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了一年多，现在还大规模反弹且烈度加剧，国外专家和一些政府首脑说新冠病毒永远不会消失，提出“与病毒共存”,完全寄希望于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近来南京疫情跨省传播，7月29日凌晨，张文宏医生在微博发文《南京疫情促使全国经受压力测试，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也提出“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与中国民众希望免于病毒之害相悖，受到网民批判，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反批判。美国之音找了两个“华人专家”来，说“张文宏医生‘与病毒长期共存’这个观点，间接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变相地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请大家想想，既然未来要长期共存，何必当初封城、封小区？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反正早晚都会感染。其实张文宏医生说的是专家之言，依据‘病毒变异’和‘疫苗只能减轻症状、无法完全防护’这个现状，给出的防疫方案：第一是封堵无效；第二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降低死亡率，这样两个问题。中国官方舆论一直把抗疫视为政治任务，无所不用其极去执行和完成……”，指责中国防疫反人道；BBC说“中国抗疫专家张文红因撑‘与病毒共存’遭攻击风头浪尖上敢言专家”国内张文宏的支持者说反对“与病毒共存”是“没文化的人，就越会用自己狭隘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号召“保卫张文宏”，叫喊“上海最应该站出来保卫他”，说“张文宏若被打倒，中国离文革就不远了”……

　　尽管张文宏的支持者主张“科学的问题要交给科学家来解决”，反对“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但看他们的反批判，有句话是在讲“科学”吗？否，完全在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高强《“与病毒共存”可行吗？》讲人类与病毒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完全正确。医生就是帮助病人杀死病毒，绝不会、也不能让病毒与人“和谐共处”。高强是原卫生部部长，显然不是“没文化的人”，支持“与病毒共存”者反对《“与病毒共存”可行吗？》，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反对高强者是“没文化的人”，则如何？但我们不会把严肃的科学争论与严酷的政治斗争引向吵架，而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实际战胜病毒。

　　2020年4月11日又发表《不要丧失已经占得的先机》，2020年4月7日网传原新华社国际部财经新闻采编室副主任明金维，对环球时报4月6日社评的评论——《环球时报这篇社评透露很多权威判断，信息量非常大》提出10条意见的第七条说：“疫情可能会出现多轮，第一轮中国占优，但在欧美国家以高病死率为代价，通过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人群淘汰后，在第二轮中可能占据优势。中国面临的情况恰恰相反。”显然，这种自然的“通过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人群淘汰”的“群体免疫论”，这种“与病毒供存”，是对人类自觉战胜否定，是对科学的否定。同时，“疫苗只能减轻症状、无法完全防护”的“与病毒共存”，也是对国外通过全民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的“与病毒共存”的否定。

　　有人作《钟南山的悲剧，正在张文宏身上重演》文指反“与病毒共存”者是“没文化的人”。我看，是作者不知道防疫是公共卫生，按美国城乡卫生行政人员委员会对公共卫生定义，公共卫生是通过评价、政策发展和保障措施来预防疾病、延长人寿命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门科学和艺术。事实上，公共卫生是需要全社会民众共同参与的，不像治病，完全由专业的医生处方。

　　去年钟南山院士提出“假如各国都能动员起来，可以期待6月份控制住疫情的”、“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两个判断，我们看到，新冠新冠病毒疫情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接种疫苗后继续传播，甚至愈演愈烈，现在生物学家惊呼“这个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颠覆了我们对已知病毒的所有认知。”我们看到，美国等国正是抓住“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围攻中国。说明专家对新冠病毒还没有实际了解，缺乏政治观点。病毒的起源和快速变异等许多问题，对于专家，现在也还是个未知领域。所谓“专家”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地有局限性。”（刘金华《谈谈防疫的几个问题》）

