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于本厂上层领导。此人脸黑，大家相信他敢于碰硬。

　　改革也有两条路线之争。这个民主选举厂长的改革，亦即国企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的改革，符合毛泽东思想和鞍钢宪法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原则。但一冒头，便遭到传统旧势力的反对而夭折。这位复员军人做厂长的可能性就引起了某些干部的恐慌。可能是他们中有人越级向市里反映，这个家伙不能重用，若非文革十年他正在部队服役，很可能是造反派头子，现在声称“反潮流”，暴露了他危险的思想本质。很显然，这种反映起了作用。但是，“民主选举”诺言覆水难收。怎么补救呢？还是要划一条框框，量身定制，新厂长人选必须知识化，要有高等教育学历。这个黑脸角色是文革前高中毕业，不够资格。另找来两位读过电视大学的青年工人替补。也不搞直选了，改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投票。老厂长的主张被变相地否决了。中国国企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标准从几十年前的听话加形象，有所进步，变为听话加学历。遗憾的是，本厂如此选出来的两位青年正副厂长，因为缺乏威信，无人买账，勉强干了约一年，不得不另外换人。于是，干部选拔机制还是恢复到改革前的领导干部上级委任制。老夫似乎精通麻衣神相，当年一看新厂长是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便知武汉印染厂厄运将临也！今天，我知道，这种以为从外行领导变为强调内行领导的领导选拔机制就是重走搞一长制老路，说是“改革”，其实换汤不换药，一长制本质未变。　　

三、武汉印染厂改革开放后的故事

 

　　人们大概没有忘记，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营企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在“抓大放小”的名义下，数十万计的厂家或破产，或被私有化。中国国企又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呢？

　　1980年代初，武汉印染厂来的这位仿佛十足内行的新厂长好生了得！毕业于著名高校，是高材生，40多岁，年富力强，之前担任武汉市本行业一家研究所所长，具有多年的管理经验。更难得的是，其父曾是我厂一位资深工程师。儿子履新之前，专程来厂与过去的老同事叙旧，拜托多多关照。现任几位厂领导纷纷表态，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侄子，岂有不鼎力相助之理？可是，几年功夫，我厂这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在他的领导之下，突然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这套魔术变化的奥秘何在？“一长制下”的“内行领导”使然也。

　　文革之后，痛批否定利润挂帅极左罪行，利润挂帅开始吃香，企业笫一要务就是尽力追求利润。追求利润又需要找一个负责人。为此，需要树立一个模范标杆，供中国国企的厂长们借鉴学习。我厂那位新厂长适逢其时，被官方正式评定为“十佳厂长”。我的印象中，好像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唯一获此殊荣者。官方同时对他奖励了3万元，这在80年代，算得上是重奖。按照“拨乱反正”的逻辑，被认为干扰企业正常运营的政治因素排除了，群众运动更是彻底否定，“破坏作用”降至零点，鼓励能人内行办好企业的政策举措一个接一个密集出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厂长们能够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照理说，增加了这么多的利好，我厂应当更上一层楼才对。事实却偏偏相反。我厂从此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先是没有利润上交了，反要依靠贷款有借无还地苟延残喘，后来银行停止救济，只得停产关门。更蹊跷的是，这一结果还是在我厂主要产品质量名冠全国时发生的。

　　在80年代初，突然爆出一条当时中央纺织工业部空前绝后地颁布的好几种印花布银牌产品（没有金牌）被武汉印染厂一家囊括的新闻。据原厂长说，当时纺织部领导拿着本厂获奖产品，得知是在30年代老旧机器上生产出的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印花布，不禁称赞不已。这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随着上海来的老年工人陆续退休，武汉本地中年工人接班挑起了大梁。质量在上海工人挡车时，还过得去。他们一走，就不行了，特别是印花布生产。有一天，厂长下车间指责当班工人工作马虎，不像上海师傅那样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武汉工人不服气，强硬回应：“我们要是拿他们那样的高工资，可能比他们干得更好！”

　　厂长也赌气说：“你们要是干出他们那样的质量，我让你们也拿他们那样的高工资！”

　　“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

　　那时，好像正在搞企业自主权改革，那班武汉中年工人，也是与我同时进厂的师兄弟们信以为真。我厂有两大主要车间，漂炼车间原由“泰兴帮”唱主角，印染车间则是“金华帮”。我的师兄弟们已有20多年的印花布生产工艺经验。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学习和仿照“金华帮”组合的具体方法，但是知道，他们三班人员当时聚在一起，相互切磋技术，每人都把自己长期工作积攒下来技术上的一得之见，一技之长倾囊相授，集思广益，因为利益与共，所以齐心协力，然后共同用之于后来的生产工艺上。大约经过两、三个月，产品质量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在当时每年一届的“上海花布之春”评选会上，武印天雁翎、渡江等多种印花布品种一举夺冠。终于，武汉机制棉织印花布商品，在本市现代工业史上，破天荒地写下了名冠天下的一笔。

　　我想，可能连那位“十佳”魔术师也不知道，更想不通，自己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上任以后可谓殚精竭虑地为工作操劳，一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怎么会在自己的手上变成一支冰棍化掉了呢。但我知道。这倒不是旁观者清，而是因为当年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而深入地参与了本厂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才得知其中奥秘。让我从头说起。

　　改革开放以后，主流媒体对群众路线绝口不提了，代之以“能人治厂”的事迹大加渲染。当时的风云人物有步鑫生、马胜利等人。一个能人救活了一家厂，甚至十几家厂的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改革初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万元户”。说的是有人智慧劳动，年收入一万元或以上。“万元户”又同“专业户”挂钩，如 “运输专业万元户”，“养殖专业万元户”，“产销专业万元户”等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唯独将国企工人排除在外。能人似乎当然是内行。中国国营企业之前的企业管理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政企分离”鼓噪声中，共产党对企业的领导作用被废除了，“能人”取而代之。让内行在厂内包打天下，这不就是“一长制”、精英路线在中国的翻版吗？这一政策表现，其实反映了当时经济官员心目中对中国社会主力军的轻视。他们可能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广大工人群众的身上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那样，不过是一群任由上层精英人士摆布的木偶。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有精英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区别。在政企分离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精英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区别何在？在新的条件下的精英路线下，主要是看其权益和利益倾向。权益和利益向上层领导者倾斜，是精英路线；向下层劳动者倾斜，则为群众路线。权益和利益向上层领导者倾斜，工人们哪里还有积极性呢？不仅没有积极性，有时，甚至活路都没有了。对此，我有切身经历，有切肤之痛。

