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主义与阿根廷新左派的相遇

　　阿根廷小说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在《普林斯顿的对话》这篇访谈中谈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思想界的氛围时，有如下一段话：

　　在古巴革命与苏联结盟的那一刻，我就迅速与古巴保持距离，因为我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在今天看来，中国可能是异国情调的，但在那些年，中国却没有强烈的异国色彩。毛泽东主义在当时的立场基本上是反苏和反古巴的，与古巴革命的路线相反。古巴倡导亲苏的游击中心主义和拉丁美洲主义，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信奉这一思想。在没有多少选择的条件下，毛泽东主义是一条奢侈的出路……我们从先锋派的角度，在布莱希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中国主题著作《中国圣贤启示录》的照亮下［来阅读中国经验］。[1]

　　这段文字除去提供了皮格利亚及其同仁观看世界左翼政治格局的视角，更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特殊历史时刻，在阿根廷左翼的视域中，中国并未呈现为静态的异国风情，而是成了全球左翼困局中朝向未来的替代选择。1960年代苏联体制丧失感召力后，毛泽东主义与古巴革命一道，成为给拉丁美洲带来政治和文化灵感的空间；而古巴支持苏联出兵布拉格，尤其是诗人帕迪利亚（Heberto Padilla）被迫自我批判后，古巴在一些拉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受损，而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吸引力却达至新的高峰。除去在拉美各地传播的毛泽东著作，访华旅行者的书写在这一时期成为该地区传播红色中国的重要模式。皮格利亚本人于1972年给新近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阿根廷译本撰写书评后，随即于1973年动身访问北京，归来后又编纂、发表了更多的中国旅行书写。此时的中国不再专属于汉学家或“中国通”，那些曾到访中国的旅行家／专家也将中国经验当作反思自身专业的资源。

　　皮格利亚《讲话》书评首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皮格利亚在政治上归属于阿根廷的共产主义先锋党，这是一个外在于亲苏联的阿根廷共产党的新左派毛派政党。中苏论战前，阿根廷共产党是介绍人民中国的代理人，主持传播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的《毛泽东选集》，并在党刊《时刻》（La hora）上登载介绍中国现状的文章，但自1963年起，“阿共谈到中国时的唯一表述是，消除毛主义将阿根廷左派引入歧途的危险”[2]。但就在此时诞生了新的政治潮流：一群原先处在左翼外围的年轻知识分子创办了一系列政治文化杂志，例如《历史与当下》《武装玫瑰》《解放杂志》等，致力于通过介绍毛泽东主义而更新本土的左翼思想。及至1960年代末，“中阿友谊之家”引入的少量毛泽东著作已不能满足新左派青年的需求，因此在196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武装玫瑰出版社（La Rosa Blindada）和蒙得维的亚的原生书店出版社（Nativa Libros）回应了这一阅读需求，联合出版了新版《毛泽东选集》[3]，由此，拉普拉塔河地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有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新左派青年开始以政治文化杂志的形式，运用来自中国的理论讨论本土与国际问题，并且与欧洲理论融汇在一起思考。不应忘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连特斯大街上鳞次栉比的书店中，《矛盾论》《实践论》与《读〈资本论〉》《狱中札记》《写作的零度》一道被摆放在橱窗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复兴的理论动力之一，便是本土思想者在重读葛兰西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融合了德国批判理论、法国结构主义和英国社会史的馈赠。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在国家暴力逐步升级、军事独裁即将关闭民主与批判思想闸门的前一刻，拉丁美洲左翼思想重装上阵，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述，阿根廷新左派讨论毛泽东思想的篇什正是这一思想时刻的元素。

　　先于巴黎知识群体“太凯尔派”的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等人1974年的北京之行，阿根廷左翼人士此前多次前往中国“朝圣”。其中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是现实主义作家贝尔纳多·科尔顿（Bernardo Kordon），他与文学评论家拉福克（Jorge Lafforgue）共同主编了人文杂志《摩羯座》。与其他政论杂志不同，《摩羯座》专注于文学、戏剧和哲学，以独立机构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出版社为主要广告商。南美大城市的独立出版社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跟随中产阶级的阅读兴趣而兴起，由于其出版物往往围绕特定的政治理念，面向特定的读者群体，因此这类出版机构被称为“意识形态出版社”。诞生于1963年的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出版社及书店就是这类机构中的一例，它颇为关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访华游记，例如刊行了时任乌拉圭《前进》（Marcha）杂志记者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游记《中国1964》。意识形态出版社并非阿根廷的孤立现象，1952年哥伦比亚作家曼努埃尔·萨帕塔（Manuel Zapata Olivella）与多位哥伦比亚知名知识分子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归来后萨帕塔出版了游记《中国清晨六点钟》（China 6 a.m.），该书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均由独立出版社S.L.B.出版。[4]

