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年第一天，我写了一篇《大明王朝1566》的解读：。群众反响很热烈，今天再来谈一谈这部电视剧。

　　上一篇文章是提纲挈领从宏观角度入手，提出了一些方法论式的解析角度。今天就从一个小故事入手以小见大：赈灾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在淳安县阻力重重？要想探究这个问题，就需要全面地去审视大明朝上上下下的局势，本文就从上中下以及海瑞自身四个方面来分析。

　　上，就是朝廷——嘉靖、严党、清流；

　　中，就是地方督抚——胡宗宪、郑泌昌何茂才、赵贞吉；

　　下，就是淳安县——吏、大户、商人

　　另外还是需要说一点，本文全部依据于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展开分析，与真实的历史并无关系。真实历史中胡宗宪也没有这么全面伟光正，赵贞吉也没有这么猥琐小人，所以止于就事论事，切勿对号入座。

　　（一）严嵩与裕王妃

　　朝廷要改稻为桑，是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也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百姓的生计，比如嘉靖宣布外省调粮、三年免税。但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以及地方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再加上地方行政主官毫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识，以至于干出了毁堤淹田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朝廷内部、朝廷与浙江官场之间的割裂，就不得不摆在明面上了。

　　不过我们仔细分析朝廷大佬的立场，发现他们很快弥合了对立，在赈灾救灾的层面达成了一致。原因很简单，在嘉靖、严嵩与裕王来看，本来改稻为桑就是为了财政收入，那都搞成毁堤淹田了，搞不好浙江百万流民，那还谈个屁啊，赶紧救灾。但是，到了具体实施的层面——即从严嵩以下的严党，以及裕王以下的清流，他们对于赈灾的问题就开始有自己的算盘了。

　　我们剖析严党时必须要意识到一点：严嵩跟严世蕃的利益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小方向上是分歧的。严嵩首先是嘉靖指认的“大管家”，严党的权力来源于严嵩，但根本上是来源于皇帝的信任，所以严嵩首先要把这个家当好，其次才是满足严党的利益；而对于严世蕃来说，搞钱是第一位的，他那聪明的小脑瓜全部用在了怎么钻空子搞腐败上了。所以严世蕃以下的严党，首先想到的是要从改稻为桑捞一笔的问题，现在从改稻为桑变成了毁堤淹田，于是就提出了“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针，其实还是想趁机搞土地兼并，发国难财。

　　而对于严嵩来说，首先是要赈灾。这一点大家可能会意外，但其实大坏蛋严嵩这个时候是与浙江灾民的利益一致的，因为严党有一个顶梁柱——胡宗宪。严嵩后来给胡宗宪掏心窝的时候说的很明白：皇帝也知道我腐败，但为啥不动我呢，因为我举荐了你们这些人才，都是大明朝的栋梁。所以严嵩很精明，我腐败的同时也得做事情，不做事情了嘉靖分分钟换个代理人。东南抗倭国之大事，离不了胡宗宪，所以嘉靖也就暂时离不了严党。胡宗宪既然是严党的核心利益，那浙江的灾是一定要救的。

　　想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严嵩知道严世蕃毁堤淹田的时候，会如此震怒了——不是因为严嵩道德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他没想到严世蕃会走如此蠢材的一步棋，全无政治头脑，更无大局意识，只是把心狠手辣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严嵩对于局势的误判就是两点：第一，老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改稻为桑阻力超乎想象；第二，面对这种阻力，严世蕃直接玩砸了，干出了毁堤淹田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当然严世蕃终究还是有个聪明的小脑瓜的，灾要就，改稻为桑也必须推行，否则严党的脸面哪里放？于是就找了个高翰文，让他去“两难自解”了。

　　让人意外的不仅仅是严党想要救灾，更是清流一党在阻挠救灾。改稻为桑，严党支持，因为可以从中兼并土地、大肆贪墨；清流也支持，因为可以让严党“物极必反”走向灭亡。但是有谁想到浙江的百姓呢？张居正浓眉大眼，但说的话也让人不寒而栗——干脆让浙江乱起来。搞“加速主义”是吧，浙江的老百姓的命只不过是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但这个时候裕王妃出来了，一顿骑脸输出让张居正无地自容。裕王妃说得很明白：江山是嘉靖的，也是裕王的，也是世子的，未来终究会是裕王和世子的；浙江子民是大明子民，你给裕王和世子留下一个糜烂的江山吗？你张居正读了满腹的圣贤书，最后拿出的方案就是要让浙江乱起来吗？

　　电视剧裕王妃这个角色很有趣，她是一个开了上帝视角的形象，总是说出一些超越于时局的判断。其实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这种类似“先知”的角色，比如《悲惨世界》中的这个小男孩，说出的话颇有哲思，远超于他的年龄：