　　还是在80年代，我偶然听说，有一份上级“保密文件”，好像叫做《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便跑去问一位厂领导，可有此事？他说，不是什么保密文件，早已发到厂里了，因为工作忙，未向下传达。我问怎么奖励法？他告知，合理化建议采纳实施后，证明有效，奖励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如此低的比例，全厂，乃至全国国企从上到下，几乎没人理会，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异想天开，欲成为中国第一个“合理化建议专业万元户”。说干就干。我没有发明创造能力，提提建议大概还行。文艺评论家胡风先生说：“斗争在哪里？在你的周围；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胡风先生的这句话用在这里还是对的。

　　这时，我在武汉印染厂是一名制水工。我的工作任务是，把经过澄清、沙滤后的清水，源源不断地泵送至生产印染布的大车间。在工作中发现，原料供应商以次充优且短吨，攫取暴利。他将暴利的一部分贿赂材料科干部，但又怕使用者不满而抵制，又“惠及”到了制水小组几个“有代表性”的人身上，其中有我。这已是当时社会风气，牺牲企业利益，人们同流合污。

　　了解到有这个文件，我决心痛改前非，便在外奔波了好几天，找到另一厂家，取而代之。试用一段时期，节约消耗一半以上。旗开得胜，一炮打响。我粗略计算，一年可节约几万元，少算为2万元吧。百分之一点五，应有奖金300元，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工资。可是，我多次催问，跑断了腿，要求兑现。这位厂长一再 “研究”后，却只发给我30元，只有条例规定比例的十分之一，理由是没有准确统计。这点钱甚至大大少于原料供应商每年都要给予我们的“好处费”。我既自找麻烦，又得罪了他人。如此结果，谁会效法？

　　但我还未死心，吸取教训，再找机会。车间里化染料的一个工作场所，因地势较高，水压上不去。该组需化料时，便打电话给我组值班人员，要求增开水泵加压。其实，化料用水很少，99%的高压水都不浪费在其它地方常开不关的水压上。每天三班增开水泵“加压”的时长不少于10小时。这一严重浪费现象，没人注意，已延续20多年了。由于“大锅饭”的影响，很少有人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我这次是因为受到“百分之一点五”的激励，动了点儿脑子，发现了它。解决这个浪费问题就简单了。我建议在化染化料场所的低处设置一个蓄水池，再按个微型泵，即用即开，再也不用电话通知我组增开水泵加压了。

　　我算了一下账。电机功率45千瓦，水泵每小时输水量300吨。三班增开10小时计，每天可节约450度电，3千吨水。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节电13万5千度，节水90万吨。只算节水账。当时每吨水最低成本价2角2分。也就是说，一年仅水费就节省了近20万元。百分之一点五，就是3千元。我这一次不怕厂长赖账了，因为有建议实施前后，报表记录水泵运行不同时长为证。

　　可是，他这一次仍然只给了我30元，竟然是万分之一点五！几乎吃咱劳工的白食。老子不干了。原计划先易后难，从小到大，准备接连推出几条效益大得多的建议，成为万元户。既然不可能实现，那就让它胎死腹中吧。

　　我未推出的第三条建议是新改旧。你没有听错，是技术革旧，而非技术革新。前文已述，本厂有三台革新后的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其中一台年久磨损报废，便购进一台新机替换。新机却是单头。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单头新机左右两侧是双头旧机，新旧机速相同，新机产量反比旧机低了一半。也就是说，因一台丝光机旧双换新单，连带地影响本厂产量减少了六分之一，估值千万元以上。

　　当年，亲自动手搞丝光机单改双技术革新的工人大多还健在，只是已退休了。但他们住在与厂区一墙之隔的家属宿舍，我与他们经常相遇，互相问候。本厂有革新丝光机所需配件。技术上驾轻就熟，更没问题。这台新机单改双若实施成功了，年增产哪怕只算一千万元，百分之一点五便是15万元。如果我相信厂长会兑现，因为有十足把握，便会提出此项建议，将此事包揽下来。结果，由于这位厂长不让10来个工人成为万元户，因小失大。

　　假设，领导者对奖励比例学习我厂私营时代唐永昌先生“三马分肥”的成功经验，即合理化建议年增产值利税的三成，约一百万元给予建议的提供者与实施者，效果将会怎么样？国企还会万马齐喑吗？人们可以相信，将会万众效法，掀起一股空前地争先恐后动脑动手的合理化建议高潮，并能经久不衰。工人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大批涌现，国企还会低效吗？

　　须知，拿出年增产值利税的三成作为奖金也只是小头，而且是一次性的。国家和企业得到利税七成则是大头，像我厂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那样，新增效益延续利用了几十年。小钱不用，大钱不来。守着金山无饭吃。主流经济学家们哀叹国企资产回报率低，原因何在？诸位现在该知道了吧？

　　第四个是简单易行却因一念之差未能提出的建议，令人痛惜。那位厂长上任伊始，欲大展宏图，开发新产品。他多次向上级要求一笔外汇巨款，听说是几百万元（可能指美元），进口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新颖的双面印花机，生产供高级宾馆装饰用的窗帘印花布。这种新产品属于国内独家生产，可能销路好，利润高。但是后来试生产，折腾了几个月，浪费了大量布匹，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只好弃置不用，成为一堆废铁。如果我相信厂长不再吃我们的白食，而是会拿出哪怕只有一两万元的奖金，让我这个合理化建议专业户继续发挥作用，就能使这台机器起死回生。因为它不是技术水平问题，而是人们的思想情绪问题。“政企分离”之后，思想问题当然只能靠“孔方兄”解决了。如果连“孔方兄”都不用，那不管你多大来头的厂长都无计可施了。

　　我曾经找到我当年同时进厂的一位师兄弟谈心。我问，你们能在30年代进口的老旧机器上，生产出80年代先进水平的印花布，至少在中国，也可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印花机操作工，怎么新机器生产不出合格品？他激动地说，老子费尽心血创名牌为的什么？就是想加级多拿几块钱。望梅止渴开始，结果空头支票不兑现。上了一次当，还想我卖力？最后，他愤然说了一句：“乌龟哄老子，老子骗王八！”他隐约地透露了生产不出合格品的技术症结所在，其他师兄弟也都知道，就是对技术杰出，为厂创造名牌产品做出重大贡献的工人一毛不拔。我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吧？

