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台湾虽被迫割让给日本，但对祖国大陆同胞而言，它始终是有待收复的“失地”，对沦为“亡国奴”的台胞，更是“时时刻刻忘不了”。涉台的言论充斥各类著述，表明国人时刻不忘割台痛史。其论述的重点，一方面由此树立强国御侮的意识，避免重蹈割台覆辙；另一方面台湾始终是有待收复的“故土”，让国人自小知晓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土地，并牢记割台的历史。1904年，《游台纪略》一文呼吁国人“发国家之思想，达文明之目的”，发奋图强，使“举中国不再有台湾焉”，希望“十年百年以后”中国强盛起来，“举中国而恢复台湾焉可也”。此间，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都曾游历台湾，对台湾民众的抗日民族运动有直接的影响，但困于内外形势，割台后的二十余年间，两岸思想界的交流并不多。不过，割台后国人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与主张并非一成不变，不时受到时代思潮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无论是国人的台湾论述还是两岸的思想交流，都有很大变化。“民族自决”论的引入，是重要分水岭。

　　《游台纪略》清末木刻本

　　欧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演进，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东亚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强烈冲击，在中国则催生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思潮，也启发国人重新看待台湾问题。国内的涉台言论受欧战后流行的“民族自决”论的影响，较之以往有了明显变化。其时，来自两岸的革命知识分子联合探索民族独立之路，他们致力于将大陆炽热的国民革命与台湾新兴的反日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割台后曾一度被迫疏离的两岸同胞意识到彼此应联合起来，为实现中国的完全独立而共同奋斗。以往学界回溯20世纪20年代台湾民众民族运动的背景时，主要关注“民族自决”思想、朝鲜的民族运动以及殖民当局“六三法”替代问题等因素；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者在台湾问题上有意识地回避了“中国民族主义范畴”，代之以“抽象地呼吁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还有人认为当时台湾左翼抗日运动者服膺的不是“中国民族主义”，而是“弱小民族”的“台湾民族主义”，甚至否定台湾反日民族运动与大陆革命运动的关联。后两种观点，尤其被秉持所谓 “台湾主体史观”者所肯定。两岸革命者的合作，多被认为主要是介于中日之间的台湾革命者主动向大陆靠拢，大陆革命者则只是被动响应，而不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之，澄清两岸革命者对“台湾革命”及大陆与台湾革命运动关系的认知，对于导正台湾史及两岸关系史的相关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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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欧战后的台湾论述与两岸民族运动的合流

　　欧战后，“民族自决”论一传入中国，很快便影响了国人的台湾论述。如1919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转载哈尔滨俄文报纸的报道，称“台湾应归还中国”，理由如下：一战后，“民族自决”成世界潮流，欧洲各国或收回故土，或取得独立，“民族自主及世界大同主旨，非徒讬之以空言，乃志在必行”。既然法国收回了被德国割占的土地，日本也应让朝鲜独立，并归还台湾给中国，“今就大势观之，高丽之独立、台湾之归还中国，毫无疑义”。据此，该文呼吁中国当局“作速研究台湾问题”，以便在当年和会上提出收回台湾的要求，“然强德大败之后，欧洲人民无不实行自主。无论日本一国不能与列国相反，而主持正谊公理之美总统亦不容台湾不交还中国也云”。

　　如果说上述言论是借“俄报”之口，还不能视为中国人自己的观点，那么同年底戴季陶的言论则可证明国人也有类似主张。1919年12月7日，戴季陶在国民党机关刊物《星期评论》撰文，批判日本人企图将中国分裂为“南北共和国”的所谓“支那纷争解决策”。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东亚永久平和策”，要求日本放弃1878年以来侵略扩张的土地，组织“东亚平和协会”等建议。戴季陶称这一方案的好处在于解决中日当下及历史的恩怨纷争：“过去两国间一切纷扰的历史、两国国民感情上一切的暗云、都可以一笔勾销。”进而，他直接向日本提出台湾的主权问题，要求台湾“归附中华民国”。这是自台湾被割让后，笔者所见中国人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明确主张。以往学界多认为国民党迟至抗战爆发后才在正式场合提出收复台湾的口号，从戴季陶的言论可知，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大陆人士即有此议。而更关键的是，借着此时世界新流行的“民族自决”思潮，国人对台湾的关注得以进一步发抒，两岸革命者也找到了合作抗日新启示，这恰是被研究两岸关系史的学者忽视的重要问题。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中国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理论宣传家