　　反对“与病毒共存”，反映了民众的要求，也是科学的任务，绝不能斥之为“无知”。相反，作为医生和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的张文宏在病毒伤害了两亿人的健康，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破坏了人类的正常生活和世界经济，现在还在弄得人类不得安宁的时候，不是想法抗疫，而是附和“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论调，提出防疫是“最终达到与病毒的和谐共处”，则是反科学的，忘却了医生的职责，是摔锅。要人类“学会”容忍新冠病毒对人类的肆虐，这哪是科学，哪里有人类“智慧”，网民的批判是正确的，确实是投降。

　　王慧发表《“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不矛盾——为张文宏说句公道话》，说批判张文宏的人是“泛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解读，甚至乱扣帽子，这是要不得的，是对眼下抗疫大局有害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是因无度的疫情争论，泛政治化的揣测，造成了社会撕裂而吃了大亏。”举起了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病毒溯源“政治化”大旗。但这是两码事。美国硬说病毒来自中国，所以是病毒溯源“政治化”，不真的对病毒要进行科学溯源，根治新冠病毒。

　　我们反对美国病毒溯源“政治化”，强调病毒溯源应当持科学态度，要调查分析，以求“动态清零”；但是不能否认防疫有政治。世界上许多事情，比如生产、自然科学等等，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但在阶级社会里，又常常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治斗争。防疫不仅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对疾病的斗争，它作为公共卫生，就必然要表现为政府治理行为，群众的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我去年3月15日的《再说抗疫复产为人民》说“钟南山是病毒专家，他从病毒活动规律，认为6月气温高了，病毒就不活跃了。我认为‘对冠状病毒，在没有药医的情况下，就是简单的隔离。这对于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朝鲜，做这工作，都比较资本主义国家容易。’‘大概劳动节前可告胜利。’”但是欧美国家“制度不同，隔离不可能像中国、朝鲜严格；由于前一阶段有失防范，受感染的人很多，现在集中爆发，难以应收尽收，收进来医疗力量也严重不够，这两个问题要尽快解决。解决不好，不仅死人多，6月份全世界也恐难控制住疫情。”4月3日我又发文《依靠民众做好自己的事》说：“现在防疫战场在欧美。制度不同，隔离不可能像中国严格。但在制度方面中国帮不了忙，不能像美国那样推销美国民主。”

　　2020年3月4日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答记者说：“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都看到了中国抗疫有政治优势，中国却有人反对，恐怕不能说这些人比世卫组织访华专家更“专业”，显然这种反对是出于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

　　张文宏说：“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共产党员先上’，大家相信了这句话……正是因为‘共产党员先上’这句话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所以之后，当我说‘上海人摒牢’，以及‘早餐要不要吃粥’等话题时，大家才愿意听我的。”请问，“共产党员先上”是不是去年抗疫胜利的政治因素？由此“大家才愿意听我的”，是因为是专家之言，还是“泛政治化”？

　　我在2020年4月25日发表《稳生产要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指出：

　　“全世界抗疫稳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是中国道路，靠社会的力量，组织民众防疫，扼制住疫情，复工复产。我们看到，这已经取得抗疫的决定性胜利，生产也有了起色。一条是美国道路，重经济，轻人命，‘为防疫而让美国经济停摆不划算’，‘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结果是，人死的最多，经济也支撑不下去。”

　　中国这些年有一种“去政治”思潮。经济去政治，思想去政治，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怎么体现“党领导一切”。“去政治”实质是要中国去共产党的领导。“去政治”是一种非党思想，它正在腐蚀共产党人，使共产党去无产阶级本性，忘掉初心使命。

　　张文宏《南京疫情促使全国经受压力测试，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文的=开场白：“近期南京疫情跨省传播，成为输入性疫情引发国内传播的新模式。在严格管控疫情和加速疫苗接种的今天发生多省疫情扩散引发公众对于未来的巨大不安，这份不安其实来自对于未来巨大不确定性的不安。”就不是一个专家应当说的话，全是政治语言。我们知道，习近平去年早已提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可见输入性疫情并非“新模式”，讲“新模式”，是不是与党的防疫方针不一致？再说，近期疫情根本不是“在严格管控疫情”下发生的，而是一些部门放松了管控产生的事故。张文宏这样讲，是为失责人员开脱。他由此得出“未来巨大不确定性”结论，显然不是立足于科学根据和专业知识，而是对新冠病毒的无知与无能为力，如网民批判的，是投降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点）