　　但另方面，我厂新生的万元户，听说已有两位数了，全是某些中上层干部通过损害企业利益的歪门邪道而攫取的。其中一位比较特殊，属于变相索贿。他是本厂一位副书记，多次拿自己私人消费购买的发票要求厂长签字报销。厂长每次照签不误，事后摇头向人抱怨。为什么不拒签呢？因为副书记是其父老同事，抹不开情面。听说，那位副书记退休前后几年，也成为“报销专业万元户”了。

　　如此压优纵劣，厂里经营情况因而每况愈下，但新厂长却被上级官僚肯定领导有方，年奖三万元。这种精英路线否定群众路线的“政治正确”是否可以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呢？

　　我甚至想像得到，《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本身，恐怕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经济领导层中的左派人士提出了这个条例，意图发动群众。右派一看，这不是同精英路线唱反调吗？但又无理由反对，便提出奖百分之一点五吧。如此低的奖金比例，自然引不起群众兴趣，也就将《条例》消弭于无形了。但右派没想到的是，天下还有我一人对这低比例奖金情有独钟，并也可能成为“合理化建议专业万元户”。若是群起效尤，就“政治不正确”了，于是再降金额，让你彻底死心。

　　中国改革派老祖宗，比北宋王安石资格更老的是秦朝商鞅，他启步于“徙木为信”。今天伪改革派挂羊头，卖狗肉，何信之有？改革的主要本质和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难道复辟资本主义也是改革吗？能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过，无论实行群众路线，还是精英路线，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认识方法问题，因为两者主观上都是想把国企搞好。不妨各行其是，最后由实践结果做出判断。但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厂长和我，其实都是傻瓜，咱俩都不自觉地陷入人家精心设置的圈套中了。这件事得从我的第五条合理化建议说起。

　　武汉市纺织系统原有六大纺织厂，每厂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还有包括我厂在内的千人级印染厂及其它众多百人级染织厂。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市主要支柱产业，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可是，“改革”以后，有人略施小计，这些国企一个个倒下，现已全军覆没，没有一家幸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当年全国商业部门搞私人承包改革，单兵独进，牵一发而动全身。计划经济是公对公，统购统销。例如，我厂印染布按计划调往全国各地商业部门，售后货款寄来，我厂再付给纺织厂坯布款。如此循环，畅通无阻。可是商业部门承包后，私人将售出的货款截留，不再寄给生产厂家了，我厂也连带无钱付坯布款，纺织厂又只能给棉花收购站打白条……。更糟的是，各生产厂家还得继续照常出货，否则涨库，生产就得停顿。厂长被如此“改革”整得焦头烂额。官方则提倡“合资”。他病急乱投医，找到广东某县，不知私人还是集体，听说对方有销售门路，可利用之，以避开商业部门。此举走了一下群众路线过场，因为名义上，工人还是企业主人翁啊。照例，厂里每年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我是小组职工代表，只觉得自己被当作阿斗使唤。厂长决策前不征求我们意见，也未让我们可行性研究。我们只有表态拥护与支持的权力。厂长分明是在重蹈武印二厂的覆辙（见下）。后来果然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使本厂雪上加霜。

　　我的第五个合理化建议是，调整本厂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要，走成品化之路。上世纪50年代，我从报上看到，日本在战后初期，利用其当时廉价劳动力，曾以棉织印花布为原料，做成一个“一元布拉吉”，即单件售价一美元多，女性穿的连衣裙产业，大量销往美国。受此启发，我欲建议本厂可发挥武汉市纺织工业系统龙头作用，将印花布加工成床罩和被套，向市场上直接销售。我认为，一种产品能否做大做强，取决于市场三要素，即适用、美观和廉价。当时（乃至现在）市场上虽然有这两种产品销售，但无一符合这三要素。我为了掌握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还买来原料布找人加工成床罩和被套，亲自上街摆地摊销售，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找到了相应解决方法。一言难尽，不必赘述。但此建议必须动员万千劳动者群策群力参与，才可能成功实施。这就触犯“政治不正确”的天条了。我于是识时务地将此建议放弃。

　　后来，私化派学者又提出了“倩女先嫁论”。我终于明白，所谓“国企低效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老子被愚弄了20多年，为提高国企效率，殚精竭虑，一直在“择术”与“路线”方面兜圈子。我怎么斗得过打着“改革”旗号，处心积虑要整垮国企的有权势的官僚！

　　挽救武汉市纺织产业需要我那么复杂的合理化建议吗？商业部门不搞私人承包改革，就不会产生“三角债”问题，各厂也不用向银行要贷款救济，企业哪会有危亡之虞？显而易见，只要简单地废止私人承包，商业部门恢复原状经营就行了。但是，现代赵高指鹿为马，不容置疑地说了：“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不换思想就换人！”请问赵高，武汉市纺织产业，市财政主要收入来源，几十家工厂全死了，是因为不改革吗？

　　诡异的是，商业部门私人承包者耍赖，私吞货款，生产厂家却求告无门，因为法院不予立案受理。尽快地造就一个先富阶层，法律要为之保驾护航。老赖们因而有恃无恐，向暴富的目标狂奔。他们脚下则是数以千万计失业劳动者的悲惨之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分析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根本上严重损害劳动阶级利益的“改革”，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左派以前犯的错误，现在被右派利用了。例如，现行公有制国企的某些机制，即利益分配、领导选拔、经营管理等机制的缺陷与偏差，一直未能改革以补救和纠正。这种存在严重错误的机制，损害着劳动群众的权益而不自觉。于是，右派将国企机制引向否定其体制本身以推行私有化，就轻而易举对人们忽悠成功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体实行的结果。缺乏具体实践认知的理论是肤浅的，甚至错误。因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探讨解决国企低效问题是在缘木求鱼。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化仍在肆无忌惮地疯狂推进。

　　让我举武汉第二印染厂例子来反证。

　　大约70年代末，武汉新建了一家印染厂，叫做武汉第二印染厂。这家厂的车间主任、生产组长和技术骨干，几乎是完全复制当年上海天一厂接管武汉印染厂模式。但这些来自武汉印染厂的“武印帮”（我替他们起的名字）职工同“二印”其他职工的工资都是全国统一标准，没有差距。也就是说，“武印帮”既缺动力，也少压力。没有调来一个原上海厂职工，因为怕引发工资差距矛盾。

　　二印相比武印有两大优势：一是机器设备全是新的；其二，工人文化程度高得多。但开工后三天晒网二天打鱼，多年一直亏损。后搞合资改革，来了一位风姿绰约、年轻貌美、空手套白狼的女港商。据说她参股的资本是所谓的“海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其实是她的姿色。在一位好色的地方大员全力支持下，女骗子独揽企业大权。后据报载，本市多家银行联合通告，武汉第二印染厂合共贷款三亿元，逾期不还，被列入黑名单。赔掉了一个二印破产远远不够，“合资”后还得再加上好几个。当初怕用了小钱，后来损失了大钱，万倍于小钱的大钱。

