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亚马逊员工的工会运动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尽管许多组织者指出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但我们依然能从这些初步胜利中学到许多重要的经验。本文作者提出，亚马逊工会运动存在着几大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保护合同工与外包员工的权利，其次是如何与体量如此巨大的大型企业斗争。本文作者分析了传统的工会谈判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与最终的获利者的谈判”、“以社区驱动的谈判”、“为共同利益谈判”等可行的新兴谈判方式。正如作者所强调的那样，与亚马逊的谈判离不开社区、行业、小型雇主与工人的团结。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中译略有删减。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日，美国纽约，亚马逊工会创始人Christian Smalls拿着投票结果单。当日，美国纽约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亚马逊员工投票决定是否成立亚马逊工会。如果工会最终成立，标志着亚马逊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成立工会的美国公司。

　　文｜Harmony Goldberg；Erica Smiley

　　今年亚马逊工会（Amazon Labor Union）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JFK8工厂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既点燃了工人们的希望，也激发了劳工维权人士的集体想象，组织者和理论家已经预见到了新劳工运动的出现。虽然有经验丰富的组织者指出：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但劳工组织可以从这些根植于社区建设的工会基层组织中学习到许多，正是这些值得学习的经验为工会带来了初步胜利。

　　在亚马逊员工形形色色的组织努力中，出现了许多关于集体谈判模式的新设想。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这篇文章将借鉴埃里卡·斯迈利（Erica Smiley）和萨丽塔·古普塔（Sarita Gupta）最近出版的《我们需要的未来：为21世纪更好的民主而组织起来》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性框架，探讨集体谈判的发展方式，以应对新经济的挑战。

　　传统的组织和集体谈判

　　许多组织者、记者和学者都记录过亚马逊贝塞默工厂工人的英勇斗争，以及亚马逊工会在斯塔滕岛取得的重要胜利。这两个工人组织的例子揭示了历史上既定的谈判方法的优势。然而，它们也体现了当代工人运动的组织模式。

　　《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确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体谈判方式，为工人在工作场所行使权力提供了必要的机制。然而，随着企业持续削弱劳工权利，这些机制一直饱受冲击。几十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宣称，劳工运动已经死亡，这种集体谈判形式已经过时。然而，斯塔滕岛工人艰难的胜利提醒了批评者，集体谈判仍然是劳动人民可以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重要工具。

　　但工人们之所以决定使用这一重要工具，并非是由塑造了当代劳工运动的狭隘工作场所驱动的。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后，“黑命攸关”运动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在斯塔滕岛的组织者采取行动的同时，新冠大流行的出现，以及其对有色人种造成的巨大影响也给予了工人们压力。这些由黑人员工领导的组织工作努力解决所有亚马逊工人的问题，并且挑战了亚马逊对黑人和棕色人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对待。他们抨击了亚马逊严格的配额制度，该制度让人想起在种植园开发出来的“压迫”制度（“pushing” system），即雇用大量白人警察作为安全官员，以监督阿拉巴马州以黑人为主的劳动力。黑人员工领导的斗争是对企业权力的挑战，但这些斗争不仅仅关乎企业权力。他们的方法包括更广泛的“阶级斗争”，并有望加强整个劳工运动。

　　然而，这两项组织运动都面临着艰难的斗争。在贝塞默，工会斗争需要赢得职场上多数员工的支持；在斯塔滕岛，工会则需要获得第一份合同。这些工人，以及其他尚未开始组建工会的亚马逊工人，需要政府提供更有力的干预，帮助他们与这个巨型公司公平地竞争。