　　《摩羯座》杂志“见证中国”专辑封面

　　1965年，《摩羯座》杂志将1960—1964年间访问中国的阿根廷知识分子的旅行纪实和诗作，结合译文及资料汇编为三期。哲学家阿斯特拉达（Carlos Astrada）将毛泽东接见阿根廷访问团的过程撰写为《与毛泽东对话》一文，颂扬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强调中国领导人及其政党的巨大成功在于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民族现实。[5]科尔顿在《奇特而明亮的中国》一文中，记述了访问内蒙古时，看到政府在一座古庙旁边修建了一所小学和一所诊所：小学老师用汉语与蒙语上课，而诊所则同时使用西药和传统草药。[6]科尔顿作为杂志主编欣赏革命性改造传统价值的中国文化进程，故此他在《摩羯座》1965年第1期上登载了文学评论家塞夫雷利（Juan José Sebreli）所译的黄佐临《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一文，文章显示出梅兰芳的传统戏剧概念与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技术之间的亲和力。[7]对当代中国的兴趣也辐射至古典文学，《摩羯座》1965年第2期翻译了三则唐传奇故事[8]，选文初衷或许是尝试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幻想文学传统之间搭建对话。

　　除去文艺话题，《摩羯座》登载的多篇文章涉及世界想象中国的方式和中国革命对世界格局的意义。阿根廷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奥·贝尔曼（Gregorio Bermann）《论中国的洗脑》一文直接回应了在文化冷战时期西方妖魔化中国的重要话题。所谓“洗脑”在1950年代英美报刊上反复出现，例如贝尔曼就指出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的《红色中国的洗脑》（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一书曾在阿根廷出版西文版。贝尔曼从精神病专家身份出发，结合中国医生和居民的证词，得出结论说，假如人民中国真有“洗脑”之术，那也是针对“思想和心灵的腐败残余和惯习的清污”[9]，对精神健康大有益处。此文和其他关于中国大众医学的考察报告被收入贝尔曼《中国的心理健康》（La salud mental en China）一书，关于此书后文还将详述。《摩羯座》杂志收录的旅行纪实中文学色彩最浓的是文学评论家塞夫雷利的《港市上海》。塞夫雷利从其下榻的和平饭店写起，援引当年鲁迅会见萧伯纳却受阻门外的典故，感慨此时的和平饭店满是来自亚非拉的宾客，甚至中国女服务员也会哼唱古巴曲调。塞夫雷利由此感叹在和平饭店“身为一名拉丁美洲人是光荣的标记”，不似在欧洲“说西班牙语是耻辱的烙印”，因为那是底层移民者的标识，在中国，“西班牙语的光荣变化向我们展示，全世界最穷困者中的穷人取得了抵抗的胜利”。鉴于上海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殖民经验上的可比性，塞夫雷利忍不住联想，布城贫民区将来是否也能被改造为博物馆，阿根廷的“黑脑袋”（cabecitas negras）是否也能像中国劳动者那样，行走在外滩大道上。[10]“黑脑袋”是一个具有鲜明庇隆主义色彩的政治语汇，1940年代以来特指从阿根廷北方内陆到首都港市移居务工的有印第安血统的内部移民，这一群体是受到庇隆主义召唤的主体力量。塞夫雷利的用词透露出这一时期阿根廷新左派对中国的理解还伴随着对庇隆主义的重新估价。

　　庇隆致毛泽东信件

　　阿根廷文化研究学者贝雅特丽斯·萨尔洛（Beatriz Sarlo）评论说：“中国革命发挥了翻译机的功能，让很多［阿根廷］青年人融入庇隆主义。”[11]胡安·庇隆将军在1946—1955年担任阿根廷总统期间实施民粹威权统治，倡导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左右两翼一度都将其统治指斥为“克里奥耳版本的法西斯主义”。1955年庇隆被政变推翻流亡后，阿根廷国内的左翼运动受到第三世界解放的感召，触发了对庇隆传统的重新解读并掀起了“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运动”；而传统左翼阿根廷共产党听命于苏联和平共处路线，在越发强劲的激进化浪潮中丧失了号召力，众多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庇隆主义[12]，这最终促成了1973年庇隆从流亡中归来。在《摩羯座》出版中国专号的同时，1965年7月，流亡在马德里的胡安·庇隆委托访华的庇隆主义青年给毛泽东送来信函，庇隆在信中写道：

　　您的思想和您作为革命导师的话语已深入到为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灵魂中，其中也包括我们……人民中国的例证，是今日世界革命不可动摇的基础，使新时代的人们能以更清晰的思路和坚定的决心为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帝国主义的邪恶行动，加上叛徒阶级的合谋，使我国在1955年无法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但从那一天的失败中我们汲取了宝贵经验，这使我们能更坚定地做好准备，以便让我国人民掌权，开启受压迫者即劳动阶级建立新政府的时代，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为我国人民颁行和平与幸福的政策。[13]