　　可能仍然有人认为，二印遭殃，没有干出名堂，主要原因不在于吃大锅饭，而是因为没有选上一位高素质的企业家。那我再讲一个故事。

　　1980年代，有段时期，提倡工业产品创名牌。武汉人觉得尴尬，因为自近现代以来，武汉除了“汉阳造”步枪，再没有一种能在全国闻名、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此，武汉市选了一家“底子”较好的厂家——武汉柴油机厂作为试点突破口。特邀一位德国内燃机专家格里希先生来汉担任厂长。这位洋厂长综合素质无人能比，可能比敝厂“十佳厂长”还要高一个档次，而且十分敬业。他有一次率队去常州柴油机厂参观，戴着白手套仔细探查柴油机缸体内有无油污，令在场人们无不惊叹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市政府也为该厂“开小灶”，前任老市长亲自上门服务，询问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洋厂长指着厂外马路说，雨天积水，行走不便。第二天一早，老市长连夜组织的人马便去解决了其厂前积水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几年下来，武柴还是未能创出名牌。格里希先生黯然无功而返。这位老外来汉多年，只学会了一句中国话：“马马虎虎”，可能是有感而发。

　　武汉柴油机厂引进德国内燃机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厂长，欲创名牌，结果几年后无功而返。这是否说明即使是顶级管理专家也对国企束手无策了呢？非也。该厂在文革之前，有一位厂长却干得有色有色。1958年，在他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手扶拖拉机；接着，不要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又建成了一条生产线，批量生产农村市场急需的柴油机。这两次创举，在当时都是中国经济战线上出类拔萃的大事。

　　此人名叫于志安。据说，他13岁参加革命，“红小鬼”出身，文化程度甚至比我这个小学肄业生还要低。文革后调任武汉汽轮发动机厂厂长，一年后就将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接着，市领导又要他接手管理市建材局下属几十家工厂。针对文革后受到冲击的厂长们不愿管事了，他将这些头头们召集来开了一次会，之后第二年，几十家厂就全部赚钱了。

　　于志安授予了他们什么锦囊妙计了呢？很简单。原来，他是在会上告诉他们，必须振作起来，实行严格管理，结束失控状态。诸位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只要有利于生产经营，我都坚决支持，出了问题我替你们兜着负责。但若还是亏下去，必将撤职换人！

　　事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只有没搞好的国有企业，没有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在我的印象中，这句名言流行于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期的媒体上。当时，曾一度成了一道私有化学者既驳不倒、又逾越不了的巨大障碍。当然，后来就不好说了。

　　再讲一个故事。记不清是80还是90年代，有一天，我厂办公大楼有人大吵大闹，惊动全厂。一打听，原来是我厂一个职工，两三年前跳槽去了一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港资印染厂。他多次回厂索取技术资料，每次都畅通无阻，满意而归。这一次，厂长不情愿了，予以拒绝。因而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训斥厂长：“你这是违背和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阻碍经济发展。中央领导说了，不换思想就换人。我要告你！”厂长反而理屈词穷，一句硬话都不敢讲。技术如此容易取得，私企还会自己去研究提高吗？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企被搞垮了，你再到哪里去要现成的技术人才和资料呀？这可与如下的两个新闻报道相对照：

　　新闻报道一：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毕生的工作经验，其中不乏高招绝活，编写成书，却苦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关切与过问的帮助下才得以发行。出版社为什么冷淡对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因为此类工业技术书籍行情长期低迷，少人问津，销路不佳。中国数以万计的车工，没有几人愿意买来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

　　新闻报道二：曾见有统计说，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在其整个工人中占比是35%左右，而中国只有5%。这就是搞平均主义分配的严重后果。高级技工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科学创意，从而使高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据说，中国设计能力不弱，但因严重缺乏高级技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众多类似武汉印染厂的国有企业就是在他们的改革声浪中就破产了，几千万与我一样的国企工人也就被下岗了。这会引起怎样的思考呢？　

四、无产阶级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对立：故事引起的思考

 

　　当我忙于工作时，我没有时间思考国企改革与国企命运的关系问题。上世纪90年代，我被下岗了，反而有时间来进行新的学习了。我因本厂破产深受刺激，开始对研究国营企业的兴衰存亡产生了兴趣。这对我来说，也不亚于长征。虽然毛主席已经不在了，但这个长征仿佛是他带领似的。我虽然只是小学肄业，长期从未涉猎经济学著作，但与干经济学这门行当的专家学者们相比，在研究国企效率方面，却有着他们无一能够具备的两大特长。

　　一是维护阶级利益的坚定立场。我是中国劳动阶级中的普通一员，坚定不移地认同这样一个真理：奉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认为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企业乃是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因为它能使我们有效地避免资产阶级的剥削，能够最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某些原来吃社会主义皇粮的学者则可能移情别恋，换个东家，因为新饭碗比旧饭碗于他们更有利可图。我则无此可能，不会叛变。所以，我决不会因国企一时低效而改换门庭。为了阶级的根本与长远利益，我绞尽脑汁，也要开拓一条新路。一些人看了我的这些心迹表露之后，也许会说我左，甚至左得很。但其实不是这样。他们说我左，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右了，说我左得很，是因为他们右得很了。我自信自己是个“中间人物”。我的心态，同中国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大多数劳动者的心态基本上是一样的。智商也一般。政治思想水平，谈不上先进，但也不落后，忽高忽低，时左时右，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永不变化的是利益，维护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利益的立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动向。我只是认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照道理说，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领导下政府制定的政策，应当维护咱们工人的利益，然后，咱们投桃报李，努力工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地高效发展。老实说，我对中国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良心是大大怀疑的。

　　二是我经历过近40年的正反成败的企业实践。有了这些实践经验，我就知道，国企低效缘于其机制，而非体制。旧中国曾经有过所谓的“黄金十年”。这时期除了轻纺工业有所发展，没有搞出过一件值得一提的高科技产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私有制企业，只能成就国家身体虚胖（现在称作GDP增长），除供帝国主义宰割与侵吞，最多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别无其它结果。对比一下新中国建国十年，在经过几十年战乱的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全世界帝国主义集团严密封锁下，许多能有效对抗西方强国欺凌，如喷气式战机等多种需要相关产业综合配套支持的高科技产业不断陆续涌现。那可都是不久前新建立的国营企业搞成功的。这就表明，国营企业一般而言，不可能是低效的。如果国营企业表现出低效率，除了由于国家计划执行环节必然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市场经济也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要严重得多）之外，根据我的经验和分析，在政治指导正确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因事业前所未有缺乏经验而择错了术，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部分地窃居了各级领导岗位，蓄意制定与执行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