　　如果拜登政府的言论，“亚马逊，我们来了，看着吧”能够体现在现实世界的行动中，那么拜登的劳工部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下文称NLRB）就可以采取许多手段来支持亚马逊工人的集体谈判。近期的积极进展包括NLRB总法律顾问推动取消俘虏性观众会议（captive audience meetings），以及发现亚马逊的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劳工部和NLRB可以积极处理员工的错误分类，使那些被错误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亚马逊员工能够加入工会和集体谈判。这将加强工会在组织卡车司机和配送工人方面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可以授权亚马逊工人，要求公司与工人进行谈判。NLRB已经表示，他们将利用10（j）禁令来挑战那些为工会组织创造不利条件的公司，而亚马逊和星巴克已经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名册中。基于亚马逊公司为组织工会的工人创造敌意环境（a hostile environment）的记录，这种强制执行可能会延伸到NLRB，并要求亚马逊与个别工会或工会联盟进行谈判。

　　与最终的获利者谈判

　　尽管工人们继续使用传统的集体谈判工具非常重要，但许多工人无法进行这种集体谈判，因为他们不是直接受雇于亚马逊，而是临时机构或分包商的雇员。这反映了当代工作场所的一个广泛的模式，即为知名大公司工作的人并不直接受雇于这些公司。这使工人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因为二十世纪的谈判预设了雇员能够与他们的直接雇主进行谈判，并在编写谈判规则时没有考虑到合同工的情况。

　　亚马逊在美国中部的最大员工集散地位于芝加哥郊区。根据该地区物流和分销行业的工人斗争中心，“仓库劳动者正义（Warehouse Workers for Justice）”透露，该地区70%的仓库劳动者并非直接受聘于亚马逊，而是通过临时人员派遣机构雇用的。尽管亚马逊决定了他们的就业条件，但是这些工人缺少直接与亚马逊就其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的合法权利。同样，大多数亚马逊司机受雇于该公司配送服务的合作伙伴，这些分包商拥有独家合同，允许司机使用亚马逊送货卡车运送亚马逊货物。据悉，每个承包商雇用了大约20到100名司机，而这些司机只能与他们的直接雇主进行谈判。虽然送货服务合作伙伴是这些亚马逊送货司机的直接雇主，但这些雇主制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能力，仍然是由亚马逊提供的合同来决定的。这使得亚马逊不必与这些工人谈判，而这样的权力关系对于工人和承包商都极为不利。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5日，美国纽约，亚马逊斯塔滕岛一个仓库的员工将参加选举投票，决定是否成立工会。亚马逊(Amazon)正在为艰难的劳工斗争做准备。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新的谈判方式，允许被亚马逊间接雇用的工人能够直接进行谈判，因为这个巨型公司是他们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最终决定者。我们称这种方法为“与最终的获利者谈判”。即除了允许工人与他们的直接雇主谈判（这是目前国家劳动关系法的要求）外，他们还可以与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利并决定其劳动条件的巨型公司谈判。为了以这种方法取胜，工人们必须在不同的直接雇主之间形成组织。例如，将一个地区的所有送货司机都组织起来（因为亚马逊可能随时会解雇该地区任一的送货服务伙伴）。在这种谈判方式中，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工人与雇用他们的承包商以及临时工机构形成联盟，因为这些小企业主也受到了亚马逊的挤压。如果这种方法获得了支持，它将为建立有意义的团结提供新的可能性。团结将不再局限于同一工作领域的工人之间，而是在整个亚马逊公司的工人之间形成连结。仓库工人、卡车司机、码头工人和制造业工人都可以联合起来，与他们共同的“最终获利者”进行谈判。

　　印度的服装工人已经成功地组织起来，使用“与终极获利者谈判”的方法，将目标对准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的跨国品牌。在泰米尔纳德邦纺织和共同工会（缩写为TTCU，是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工会，主要成员为受压迫的达利特人）的支持下，印度制衣工人谈判达成了《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的丁迪格尔协议》，其中包括与主要快时尚品牌（包括H&M以及印度最大的服装生产商之一的伊士曼出口公司）达成的一系列可执行协议。该协议涵盖了多家工厂和两个纱厂，为5000名服装工人提供了保护，并为整个行业的变革提供了新模式。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安全圈”的创新计划，对所有工人、主管和经理进行定期培训；一个同伴教育计划；以及检测和报告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的车间监视器。由于亚马逊最近通过Amazon Essentials、Goodthreads和Daily Ritual等品牌扩大了其商业版图，创立了其自己的服装系列，印度的服装工人可以推动亚马逊签署《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的丁迪格尔协议》。这将使他们不仅能够与直接雇主谈判，还能与亚马逊进行谈判。

