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1937年8月6日，胡适给蒋介石的信，要求中日开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来“调整中日关系”。】　　

　　介石先生：

　　我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二）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三）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一）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二）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事机，成败存亡系于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敬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