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的各级各类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是中国当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以涵盖了从现代话剧到各种传统地方戏曲的形式之多样性、打通了从国家到省市大区的组织之广泛性，不仅对当代话剧、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除了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戏剧观摩演出，各大区的戏剧观摩演出也在1965年集中出现，依次是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1965年2月）、东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1965年5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1965年5月）、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演出（1965年7月）、华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1965年7月）、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1965年9月）。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60年代集中出现的戏剧观摩演出中，上演时间最晚，是在充分观摩学习了早于西南区举办戏剧观摩演出的其他各大区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集中了话剧、地方戏等表演形态，既是对西南地区戏剧艺术整体水平的展示，也是对60年代西南地区戏剧观摩演出经验的总结。正如李大章所言：“我们西南地区的会演是在各个大区会演之后举行的，各个兄弟地区已创作出不少好剧目，已经有了先进的经验供我们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1]本文拟在全面搜集和整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史料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上演的七十多部话剧、戏曲作品进行宏观分析，发掘观摩演出之于西南区戏剧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立足于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戏剧观摩演出这种“形式”本身，分析和探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会演的历史意义，即它通过怎样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965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入场券

　　一、20世纪60年代西南区话剧、

　　地方戏观摩演出考

　　1965年9月1日至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参演代表团有四川、云南、贵州、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及昆明部队、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所属专业戏剧表演艺术院、团和工农兵业余文艺演出队共35个，演职人员1700多人，参与活动的文化界人士和观众则数以万计。演出剧目共73个，其中话剧34个，地方戏曲36个，歌舞剧3个。出版内部交流资料《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会刊》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剧目介绍》，《四川日报》《成都晚报》《戏剧报》对此次会演做了大量报道和分析，《剧本》1965年第6期刊发了上演剧目《比翼高飞》的剧本。具体演出详情如下：

　　第一轮上演剧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国防话剧团《胜利在望》《向北方》《迎接曙光》（话剧），重庆市川剧院《龙泉洞》（川剧），四川省达县专区文工团《好帮手》《应尽的责任》（话剧），四川省南川县文工团《曙光初照演兵场》（话剧），贵州省安顺专区花灯剧团《在红炉旁》（花灯），贵州省话剧团《建设时期的游击队》（话剧），四川省农村业余演出队《棉田新风》（话剧）、《两个理发员》（话剧）、《站岗》（歌剧）、《挖泉》（快板剧）、《积肥歌》（川剧）。

　　第二轮上演剧目，成都市话剧团《柜台内外》（话剧），四川省南充专区演剧团《红姐妹》（川剧），四川省达县专区演出队《管得宽》（川剧）、《巴河渡口》（川剧），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工团《奴隶之歌》（话剧），云南省滇剧院《高山红霞》（滇剧），贵州省遵义专区黔剧团《考幺女》（黔剧），贵州省黔剧团《一家兵》《假日》（黔剧）。

　　《柜台内外》节目单

　　第三轮上演剧目，重庆市话剧团《比翼高飞》（话剧），成都市川剧院《许云峰》（川剧），云南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哀牢山的春天》（话剧），贵州省花灯剧团《平凡的岗位》（贵州花灯），昆明部队国防话剧团《边寨红装》（话剧），四川省温江专区农村文化工作队《金钥匙》《她不走了》（川剧），四川省雅安专区川剧团《帮亲人》（川剧），四川省职工业余演出队《师徒三代》《九号服务员》《万紫千红才是春》《一盘弹子》《上墙》（话剧）。

　　第四轮上演剧目，四川省中江县农村川剧团《黄继光》（川剧），昆明部队国防话剧团《严阵以待》（话剧），四川省自贡市文工团《盐场新歌》（话剧），云南省人民艺术剧院花灯剧团《一千斤！？》《两个老社员》《李大爹学文化》《支前》（云南花灯），贵州省毕节专区黔剧团《贫农代表》《把关》《开锁》（黔剧），成都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水上飞跃》（话剧）、《赶队》（歌剧）、《第三张喜报》（话剧）、《方向正了》（话剧）、《练》（话剧）。

　　第五轮上演剧目，成都部队战旗话剧团《边哨风云》（话剧），贵州省黔剧团《山高水长》（黔剧），云南省大理州白剧团《红色三弦》（白剧），成都市川剧院《军事代表智灭匪巢》（川剧），达县专区川剧演出队《青春壮志》《巴山女民兵》（川剧），绵阳专区演出队《老不老》（川剧），成都市川剧院《喜相逢》（川剧），四川省现代实验川剧团《急浪丹心》（川剧）。