　　在这封信中，庇隆将阿根廷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经验挂钩，这在不少庇隆主义知识分子心里激起了期待。塞夫雷利在外滩的联想应是这一期待的回响。

　　1960年代中期到末期，阿根廷谈论中国时的文献仍以证言为主，1970年代初才呈现为期刊上的丰富讨论，其中《书籍》杂志是发表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批评讨论的重要平台。已有诸多研究肯定了《书籍》这份从1969年至1976年共发行44期的人文刊物对更新阿根廷文化批评的重要意义。这份刊物由罗兰·巴特弟子、文学批评家施莫克勒创办。虽然直到第23期（1971年11月），里卡多·皮格利亚的名字才出现在编委会名单中，但他从开始就在其中占据关键位置。从第25期（1972年3月）开始，另一位毛派知识分子贝雅特丽斯·萨尔洛加入编委会，同时倾向庇隆主义的施莫克勒去职，编辑部由此从革命庇隆主义转向马列主义毛派。1972年，适逢阿根廷今日马克思主义出版社发行了《讲话》的西班牙文新版，译名为Charlas en el foro de Yenan sobre arte y literatura，《书籍》第25期便登载了皮格利亚所作的《讲话》的长篇书评《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本文试图说明皮格利亚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书籍》杂志及其本人的文学批评将沿着与毛泽东思想相一致的革命左翼路线变得越发政治化，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给1970年代初阿根廷新左派的文艺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经验的框架。

　　在书评卷首，皮格利亚首先引用布莱希特的话作为题记，“艺术是一种社会实践，有其独特的特征和自身的历史，是一种与其他实践相关联的实践”[14]。从布莱希特的角度来看《讲话》，皮格利亚试图凸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然提出要将艺术当作物质生产的一个环节来解读，因为“对毛泽东而言，与封建艺术和资本主义艺术的断裂，首先要承认社会需求和生产条件的痕迹”[15]，这就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自治空间，同时也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二元论即“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艺术”，表明唯有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艺术原则出发才能界定革命文学。皮格利亚还强调，在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基本实践中，毛泽东承认文艺工作的特殊性。这一判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社会抗争烈度陡然攀升的阿根廷，意味着坚持文学的职守同样能推进社会变革，知识分子未必需要投身城市游击战，而当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也给知识分子预留了文化批判的空间。就《书籍》杂志而言，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提供了一套分析社会的科学方法，《书籍》最早几期借此实现了针对文学、电影与电视等媒介的批评转型，在皮格利亚看来，《讲话》也是新的文学批评工具中的一种。但《讲话》的阿根廷阅读者显然无意保持文艺工作的绝然自治，因为文学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是颠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控制的真实性标准。皮格利亚从《讲话》中读出，文艺批评实践中真正的工作是改造“阅读编码”（códigos de lectura），在他看来，《讲话》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延续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生产过程里最重要不是产品，而是创造劳动关系”，毛泽东也提出了“文学体制才是文学生产总过程的真正产品”。[16]所以人文知识分子应在文学语言这一载体上工作，“作为共同位置、相汇的点，语言是一种物质现实：它是一个舞台，展演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位置过渡的戏剧”[17]。上述要点，笔者已在关于这篇《讲话》书评的先行研究中有所交代。[18]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全篇未谈及《讲话》所确立的工农兵文艺范式，也没有证据显示阿根廷新左派批评家们了解1950年代以来的工农兵文艺作品。那么就此而言，皮格利亚在《普林斯顿的对话》中的提示即从布莱希特入手阅读中国经验便有另一层含义，那便是通过布莱希特勾连起1920年代欧洲先锋派的创作，重新“让阿根廷年轻一代人看到左翼文化和艺术生产之间产生新关联的可能性”。[19]鉴于新左派批评家是在批判“苏联关于艺术和文学批评的教条诗学”之后重读《讲话》，这种新的可能性并不对应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案。稍后我们将看到，《讲话》带来的批评框架可以纳入在传统观念中进步作家不被鼓励阅读的先锋派作品甚至商业小说。

　　《书籍》杂志35期中国专号封面

　　1973年皮格利亚受共产主义先锋党资助赴中国旅行，归来后编辑了《书籍》第35期“中国专号”（1974年5—6月）。萨尔洛回忆说，中国专号最初印了五千份，很快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可见这一期刊物在首都知识界产生了反响。皮格利亚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第二篇文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文中再次强调“对毛泽东来说，社会实践分为三种基本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文化和科学实验。而经济、政治、文化每一种实践都有一套特定的形式和它自己的可理解性（inteligibilidad）”。[20]文艺特殊性与经济、政治实践的特殊形式两相结合，正符合《书籍》杂志最后阶段的副标题与办刊理念——“朝向文化的政治批判”。

