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中，有如下记录：“（1949年）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毛泽东一动，中共其他几位领袖及部分中央机构，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也随之开始了。一些领袖和进“海”机关干部的子女，也夹裹在这陆陆续续的搬迁行列中，目睹了中央部分机关初进中南海时的情景。本文的描述，即由当年随长辈们进“海”的孩子们的记忆片段连缀而成。　　

　　◆伍云甫在驻陕办事处留影。

　　在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属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了。他1926年入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实现了苏区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长征中他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时，他任工委秘书长。

　　此时此刻，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还兼着中央直属机关总支书记。与中共中央领袖及核心机关相关的后勤工作，全归他调度和管理。

　　搬迁要涉及的房屋修葺呀，汽车调配呀，财务开销呀，食品供应呀，他事必躬亲。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么一大群人，这么多办公用品，从香山挪到城里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家呀。

　　“从香山去中南海时，人家都走啦，也没人管我，还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叫我。进香山时，我们家和杨尚昆家都住在正芳斋，那幢小楼如今还在。我们家住楼上，杨尚昆家住楼下。那天我是坐着杨小二爸爸的车，跟着他们家走的。在车里他挺兴奋，跟我说这说那的。”伍绍祖追溯道。　　

　　◆伍云甫之子伍绍祖（左）与作者合影。

　　在伍绍祖记忆中，父亲一向是顾工作不顾家的。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派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叶剑英通知伍云甫，带四支驳壳枪，跟林彪一起来。当时他的妻子，也是20年代入党的老红军熊天荆，因患肺炎住院一年多，生命垂危，连棺材寿衣都准备好了。可他顾不上自己的妻子，带着四名卫士，就和林彪出发了。还是毛泽东把自己用的一种叫“吉硅卜拉多”的进口药，给了熊天荆，使她奇迹般地痊愈了。

　　伍绍祖说：在父亲赴渝、母亲病危之际，他成了无人看护的孤儿。还是朱德、康克清夫妇收养了他，给他做面条吃，后来朱老总一直想认他做干儿子。此刻，又是杨尚昆带着他进中南海，去找自己在中南海的新家和父亲。

　　跟着毛泽东进中南海跟得最紧的，是他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就带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以及尚在进行的解放战争中须臾不能离的中央军委机关、中央宣传部机关。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是保障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工作正常运转的，是首脑的耳目、信号传输中枢和防卫系统。这个系统创始于延安，几经转变扩展，直到西柏坡时期才臻于完备。此刻主管这一系统运行的，是主任杨尚昆。　　

　　◆杨尚昆（前左）与罗瑞卿、李富春、滕代远等在一起。

　　全国各地及前线的情形，通过不同的渠道汇总到这里，中央办公厅相关单位根据规定和内容，或直接、或经筛选和初加工后，送交中共中央核心层处理决策，并备齐中央核心层在处理和决策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咨询和参考材料。中共中央核心层的决策和各项指示，是通过这些相关单位，传送到指定送达的各地方和部门或前线。

　　每临一些重大政策和方针的制定决策，中央办公厅相关单位的干部，还要根据中央领导核心层的意图，从事调查研究，收集综合决策的依据，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上述工作主要由机要室和政治秘书室承担。

　　负责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安全警卫和生活后勤保障的单位，也由杨尚昆直接领导。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以上几个单位，都随着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并分布在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丰泽园附近。

　　进“海”进得匆匆忙忙，为了不影响工作，哪处房子稍加拾掇就能办公或居住，就先进入再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就作为会议室、办公室用；比较残破、散乱无序和犄角旮旯的房子，就先凑合着住宿栖身。　　

　　◆毛泽东与叶子龙。

　　由于毛泽东的许多事情要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帮助处理，加之毛泽东时常外出，叶子龙要随行，后来常在机要室主持业务工作的，是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

　　康一民是江西井冈山边缘的泰和县人，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乡团支部书记。1933年参加红军，翌年调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从事译电工作，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机要生涯。

　　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就任陕甘宁前敌总司令部机要科译电股股长。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他先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机要工作。

　　“我爸爸在武汉才学会骑自行车，当时技术还不太好，刚上街就把一个国民党兵给撞了。他当时心想坏了，那国民党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谁知那士兵看见我爸爸穿着军官的服装，还有军衔，爬起来就给我爸爸敬礼，还问长官受惊没有。我爸爸说没事没事，赶紧走了。”康一民的长子康辉，还知道一点父亲的历史。

　　“1938年，我爸爸跟着廖承志赴香港，在驻港秘密机关搞机要和联络，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是广东人，参加革命前就像《三家巷》里写的那种进步学生。我外公是地方开明绅士，日军入侵后，他暗中支持抗日斗争。一次，日本兵突然闯入，厅堂桌子上还放着一枚菠萝手榴弹，情急中外公就用桌上的茶杯扣住了。日本兵乱翻了一通，什么也没找着。要是哪个日本兵动一下茶杯，全家就完了。后来，中共地下组织把我妈妈等一批进步学生转移到香港，为掩护工作和我爸爸扮假夫妻，后来弄假成真，还是廖承志作的媒。”　　