　　第六轮上演剧目，云南省滇剧院《厨娘》《英雄婆媳》（滇剧），云南省红河自治州滇剧团《两姐妹》（滇剧），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走向新路》（话剧），温江专区农村文化工作队《朋友之间》（话剧），成都市话剧团《支援》《终身大事》《向阳路上》《一笔千金》（话剧），成都市川剧院、成都市川剧团联合演出《南方风雷》（川剧），重庆市川剧院《嘉陵怒涛》（川剧），重庆市话剧团《劳动万岁》（话剧），西南铁路工程局政治部文工团《敢教日月换新天》（话剧）。

　　1965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大会节目单（部分）

　　从题材而言，这些剧本主要包含以下类型：越南战争、农村建设、工业建设、商业、中印边境冲突等，既回应了当时戏剧演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战略需求，也显示了西南地区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整体水平。由于这些上演剧本大多是为此次会演量身定做，经过层层选拔被确定为会演剧目，在艺术审美价值方面，这些剧本有明显的不足，但这些剧本的珍贵之处在于，生动地呈现了民间（地方）视域下西南地区的社会面相及剧本创作主体对主流话语的理解和回应。除了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表达，剧本还深入展现了西南地区的民生、民俗及地域文化。方言、土语等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活态语言的使用，如务农的谚语、骂人的方言等，呈现出原生态的西南区地方生活面相。剧本在一定程度上秉持民间话语立场，对日常生活元素、民间节日、村庄景色、民间故事进行了书写，民间话语资源的亲切感强化了叙述者的民间立场而淡化了其革命立场。尤其难得的是，剧本中存在大量情绪化的生活，展现了普通民众人性中的喜怒哀乐、疑虑及自私等。

　　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的历史背景及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具体到戏剧领域，要求戏剧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戏剧工作者要努力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和劳动化。举办观摩演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阅近两年来西南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所取得的成绩，交流戏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深入学习毛主席和党的文艺方针，使戏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为此，西南地区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有的省举行了会演或调演，有的召开了戏剧创作座谈会。不少地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亲自抓剧本的创作、研究、修改工作。”[2]举行这种大规模的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西南地区还属首次。正如李大章同志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的，戏剧是被当作一条重要的战线，西南区的戏剧战线取得了五个方面的重要成绩，“我们的戏剧舞台已经开始成为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要阵地。”但也存在几方面的不足，如“在工作中对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解决的不够深透”；“对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大批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业绩，反映的还不够普遍，不够深刻”；“戏剧队伍的革命化、战斗化和参加劳动的问题，也仅仅是初步的”。“为了使西南区的戏剧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创作和上演更多更好的革命现代戏，巩固地全面地占领戏剧舞台阵地，以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1]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

　　观摩演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互相交流学习，不仅仅是兄弟单位之间的艺术交流，更主要的是学习戏剧如何革命化，戏剧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由于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被认为是革命和建设的基础，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必须改变农村地区文化落后的情况，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农民的影响，让社会主义新文化占领广大的农村地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武装农民。这也是为什么大力号召戏剧工作者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和劳动化，以更好地写工农兵、演工农兵。作为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部分，戏剧创作和演出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媒介之一。