　　这其实就是创作者们开“金手指”的角色，只不过借他们的口，说出创作者想说的话来。

　　所以我们分析了朝廷的三条线，会发现他们在分歧中达成了一致：灾还是要救的。但是这个一致是脆弱的一致，是若即若离的弥合。对于嘉靖帝来说，一心修道，任代理人管理朝政，他做的只是在代理人之间玩平衡术；严党要保胡宗宪，但也要“以改兼赈”把改稻为桑推行下去；清流虽然被裕王妃一顿教育，不明面上阻挠了，但肯定也不会积极赈灾啊，就等着看严党闹笑话呢。

　　所以朝廷上的分歧，在地方上被无限放大，郑泌昌、何茂才、赵贞吉各自心怀鬼胎，胡宗宪注定成为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小媳妇”。

　　（二）地方心怀鬼胎

　　胡宗宪浙直总督，严党的人，为了浙江百姓去江苏（南直隶）找巡抚赵贞吉借粮。赵贞吉，徐阶的学生，心学大家，明白了说我南直隶几十上百船粮凑得齐，但是我不能借给你——“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两边的人都不让我借给你”。

　　赵贞吉这话，是实话也是谎话。实话在于两边的人确实都不想借粮，区别在于严党想让大户来用粮买田，清流想让浙江乱。谎话在于，真有“上面的人”给赵贞吉打招呼了吗？严党肯定不会跟赵贞吉说啊，人家是徐阶的学生，这不是给人把柄吗？至于清流一边，有了裕王妃定调的论断，清流大概率躺平看笑话，真有人会专门去从中主动作梗么？

　　我们看《大明王朝1566》后面的剧情，赵贞吉是一个非常会“揣摩上意”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嘉靖钦点他入阁。而且绝大多数观众看完电视剧都会非常讨厌这个人，就连严世蕃这种纯粹冒坏水的人都有两分人格魅力，赵贞吉身上是完完全全一点都没有。所以这里大概率是赵贞吉又准确的揣测到“上面”两派的态度，然后再借上面的大帽子来糊弄胡宗宪的。

　　更精明的在于，他知道胡宗宪有办法——以浙直总督的身份调军粮，所以他就把难题踢给胡宗宪，让胡宗宪主动操作，显得自己是被动接受的一方，这样就算把粮借出去了，“上面”也不会说什么——这是胡宗宪的权力嘛。这样一来，胡宗宪、严党、清流，三面都不得罪，他赵贞吉不入阁谁入阁？赵贞吉啥都好，唯独少了一点人性。最后胡宗宪把赵贞吉逼急了，跟他说：“死十万人、百万人都是个数字”——听听这是人话么。真就“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呗。

　　说到底，还是朝廷上面的摇摆与犹豫，给了赵贞吉鼠首两端的余地。同样也给了如郑泌昌何茂才这样的蛀虫们，胡作非为的空间。

　　郑何二人是严党的两条狗，他们的态度很简单：第一，改稻为桑；第二，要保证在改稻为桑中，地方大户、商人、浙江官场都能捞上一笔。至于淳安县老百姓几百万性命，跟赵贞吉一样，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来看郑何两条狗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千方百计阻挠淳安百姓自救，直接宣布百姓通过选代表来购买赈灾物资的方式为“非法”。

　　第二，在买粮的百姓被海瑞救下来之后，又想出了一条“通倭”的毒计，直接跟“境外势力”扯上了关系，就是想置提淳安百姓出头的齐大柱等人于死地，再以“放跑通倭刁民”的罪行把海瑞拉下水，以打击清流一派。

　　第三，实在黔驴技穷后，趁着杨金水不在，暗中指使沈一石挂着制造局的灯笼卖粮食。

　　究竟是谁做主挂着制造局的灯笼卖粮食，这里剧中没有明说，不同观众多有争论。我个人认为，就是郑何二人主观意愿这样做的。首先电视剧中有个镜头暗示了，制造局买田的粮船就在码头，郑何二人跟“制造局”三个大字来了一个同框，他们不会说对此视若无睹，就光灯笼这个镜头就足足给了20秒，随后就是沈一石暴走“焚琴”、遣散芸娘，说明这事绝不是他自作主张的。连续的镜头语言，就是创作者给我们的暗示。

　　对于沈一石来说，他是没有动机“自爆”挂着制造局的灯笼去买田，因为制造局直属宫里，他是在为宫里当差，这就相当于为皇上抹黑——陛下亲自趁火打劫来抢灾民的田了。他所做的事情是救场——从奉旨买田变成奉旨赈灾，算是为了制造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所以他罕见高调穿好冠带，就是准备最后一搏。

　　而郑何二人是有动机的，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明：我很难办，那我也让朝廷难办，把水搅浑，这样说不定我就好办了。反正嘉靖是个好面子的人，这时候把他也间接拉下水，说不定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古至今，“拉朝廷下水”的策略屡试不爽，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淳安县有个天降猛男海瑞，真就让他们把这事给办成了。

