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大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放弃了革命。至于侨居国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漂亮的空话。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龙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闹事的无赖、嗜赌成性的败类、集市上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寻衅打架的暴徒、掌笞刑的打手、淫棍”以及温情的马尼洛夫[146]之流。赫尔岑写道：“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147]，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瑞穆斯[148]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勇士，是一些顶天立地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并洗净在专横暴虐和奴颜婢膝的环境中出生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精神上崩溃了。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情的词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崩溃，他的十足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华丽词藻大谈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并大唱俄国自由派高调的骑士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俄国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149]，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

　　赫尔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被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土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追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和“农民协会”[150]）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的身份，以小农场主的身份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土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场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151]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杂志[152]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说句公道话，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卡维林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先前正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反对立宪，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时，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派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笨如牛，政府则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格言”。《钟声》杂志发表过一篇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思想编成一整套陈腐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见健全的青年不理会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职教授”。卡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来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芥不如的人，软骨头，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恶棍。”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153]而受伤的士兵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屠格涅夫也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整个一群俄国自由派的乌合之众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杂志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继续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当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时，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当雷特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要开枪，那就应该把枪口对准那些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当别兹德纳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时[154]（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神父……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德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神父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德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48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派，只颂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优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40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155]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扩展。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

　　载于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