　　国人公开提出收回台湾，与中日关系的演变，“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借欧战时期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先是以对德国宣战名义出兵青岛，后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危机意识。在这一背景下，晚清割台的记忆再度被唤起，而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更加强硬，故而戴季陶发表针对日本的“东亚永久平和策”时，会专门提出收回台湾的要求。无独有偶，1921年张君劢在“研究系”的机关刊物《改造》撰文，分析欧战后中国的外交方针，也提出日本归还台湾的问题。他认为当时“外交上之切近者”有两步：“第一步：（一）免外国之财政监督。（二）准备废止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租借地。第二步：（一）扫除日本在胶州、东三省之势力。（二）要求日本交还台湾，并令朝鲜独立。”他特别指出日本乃中国之大敌，由于前者对中国的野心，两国无“两立”之理。中国对日本“至少限度”的要求，是日本必须归还“夺我之权利”，包括“归还台湾”。

　　“二十一条”指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

　　除了中日关系的变化，“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思潮还影响了国人思考台湾问题的视角。在20世纪20年代，受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尤其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威尔逊“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国人开始重新理解反帝反殖民问题。所谓“民族自决”，简言之，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奴役和殖民压迫，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列宁认为，“民族自决权”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他指出，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施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则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明确反对以往由少数强权决定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做法，提出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要权衡“殖民地人民之公意”与“政府之正当要求”。他提出以“国际正义”为前提，“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而已”。列宁与威尔逊等人的思想很快引起国人关注。孙中山即敏锐地吸收“民族自决”论，调整“民族主义”主张。他后来总结“民族主义”论时言：“俄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够自决，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共同来求自决。欧洲经过这次大战的灾害，就帝国主义一方面讲，本没有什么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显然，改造后的“民族主义”已经超越狭隘的“排满”意识，上升为彻底摆脱外来压迫，与世界范围内的弱小民族一道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欧战前后全世界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思，一方面，让国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殖民主义的危害。瞿秋白曾回忆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这一观察，是契合实际情况的。在没有被反帝理论“启蒙”前，国人不仅不知深受“半殖民地”之苦，也甚少从“殖民统治”的角度否定日本对台湾同胞的统治。日本割占台湾后，大肆宣传其所谓的殖民成就。对此，国人关注台湾同胞遭受的苦痛，揭露日本的殖民政策并非如其宣传的成功。但其叙述中，“殖民”一词本身并非负面的词汇，至多是相对中性的，所以才会对殖民政策有所谓“好”与“坏”，或“成功”与“失败”的判断。如1916年，《大中华》译载日本人撰写的《论台湾之统治》，译者评析日本的压迫是“文明国”对“殖民地”的“普通做法”，语气虽含同情却甚为无奈：“若对于原有之中国民族，则所以钳束锢蔽之者甚至，斯固为世界所称为文明国对于殖民地之普通之办法。……则凡亡国民，不幸而又有知识，其困苦乃逾寻常十倍。此吾所以译此文，既竟不知涕之所从出也。”在接受“民族自决”论后，报章全然否定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如《晨报》批判日本在台湾的教育政策是民族压迫，“日本对于殖民地的教育，从前是‘分化主义’。这分化主义怎讲呢？就是对殖民地的原民族，设一种的教育，对于本国的殖民，设施一种教育，两者划如鸿沟，绝不许通融。这个用意一来是抬高自己民族的身分，不屑和那亡国民比肩并列，表示一种‘主’‘奴’的阶级；二来那原民族的教育，乃是一种愚民策，笼络手段，称不起什么教育，当然不能使自己民族，陷入那种悲境了。”

　　《少年中国》创刊号。《少年中国》是“中国少年学会”的会刊。“中国少年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新文化团体，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成立，会员有120余人，是一个历史长、会员多、分布广、成员复杂、分化最为明显的一个社团。

　　另一方面，国人也发现“民族自决”理论正契合追求民族独立的需求。李大钊倡言：“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开始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国人还将视野延伸到整个亚洲受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自主，必须联合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形成国际反帝联盟。如陈独秀所言，“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而大陆与台湾更应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大陆革命者有了与台湾同胞合作进行反帝斗争的理论依据和自觉。到了1920年，大陆报界报道台民的反抗斗争，立论已与以往全然不同，显然受反帝思想影响，反抗殖民统治有了“自然”的合法性：“按台归日治已二十余年，其对于台之压迫凌虐政策可谓已达其极。此次台民独立运动，殆亦人类求解放当然之举动也。”1923年，王光祈在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上讨论其团体的“特殊工作”，包括两项：“（一）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二）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而后者就包含解救台湾人民。同年，《民国日报》等也指出两岸同胞应该联合反对日本的殖民侵略：“但观台人四围状态，势非求援于故国，无从达到目的。盖台人原属汉族，……当此国家存亡之秋，应与弱者如朝鲜、台湾等，互相提携，庶可保全维持东亚大局，再进而谋世界永远之和平也。”1924年，《新青年》杂志专文介绍台湾时特别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要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下，与日本共产党一道帮助台湾民众的国民革命。