　　二 《讲话》与文学经济学批判

　　1972年写作《讲话》书评的经验以及1973年到访北京的见闻，都让皮格利亚相信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可以放在意识形态领域。这并不是他一人的判断，阿根廷新左派过分相信半自律性的文艺有改变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其中阿尔都塞的影响不容忽视。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西班牙文版196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另一篇名为《哲学作为革命武器》的访谈文章在新左派青年中风行一时。阿尔都塞在此文中说：“阶级斗争的现实经由观念再现，而观念经由语词再现……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斗争中，语词是武器、炸药、镇定剂和毒药。所有的阶级斗争往往能归结成保卫某个语词或反对某个语词。”[21]既然语词战场如此关键，那么即便主流意识形态强势，也总能找到一个理论突袭时刻，把各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夺取过来。阿尔都塞提供的相对简易的方法让《书籍》杂志同仁们相信，只要正确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箱，从异化的意识形态入手就能贯彻革命的政治理论。

　　《书籍》编辑部时期的皮格利亚

　　1970年代初，这类意识形态批判在左翼风气浓厚的南美知识分子圈子里相当盛行。在智利，马特拉和多尔夫曼出版了批判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如何解读唐老鸭》一书。[22]虽然该书在1973年智利政变后的皮诺切特时期被禁毁，但出版之初并未获得《书籍》杂志同仁们的好评，因为在他们看来，就内容做意识形态批评流于粗疏，从形式入手使用更复杂的工具来解读媒介才是更可取的新批评方法。针对作家作为意义私藏者的批判，便是这种新批评方法之一。

　　在《讲话》书评里，皮格利亚清楚写明了他号召其同仁进行的战斗是，“反对使作者成为意义的私人所有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斗争”。[23]写下这段话时，皮格利亚很可能想到的是博尔赫斯和《南方》杂志作者群。《书籍》编辑部没人否认博尔赫斯是伟大作家，但除了小说集《布罗迪报告》出版时的简短广告，编辑部从未组织过针对他的研讨。在当时的皮格利亚看来，博尔赫斯代表一种19世纪的文学价值，即写作作为一种非生产性的奢侈，超越于利害关系之外，只有食利阶层才能“在舒适的生活中……无私地操练文学”。[24]在这种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中，作家被认为是意义的私藏者。延续这种写作观念的作家即便介入社会运动，也不能改变旧有生产关系，因为“人民文学只能在群众斗争的空间里前进，而不会因为孤立的作家接近人民的（良好）‘意愿’而前进”。[25]即便作家有志于成为萨特意义上的“承诺知识分子”，也难免陷入作家和介入运动的公民之间的身份分裂。在皮格利亚与莱昂·罗奇内尔（León Rozitchner）及围绕在《轮廓》（Contoro）杂志周围的萨特式的承诺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辩论中，皮格利亚说：“革命作家必须与革命组织团结起来，这是打破作家／公民的精神分裂症的唯一途径，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收复了一个特权领域即文学；作为私人产品，文学被当作一个不准社会化的私有产权。”[26]

　　阿根廷作家阿尔特

　　在发表于《书籍》第29期的《罗伯特·阿尔特：文学经济学批判》一文中，皮格利亚提出20世纪阿根廷没有超越经济关系的写作。关注社会问题、出身寒微的作家罗伯特·阿尔特（1900—1942）没有非功利性写作的余裕，他必须拿到预付款后为刊物写连载小说。在小说连载这类文学场域中，“似乎唯一能给文学生产提供合法性的便是供求法则”。[27]为获得报酬，阿尔特必须预先出租他的写作技能，在最窘迫的情况下，“甚至出版商印刷第一页时，作者还在写最后几章”。[28]对阿尔特这样的作家来说，市场与债务机制势必进入到小说中，他的写作往往能颠覆将金钱排斥在外的接近贵族道德的自由主义文学观。20世纪大众文学市场兴起后，市场中的作家吸引读者往往出于偿还债务的动机，写作从奢侈品变成了写作者的物质必需品。在一个以利益为理性基础的阅读空间里，像原先那样搜寻作者私藏的神秘莫测的意义反而是没有意义的。在皮格利亚看来，阿尔特的代表作《愤怒的玩偶》便呈现了旧文学批评的失效：主人公阿斯铁尔是个底层孩子，除了诉诸破坏性的迂回方式（盗窃图书馆、试图焚烧二手书店），他始终无法合法地占有书籍，他的越轨行为旨在攻击禁止让他自由阅读的资本体系。[29]与之相应，阿尔特也被《南方》杂志作家群攻击为不配称为作家，因为他的句法糟糕，而且缺乏“诗意感觉和文学趣味”。[30]皮格利亚精彩地指出阿尔特的优点就在于展示了他的匮乏，因为句法和文学趣味犹如阿斯铁尔盗窃和焚烧的书一样，都不是免费的。责难阿尔特没有“文学趣味”恰恰指明了他不享有表现为文化素养的旧文学世代的私产。倘若说传统文人集团遮蔽了统治阶级将精准句法和文学趣味等阅读编码作为“自然之物”强加给读者，那么阿尔特的写作便曝光了改变文学生产与阅读规则的市场空间。