　　我们还看到，沉默了一段时间的方方现在又出来说：“今年的感染人数全国加起来还不及去年武汉一天多，何况几乎没有死人。我倒是觉得防卫有点过当。唉，防卫过当也比去年的隐瞒不报要好点。”“防卫过当”“去年的隐瞒不报”，这样概括中国政府的整个防疫，与美国防疫中的反华政治，配合得非常默契。

　　本文“送瘟神”借用毛泽东两首诗的标题。我把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及其前言、后记全文抄录于下，请大家——包括张文宏——联系现在实际读一读，看这两首诗对历史上不同社会的不同防疫道路及其不同结果的概括对不对。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还为这两首诗专门写了一段《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旧中国，“华佗无奈小虫何！……一样悲欢逐逝波。”而在“”的新中国，“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在说明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汪建新说：“作者写‘送瘟神’，并没有具体写打针、吃药以及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将其放到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使诗作具有更深广的思想意义。”这就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就能改天换地，几千年“一样悲欢逐逝波”瘟君，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下，将“纸船明烛照天烧”，从人间消失。

　　8月18日晚，张文宏再发微博。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张明扬发文《张文宏时隔20天再发声，这次“报平安”是什么意思？》说：“发布仅一小时就获得了了4万转发，30多万次点赞，这可能也创下了张文宏微博的最快转发速度了。这就是所谓人心所向吧。”说“疫情爆发这一年多来，正是张文宏兼具勇气、专业和平实的持续发声，激励我们走到了今天。无论张文宏的真实医学贡献有多少，但他的发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力量，在风雨如晦中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我愿意相信相信的力量。”张明扬没有讲科学，而是讲“人心”，舆论，“相信的力量”。

　　张明扬转抄了张文宏的话并感言：“‘有人问我，你最希望的抗疫场景是怎样的，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进行，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因为一切都纳入了正常化轨道’，我想，面对张医生这样温暖得体的话，无论是‘清零派’，还是‘长期共存派’，或许会稍稍放下分歧，重新将疫情，而不是对方，视作最大的敌人。”最后说“我天真地希望，‘保卫张文宏’能就此画上句号。张文宏与他的发声权，不应成为一个需要公众保卫的存在。”

　　张明扬们错了。批判“与病毒共存”，不是针对某些国家或某几个人，而是防疫的科学方法之争。张文宏有发表“与病毒共存”意见的权利，没有人剥夺他的发言权，但是，也要允许他人要批判“与病毒共存”，允许争论。什么“为脆弱的科学话语寻求一方安身之地”？难道争论不是弄清楚问题，明辨是非的科学方法？

　　什么是科学？不能说专家的话就是“科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抗疫防疫的经验就不科学。

　　什么是“民心所向”，难道“与病毒供存”是民心所向，而战胜病毒，即使暂时不能完全消灭冠状病毒疫情，也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实现“动态清零”，让人民安居乐业，健康生活，不是民心所向。

　　有网友看到关于张文宏讲了一句“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自己的策略”，就认为他“改口”了，没有注意张文宏只是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并没有否定“与病毒供存”是普遍规律；没有注意张文宏说“有人问我，你最希望的抗疫场景是怎样的，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进行，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因为一切都纳入了正常化轨道”的意思，就是人与病毒可以共存，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2020年1月28日，我发表《抓防疫，稳生产》指出：“这是在非常时期进行生产，需要考虑一些非常措施，防止病毒在集中的人群中传播。这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

　　接着在2020年2月4日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第三次强调‘这是在非常时期进行生产’”，提出“现在，如党中央指出的：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在重大考验面前，演奏一部激昂奋进的钢琴协奏曲。疫情防控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引领曲调、凝聚力量的那架钢琴，而其他重要工作，则正是与之协调共进的整个乐队。”