　　我们在意大利找到了另一个来自国际上的灵感。亚马逊员工在2021年赢得了一项涵盖意大利所有亚马逊员工的集体谈判协议。意大利的劳动法与美国的劳动法存在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差异：前者包括了行业谈判的条款。通过该条款，受雇于某一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能够一起参与谈判，制定适用于所有雇主的标准。这有助于员工与特定雇主进行谈判，争取更高的标准。亚马逊和意大利工会联盟签署的协议包括制定员工的最低工资和福利，以及与工会就工作节奏和安全等标准进行谈判。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协议涵盖了通常被排除在部门协议之外的分包工人和独立承包商。这使得所有为亚马逊创造利润的意大利工人能够与他们的“最终获利者”进行谈判。

　　要让这种谈判模式在美国发挥作用，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回到分包送货工人的例子，NLRB将需要介入，并指定亚马逊成为雇佣了送货工人以及仓库工人的联合雇主。NLRB需要指出这些员工实际上是亚马逊的员工，即使他们的工资单上可能并没有出现亚马逊公司的名字。如此一来，亚马逊就必须对那些“针对组织员工运动的工人”的报复行为负责。在缺少NLRB干预的情况下，工人们已经转向地方和州政府，试图提高大公司以这些分裂的方式来雇用工人的标准，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社区驱动的谈判”。

　　以社区驱动的谈判

　　美国很大一部分进口商品都要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运输，那里有着庞大的仓库和配送中心网络。亚马逊在该地区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该地区的几乎每个仓库工人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会在亚马逊的设施中工作。极高的离职率和严重的权力不平衡使得仓库工人难以在特定的工作场所建立权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仓库工人资源中心（WWRC，一个位于该地区的工人中心）选择通过投资将仓库工人组织成一个部门，而不是按工作场所来组织工人。由于当代劳动法侧重于支持工人和他们的特定雇主之间的谈判，因此他们的方法需要一个“以社区驱动的谈判”方法。

　　以社区驱动的谈判认为，工人存在于工作场所之外，同时与经济有着直接联系。尽管工会合同确实很有帮助，但工人也必须能够就“超出其工作场所范围的经济关系”（economic relationships far beyond the reach of their places of work）进行谈判。以社区驱动的谈判对这一点有深入的理解。它通常表现为由工人和社区组织推动的政府干预：通过立法设置强制标准，或使用以采购为基础的战略，即让政府机构利用合同提供强制标准和保护。它还必须建立一种结构，使工人能够参与到与企业的持续谈判中，从而塑造他们的工作场所和社区。例如，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可以负责执行既定的标准。从长远来看，这可以使工人与管理机构一起工作，保障在他们的工作场所的权力。

　　我们可以在仓库工人资源中心的工作中，看到以社区驱动谈判的种子。在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 （IBT）的支持下，他们最近赢得了《仓库工人保护法》（议会法案701）的通过。该法案禁止企业要求仓库工人跳过休息时间，或者在危险环境中工作。该保护将主要有利于亚马逊员工，这些员工在严厉的监督措施下工作，员工被要求以无法持续的速度来完成工作。这一法案将为举报违规行为的工人提供保护，以防他们遭受报复，并可能要求公司公开披露对员工的工作配额。这种立法方式的未来，可能会包括建立由工人领导的执行委员会，这反映出了一种更有力的社区谈判方法。