　　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报刊上登载的许多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都爱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果然，在新中国“一五”（1953-1957）计划期间，这句名言得到了验证。当时，新中国在经历长时期连年战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成百万土匪、反动会道门和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可谓内忧外患极其严重。但是，仅仅两、三年后，即1952年，国民经济即已恢复到国民党政府所谓“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1936年的水平。这是怎么做到的？一言概之，政治挂帅因素使然也。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劳动群众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全社会各行各业经济效率比旧中国时普遍提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建国营企业，无一不是高质量大大地提前竣工投产，捷报频传。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失败后，似乎就很少有人再引用了。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低效论反而大行其道。革命导师的这一重要科学论断难道错了吗？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活力论比较盛行。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增强企业活力。它是由黄克诚、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从初衷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但以我的理解看，这种说法至少被一些人利用了。因为说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增强企业活力，就为私企有活力的说辞铺垫了道路。私企有活力吗？我相信，上海天一印染厂的老板唐永昌先生不会认可这种说法。个别私企有活力，但旧中国的绝大多数私企不可能有多少活力，否则，不就会如天一印染厂那样创造出许多奇迹吗？那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私企有活力吗？答案也差不多。说私企有活力，那不就意味着活力来自于它的资本私有制体制吗？那不就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了吗？有人可能说，你这是意识形态分析。这种说法当然是错的。意识形态对企业活力当然具有重大影响。这在前面已经有叙述。这里，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有两种，即技术活力与管理活力。技术活力性质上又根据技术来源分为内在活力和外在活力两种。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新产生的私企，其技术活力来自于外源性的补充力，而非其内生性的增强力。这一点刚好与发达资本主义的高新私有企业相反。发达资本主义的高新私有企业的技术活力必须主要产自其内生性的增强力。原因：一是如果侵犯与窃取外厂的技术知识产权，便是犯法，常常要吃官司的；二是依靠窃取技术也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发达资本主义教育和科技的发达为其企业基于内生性的增强力的技术活力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则不同。中国长期以来，教育和科技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此，总体而言，单凭私企个体的力量，无法产生足以支撑其持续发展的内生技术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私企发展所依赖的技术不得不依赖于外源性的补充力。改革开放后，国企中的生产骨干、操作能手络绎不断地跳槽，更有退休的技术精英去私企“发挥余热”。他们掌握的技术，以前都是从国企的技术传承机制中培养出来的，而今连人带技术补充给私企利用了。当然，国外也是私企技术的一种可能的来源。据说，华为就聘请了许多外国人。而今天中国的电子商务所依赖的技术和模式也主要来自国外。有些国外技术和模式是很好学到的。当然，国外输出一种技术和模式时，必然也带着它的意图的。

　　在比较优势已经充分发挥，低端产业的产能饱和，甚至越来越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则需要技术的持续进步支撑。也就是说，技术进步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直接关联，两者基本上将成正比。既然，私企技术方面的进步速度因外源性的补充力由于国企减小而变慢，在多年前，它的活力由强转弱的拐点即已出现，且相应地逐年严重。概而言之，这就是以私企唱主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压力近些年来不断加剧的原因。因此，中国为了克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剧的困难，采取的对策是“腾笼换鸟”，即淘汰过剩的低端产业，企图代之以高端产业。但是，高端产业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中国私企自从国企技术“断供”之后，一般地说，其技术实力早已跟不上客观现实中的高端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农民工在发挥比较优势期间，可以大展身手，但要他们去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少有用武之地了。这样来看，私企的技术活力论可以休矣！只要睁眼看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败的历史，这点就不用再争论了。邓小平所提出的不争论应该用到这里。

　　私企有管理活力吗？我看，除了华为、福耀玻璃等少数企业，一般私企的活力也高不到哪里去。为什么这样说呢？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一般私企里怎么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呢？在国有企业里，当工人看到企业领导层多拿多占后，都不可能卖力地工作，企业领导层也常常不给工人以合理的报酬，在私人企业里，老板们的道德水准能够达到多高呢？今天中国的私企老板们有多少有唐永昌先生那样的境界呢？如果私企天然就有管理活力，那么，美国的管理学家们也就不用出那么多的各种管理学著作了。反过来，华为、福耀玻璃等少数企业的活力，实际上正是吸收了国有企业管理的精华才产生的。

　　这样看来，国营企业，无论是体制和机制，都没有什么大错了。那么，为什么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国企会效率效益低下呢？原因是，这时人们思想被搞乱了，国企管理也就处于失控状态了，而国企效率效益当然也就下降了。对此，所采取的改革政策只要校正企业的管理机制就可以了。当时，面对这全国国企普遍发生的不正之风逐渐进化为腐败的紧迫时刻，中国得宠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干什么呢？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他们在一本正经地论证：“回扣是保持市场经济快速运转的润滑剂”，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制造了“八分钱邮票事件”，痛斥向上级部门揭发本单位领导贪腐的人是文革余孽；他们研究制定了全盘复制西方那一套的国企改革目标。在文革结束时，国企因文革影响而出现了管理混乱。本来，这只要加以整顿就可以解决。而在他们的忽悠之下，国企改革终于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退民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新中国经济前30年，占统治地位的说法是，资本主义是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如此性质分类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邓小平否定，他认为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无关乎经济制度的性质。一锤定音，算是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但另一个认识，则实际上尚未统一，即市场经济制度有没有性质之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时，有一位经济学界权威人士说，“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但官方并未认同他的这一观点，因为至今，在市场经济头上，仍然冠以“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区别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是，这种主观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客观上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是什么呢？国企低效的问题出在某种机制身上，中国经济界私化派学者都把这笔账张冠李戴，算在了它的资产公有制的根本制度头上。中国经济界私化派学者是否只是简单地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世纪之交的一天，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书，叫做《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便买下拜读了。这是一本集当时所谓最著名、顶尖级与超一流经济学家50位每人一篇文章编撰而成的权威著作。这些论文中的一个热门词语是“政企分离”，而对群众路线则不屑一顾，无人提及。书名提问的答案就在该书封面的画图上：在一座山峰旁，有一轮浑红色的落日。不言而喻，这帮能左右中国国营企业改革方向的权威经济学家们是在隐示，国企像落日一样，日薄西山，必将消失于黑暗中。用现在的话说，这就丧失信仰了，忘记初心了。从道理上看，他们李代桃僵地把国企机制上的问题，偏要用在其产权制度上，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消灭国企的办法解决。为什么说他们是李代桃僵呢？因为国企制度机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资产所有制，二是资产赖以运营的各种机制。他们是把某些机制身上的病甩锅于产权制度头上。如果按我的观点，他们主张用私企来发展经济的观点就是缘木求鱼了，他们的目的一定无法达到。中国资本主义私化派精英学者之集大成理论，现代版张良蒙混计，却被我这个楚地大老粗识破，可谓今日政治经济学一大奇闻。该书在20世纪末出版，估计是这些人对其过去理论的一个总结，又是对当时正在实施的国退民进改革的理由正当化。可是，他们数典忘祖地忘记了毛泽东的理论，又不识当时中国的真面目。中国革命延安时期，毛主席在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中，讨论了历史周期率。这个周期率应当是多方面的，既有朝代周期率，也有企业周期率。主席认为，解决这个周期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建国初期之所以能顺利地取得巨大成绩，是因为党实行的是主席指导下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与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那一套，人民群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的感觉。后来这种感觉逐渐淡薄，甚至逆反了，国企经营才出现了问题。国企效率哪里是有先天不足呢？国企效率的不足哪里能用私有化来解决呢？可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连“事后诸葛亮”的水平都没有，绝无一人认为，这个恶果是因择术失误而造成，全都老调重弹，将肇祸的缘由归咎于企业资产所有制的公有属性上。