　　2020年4月3日，我在《依靠民众做好自己的事》说：“关于防疫复产，此前我提出‘抓防疫稳生产’，在防疫中稳生产，现在疫情扼制住了，根治冠状病毒，消除疫情的危害，矛盾转化了，要‘抓生产固防疫’，寓防疫于生产中。职能部门‘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防疫常规化就行，不宜再作为全社会首要问题。中国不应该再爆发二次疫情，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之后，如果爆发了二次疫情，那真是不可救药，但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官僚主义。”

　　2020年4月11日又发表《不要丧失已经占得的先机》，批判2020年4月7日网传原新华社国际部财经新闻采编室副主任明金维对环球时报4月6日社评的评论——《环球时报这篇社评透露很多权威判断，信息量非常大》提出的10条：“首先‘明十条’的第一条：‘疫情和防控都将常态化”，是完全错误的。发不发生冠状病毒或其他瘟疫，防疫都必须常态化，但是，疫情绝不能常态化。如果‘常态化’，那真会活不下去。”防疫常态化，绝不是“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

　　2020年4月21日又发表《大考中的思考》针对钟南山提出的“明年是阻击战”写道：“人民战争、总体战，遭遇战、阻击战，全面概括了中国防疫斗争的模式、过程。我2月10日发文说“‘冠状肺炎突然袭来，来势凶猛，仓促迎战，首先是要阻断传播渠道’，指的是中国防疫，已经从1月23日之前的遭遇战，转入之后的阻击战。遭遇战打得不好，阻击战打赢了。至于明年，我认为，应是常规防疫，再来被动的阻击战，就说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

　　中国早在去年就进入常规防疫，中国防疫现在是世界最优，但是，一方面由于管理者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一方面由于一些民众麻痹了，对新冠病毒失去警惕性，如张文宏说的那样：“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产生了南京等地出现了病毒扩散，被迫进行抗疫阻击战，虽然由于有了去年以来的抗疫经验，很快控制住了，但还是影响了许多人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产生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深刻的教训。

　　也许，若干年后，人可以与病毒共处，但是，现在不能。无论如何，只要新冠病毒在，就不能“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放松警惕性，像去年1月那样，向国外一样，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生产。也不能紧张过度，耗费不必要的过大的人力物力。防疫必须常规化。常规化就需要有规可循。建议国务院卫生防疫部门组织专家，总结过去防疫的经验教训，听取民众意见，制定防疫条例，规范防疫工作。我认为，在这次阻击战之后，防疫应当常规化，防疫重点首先在流动人口，特别是境外进入中国的人。另一个重点是人群集中的生产部门，确保生产正常进行，这方面应当有严谨的细则。

　　加强新冠病毒溯源的科学考察研究工作。“溯源”有两方面，现在大家争吵的病毒是来自中国、美国或其他哪个国家，这方面是政治问题，由政府部门去查，阻止恐怖主义国家进行生物战。查明新冠病毒来自哪里，生存条件，如何演化为现在严重毒害人类的病毒，比如说，病毒专家说新冠病毒的宿主是蝙蝠等其他几种野生动物，但是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新冠病毒可以与蝙蝠共生，它们共生的机理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蝙蝠聚居地周围的人没有发生疫情？或者是没有发现疫情（“与病毒共存”论者，应当考察研究说明这个事实的内在原因）？造成2003年广州“非典”的萨斯病毒和现在的新冠病毒是什么和怎么演化而来，它们如何获得传染人的机能？为什么萨斯病毒后来消灭或消失了，未再危害人类？而新冠病毒能长年存在，不断变异，真的不能消灭吗？需要搞清楚它们的生存条件和变异机理……我不是专家学者，讲不出内行话，但我提出的这个溯源，是科学工作，是专家学者下功夫的地方。

　　我不能断定现在危害人类的新冠病毒何时能够消灭？但是，自然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必然在历史发展中消失。提出“清零”的防疫方针，不仅符合自然辩证法，更是促进积极的对新冠病毒进行科学研究的方针，可以帮助人类战胜新冠病毒；而现在提出“与病毒共存”，不仅缺乏科学根据，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会对科学研究起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