　　明尼苏达州的艾伍德中心（Awood Center）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聚焦于双子城的索马里工人的斗争，同时展开以社区驱动的谈判。艾伍德中心不仅仅着眼于狭隘的工作场所问题。该中心组织了罢工，并要求为穆斯林工人和讲索马里语的管理人员提供祈祷休息的权利。虽然他们的目标不是让亚马逊员工成立工会，但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多次把亚马逊拉到谈判桌前，就他们的要求进行谈判。这些工人在车间的行动，结合最近明尼苏达州的仓库立法提高标准的做法，代表该地区将成为实现“以社区驱动谈判”未来发展的重要场所。

亚马逊物流中心

　　社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与亚马逊就工作场所以外的问题进行谈判。例如，亚马逊Prime会员是该公司的顶级消费者，他们与工人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并居住在亚马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如果社区与工会能够将这些群体组织起来，他们将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这些会员以及亚马逊的工人，可以争取集体规范公司在该领域行为的权利，包括该公司对待员工和社区的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力量来源。消费者以及工人，可以与他们所在县和州的企业谈判。

　　以社区驱动的谈判需要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并采取更积极的监管措施，以便在此过程中赋予劳动者权力。通过以社区驱动谈判的策略，亚马逊员工可以利用他们对政府的权力，来加强他们在谈判中的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推出由工人推动的制定标准的立法、授权公司建立工人委员会的采购合同、或者在亚马逊设施高度集中的地区建立由工人领导的标准委员会。建立工人的力量应该是推动政府对公司监管的未来愿景。

　　为共同利益谈判

　　为共同利益谈判是我们设想的扩大集体谈判范围的第三个框架。在这种谈判方式下，工人拒绝遵循仅仅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谈判的既定模式。相反，工会将考虑到工人阶级社区的广泛的需求，并将这些问题带到谈判桌上。例如，现在教师正在就满足学生及其家庭的需求进行谈判；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谈判中希望能确保社区成员享受到政府项目；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则在谈判中要求保护气候科学免受攻击。为共同利益的谈判超越了传统工会合同谈判的限制，将工会变成了针对工作场所以外的问题进行斗争的场所。

　　这一框架目前尚未在亚马逊工会推行。因为亚马逊员工和公司之间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人们能够赢得一份传统的工会合同，他们就可以就亚马逊如何影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谈判。亚马逊工会员工从雅典娜联盟（Athena Coalition）的工作中汲取灵感，就工作中监控技术的使用，以及亚马逊数据监控技术在更广泛社会中的反民主影响进行谈判。

　　在配送中心最集中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和伊利诺伊州的约利耶特，出现了社区劳工联盟。可以想象仓库工人或快递工人会进行谈判，以减少该公司给社区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和污染。亚马逊员工可以就扩大使用电子卡车、反对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垄断地位、如何扩大货物当日送达至遭受经济歧视的黑人和棕色人社区（redlined community）等问题进行谈判。尤为关键的是，所有在与亚马逊谈判桌上获得席位的工人组织都要坚持对亚马逊黑人和棕色人种工人的支持，并反对亚马逊对工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种族主义剥削。种族正义是“为共同利益谈判”的核心。

　　这种被扩大的谈判方式并非美国劳工运动的既定模式，但今天的工人运动可以鼓动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并重新启动广泛团结的传统。因为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亚马逊的经营方式，我们就需要彼此的支持。

　　重新想象谈判，重新想象工人组织

　　亚马逊员工在开发新的组织模式以破解困局并赢得胜利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他们的工作揭示了重塑集体谈判的方式，使工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权力来对付大型企业级别的对手。

　　事实上，如果工人们想要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战胜亚马逊，就必须捍卫、重塑和扩大谈判。反过来，如果工人们能在亚马逊的交易中获胜，那将重塑谈判的格局。这种重塑需要发展新的法律框架和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制衡大型企业不受制约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