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外交政策和影响：人们习惯把司马光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才能认识不多。司马光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在给庞籍担任幕僚时，就提出修城堡防御，募民屯田，阻止西夏的蚕食。他后来上奏时说过：“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司马光主张加强防御阻止西夏的蚕食、入侵，屯田戍边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反对在“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同时他也反对在两国和平时，宋朝主动破坏友好关係。最初边臣侮西夏国主，使臣向朝廷诉讼，司马光和吕诲建议罪边臣，恢复友好，不从，两国爆发军事冲突。又提出“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来宋朝要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宁可不当枢密副使也反对草率开战，因为当时西夏没有大举入侵宋朝。司马光对待外交关係的基础观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方针，辽朝皇帝有尊号后，有的大臣也热衷给宋朝皇帝加尊号，司马光引用汉文帝与匈奴单于故事，批驳了两国关係平等建立在皇帝尊号相同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都理解国家关係平等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在这点上，司马光也含蓄批评了宋朝当时软弱、姑息的外交政策。宋朝在军事实力与辽朝相近，都是一百多万部队，从战略上，最忌讳辽朝与西夏的七十万部队联合攻打宋朝。司马光也理解宋朝不能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因此他也曾上书反对讚赏同时引发与西夏、辽朝冲突的边臣。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宋朝与西夏开战后，辽朝乘机对宋朝进行军事讹诈，宋朝割让代北领土妥协。又发动了对吐蕃的熙河路战争，交趾也乘机以宋朝变法害民为藉口，发动对宋朝的战争，宋朝在陷入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后，国内国际形势都严重恶化。司马光与韩琦都是主张对外关係应该慎重，反对轻启战端，但也都是反对姑息、妥协政策。司马光在宋朝危机的时候担任了宰相，他改变了恢复岁赐，不归还西夏领土的和谈条件。司马光对外交政策认识更合理，知道西夏耻于在胜利时丧失国土接受和谈，同意归还西夏城堡，取消不平等岁赐。司马光的立场得到文彦博的支持，但是朝中多数是变法派，他们有异议。这个立场缓和了国际危机，西夏、辽朝见司马光任宰相缓和国内矛盾，得到百姓拥护，也告戒边臣不要轻启冲突。司马光一度也要放弃熙河路与吐蕃友好，后来没有实行。熙河路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数人是羌族，与宋、夏、吐蕃都有臣附关係，也是複杂地区。儘管司马光同意归还西夏领土，但不久他去世。宋朝与西夏就城堡两国再次开战，元祐四年议和西夏归还战俘后，宋朝才归还了城堡。议和不久宋朝与西夏再次开战，宋朝同时也与吐蕃在熙河路冲突，再次以恢复岁赐为条件与西夏议和，以后宋朝同吐蕃战争，从元符二年一直打到崇宁三年。司马光懂得战争是国家大事，需要谨慎对待，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非同儿戏。宋朝主动挑起战争，又没有充分的战争準备而失利。司马光反对战争的立场，是维护了宋朝和西夏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得到两国人民的爱戴。司马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两国平等基础上，不是卖国的妥协行为，他在西夏入侵河东时主张修城堡防御，是保卫国土的爱国行为，对西夏维护国土的爱国行为也认同，宋朝占领西夏领土，再给岁赐是名实皆失的错误政策，不仅会被西夏看做是侮辱，也会加重本国人民的经济负担，停止战争后占领的土地不是防御宋朝必需的战略要地，没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宋朝曾攻占了灵州以南的广大西夏领土，都最终放弃，为了几个城堡而继续战争，仅是维护虚假颜面，损害人民利益，欺骗人民自以为是胜利者，还有战果。对司马光的政策宋朝和西夏人民都是拥护的，这也是辽朝和西夏统治阶级尊重司马光的原因，他们不能违背民意，使自己处于人民和道义的对立面。宋朝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战争是主要原因，人民在饑寒交迫，赋税徭役沉重的压迫下苦不堪言，要求司马光解救他们的呼声，不仅是针对变法，也是针对战争。司马光在自己的着作中，多次提到民族政策应恩威并施，归附者以德相待，以仁义为本；背叛入侵的要威震抗击。这比视蛮夷为禽兽，任意杀戮攻打要进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56卷评论：“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不赞同对少数民族不分好坏地杀戮，认为他们与华夏是平等的，不公正对待他们是错误的，主张爱惜生命。耶律楚材在劝阻成吉思汗，停止屠城政策，也是司马光爱惜生命的立场。历史上仁义政策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曾对金世宗谈到司马光的理论，认为当时执政的人多以兵戈赋税为主，司马光能用道义和孝敬辅佐天子，这是非常可贵，执政者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办，能让天下百姓受益。司马光在历朝历代得到各民族人们的普遍拥护，也是历朝代代统治阶级尊崇他笼络人心的重要原因，他的外交政策是在宋朝执行了很短时间，但是却在后来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和平友好、民族平等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现在看也是有进步意义。他在外交中奉行的避免在两条战线同时开战的观点也是客观实际的。外交关係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最高成就也是体现在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靠妥协、投降，损害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利益为成果。外交政策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国家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