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飞跃。马克思何以能超越以往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而找到理解人类历史的这把钥匙呢？为什么是马克思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人创立了唯物史观呢？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只属于马克思的独特机缘。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困境及其消解的角度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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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辨的方法及其理论困境

　　费尔巴哈把神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类”概念的客观化，归结为人的依赖感和想象力，较好地解决了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费尔巴哈以主词和宾词的换位来说明异化进而说明宗教产生的方法给了马克思以启示。他尝试着在批判的各领域内重新设定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并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原来的主词对宾词的统治，这样费尔巴哈分析宗教的方法就被泛化了。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泛宗教分析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其运用，然后再来做总结。

　　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对政治制度的批判。这里的“政治制度”指当时的德国所实行的君主制。君主就是人间的上帝，他的权利本来是人民赋予的，但人民却要反过来通过他使自己获得承认。人民创造了这种国家制度，而它却同其创造者相对立。人民在这种异己的国家制度中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和完成自身，反而丧失了自身，所以说君主制度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异化的完整表现。“共和制”亦不能消除普遍的异化，使人民享有充分的权 利。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民主制”，它的目的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人类。

　　再来看一下泛宗教分析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例子更多一些。在异化劳动理论中自始至终都可以觅到这种方法的影子：货币、资本以及作为它们代表的资本家如何同工人相对立，工人如何同自己的劳动相对立等例证俯拾皆是。

　　最后来看一下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绝对理念不过是思辨的产物，是人类精神的客观化，是无人身的理性，是存在与意识的完全颠倒，是宗教的完整表现。青年黑格尔派是传统宗教的激烈的批判者，无情地揭露福音书的种种荒谬，提倡以历史的观点对待宗教，主张用“自我意识”等解释历史。历史观上的关键词的转换成了他们与老年黑格尔派分野的标志，但这种转换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词句”的转换。

　　通过考察以上实例，我们大体可这样概括泛宗教分析法：所谓泛宗教分析法，就是像费尔巴哈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在批判的各个领域重新设定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即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从而把主词的根据归结于宾词。这种方法强调：原来的主词规定宾词的权利，是宾词所赋予的，在它确立之后，却成为一种异化的媒介物，反过来成为宾词的统治者。这种方法使马克思把宗教理解为异化，又把异化理解为宗教。泛宗教分析法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重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向唯物史观迈出了第一步。

　　应该说，马克思运用泛宗教分析法来剖析私有制社会中的“普遍异化”现象还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对上层建筑（如德国的政治制度、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等）的批判基本上是可取的，但当他对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作具体考察时，这种方法的缺陷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因为它试图以人的本质的异化来说明劳动的异化，又以异化劳动的消除来说明人的本质的复归。这种混合并非有机的，而是蕴含着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循环论证。宗教，作为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意识，只能到同样是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存在中去找根据。颠倒的社会意识只能是颠倒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当马克思去追究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的根源时，他又追到宗教那儿去了。颠倒的社会意识反而成了颠倒的社会存在的依据，颠倒的上层建筑反而成了颠倒的经济基础的原因，这与前面的结论显然是矛盾的。

　　第二，宗教的历史观与历史的宗教观的互相纠缠。由于泛宗教分析法把异己的媒介物都视为神，把宗教等同于异化，这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了异化的演进史，变成了宗教的发展史，变成了占有人的本质的不同对象的更替史，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便被遮蔽了。虽然马克思此时已经表露出一种欲从历史之内来理解历史的倾向，即把宗教视为“生产的特殊方式”，视为 “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社会意识。但由于泛宗教分析法的局限，这种 倾向还难成气候。

　　第三，“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冲突。马克思把作为“类”的人的本质概括为“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显然是脱离了社会、阶级、历史来考察人的结果。《神圣家族》体现了马克思试图摆脱“抽象的人”而从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中考察人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加强，也表明了他对异化劳动理论作为历史观这种信念的动摇。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人的“实物本质” 范畴，认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 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种“抽象的人”和 “现实的人”的冲突单靠原有体系的修修补补是不能化解的。

　　第四，共产主义与“爱的宗教”关系上的暧昧。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不同于费尔巴哈之处，也仅在于他把异化的消除等同于宗教的消除。由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以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实现为特征，仍然是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崇拜（尽管这种崇拜试图以非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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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的方法与唯物史观的诞生

　　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思了自己从前 所犯的方法上的错误。从马克思的反思来看，他实际上是把唯心史观的滥觞 视为纯粹思辨的唯心辩证法的结果。从思辨的“泛宗教分析法”到经验的“现 实生活关系考察法”，是一个质的转变。这种唯物主义方法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是从原始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他认为只有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规律后，才能真正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对规律的认识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才能达到。在发现这些规律后，再去探寻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及发挥作用的程度，这样就可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了。

　　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获得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许多新的洞见， 从而确立了新的历史解释范式———唯物史观，并克服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中的 种种矛盾。

　　一是生产力概念的新奠基。为了摆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和 宗教的循环论证，必须找到比二者更基础的东西。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人体解剖”，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是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竖立 其上的整个社会的基础。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便可以对古代经济进行“猴 体解剖”了。这种解剖成立的依据便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这一点，马克 思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的信》《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都强调，人们并不是毫无前提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他们是在直接碰到的、继承下来的生产力条件下创造，而生产力本身是不可以 选择的。正是由于生产力在历史观中的这种“本体”地位的奠定，它获得了普 遍性的意义，从而由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上升为哲学概念。

　　二是宗教批判的新境界。宗教不再被从“异化”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从最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的历史观”就变 成了“历史的宗教观”，“异化的历史观”就变成了“历史的异化观”。这种转 变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异化理论不再具有一般方法和规律的意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使马克思能够更精确、更科学地描述阶级社会里的宗教现 象，而且为他探讨原始宗教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工具。把宗教的产生同生产力 水平联系起来，这就解决了费尔巴哈无力解决的问题：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 问题。

　　三是人的本质学说的新突破。人的本质观上的转变深化了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认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并没有直接告诉 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而只是说明了考察它的方法。即：我们应该从物质生产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中考察人，这样不仅可以得出人具有社会性，而且还可得出人具有历史性、多样性、后天性以及在阶级社会中有阶级性等结论。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论断并未完全失 效，只是这个本质不再思辨地、抽象地从所谓的“类”中概括出来，不再作为假 想的人类社会的起终点，而是被看作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固定分工消除了的共 产主义社会中特有的人的本质。两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说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 会中才能统一起来。因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社会关系由于私有制的消 灭而变得合理，人们不再屈从于固定的分工，不再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他们不仅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人的本质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推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结论。

　　四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回顾了整个人类生产的发展史并表达了这一思想：现代生产力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的社会本质，最后必然要求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由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共产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以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共产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历史事业，共产主义者是实践的（行动的）唯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