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当然，是差到载入史册。可问题是，为什么会差成这样？

　　战后日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辉煌成果是不可否认的存在，1964年那届东京奥运会也相当成功，获得了国际和日本国内的一致好评。可今年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不少人把这归结为日本的官僚主义。

　　除了大家普遍吐槽的空中怪脸、阴间开幕式、纸板床、裁判问题等，这次的吉祥物也是一言难尽。本来二次元人物的设计是日本的绝对强项。

　　日本的确存在官僚主义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型企业，想办事必须填写各种文件表格层层传达，外加日本人喜欢在无用的地方吹毛求疵、迷恋ppt等，导致其管理系统运转缓慢影响恶劣，长期为人诟病。

　　但是，把奥运会的问题归结为官僚主义，明显是让其替人背锅。真正的幕后元凶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说，是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代议制成功构建起来的一套成熟的合法腐败体系。

　　反官僚主义，是60年代以来全球学界与政界最重要的探索主题。当时的西方左翼不少人转向“Maoism”，就是出于对苏联官僚主义体系的失望，以及中国在反官僚主义领域的激进探索。而另一个更加著名的官僚制度替代品，就是80年代发明出来的“新自由主义”了。在美英不遗余力的推动（包括武力推动），以及各国政治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强力支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

　　新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取消一切集体组织和集体观念，使个人原子化，让所谓的“市场”决定一切。通过国有或集体财产私有化，以及工作外包等方式，实现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养老市场化；政府系统最大限度精简人员，政府工作外包给企业完成；不要铁饭碗，不要长期工作，鼓励“零工经济”。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联邦预期寿命变化折线

　　可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替代品实在是太烂了，比官僚主义还要烂得多。与此同时，其他的探索却已经被忽略掉了，甚至被严重污名化。比如，贯穿毛时代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索。

　　但现在，大众似乎还并未注意80年代以来各种恶果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甚至于，很多人把新自由主义造成的问题归因为官僚主义。比如，我国某些经济学家经常说的，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计划经济残留造成的，必须实行更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观念亟需纠偏。

　　所以，借着大家对东京奥运会的关注，本岛主在这里转发一篇文章，细致分析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在日本造成的恶果。正文开始：

　　有人把东奥的锅归结于日本官僚和官僚主义，这完全是对日本国情和本次报道的误读。日本官僚主义的上升期举办的1964年东奥远没有这次这么拉跨。且不论奥运和奥委会本身已经腐败不堪，这次奥运的失败恰恰是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盛行下，日本官僚体制崩坏，以及与之伴生的日本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腐烂所导致的结果。

　　相关报道中提到了四个破坏原东奥开场计划的恶势力：首相菅义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东奥负责人森喜郎和电通公司。这四股势力中前三者都是政客，电通恰恰是腐蚀官僚体制的企业，所以都和官僚体制无关。他们的恣意妄为恰恰代表了日本官僚体制的衰落，无力保障自身的独立性。

　　根据报道，奥运会开幕式原计划是由MIKIKO导演，内容相当精彩，融汇了科技、漫画、游戏、日本文化、东京特色等等。但后来，电通公司强势介入，让他们的“自己人”佐佐木宏做导演，这才毁了本可能很精彩的一场开幕式。电通公司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是因为东京奥组委把开幕式业务外包给了电通，后者从预算到设计方面都有绝对权力。

　　MIKIKO的部分设计图

　　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政客和行政没有什么关联。包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虽然是东京都的行政长官，但她并不是靠自己的行政能力一步步从基层官僚升职上来的，而是靠和自民党和利益团体的勾结，以及对自身人设的炒作，从而在选举中赢得了今天的位子。其他日本政客同理，甚至更糟。也因此，绝大多数日本政客往往只有炒作和利益交换的本领，在干涉行政时只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比如此次东奥。

　　日本官僚主义的衰落始自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小泉政权觉得现行体制缺乏增长能力和效率，长此以往日本将要完蛋，于是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本行政体系开始以部级为单位大规模承包给私人企业，并开启了新一轮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走狗与新自由主义的屠夫所鼓吹私有化、外包与市场自由化之下高效、节约、精简的行政体系并没有实现，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行政能力的整体性坍塌、腐败横行、垄断企业的张扬跋扈和民众的苦不堪言。

　　中国虽然同样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基层工作外包的现象，但程度远非能够可以和日本比肩的。2019年的时候，日本教育部文部科学省突然一拍脑门决定改革日本高考中的语文和英语考试等环节，计划加入作文和听说读写。然后文部科学省研究半天得出个结论，说这事儿改革完了我既没能力组织考试也没能力组织批卷，只能把改革后的高考全盘委托给ベネッセ和リクルート这两大培训集团，而且只能是这两家，要注意这两个集团也有自己旗下的课外辅导班而且在日本相当普及。换算到中国，那就相当于教育部没有能力组织高考，只能把高考全盘承包给新东方，价格什么的一切听新东方的。当然此事因为实在过于离谱，再加上ベネッセ和リクルート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有限，所以此次改革最后在抗议中流产了。