　　《四川日报》对观摩演出大会的报道

　　《会刊》对观摩演出大会的报道

　　《会刊》一至十五期目录索引

　　国内对1965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60年代主要是与会演同步展开的宣传报道和评论，包含以下几方面：其一，重要领导干部对戏剧观摩演出做出讲话或报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于1965年9月1日在成都锦江大礼堂隆重开幕，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大章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戏剧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求进一步抓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能够反映伟大时代，推动时代前进的剧本，戏剧要把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在演出进行到第五轮时，李大章又发表了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报告，对六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包括关于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是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方向问题；关于革命戏剧中如何正确地反映社会矛盾问题；关于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关于戏剧艺术形式的批判继承与创新问题；关于工农兵业余演出问题；关于继续促进戏剧队伍的革命化。1965年10月10日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区宣传部部长的刘文珍就会演结束后贯彻大会精神问题做了重要讲话，请各省的领队同志回去争取时间向省委作汇报，汇报后按省委的指示向下面传达。领导干部针对戏剧会演做出的讲话或报告，对当时的文化方针政策做出了规范性指导，既佐证了戏剧观摩演出的客观历史盛况，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其二，当地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演出盛况。《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等针对观摩演出刊发社论和评论文章，认为大力提倡创作和演出革命现代剧，对于推动西南地区话剧和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专业刊物发表了大量戏剧观摩演出评述及单部上演剧本研究的文章。如《工农兵业余戏剧的新花》（《戏剧报》1965年第10期）、刘厚生《千朵山花红灿熳——西南小戏观摩学习札记》（《戏剧报》1965年第10期）、梁信《丹心照日月 急浪荡情怀——赞川剧〈急浪丹心〉》（《戏剧报》1965年第10期）、《川剧艺术的新面貌》（《戏剧报》1965年第11期）、《革命现代戏鼓舞我们前进——工人、农民、战士、革命干部评西南会演的剧目》（《戏剧报》1965年第11期）、叶子《人老心红的革命皮匠——谈〈比翼高飞〉中的老工人周海东》（《戏剧报》1965年第11期）、华宣《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一出好戏——看川剧〈嘉陵怒涛〉》（《戏剧报》1965年第11期）、《崭新的花灯戏〈平凡的岗位〉》（《戏剧报》1965年第11期）、陈刚《响当当的方言小话剧——谈〈好帮手〉〈朋友之间〉〈向阳路上〉和〈终身大事〉》（《戏剧报》1965年第11期）等。对扩大当时西南区戏剧在全国的影响，提升西南区的文化艺术地位起了重要的宣传推广作用。其四，出版了专门的会演会刊和演出剧目介绍合编。作为内部刊物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会刊》，包含了报告、消息通讯、评论杂谈、经验介绍、戏剧评论、学习体会、工农兵谈戏、诗歌等方面的文章，共计140余篇。这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总体而言，这些讲话、报道及论文等重在阐释戏剧观摩演出在当时的意义，认为通过戏剧演出能更好地教育人民群众，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剧目》则以节目单合集的形式，保存了重要的舞台演出照片。这一时期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研究主要具有史料学意义的文献价值。

　　成都锦江大礼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戏剧领域关于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初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少量当代话剧史和戏曲史著作简单提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册）、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高义龙和李晓《中国戏曲现代戏史》，简要提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其他各类当代戏剧史著几乎都没有提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其二，各类地方志简要涉及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如《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第一篇第七章“重大戏剧活动”中，用了大约500字的篇幅介绍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则以剧种为分类，在京剧、川剧、话剧、黔剧、花灯戏等剧种下，将参与了1965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剧目做介绍。《云南省志·文化艺术志》也以地方剧种和外来剧种为分类，在滇剧、花灯、白剧、话剧等剧种下，介绍了参与1965年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剧目。

　　由上可知，目前关于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的剧本或舞台演出评述上，为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9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于戏剧史书写和地方文化艺术志记录中，强化了戏剧会演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的历史地位。但还有以下几点亟需改进。其一，作为并非当时文化中心的西南地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1965年9月的盛大举行，对于重新认识西南区文化艺术发展的状况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其二，对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史料尚未进行全面整理。由于史料分散，会演会刊、演出剧目介绍大多为内部资料，剧作文本大多也是内部资料而未公开出版，增加了史料整理的难度。其三，60年代的戏剧文本研究虽然取得了少量成果，但不足以呈现当时西南区话剧地方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代戏剧史中重要的舞台实践研究，更是存在较大幅度的缺失。其四，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出涉及话剧、戏曲、文学、历史等多个方面，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尚未形成合力，缺乏全方位的整体性研究。其五，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出的表演性、参与性和社会性，彰显了它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的属性，其传播机制及传播效果还没有得到有效研究。

　　《中国话剧通史》

　　葛一虹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

　　《中国戏曲现代史》

　　高艺龙/李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

　　因此，回归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的基本认知，超越仅仅从静态文本来分析的局限，把观摩演出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来审视，考察典型戏剧剧本创作、修改过程所反射出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机制，厘清观摩演出所建构的独特的符号系统与社会网络及其运作机制和社会影响。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角度切入，进一步认识戏剧在当时语境（受众分布广泛、识字水平不高、大众传播机制不足等）中备受重视、肩负重任的原因，突出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本身的社会活动属性，考察戏剧会演所具有的场景化、空间化、互动性、口语色彩、情感生产等独特媒介属性，才能更好地认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文化传播功能。

