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

　　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

　　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话说1955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中，提到了高岗的私生活和他与苏联的关系。

　　据尤金回忆：毛泽东说“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这是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地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还说：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过去日本不好，但是现在也受欺侮。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都强盛起来就好了。

　　由于科伦坡5国的发起和召集，并在印尼总统和总理的主持下，万隆会议才开得好。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分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去做坏事的。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有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在会议中同我们还可以相处，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当然，别扭还不少，但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们同这些国家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它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泰国的经济也是不发达的。日本虽然比我们先进，但是它也有经济困难。这是一般地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般地说，我们是有某种共同点的。这次亚非会议恐怕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西方国家说我们的民族不好，那末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发展了呢?

　　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现在又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了话。我们作为朋友是能够处得好的。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要使这些国家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我们要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各有各的困难问题，经过互相帮助，争取解决这些难题。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国同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对于那些同我们关系不大好的国家，我们也要采取具体步骤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像泰国、菲律宾那样的国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争取搞好同它们的关系。我们曾经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泰国的问题，并请他们帮助我们劝说一下泰国。泰国说怕我们派军队去打它，但是怎么可以乱打呢？泰国又怕我们的傣族自治区。我们说它可以派领事到昆明，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它。周总理在万隆曾经同泰国的外长谈过，也是为了搞好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理先生见到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时替我们说说，告诉他们中国是想跟他们的国家友好的。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资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几年前，在座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我们都是‘非法之徒’、‘叛徒’、‘坏人’。但是现在改变了。我们把那些所谓的好人赶跑了，你们赶走了日本人和荷兰人，我们赶走了日本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这些人都说我们坏得很。尼赫鲁总理、吴努总理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都是坐过很久班房的。我们可以用这段历史去说服西方国家。它们说，它们的势力大得很，那末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独立起来了呢？这个历史根据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造谣，也不是吓人。过去西方国家吓了我们几百年，现在到底是它们吓倒了我们，还是我们吓倒了它们呢？因此，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听，它们的想法是偏在一边的，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历史证明大王的结局都是不妙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蒋介石都曾经是大王。这间屋子就是皇帝曾经住过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大王都是手里掌握许多东西的，人民手里没有东西。我相信，印尼朋友开始斗争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就原子弹而言，亚非国家是无产者，我们这些国家连一个原子弹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富有的国家善用其‘宝’，如果乱用的话，不见得对它们有利。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第一，我们‘侵略’了中国大陆，现在又要‘侵略’金门、马祖；第二，金日成在朝鲜‘侵略’到三八线，中国后来又帮助了金日成；第三，胡志明也‘侵略’到十七度线。而说我们的那种人倒似乎是十分爱好和平的。我们听说，荷兰人也说印尼要‘侵略’西伊里安。

　　总理先生说，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丰富的资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宝藏。日本虽然现在比较发达，但是资源贫乏，印尼是一定能超过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样支持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他在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5月25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15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5年5月26日

　　5月间，毛泽东的老同学谭世瑛到了北京。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毛泽东的同学，又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此前，毛泽东已经先后4次给他回信，并两次寄款给予资助。

　　这一次，毛泽东很快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位老友深情地回忆起往事，毛泽东不忘师恩，感激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还说：

　　“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他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本来就是因为儿子的事使自己受了牵累来见毛泽东的，他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子的事儿，时机已到，便把两个大儿子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大儿子谭可和二儿子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3年前已经被镇压。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的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暲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子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毛泽东先安排老同学住下，接着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石洞乡的谭世瑛，40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些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3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子和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27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5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地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地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宣部送来的关于胡风等人的第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他当即在第3批材料上作了批示：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3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之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毛泽东 6月6日

　　6月初，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来北京转眼将近1个月了，辛苦惯了的毛仙梅横竖觉得不是滋味。那天吃过午饭，他就让人打电话找毛泽东的秘书，说要见见三弟。毛泽东很快安排了见面。毛仙梅刚坐下来，又提出要回湖南，他说：

　　“这下我真是要回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问：

　　“是不是又丢了东西了？”

　　毛仙梅老实巴交地说：

　　“东西倒冇丢，一颗脔心放在屋里了。”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呵，看来大哥是真想家了哟！”

　　毛泽东引用的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蜀道难》。他很欣赏这首诗，曾经圈划和批阅过，称其“有些意思”。毛仙梅听三弟如此说，仿佛周身都不舒服，他说：

　　“住在这个地方，热闹是热闹，就是听不到猪叫鸡叫，心里不踏实，还是早点回去好些。”

　　毛泽东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挽留道：

　　“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

　　“杭州。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就说：

　　“我没到过杭州，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毛泽东说：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吧。”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人民日报》社论稿，他在批示中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委员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泽东 6月8日

　　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了3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接着，毛泽东给老同学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谭世瑛准备离京返乡，在6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世瑛兄：

　　6月4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月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1955年6月8日

　　谭世瑛读罢老同学的信，彻底服了，毛泽东重情重义，没有忘却过去，而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既没有为情所动，仅听一面之词，又亲自过问调查，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机去杭州，此行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

　　“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用劲看看杭州的风景。”

　　飞机飞到杭州上空，绕着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上空盘旋。毛泽东又对毛仙梅说：

　　“大哥，杭州到了，你使劲看吧。”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毛泽东所写的17处按语；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3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是胡风与其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67封信件摘编。其中涉及到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官”阿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绿原，“国民党上校军官”芦甸；胡风本人也“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第3批材料中写的按语主要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系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决定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

　　6月15日，毛泽东为汇编成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一个序言，又给陆定一等人写了一个批语：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出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作出批示，他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后来，《序言》和部分按语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抄录如下（部分有删节）：

　　序言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3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给他们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选辑）

　　一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30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同上，略） 四（略）

　　五

　　……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

　　七（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同小学时期的老同学谭世瑛谈话时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位居庙堂之高，仍念念不忘师恩，这才是知恩图报的真君子！人世间最可恨的是中山狼一类人物，倘若他们再孽生出一个明目张胆地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无耻之徒，那简直就是一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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