　　但是电通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在日本生活，经常看新闻的话，你很难不变成一个阴谋论者。因为电通，一家广告企业，会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政治丑闻中，无孔不入，全是实锤，地位却毫不动摇。

　　电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广告公司，在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均有分公司，尤其在台湾，规模也很大。

　　东奥开始前，日本政府作为处理新冠病毒的一环，决定给全国所有居民都发10万日元，并对旅游业饮食业有条件地发放持续性现金补助。

　　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日本政府没有亲自下场，没有和邮局合作，没有和银行合作，而是把整个补助金发放的过程都承包给了电通，一家广告公司。它当然没有给全日本人打钱的能力，于是电通又把这事儿转包了7、8层。最后大家申领补助金的时候，还是得把申请表寄给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完成最繁重的确认和登记，而不是电通。然后电通在其中狂赚153亿日元，其他经费则流入了下一级承包商而不是民众的手里。

　　举一些更具体的例子：

　　举办奥运网球比赛的某个分会场的运营，现在就被承包给了和电通一个性质的叫作东急的广告代理店。费用是6亿多日元。在野党通过自己的线人得到的关于这6亿多怎么被花掉的报告里说，东急给负责这个分会场运营的总监督开出的工资和各种报销的预算就高达1650万日元每日。注意是一个人，一天。最基础的运营人员的工资预算是每日2万7千日元。其他岗位的预计工资也明显超出市场平均价格，光是工资一项的预算就高达2亿7000万日元。然后东急自己不出这个人。因为东急只是个广告代理店，当然没本事运营奥运比赛场地，只能二次转包。要注意二次转包就不在政府控制范围内了，东急可以随意地把这个单子给东急财阀内部的其他子公司，如果他们能接的话。或者去找竹中平藏开的劳务派遣公司パソナ，本大会唯一指定劳务派遣合作商。

　　那么同样的岗位パソナ给应聘劳务派遣的人多少钱呢？根据其官网上的资料，前文提到的总监督和运营人员的工资，パソナ开出了每日35万日元和1万两千日元的“高价”。也就是说，东急加パソナ一口气吃掉了总策划这个岗位工资预算的97%，运营人员工资预算的56%。至于东急和パソナ吃掉这么多合不合理，这些钱到底有没有发挥真正的价值，自民党在国会答辩中给出的回答是“由于是和民间企业合作的契约，恕不能透露经费的详细支出。”

　　当然，关于开幕式这150多亿的下落，估计也只能按照上述国会答辩的逻辑，永远不了了之。不过这套手法已经在日本无比成熟，运行多年了，连福岛核电站都有层层转包后拿着并不算高的工资清理核污染物的越南劳工。所以贪污的手法应该大差不离，只不过比东急更受自民党宠爱的电通可以贪得更加大手笔一些。

　　所以关于本次开幕式，有人看到新闻说日本政府给电通收到165亿只给导演10亿，觉得很不可思议。这属于对于日式贪污毫无概念，电通在奥运会延迟的情况下只贪了150亿日元，已经属于大大的有良心了。

　　“简朴办奥运”理念指导下的纸板床

　　电通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地贪污，主要是来源于其在日本广告界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媒体界压倒性的影响力，从而使得政客自然而然地与之勾结。而日本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失败，也使得这种官商勾结已经恶化到了今天这种毫不加掩饰的局面。在这种高度腐化堕落的体制中，针对mikiko、椎名林檎和渡辺直美等女性参与成员所爆发性别歧视、主要策划人员中聚集大量极为恶劣的残疾人歧视、种族歧视者等等，也是毫不奇怪的了。也因此，哪怕本次奥运会没有同样腐败堕落的国际奥委会参与，也是同样摆脱不了丑闻频出破绽不断的荒唐局面。

　　至于日本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为什么会腐化到今天这个地步，那就是另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了。简单来说，当资本主义民主代议制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的盈利与生长相冲突的时候，让位的肯定不是后者。

　　写下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鼓吹官僚制的美好。虽然与新自由主义地狱相比，1970年代的官僚体制似乎真的没有这么烂。本次东奥的荒唐惨状，证明了进入产能高度过剩的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是为了盈利而可以摧毁曾经赖以维持其自身一切组织，比如官僚制和民主制，的可怖存在。一些国家不存在自由市场不代表他们没进入晚期资本主义，东奥的笑话固然荒唐，但并不是不可能在其他地区重演。

　　（全文完）

　　本文正文原作者是知乎用户@波萨达斯星人，转载已获得授权。本岛主补了引子部分，部分细节略有改动。也推荐大家到知乎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