　　这篇写于《讲话》书评之后的文章，虽未直接提及毛泽东文艺观念，但回应了《讲话》中反复申说的普及与提高“应该具有正确标准”的问题。精巧的句法对应着“提高”，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31]，否则便不自觉地复制了旧文人集团的写作与阅读编码。从这一点看，皮格利亚对《讲话》的解读及相关阐发确实延续了《讲话》的要点，即党的知识分子如何从传统知识分子手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皮格利亚归纳的文学经济学批判便是争夺的手段之一。这种视角并非再次强调外在于文学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是从文学文本内部揭示资本主义文学市场的债务体系，而自由主义文学观与斯大林主义的文学均未能把握这种普遍的文学市场机制。因此《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一文在结束部分提示说，“我们不仅要读毛泽东，还要读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因为这种重读经典的做法也许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辩论从斯大林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锚定的盲目状态中挽救出来”。[32]

　　1975年，在《书籍》杂志即将因军事政变而关停的前夕，皮格利亚在他的小说集《化名》的最后一篇《向罗伯特·阿尔特致敬》中延伸了这一结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学经济学批判。小说中，“我”（皮格利亚）是一位文学杂志编辑，试图从阿尔特生前的友人科斯蒂亚手中购买一部阿尔特未刊小说《鲁芭》的手稿，“我”出高价购买手稿后，科斯蒂亚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将小说公开发表，并且将自己署名为作者。小说情节已然在邀请读者思考写作者的原创性和产权问题，行文中许多细节还渗透着关于世界左翼文学批评观念的反思，例如小说中所谓阿尔特的另一份未刊手稿中出现了如下段落：

　　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斯卡尔福在写给他姐姐的信里讲道：“假如革命群众冲进我的房间，想要砸碎巴枯宁的半身像，焚毁我的藏书室，我将与他们拼命到底。”……在谈到1919年莫斯科举行的贫农大会时，高尔基回忆说，“有几百名农民被安排住在原先专属罗曼诺夫皇室的冬宫里。这些农民会后离开时，人们发现……大批来自塞夫勒、萨克森和东方的瓷瓶被用作了尿盆。并非出于需要，因为厕所井然有序，排污系统也运转正常。这件事应受谴责，纯属破坏欲的表现，即故意糟蹋美的物品。”（引自高尔基《回忆列宁》，第24页）但高尔基没想到，农民利用塞夫勒瓷瓶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艺术评论家。对高尔基来说，塞夫勒瓷瓶是纯粹的“美的物品”，不容亵渎，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和“尊重”。但他没意识到，这些农民通过往罗曼诺夫皇宫的塞夫勒瓷瓶里撒尿，否认了美的普遍性，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越是无用便越有美的价值的资产阶级观念……整个罪行就在于侵犯私有产权（即使高尔基自己也不喜欢私有产权）。……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回顾1918年时说：“某个士兵，这个昨日的农奴，贸然闯进了列车头等车厢，随即撕下盖在座位上的天鹅绒，给自己做了绑腿。即使在这种破坏性行为中，也表现出人格的觉醒。饱受虐待的俄罗斯农民习惯了耳光和恶劣的羞辱，当他平生第一次坐上头等车厢，瞧见天鹅绒座椅套时，想到自己靴子里只缠着臭烘烘的破布，便撕下天鹅绒，并对自己说，他也有权得到好东西。”听起来像是对高尔基评论的批判（再次强调，思考了下列问题，美才有意义——美为谁服务？如何使用美？谁来使用美？——没有普世主义的美）。[33]

　　在借阿尔特之口讲出的革命逸事中，革命家大都相信精美之物（巴枯宁塑像、塞夫勒瓷瓶和天鹅绒座椅）拥有不容撼动的美学价值，破坏便意味着道德上的堕落与犯罪。或许托洛茨基模糊地谈到了新意识的形成，但皮格利亚提醒我们，托洛茨基还坚持“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艺术”的二元论。研究者博斯特尔斯提醒我们，为不打破假托阿尔特未刊稿的幻觉（阿尔特于1942年早逝），皮格利亚并未直接引入毛泽东；但他却依次提到了巴枯宁（通过无政府主义者斯卡尔福）、列宁（通过高尔基）和托洛茨基，暗示了在世界左翼领袖中唯有毛泽东在反思美的阶级特性上走得最远。[34]特别是署名为阿尔特的这段笔记几乎复制了《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中的第一句话：“我们为谁写作？从哪里写作？谁能读懂我们？毛泽东的所有美学思想都是把艺术创作定义为针对阶级斗争所生产的不同社会需求的具体回应。”[35]