　　三、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

　　演出的经验意义

　　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作为一个完整的、特殊的对象，放置回本原的历史语境中，从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和传播的视角，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及内在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对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史料的全面搜集和整理，文献价值突出，对于了解20世纪60年代西南地区戏剧演出的盛况、重新认识西南区戏剧发展水平有重要参考价值。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举行的各类大规模戏剧会演屈指可数，西南地区在1949-1966年期间举行的省级规模戏剧演出详情如下：1956年3月10日至3月26日，云南省首次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昆明举行，昆明、个旧、曲靖、玉溪、蒙自、楚雄、大理等专区的十九个戏曲团队、三百五十名艺人参加了演出，共观摩演出花灯、滇剧、京剧40个剧目22场，展演14个剧目，并评选演员、剧本、演出、音乐、舞美等奖项。[3]（P.46）1962年1月8日至17日，云南省民族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昆明举行，共演出10场，包括傣、壮、白、彝剧大、中、小型剧目16个。[3]（P.51）1964年10月20日至11月27日，云南省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昆明举行，15个专、州、市以及省级直属单位26个文艺团队参加演出，共演出了滇剧、京剧、花灯、白剧、赞哈剧等26个自己创作的革命现代戏剧目。[3]（P.54）1965年，贵州省革命现代戏会演大会开幕，会演从7月5日开始，到8月7日闭幕，分5轮演出，历时34天，共演出29台晚会，43个节目。[4]（P.167）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重庆举办了为时三个月的“抗美援朝”宣传联合公演。1951年5月，成都举办了“抗美援朝演剧周”。1959年6月10日至30日，“四川省专业艺术团体观摩会演大会”在成都举行，上演节目中有17个话剧、4个歌剧。1964年3月5日至21日，四川省文化局、四川省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联合主办的“全省话剧观摩演出会”在成都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地、州19个专业话剧团（院）队，演出了28个剧目。[5]（P.43-45）由此可见，1965年举行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是1949年后西南地区首次大规模、综合性的戏剧演出，参演人员众多，观众群体庞大，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既往的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大多以“剧本中心”或“舞美中心”为主，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综合了话剧、戏曲、文学、政治、历史、传播等学科，涵盖了戏剧观摩演出的组织计划、剧本创作、舞台演出、观演互动、报道评论等多个环节。作为戏剧传播史上重要的历史现象，既往研究主要还局限于以剧本为中心的审美性研究，几乎没有关注戏剧会演这种特殊的传播形式的意义和价值。基于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个案分析，探究观摩演出这种“形式”，突出了戏剧观摩演出的综合性和社会性，以期从戏剧传播方面丰富当代戏剧史研究的结构性认知。

　　李大章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举行受到了当时西南区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李大章、陈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解放军成都部队首长郭林祥、何正文、余述生，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以及西南局和西南各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开幕式。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到会观看了部分演出。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华北区、东北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北区有关部门的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开幕式。李大章认为，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不仅是西南地区文艺战线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西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6]，他在讲话中号召理论界、评论家、学术家有计划地开展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西南地区的报纸刊物也要尽可能为这种活动提供有利条件，及时加以提倡、指导。[1]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戏剧节建立剧人的吁请渠道”[7]不同的是，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不仅是一次政治理念的艺术实践或各单位之间的艺术交流，更可贵的是，会演的相关资料还呈现了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会刊》中有大量文章记述了政治要求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差距以及戏剧工作者自身的心路转变历程。如当时社会号召戏剧工作者上山下乡，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和劳动化。《会刊》在第三期刊登了几篇戏剧工作者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上山下乡中曾经面临的心理困境和思想转变的过程。

　　《会刊》还呈现了当时的戏剧艺人们的整体风貌和精神状态。1965年8月24日，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们在贵阳开往成都的火车上，主动充当起“乘务员”，擦洗地板，为乘客送开水，帮炊事员洗刷碗筷，因为她们在行前“学习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听了本省文化部门领导同志的报告，决心在会演中严格要求自己，发扬革命精神，所以一踏上行程，就主动做好事”[8]。云南省滇剧院和大理白剧团的同志们则在8月26日晚上在隆昌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为当地群众和旅客们表演了二十多个节目，还和群众一起大唱革命歌曲，车站的服务员也被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鼓舞。这些鲜活的历史画面是《会刊》提供的宝贵资料，也是对观摩演出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

　　西康省文工团第二队成员合影

　　再次，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中大量存在的传统戏和地方戏演出，使地方文化和地方经验成为国家文化的有利补充，考察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中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地方路径，有助于重新认识地方文化参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作用和意义。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出中，大部分剧目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地方特征和朴素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大量使用方言口语，生活气息浓厚，全面展现了西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语言反映出人物的身份、地域属性、阶级属性，方言口语的大量使用不仅是为了增强戏剧的传播力，更体现出了叙事立场的转变，由俯视姿态转变为平等姿态，拉近了戏剧与普通民众的情感距离，进而通过语言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身份认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演出剧本中提供了丰富的民间视野中的国家共同体建构经验。比如川剧《帮亲人》全面展示了民间视野对血缘关系和阶级之情的理解，阶级感情构建了新的人伦关系，进而将这种关系放大到全中国，国家共同体即是建基于邻里之间的阶级共同体。换言之，地方性的政治经验既是对中央政治任务的执行和推广，同时地方性的经验又以其实践性和可重复性，生长出了某些普遍性。政治宣传的执行是自上而下的，而经验的积累却是自下而上的，地方性的宣传经验能够提供某些普遍性。如果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解释成为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那么地方经验的重要意义恰恰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在冲突和磨合中，积累“革命之后”的地方和国家治理经验。地方经验的生成，又是不断对革命理念进行回应和实践的过程。这种政治实践不是理想化地按照预定目标展开的，而是不断地在实践中调整和改变。而剧本大多理想化地展现了这种政治实践的圆满状态。