　　◆康一民与机要室的孩子们在丰泽园。

　　在香港期间，环境很艰苦，而且危险重重，但康一民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心态。在与延安秘密通讯时，总免不了和根据地的同行们，以开上两句玩笑作为电报的结束语。例如“问候跳蚤”之类，“跳蚤”是毛泽东的老参谋黄有凤夫人的绰号，她在延安搞译电。

　　1945年，他返回延安。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前后委和工委在西柏坡会合，他被指派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周恩来应召赴苏议定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康一民即随之同行，以后多次作为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出访。

　　机要室进中南海之际，中国大陆上的战事还未结束；解放区和新占领城市的土改和经济恢复，头绪繁多；新国家政权的筹建和争取国际承认诸活动，紧锣密鼓。于是，战争的、土改的、城市经济的、内政外交的等各类急电密件，纷至沓来，机要室的人忙得没日没夜。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办公室，在机要室南的两三个院落。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名称曾几度变换，既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又叫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还被叫过秘书组。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师哲1925年赴苏联学习，后进苏军情报部门。在1939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前，他还当过毛泽东儿子毛岸英兄弟所在的莫尼诺儿童院的副院长。翌年，他同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先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工作，并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1945年他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任政治秘书室主任。　　

　　◆师哲

　　师哲任主任期间，除了周恩来的秘书外，所有给中共中央几位书记当大秘书的如江青、田家英、王光美、何均、陈友群等人，都在政治秘书室挂个名，每月都要到秘书室开会一次，研究工作互通情况。那时对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田家英直接过问和具体负责得最多。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正式对外发表时，因名字比较唬人，中央办公厅内管理秘书、文牍事务的秘书处处长曾三，向田家英询问：“你们的图章按什么规格刻呀，是按部级还是按处级（即局级，当年中办系统的处相当于局，科相当于处级）？”一向不以品衔为念的田家英说：“别搞什么部级了，就按处级吧。”

　　当时各中央局收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成立及工作任务的正式发文后，都对这一机构十分重视，立即回文：今后定将全力予支持和配合工作，需要了解什么情况、调什么材料，将及时送呈。

　　师哲调出中南海后，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对内改称秘书组，由江青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但室务工作江青具体问津甚少，当田家英顾不过来时，通常由彭达彰实际主持。后来，田家英一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时，曾经短暂地脱离过一段政治秘书室，彭达彰遂就任该室主任。

　　彭达彰，1908年出生在山东荣城，九一八事变后，还是学子的他，有感于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时刻，毅然投笔从戎，奔赴热河抗日前线，参加了抗日义勇军。热河失陷，他为寻求救亡与真理，辗转到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他赴东北，曾出任东北军区军政干校军官大队政委，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个彭老总，而秘书室的年轻干部，都习惯称彭达彰为“彭总”，可见他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处得相当好。

　　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最初的主要工作是这样规定的：帮助毛泽东主席处理信函，为书记处领导读报，并完成书记处领导直接交办的工作。

　　读报就是将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每人划定区域阅读，将报纸上的消息综合分类，拣重要者编目、摘要，由打字室打印12份，分送毛泽东等领导人，使之能高效率地获取各类报刊提供的信息。

　　当时人员很少，全国那么多份报纸，工作量相当大。部分办信的人员也被分配了一些任务，白天办信，晚上读报，相当紧张。但这项工作没有持续太久便终止了，所有的人都从事办信工作。

　　处理信函也是按地域分人负责，阅后分门别类，须向中央最高领导层反映的，或原件或摘要汇编上呈；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转交有关部门，并查询处理结果。有时还要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草拟复信稿。

　　有些毛泽东的亲笔复信，也由政治秘书室抄录登记发出。关于抄录毛泽东信件留底一事，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毛泽东与田家英。

　　毛泽东最初只是交待将他的复信登记发出，但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文稿具有保留意义，就吩咐办信的人，信件发出前先抄录一份留存。碰上毛泽东已经封口的信，也拆开抄录。一次，将信交给政治秘书室不久，毛泽东突然感到需稍做修改，随即索要，而信已被拆开，正在抄录。

　　发现他的亲笔信被拆，毛泽东非常生气，严厉地提出要处分有关的人。政治秘书室自然要作一番检讨，并陈明理由。毛泽东看罢检讨，觉得陈述有理，不仅认可了以前的做法，还指示以后凡他写的信，除特殊例外，统统拍照留底。

　　如此一来，秘书室多了一项工作，即将毛泽东手书的信件拿到中办警卫处的摄影科拍照，结果保留下许多毛泽东的文稿手迹。

　　在处理群众来信，反映下情，捕捉动向等方面，政治秘书室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曾在政治秘书室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后来，秘书室又逐步增加了接待群众上访；办理一些毛泽东亲自交办的事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基层搞一些专题的调查研究等工作。

　　做好这些工作，是有相当的难度的，需要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因此有传闻说：在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建立相应的机构时，胡乔木曾建议从一些名牌大学抽调教授，来承担这方面工作。但毛泽东经多重考虑权衡，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挑选了一批党内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