　　至于挂制造局牌子、给朝廷抹黑这种事情，那好说啊——那是沈一石这个投机倒把的商人干的，就是他自作主张伤了朝廷的面子。实在不行，就像做掉井上十四郎一样做掉一个臭商人，那不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最后田也买了，桑苗也种上了，沈一石掉了脑袋，郑何二人大概率改革处分，严党和地方大户从中吃饱饱。

　　（三）怠工的吏

　　看上面分析的内容，赈灾粮发下去就已经够难了，不过拉扯来拉扯去好歹胡宗宪和沈一石的粮食总算是运到了。但是运到了之后依然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运来的粮食，也是需要人发的。

　　发粮的人，就是淳安县地方的各级小吏。封建社会中，官与吏的区分非常明显，“官”一定是走科举仕途考上的，而且地方的行政主管往往是外地人，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地方保护势力；但“吏”就不一样了，往往是被地方大家族把持，甚至会出现世代传承的“吏职业世家”——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独特的技能，比如清算田粮，比如刑名。马伯庸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胥吏的盛宴》，讲解了大明基层的胥吏可以如何为所欲为，引用一小段给大家感受一下：

　　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官往往干几年就调走了，而吏则会一辈子都在这里，“流水的官铁打的吏”说的就是这一现象。所以对于淳安百姓来说，一个小吏对他们的切身影响，恐怕要比一个嘉靖帝或胡宗宪都要大得多，因为皇帝跟总督终究管不到县里的事，即便是海瑞这个知县，赈灾发粮也得有人手去干。

　　但问题就在于，大明朝的基层吏员，以一个超乎寻常的速度在快速堕落。在大明建国之初，吏治清平，国家蒸蒸日上，官吏们的主观积极性还很高；主要还是朱元璋真敢把腐败怠工的家伙们剥皮实草，老百姓真能把不作为的官员绑了去朝廷里告状。海瑞他娘都看出来了，现在咋跟太祖爷那时候不一样了呢？《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是那种开上帝视角瞎说大实话的人——裕王妃是，海母是，芸娘也是。

　　没有了这些外部制约，指望“铁打的吏”发挥主观能动性，那就必须是利益驱动了。为啥说他们是光速堕落呢，曾经胥吏想的是如何能从干活中捞点油水，很快就变成了“没有油水我就不干活”了。如果能调动这些地头蛇、铁饭碗们的主观能动性，并避免他们从中发国难财，是淳安县赈灾的最后关键一环，也是非常考验行政主管海瑞能力的地方。

　　（四）天降海瑞

　　淳安县百姓是幸运的，因为天降了一个海青天。海瑞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上面有一个胡宗宪。就像《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能反腐，是因为省里一把手是沙瑞金；沙瑞金能在汉东大展拳脚，是因为中央已经决定动“赵家帮”了。同样，海瑞在淳安县破局的关键，在于胡宗宪对他的鼎力支持。

　　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没要胡宗宪派到淳安县的总督府亲兵，一个臬司衙门的蒋千户就搞不定；要没高翰文带来的兵符，海青天恐怕就烧死在大牢里了。

　　但是排除了这些客观条件，我们也必须看到海瑞非常优秀的主观操作，挽救淳安县的局面，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海瑞最优秀的地方，在于他坚定的意志、崇高的精神以及永不动摇的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正是因为海瑞把“百姓”“人民”这面大旗举得高高的，把《大明律》这部要典背得熟熟的，这让他占据了道德最高地，无论郑泌昌何茂才还是蒋千户徐千户，面对这个高地就得仰攻，占了天然的劣势。海瑞的最大优势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优势——只要大明朝还姓朱，只要朝廷还认朱元璋这个太祖爷，那么他订下的《大明律》就有天然的权威性，他秉信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就有天然的神圣性。

　　当然，作为日趋腐化的官吏集团，你可以上下其手、可以消极怠工，但是遇见了海瑞这样一个高高举起两面大旗的人，你敢公开与之作对么？虽然裕王和胡宗宪对于他确实很重要，但是海瑞在淳安胜利的根本，是他牢牢地站在了精神、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最高地。是因为他心中压根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仕途、甚至于没有自己的生命，心中装的只有淳安的人民。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就是海刚峰最大的力量。

　　其实在电视剧里的设定中，海瑞就是一个“机械降神”般的存在，是一个爽文式的主角，一举破除了淳安县的死局。但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死局是怎样造成的？如果朝廷上严党和清流能够不再内耗，如果赵贞吉和郑何二人但凡有一点为官的底线，如果淳安的胥吏们心中能够有“人民”二字，发放赈灾粮食这一简单的事情，还会变成一个需要“机械降神”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