　　最后，对戏剧观摩演出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做文献整理、传播机制及认同话语建构研究，对于理解1949年后文艺传播政治文化的实践策略，对于当下借助戏剧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及农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会演强调“为农民服务”，“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是我们革命、建设的基础，农村工作的好坏，对我国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何解决农村文化落后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迫切任务，“革命的戏剧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武器”，号召戏剧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上山下乡为五亿农民服务”，“在农村中巡回演出，使广大农民群众能看到革命现代戏，并从中受到教育、鼓舞”。[1]当时观看演出的群众谈道：“我们农民喜欢革命的现代戏，是因为它通过艺术的形象，对我们进行了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给我们树立了许多光辉的榜样，如像江姐、黄继光、李双双以及《金钥匙》里的老保管等，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9]

　　《金钥匙》（1965年曾未之导演戏曲片）

　　云南省花灯团张肇祥的回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思想借助戏剧演出在农村的传播效果。“一九六三年领导上安排我参加农村社教演出队，到了云南楚雄的山区。在那里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参加斗争，建立了一定的感情。那里，由于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有些贫下中农还遭受着封建迷信残余势力的迫害，在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将运动中的这些真实事情编成花灯来演出，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尽管我们的剧目在许多方面都很不成熟，但是由于我们是抱着满腔热情去演出的，演的又是本地区群众的现实斗争，因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地的农民弟兄含着眼泪看我们演出，演出结束以后，不少人拉着我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贫协会上，许多人反映说，你们的演出给我们贫下中农撑了腰，你们演的是看的见听得见的政策，我们看了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作为文艺工作者，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劳动（演出），推动了现实斗争生活的发展，在这样的演出中，我们也觉得自己不是在演戏，而是在那里活生生地宣传党的政策，告诉大家应该怎样团结起来，齐心打击敌人。”[10]

　　四川省农民业余演出队为观摩演出的代表们演出了《棉田新风》《两个理发员》等五个小戏。《四川日报》1965年9月9日第三版整版评赞了四川省农村业余演出队制作的小戏。农村业余演剧队的演出，是被当作“为农民服务”的优秀作品供代表们学习和借鉴的。成都市抚琴大队党支部书记萧和庭在看了《应尽的责任》后，认为自己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把方便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要“站在家门口，看到全中国，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11]成都市青羊大队副大队长郑海荣在观看了《应尽的责任》等剧后，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处处充满了互相支援的新风尚，并以他们大队帮重庆北碚区卖两千多斤菠菜子为例，赞扬了社员之间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青羊大队八队社员、大队干部家属邬二婶在观看《好帮手》时感同身受，她也曾抱怨自己做大队干部的儿子整天在外面忙，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自留地，看了《好帮手》后，她意识到应该帮助儿子搞好集体的事情。成都市抚琴大队党支部书记萧和庭谈到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干部家属觉悟提高了，没有想占公家便宜的，但个别家属总还有些特殊化思想，感到自己家里的人整天为集体忙，就应该得点照顾……干部处理时要是不坚持原则，腰杆也不硬，社员就不信服，集体的事就没法办好。”[10]正如李大章所言：“我们的文化艺术，不仅要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而且要进行革命前途的教育，鼓舞人民群众树立起革命的雄心大志，坚决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1]大演革命现代戏，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当时的重要历史任务。

　　结语

　　1960年代的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题材和主题上都呈现出显著特点，包含工业、农业、军事题材，涉及地质勘探、技术革命、水利建设、部队训练、劳武结合、边防斗争等。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戏剧呈现出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三大特质”[12]（P.3），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上演剧目和剧本提供了丰富的民间视野和大众逻辑对主流话语的理解及回应，沉淀出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边地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上，60年代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戏剧会演在当代政治文化、戏剧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地方经验的生成，是不断对主流话语进行回应和选择性实践的过程，同时地方经验所形成的某些普遍性，又呈现了政治实践的限度及可能。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60年代的戏剧会演在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边地经验生成方面的意义，才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的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