　　这则伪造的阿尔特创作手记试图揭示在20世纪革命进程中左派内部还延续着一种资产阶级或自由人文主义的艺术观，似乎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文艺还保持着来自传统的不容褫夺的永恒价值，有天赋的艺术家还能超越其环境，再生产貌似不朽的价值体系。《讲话》的提示“没有超越阶级的艺术”对于阿根廷新左派文艺评论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皮格利亚发表于《书籍》杂志的十余篇批评文章多次重述了这一基本思考：否认存在一种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尺度，每个社会中的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和审美标准；针对任何试图超越阶级的艺术创作，都应展开积极批判。

　　武装玫瑰出版社毛泽东著作书讯

　　《向罗伯特·阿尔特致敬》这则小说的全貌正是为了质疑、颠覆资本主义文艺生产中最核心的要素，即被视为作家私有产权的原创性。乌拉圭批评家安赫尔·拉玛（Ángel Rama）也指出，现代作家摒弃了中古式的贵族庇护，标举为艺术而艺术，是因为可以将原创性作为在市场标价售卖的商品。[36]为保证文学创作的充分商业化，资本主义市场必定维护作者对文学意义的私人所有权。在这一体制下，文学家也将一行诗、一段文字、一首歌谣视为自我独得之物，他人复制、模仿便是窃取。这一幻觉掩盖了文学作品仅是产生书面意义这一巨大社会链条中的一环。经常为《书籍》杂志撰稿的学者何塞菲娜·卢德梅尔在回复第28期杂志问卷调查《何谓批评》时指出，“一部作品的生产系统，即是它对构成它的一切（无意识、语言、欲望、历史、经济：所有文学以外的东西）的占有、改造和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作品本身”[37]，一旦失察于这一系统，执着于写作者的原创性和个人天赋，便很可能充当了“资产阶级文学制度的代理人”而不自知。卢德梅尔主张把文学从拜物教的想法中解脱出来：

　　批评工作应介入到通过书面文字而生产意义的过程中，把这种生产的具体部门之一即文学作品视为批评的原材料……我们可以从词源中重新认识“作品”一词的含义：拉丁文obra等于“工人劳作”，而operarius意为“工人”，我们可在其词源的严格意义上重估并使用这些语词，将它们从一切拜物教和神秘化的想法中剥离出来。[38]

　　可见，这一取消作者原创性和私有产权的文学经济学批判是1970年代初阿根廷新左派文艺批评的共识，《讲话》很可能是灵感来源之一。有意味的是，《讲话》原本在一个非市场环境下讨论文艺创作，而《书籍》杂志同仁却证明相关讨论可以放置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情境中。这种关注意义生产过程而非具体题材的分析方法也被植入侦探小说或其他通俗类型小说的研究中。皮格利亚在撰写《讲话》书评时，正协助阿根廷当代出版社编选美国侦探小说丛书。在他看来，侦探小说有一种现实主义意味，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关，与承诺无关，也与卢卡契意义上的‘反映’理论无关，而是与一种将社会作为一个谜的形式有关。”[39]充满犯罪故事的侦探小说，在皮格利亚看来是揭示美国社会意义生产的出色载体，因而可以成为操练文学经济学批判的空间。

　　三 《讲话》与知识分子类型学

　　阿根廷学者奥斯卡·特兰（Oscar Terán）在《我们的60年代：阿根廷知识新左派的形成》一书中界定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的两种知识分子类型，即“承诺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假如前一种类型主张向同仁及社会整体发言，而第二种类型侧重向人民或工人阶级发言，并依赖人民来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那么在这两种结构之间还存在联通和挪用的情况，这些联通和挪用促成了更为复杂的身份”[40]。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轮廓》集团的大卫·比尼亚斯（David Viñas）、诺埃·西特里克（Noé Jitrik）属于萨特意义上的承诺知识分子，而《历史与当下》杂志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塞·阿里戈则接近于直接介入工人运动的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研究者博斯特尔斯则提出，皮格利亚通过评论毛泽东主义提出了第三种类型知识分子，即“自我批判知识分子”。[41]简言之，皮格利亚在给文学文化批评保留阵地而避免走向激进行动的同时，质疑了知识分子／专家的地位。他在《讲话》书评以及1973年访问中国后发表的文章中，均流露出富有毛泽东思想色彩的通过与大众相结合重审包括文艺在内的专业领域，进而完成知识分子再教育的观点。