　　谁都知道，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企业为经济基础；许多人也都知道，在毛泽东的时代，集体主义和按劳分配是中国的主导价值观。但似乎少有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高效率有赖于集体主义和按劳分配的相配套。换句话说，如果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企业的高效率是目的，集体主义和按劳分配就是为实现目的所必须依靠的手段。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们没有人会认同我的这一观点。他们将国企的低效全都归咎于其资产公有制的制度属性上。此论的主要论调内容，形象地说，就是认为国企在娘肚子里已然患上了不治之症，不应该让其出生。既然生出来了，必然百病缠身，而且无药可救，不要枉费心机，徒劳无功了，趁早改公为私吧。而我认为，中国改革派老祖宗，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北宋王安石认为，“治国之道，择术为始”。这用于研究中国国企改革发展再恰当不过了。国营企业之所以低效，是因为执政者忽视了王安石的告诫，择错了术。机制与制度，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最好情况下，他们对表现为低效的“国企病”搞错了病源，因而开出了私有化改革的错误药方。他们偷梁换柱，至今将机制与制度混为一谈，分辨不清。制度主要是指其资产所有权制度；机制则是指领导选拔机制、经营管理机制、优劣奖惩机制、技术传承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等。企业低效与其产权制度毫无关系。改革机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产权制度则必然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国企有些机制的运作方法和策略存在严重问题，属于择术失误，必须改革，创立新法取而代之，以利于企业提高效率。但私有化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列宁的科学论断相悖，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制度效率低下的认识基础上。因而，中国国企改革过程中，上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大当，其后果严重影响未来中国之国运。从根本上说，国企低效与其资产所有权制度没有关系，而且是完全无关。国企的低效，都是其后天失调造成的，绝非先天所固有。犹如一个健康的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精心呵护。处于社会环境中，难免身染污垢，清洗即可。孰料浴盆内用的是污水，洗得面目全非。正确的对策，就是换用新水。为什么认为不可救药，要将婴儿连同污水一起泼掉，即没有问题的国企产权制度要陪葬于其有问题的机制？这样干仅仅只是认识错误吗？劳动阶级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历史较短，经验缺乏，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难免因择术失误而使企业效率相对较低，影响其生存与发展。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问题在于，理应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争气，未能找出低效的原因，更没有方法提高效率。这就给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以可乘之机，趁势提出了为根除威胁资产阶级利益的后患，忽悠众生的“国企低效论”。因此，我不能不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客观存在起作用的结果。双方彼此斗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利益从对方手中争取过来。资产阶级需要实行私有制经济制度，劳动阶级则必须依靠公有制经济制度，才可能各自为本阶级争取到最大利益。这场斗争是种零和游戏，我之得就是你之失，你之失则为我之得。虽然，双方为了某种需要和考虑，可能相互妥协，缓解利益矛盾冲突于一时，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现“互利共赢”，但是，改变不了这场斗争的零和游戏根本性质。至于这种对抗是否在上面存在，那就不得而知了。这样一来，主观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能够落实，就成为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国企低效论”源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这种论调的炮制者出于维护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通过中国西化派学者这个二传手，将国企低效的根源指向它的产权制度，釜底抽薪，以消除国企对资本的侵蚀与挤兑。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存在，可以避免剥削，因而根本性地有利于劳动阶级，同时也已经创造出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创造出来的效率。但是，因为没有坚持自己阶级正确理论的指导，而使一些企业实践效率降低了，然后再被某些人夸大，说成是国企效率效益低下了。我厂那种能促使国企资产制度高效运营的机制命运，同当年毛委员的土战法相似。中国经济战线上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也对那两种机制非常反感。中国企业管理学家们耻于下问，更不愿深入基层劳动者中作典型事例调查研究。许多人除了人云亦云哀叹国企低效，连低效的原因，究竟出在企业体制，还是源于机制，却都混淆不清。因而张冠李戴，将机制之病，甩锅于制度。

　　恕我直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论左右派，甚至对某种事物在国企管理中发挥什么作用，正能量提高效率的作用，还是负能量损害效率的作用，都不了解，更没有分清。例如，中国国企经营管理中特有的两种事物“铁饭碗”与“大锅饭”，右派一概否定。其实，“两饭”的作用，一正一负，截然相反。“铁饭碗”对国企技术传承机制中发挥的提高效率的正能量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大锅饭”的负能量作用抵消了。他们的所谓理论，最好情况下只是想当然地臆想，也不排除是基于资本主义利益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颠覆阴谋，靓女先嫁说就是代表。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在西方接受经济学博士教育的人回国了。他们因缘际会地拿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自觉在经济学的见识上高人一等，他们许多人也抱着回国效力的理想，试图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他们确实比当时在国内培养的经济学硕士、博士更多地见识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按照西方流行的标准，他们的经济学水平似乎确实可以。然而，他们所撰写的经济学论文，所出版的经济学专著，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吗？答案是不能。这就更不用说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被西方收买或控制了。

