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已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一切思想、文化都必须符合对上帝智慧的崇拜。对地理学来说,则必须承认《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之说,对一切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应以《圣经》为依据,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当时的一位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完全放弃了关于地球是圆的宇宙观,遵从《圣经》教义,认为地球形状如房子一样的摩西的“圣柜”(moses’tabernacle)。
公元7-8世纪时,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遂之向外扩展。
公元10世纪的巴尔基根据阿拉伯人所收集到的气候资料,编成一本《世界气候图集》。另一位学者马苏迪发现气候不仅受纬度变化的影响,也还受季风影响有东西方向上的变化。14世纪的伊本·巴图塔,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曾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沿非洲东岸向南到过南纬10度处,发现赤道地区温度反而比北非要温和,打破过去人们认为赤道酷热人不能居住的推论。
在中国唐、宋时期,统一的王朝,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为管理需要,区域地理的地方志十分发达。唐宪宗时的《元和群县志》,以全国十道所属州县为纲,分沿革、户口、四至八到、山川、贡赋、古迹等项。
郑和,为明内宫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的28年内奉命7次率船队下西洋,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印尼直到印度洋的非洲东岸的37个国家。其所率领的船队共有船一两百艘,随员多达27000多人。他们所到之处,主要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显示了明王朝的国威浩大、中华的富裕繁荣。同时,吸引了很多国家派使臣来华朝贺,开展朝贡贸易。但是,船队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所带的馈赠珍品已成为明王朝盛时经济的重大负担,使国库难以支持,不得不停止再下西洋。
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地理学,由于基督教思想束缚,处于衰落中。阿拉伯人的兴起,使希腊、罗马的地理成就与思想得到继承与发展。而中国尽管唐朝有疆域的扩展,宋朝有经济的繁荣,明朝的海船访问了非洲,但是农业经济的内向,使地理学发展重于域内,区域地理的地方志达到新的高峰。可见,地理学的发展既在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动力推动,亦受其地理环境的条件所引起的人文因素所制约。
在特殊的发展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脱胎于古典时代的传统地图、但又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新地图类型。它们被称作mappaemund,这个词在拉丁语里的原意为“世界地图”,但如今被用来特指这些绘制于中世纪时期、以教导基督教信徒有关《圣经》中的知识以及教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目的的地图,我们姑且称它们为“中世纪世界地图”。和古典时期用于归纳地理知识、展现帝国疆域的地图不同,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并不被用于准确地记录地理位置,因此这些地图上很少出现经纬线和比例尺等早已在古典时代就已经发展出来的地图要素。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通常是用简单的几何形状来示意整个世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T-O地图。
T-O地图的基本布局
比起真正的世界地图,T-O地图更像是宗教符号,它们完全为宗教服务。这种地图把已知的世界归纳为简单的几何图案:外围是圆环形状的海洋(即“O”),中间为圆形的陆地,而陆地又被一横一纵两片水域分割为三块(即“T”),分别对应当时已知的三大洲,以及《圣经》里诺亚的三个儿子:欧洲是雅弗,亚洲是闪,非洲是含。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这三个大洲的原住居民分别为这三个人的后裔。地图的中心是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这种极简风格的抽象世界地图,在准确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可用度上,远远不如之前古典时代的一些地图。然而,这种地图在中世纪大行其道,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著作之中,因为它们符合《圣经》的内容和基督教的教义。这类地图,把中世纪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T-O地图是制图学发展中的一个“畸形”产物,但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天主教会的角度看,这些地图的确是把现实中的地理学和教义中和神有关的地理知识融洽地合并在了一起。捏合这两者看似容易,但将现实的世界删繁就简,提取出符合宗教教义的象征性符号,绘制成中世纪世界地图,这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程。被誉为“古代西方教会中最伟大学者”的哲罗姆早在罗马帝国后期就试图将《圣经》中的地名和托勒密世界地图上的现实地理位置一一对应,但没有成功,因为《圣经》中的地理信息有很多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虚构的成分。例如《圣经》中记载了一条环绕古实地区(Cush,大致为今埃塞俄比亚及苏丹一带)流淌的基训河(Gihon River),但事实上这条河并不存在。在四大福音中所提到的27座城市里,有许多位置都尚不明确,甚至不见于任何其他的记载,比如迦拿婚宴(耶稣的神迹之一)的发生地“迦拿”究竟在何处,经过几个世纪的考古和考据之后,目前只有几个“候选地”,具体位置仍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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