　　1971年古巴诗人帕迪利亚被迫自我批评这一事件在支持古巴革命的拉美文化界造成了深深的裂痕。随之出现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定义知识分子与革命事业的关系，阿根廷左翼争鸣类杂志《新气象》于1971年第6期发表了长篇对谈记录稿《知识分子与革命：批判意识还是罪感意识？》，受邀参加圆桌会谈的九名左翼知识分子中有两名毛主义者，即皮格利亚和兰蒂（Oscar Landi），此外还有立场较为温和的西特里克、罗奇内尔以及较为激进的巴塞耶斯（José Vazeilles）和梅纳雷斯（Mauricio Meinares）等人。在这场辩论中，皮格利亚呼吁阿根廷知识分子应与群众运动建立新的联系，在群众斗争当中进行自我批判，“我们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阐明我们的知识实践……与群众一道实践是真正实践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抗［旧有］制度，创造革命的替代方案”。[42]他还提示其他与谈者，参与群众实践未必会让知识分子丧失自主权。

　　新华社1973年7月27日讯 郭沫若会见阿根廷作家比利亚（即皮格利亚）

　　1973年北京之行中皮格利亚参观了十冶（首钢），因此他于回国后撰写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一文中提及了出自《鞍钢宪法》的“三结合”原则，可能并非偶然。皮格利亚认同工业“三结合”（工厂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结合）能促成“意识形态革命”，让工人对自己的创造力更有信心，同时“破坏了精英试图保存的科学技术的自治空间”。[43]虽然他本人未曾直接提出，但《讲话》书评实则已提出了先锋作家和读者大众三结合以共同书写改造文学体制这一大文本的观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指出，一如旧的文学价值将复制自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依然存在，并且倾向于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完成自身的再生产。”[44]这意味着，作家如同其他精英一样，往往倾向于维护和垄断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脑体两种劳动分化的基础，终将导致革命后新阶级的出现。

　　应该说，这才是皮格利亚号召的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本意：他主张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并不是像传统文人那样因不识稼穑而自我贬抑，也不仅仅像承诺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关注无产阶级议题来提高社会觉悟，他所要批判的是处在旧文学意识形态中心的作为写作激励机制的所有权。但不要忘记文学只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种激励因素同样存在于科学领域和政党决策领域，取消文学拜物教的同时，也要打破科学拜物教、政党拜物教，简言之，一切精英主义可能复辟的领域，都是皮格利亚号召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地方。《书籍》第35期“中国专号”卷首语已挑明这一判断：“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首要创新在于，在最初革命时期过去后，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并针对这一原先未料到的事实提出了原创性的策略，那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党的自我批判形式和知识分子再教育思想。”[45]1973年参观北京十三陵和首钢而感知中国后，皮格利亚指出，毛泽东主义已意识到“这种［精英与群众的］分裂正是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滋生的物质基础，它倾向于排斥群众，取而代之的是似乎‘注定’要统治的技术官僚精英”[46]，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终结资产阶级关系，必须同时结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系……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改变人与生产力关系的阶级斗争”。[47]在他的理解中，《讲话》指明了在写作领域改变主体与生产力关系的方式，那就是知识分子“再教育”。这一过程不是让知识分子下沉、湮没于体力劳动的基层，而是让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领悟到如何在自己的领域内实现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从文学出发推动生产关系的整体转变。

　　上述观点是彼时《书籍》杂志周边的阿根廷新左派的集体观点，萨尔洛在20世纪末的访谈中也有类似表达：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当时［70年代初］是中国革命提出解决传统矛盾的新模式的时刻。中国革命和文化革命提供了解决知识分子与人民、党与群众、工人与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及其他种种社会传统矛盾的新模式。……这不仅是阿根廷相对较小的团体的认识，我、皮格利亚、阿尔塔米拉诺这些亲中国的人都参与其中……在欧洲，中国革命也被视为一场成功地综合并解决了俄国革命所没能解决的种种矛盾的革命。[48]

　　我们会发现，这种经由毛泽东思想而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专家与民众关系的见解，甚至溢出了阿根廷毛派等“较小团体”的政治光谱。上文提及的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奥·贝尔曼撰写的旅行调查报告《中国的心理健康》一书，便尝试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专家与群众、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与皮格利亚不同，贝尔曼并非以政党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而是因其在阿根廷参与苏联推动的世界和平运动而进入中华医学会的视野。中华医学会为推动国际医学合作、开展文化外交，于1965年、1967年两度邀请贝尔曼来华，而同时，贝尔曼还接受了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协会（NIMH）的一项比较精神病学研究项目，贝尔曼为该项目提供的文稿后来成了自己旅行报告的前几章。可见《中国的心理健康》的写作对象并非拉丁美洲毛派激进分子，而是世界精神病领域的专家。此书耦合了医学报告和游记两种风格，要点不在于介绍中国的特殊病例和地方性的医疗技术，而在于呈现精神病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与大众医学的工作模式。为此，1967年贝尔曼完成的书稿遭到坚持学术中立价值的拜多斯出版社（Paidós）的拒绝。拜多斯出版社在阿根廷以编纂社科与心理学类图书而闻名，负责人拒斥书稿的理由是该书“远非客观实录……而是持特定立场的辩护之作”。[49]面对质疑，贝尔曼承认自己有明确立场，但同时强调，书稿的初衷是通过观察中国大众医学来反思精神病学科自身。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贝尔曼医生