　　在市场经济的话语笼罩下，在私企大跃进的背景下，外资也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了。为什么？因为各级政府都把招商引资作为自己发展经济的一项重大举措了。为此，一些层级的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专门负责招商引资的政府部门，而各级政府领导也都极为重视招商引资。确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少数的外资没有多大的坏处。但引进多了，以至于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相当比例了，又会怎样呢？它的积极作用是否会越来越小，而挤压中国民族产业发展和扼制中国同类新技术产生的效果是否越来越大呢？我想，对此，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国被忽悠后自废武功，进行中的许多高精尖攻关项目下马，中途而废，因而大大地延缓了前30年开创的高科技发展势头，使中国产业仍然以中低端为主，这是再惨痛不过的教训了。

　　尽管中国国企绝大多数已被忽悠掉了，但它现在仍然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力军，而中国学界、政界、企业界的正气不断上升。不幸中之大幸，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现已重新成为人们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颠倒过来！中国在芯片和操作系统等领域的一些管理者正在从最根层构造中国的产业生态。当美国发现，文化、理论的入侵的软实力无法忽悠中国了，美国也就图穷匕现了。2018年，美国对中国中兴半导体公司实施高端零部件断供，一剑封喉，欲置中国经济于死地，国人方才惊醒过来：原来中国改革开放了几十年，产业仍然以中低端为主，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原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据说，2019年中美贸易谈判，美方对中方施压，主要要求有两个：第一，要中国废止高科技产业2025年计划。美国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在于技术赶不上趟，乃因过去长时期热衷于发挥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招商引资的结果。所以，现在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与破坏中国的技术进步，目的就是为了遏止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要中国继续大幅度减小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前一个要求是目的，后一个要求就是手段了。美国人也看得很清楚，只有国企才能承担起高科技发展和产业化的重任。“比较优势论”失效之后，削弱国企就是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唯一方法了。

　　这就暴露了一个逆反事实。按照“国企低效论”的说法，中国国企效率低下乃因其公有制性质而无法提高。但是，首先美国人不相信这一点。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提效可能的低效中国国企有什么可怕的，多多益善才是。为什么还要诱导和施压中国搞私有化，难道是在帮助中国提高经济效率、加速强大起来？

　　中国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了。经济即使不以计划和市场为标准区别其社会制度属性，但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社会主义经济学服务于劳动阶级利益。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学漏洞百出，但社会主义国家也完全有可能在一些人的忽悠下，把资本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当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后，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少了，而一些打着信仰社会主义招牌的经济学家，在坚持、发展或者创新经济学时，也就可能充其量只是空泛其言，成为没有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之实质内容的空头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了。今天的中国，有意识地提出过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具体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方法的经济学家太少了，而仅有的一些人往往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在1978-2012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学界的逆淘汰太严重了。中国经济学界一度被相信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把持了，而且，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有人可能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经济学理论，只要能用来指导搞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营，就可以同时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问题在于，服务于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真的能够用于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吗？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产生，缘于资产阶级追求其最大利益的需要。其属下分支企业管理学，主要就是研究如何提高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几百年发展，这门管理学已经相当成熟，资产阶级因此而获益良多。它的理论会指导你怎样去搞提倡集体主义和实行按劳分配那一套实践吗？驴唇不对马嘴，当然要出问题。如果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就大搞私有化改革，公有制经济制度随之相应遭到削弱与破坏。社会主义前途何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早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离开了以公有制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能实现吗？

　　有人可能说，我不在乎那些大道理，也不怕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像现在这样不愁衣食，小富即安就满足了。对不起，你这“美好的愿望”恐怕难以保持得住。当年，生活在“黄金十年”中的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态，大概同你一样。他们后来的悲惨遭遇，你是否准备也经历与体验？

　　私有化改革已经使得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贫富差距到了一定程度，等于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只等经济发生危机时爆发。现在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社会动乱，请问私化派经济学家们，你们有何高论和妙招防止此类情况发生，而使中国成为例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纵观世界，在经济自由主义私有化忽悠下，有的国家，如非洲的突尼斯，南美的智利，尽管一段时期曾经经济增长喜人，GDP人均超过一万美元，但因贫富差距也因之无可避免地急剧扩大，引发民众不满，一遇经济停滞，便即社会动乱。据说，中国现今亿万富翁数量增势格外强劲，名列世界前茅，可是却有6亿人月收入仅1千元。难道私有化的祸根还不思铲除，反要继续培植？

　　事实已经表明，无论是社会平等公平正义，还是经济发展，只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得到实现。为追求短期效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性与长期性利益为特点的假改革、假发展，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唾弃和抛弃。

五、对中国国企发展的沉思

 

　　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言：“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第一，在产业基础技术领域，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众所周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产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它与当年一些人提出和信奉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正好对立。“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曾被批得体无完肤，谁知，后来还是有人故态复萌，变了个“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又将它从垃圾堆里捡回来。改革开放后，毛主席不在了，西方经济学界的谋士们又趸来了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为这种“市场换技术”的说法背书。所谓“发挥比较优势”，换名不换实，就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借尸还魂。开始一段时期，果然捡了便宜。实行省心节力“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比较优势”，比劳神费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有利于GDP增长，因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但谁也没料到，官方统计说，近几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在不断地加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私化派学者在“私企活力论”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又有了新创学说。他们解释，因为基数大了，增长速度自然要降下来。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基数制约论”论调，中国之后的前途就将日益黯淡了。道理很简单，若是基数的原因，它不会变小，只会更大，那么，经济下行的压力今后不但不可能扭转向上，还要继续加剧，直到像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由于经济增长乏力，阶级矛盾特别是私有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矛盾尖锐化，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原执政党被推翻，国家改旗易帜。这不是与“私企活力论”异曲同工吗？而华为和福耀玻璃的实践正好否定这个。这就说明，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应该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第二，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真正的政治挂帅。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高效运营的基本方略。其中首要一条便是“坚持政治挂帅”。我的理解，“坚持政治挂帅”目的在于通过政治作用下的人文管理，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创新精神，实现企业高效。遗憾的是，在他老人家生前，一些官僚阳奉阴违，除个别试点企业外，并未推广开来。然而，坚持政治挂帅，必须坚持真正的政治挂帅。