　　就个人经验而言，贝尔曼的立场来自他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共和派医生的经验。像1930年代许多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一样，贝尔曼因亲赴西班牙战场而内化了一种国际主义感觉，1960年代抵达中国后，中国参与的反殖民斗争将这种国际主义感觉再度激活。与皮格利亚不同，贝尔曼对中苏论战不感兴趣，他更为在意的是国际主义医疗事业如何在中国被承继。于是《中国的心理健康》很自然地写到白求恩。白求恩于西班牙内战后支援中国革命的经验与贝尔曼有很大的可比性，贝尔曼肯定白求恩的语句，仿佛是一种自我期许：“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事业和他作为政治家的良知，让白求恩感到自己与中国联结在一起。”[50]贝尔曼进而发现类似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经验被延伸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西班牙战场上，共和派医生不仅要救治伤员，还须保障士兵的“道德力量”，用精神病学科知识赢得反法西斯斗争；而在1960年代的中国，这位阿根廷医生发现特定的政治制度正在推广一种近似的人性化医学伦理，医患之间不是资本主义商业医学体制下的消费关系，而是分享同一种革命前景的“同志”关系。1971年在阿根廷拉国内的一次演讲中，从中国归来的贝尔曼谈道：“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是统治者……但随着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我们正在步入人的时代。”[51]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医学造成了非人性化，意味着医患的日益疏远，而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主义伦理则意味着人性化治疗方案。《中国的心理健康》后来由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出版社于1970年印行，并在国际精神病专业领域和左翼空间内传播。

　　贝尔曼关注的大众医学与皮格利亚关注的文学批评之间有平行的共同关切。两人均为拉美旅行者／专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游历中国后，均结合中国经验对自己的专业做出反思，分别提出了自我确信有普遍意义的医学／文学模式。贝尔曼的大众医学主张让大众参与到知识生产中，将大众需求置于优先地位，而皮格利亚在《讲话》书评中也强调知识分子应“返回去寻找大众实践，因为这才是不仅包含初级材料，也包括技巧和劳动工具的‘矿藏’：大字报、民歌、口号都是人民用他们的语言展现的特定方式，并建立起一种特定的修辞视野”[52]。贝尔曼提出，当大众对医疗实践所遵行的世界观提出质疑时，医学知识分子有必要调整以往的科学体系，这一思考与皮格利亚所强调的写作者应放弃旧文学价值体系有很强的同一性。当然，贝尔曼完成了皮格利亚未能实现的实地专业调研，这位阿根廷医生记录了当革命群众试图取消精神病院的权威时中国医生的困惑，医学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应维持在怎样的尺度，贝尔曼在一些访谈中留下了模糊地带。

　　《中国的心理健康》一书将最后思考放置在对鲁迅《狂人日记》的阅读感受上：“作为一名资深精神病学者，我能断言，从科学角度来看，《狂人日记》是对一名神志不清者的完美而富于原创性的描述。”在他看来，因为鲁迅懂得从异化者的视角观看病态的世界，才决意弃医从文，选择成为一名“灵魂的医生、人民的医生”。[53]狂人是患者，也是大众一员，通过对病患经验的理解和记述，鲁迅重新塑造了自我，这证明谋求民族心理健康在中国革命当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倘若说贝尔曼写作《中国的心理健康》的目的不是捍卫某一政治制度，而是展示这一制度安排有益于国际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皮格利亚的《讲话》书评与《书籍》“中国专号”都不应理解为党派性的追随，而是更多关联着从中国出发更新旅行者／专家自我专业领域的运作模式乃至存在意义。这些阅读者和旅行者合奏的中国之音溢出了汉学家的专门领域，同时褪去了异国风情的音调，在他们的经验和理论中，中国被视为朝向未来的替代方案。

　　2022年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2022年冬奥会期间，访问北京的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拜谒了毛主席纪念堂。作为当代庇隆主义领袖，费尔南德斯的致敬勾连起1970年代阿根廷新左派的毛主义时刻与人民中国的历史进程。借此烛照不难察觉，从阿根廷的中国书写中纪念和思考《讲话》不仅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意义，而且呼应了当代拉美文化研究学者与“被诅咒的智识孤儿状态和健忘倾向作斗争”[54]的努力。皮格利亚的两篇文学批评文章《毛泽东：美学实践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书籍》等文艺期刊上的中国理论与经验书写，组成了图绘1970年代阿根廷文艺批评政治化的重要资源。这类书写敏感地意识到《讲话》及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文艺思想所包含的挑战精英自治空间、赋予大众创造活力的诉求；皮格利亚说，正是基于这一感受，“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几代年轻人都是毛泽东主义者”。[55]谛听来自南方的合奏，或许能让已惯于以市场向度衡量大众文化的聋瞽世界，再次发现一种第三世界共享的批判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