　　为什么强调实行真正的政治挂帅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使然，也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我见闻与经历过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挂帅。一种是毛主席倡导的能对企业产生巨大正能量的政治挂帅；另一种则是畸化了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倒忙的“政治挂帅”。这两种政治挂帅好比两个人，一个叫李逵，一个叫李鬼。上世纪60年代，全国曾经有过一次“突出政治应当落实到哪里”的讨论。有两派意见。一派以陈毅为代表，他认为应当落实在自己的业务上；另一派则说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结果后者占了上风。“思想革命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又要表现出来。于是，某些领导者化繁为简，放松复杂而细致的联系生产的思想工作，也不再关心琐碎的群众利益，代之以开大会、表决心和喊口号，其特点是形式隆重，内容空虚。结果是成事不足，反而败事有余。这一套做法，是伪政治挂帅和伪群众路线，鱼目混珠，一般是不能用的，更不能当成政治挂帅的主要内容。有人错误地以伪当真，反对与厌弃这一套做法，也在情理之中，脱离了生产实际的思想革命化是有害的。学者们对两种政治挂帅真假莫辨，今天人们似乎普遍反对“政治挂帅”的提法，这是错把李鬼当作李逵了。中央所提的“讲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是政治挂帅的另一种表述吗？

　　检验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真伪，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劳动群众对开会的态度，他们对上级召集的会议是热衷爱好，还是讨嫌，甚至厌恶？也就是看劳动群众在会议上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例如，我在参加工作后的头两年间，发现当时的工人师傅对会议饶有兴趣，因为在会上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看法和意见，提出解决办法，认为领导人有不对的地方，也可展开批评。会议上的这种民主氛围，让人怀念。这就是真正的政治挂帅。后来就不一样了，企业领导人可能是嫌麻烦，不再征求群众意见了，自作主张地决定，像填鸭式传达下去，要求工人们拥护和支持，实际上不得有异议，哪怕人们不理解。以前大小会一般是每周一两次，后来“突出政治”，几乎每天都有会议，照本宣科，不厌其烦。

　　在实践中，与真正的政治挂帅相对立的方面，就是“政企分离”和“政企分离”后的“一长制”。“政企分离”就是把经济视为纯粹的经济，视为脱离政治的经济。搞这种改革，就是国企在根本制度上的自废武功。而搞一长制，就是在国企运营机制上的自废武功。现在，中央已经在加强党委对国企的领导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第三，走群众路线。政治挂帅必然要求走群众路线，必然要求废除“一长制”。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论。“一长制”也与它对立。大概是因为“一长制”是列宁提出的，又在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得到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有人不知利害，企图将“老大哥”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中国，被毛主席坚决否定，针锋相对，代之以“鞍钢宪法”，倡导群众路线的管理方法。虽然“一长制”的提出者是列宁，但列宁提出“一长制”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而且是清楚地了解“一长制”的危害的。（吴恩远：《苏联企业一长制发展的历史教训》，《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其实，“一长制”并非列宁的原创。它也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引进来的，而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机制，又源自其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的产物。毛主席则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老人家否定和反对英雄史观。所以，“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其实质是两种世界观，即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和无产阶级人民史观在企业管理上的一种交锋和对决。真正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懂得了社会实践，两种“宪法”，谁是谁非，就根本无需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了。虽然苏联有马钢宪法，但在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有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提倡的是组织工人群众展开劳动竞赛。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开展起来，前提条件是执政的经济领导人看重的是劳动群众的力量，主要依靠群众，并且在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欲达到的建设目标。因而，苏联在短短的20多年内，便建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独立工业体系，当初一个扶木犁耕田的国家进入了核时代。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不知厉害，抛弃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精神，使得“一长制”再度盛行起来。苏联解体是多种负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负面因素，我认为应当是其公有制企业长期实行“一长制”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改善速度缓慢。“一长制”必然产生特权阶层，从而引发民众不满。设想一下，假设不是“一长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就不会发生了。

　　废除“一长制”，不是说企业领导人不重要，而是防止企业领导人滥权。国企在建国后的不同时期，其总体效益差别很大，有时很高，有时又很低，其中关键影响因素，在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与工作作风的优劣。据我观察，中国国企的领导选拔机制，不论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选出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选出平庸、甚至低劣者是大概率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厂长权力，实现群策群力就非常重要了。一个聪明的企业领导人即使业务能力上有不足，只要善于发现和使用先进人物，敢于在分配上鼓励先进人物，也就可以大致不犯大的错误了。改革现行的领导选拔机制固然重要，但只要在企业中实行真正的民主（实行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也就可以弥补领导选拔机制上的不足了。当然，企业领导人自身也必须不断上进。

　　第四，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激励动员的经济手段。举一个具体的典型例子。我厂有一位被称为中国花布图样设计状元的花样设计师。论对厂的贡献，他显然比我大多了，但我工龄长，所以工资比他高。90年代初，本厂最后一次分福利房，也是以工龄长短论英雄，我分得一套两室一厅，他却是十几平米单间，厨厕还要同他人合用。过了一两年，他就被外地一家私企以高几倍的工资和一套住房挖走了。国企培养的人才，为私企做了嫁衣裳。这个结果是吃大锅饭造成的。有人会说，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锅饭即已遭到痛批，国企中的职工收入不是拉开了吗？是的，开始拉开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但比以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时更糟糕。例如，实行企业自主权后，我厂那位花样设计状元调整工资时，没有比别人多增加一元钱。本厂印花布创银奖名牌，许多人是出了力的，可谓殚精竭虑，但他们都没有额外奖励。新厂长与之前创名牌完全无关，他来厂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他凭什么无功受禄，获取三万元在当时可谓之巨奖？领导者们一般都懂得王安石说的一个道理：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但他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道理，“术”，即政策和策略要与时俱进。否则，过去成功的经验，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反而导致同一事物后来失败的结果，不乏其例。

　　中国国企之低效尽管存在，也只是暂时性的问题。追根溯源，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实行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按劳分配政策。吃大锅饭时是以工龄长短论英雄，改革开放后，则是以职位高低论英雄，从“左”的压制变为右的扭曲。只有再变成以贡献大小为英雄，国企才能从低效变为高效。

六、结  论

 

　　我已经80多岁了。积五六十年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我认为，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相信毛泽东思想。有人说，主席是军事内行、经济外行，真是无知之极。然而，这种无知之极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近年来，看中国革命井冈山时期的电视连续剧，感慨良深。毛委员那一套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土战法，因为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特点，持续大胜。但是，当年位居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看不惯，认为与正规传统军事教条相悖，偏要废除，后果大家都知道了。他老人家是举世无双的经济学高手，生前高瞻远瞩，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如果对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偏要否定，对毛主席否定的东西偏要肯定，结果必然是陷于困境。构造坚固、可靠、强大的公有制企业基础，应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怎么做呢？只有重回毛泽东的企业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