　　质言之，“民族自决”论启发了国人反帝反殖民的思想，他们认识到日本殖民台湾是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收回台湾则是中国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合理要求。

　　《台湾民报》的几位成员：（左起）蒋渭水、蔡培火、蔡式谷、陈逢源、林呈禄、黄呈聪、黄朝琴、蔡惠如

　　与此同时，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民族自决”思想。1920年，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组成“台湾新民会”，创办机关刊物《台湾青年》。该刊卷首语以“民族自决”论为依据，呼吁台湾民众起而回应。割台以后，台湾的抗日运动者一直都在寻找祖国的支持，新一代民族运动者也不例外。台湾新民会刚组建时，所提出的三条会务方针，包括谋求与祖国同志取得联系。当时日本殖民者注意到，大陆与台湾留日学生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转变，从疏离转为联合。曾经幻想与日本人“同化”的台湾留日学生，受到“民族自决主义”的影响，同时看到朝鲜民族运动以及中国大陆革命运动兴起，转而发起“唤醒民族意识、集合团结提高台湾人地位，谋求其自由和解放的运动趋势”。

　　来自两岸的留日同学很快建立联系，并于1919年联合成立以“亲睦”为宗旨的“声援会”。该组织虽然未及推行计划中的活动便告解散，但台湾学生林呈禄、蔡培火等后来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骨干，他们与大陆同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久，蔡惠如等部分新民会会员便转到上海等地，一面联络在大陆的台湾学生，一面与中国国民党取得联系，“参加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运动的共同战线”，推动了在大陆的台湾学生的反日民族运动，“以留学生为中心，以台湾独立为诉求的各种运动，迅速高昂地推广开来，以致各地以启蒙为目的的各种团体也层出不穷”。在国民党及苏联领事馆的支持下，蔡惠如等人把运动目标确定为在国民党援助下，争取台湾回归中国，“期能使独立运动发展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1923年10月，蔡惠如联合部分旅沪台湾学生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表面上是以“促进学生的亲睦”为目的，实际则以台湾脱离殖民统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该会曾参加1924年的“国耻日纪念日大会”，并散发宣传台湾革命的传单：“我台湾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强夺，三百六十万的同胞正受着非人道的劫掠与压迫。但现在台湾人已经觉醒了。要与各位握手、团结、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前一年，北京的台湾学生成立了“北京台湾青年会”，其政治意识也是受到中国学生运动影响，“在渐渐认同支那民族的意识下，迈向反日运动”。据统计，在1922—1926年间，在大陆成立的台湾民族抗日团体就有10个，活动地点集中于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及厦门。

　　李友邦（1906年—1952年），台湾台北人，积极参加反日活动，组建台湾义勇队，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并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1952年在台湾遇害。图为李友邦和妻子。

　　台湾学生在国内众多政治势力中，选择中国国民党作为主要合作对象，也是因为后者吸收了“民族自决”主张，提倡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如李友邦十分崇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将之作为珍贵的“精神食粮”。他曾回忆道：“（1924年左右）我独自个，再经任先生（剑若）的介绍，进入广东讲武堂，从总理及廖仲恺先生那里，学习民族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高潮底前影，激发着我转向自身民族解放的途径上去。那时，我已警觉到：台湾民族革命的推动工作，再不能一刻延缓了。”日本人也注意到，“欧战后的民族自决声浪，予世界各殖民地民众以不比寻常的影响，且这一主张呈现了逐渐朝向实践运动发展的趋势。在支那，则成为学生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国民党势力的增强等，正处在所谓支那解放运动的勃兴时期。”而这些团体所叙述的大陆台湾关系，也印证了日本人所言的“认同支那民族的意识”。如“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声言：“我们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承继受了满清的压迫，坚持民族主义，移居台湾的祖先遗训，一向思想坚定，又重正义。”

　　可见，“民族自决”论不但启发了国人反帝反殖民的意识，还提升了两岸同胞携手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自觉，有力地促成了两岸民族主义者的合流。台湾革命者希望得到祖国援助，认为两岸民族运动应该相互推动。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祖国革命取得成功，是台湾革命成功的前提。“中台同志会”即认为，“对于中国革命，则须加以赞助”，只要中国成为强国，台湾实现解放，“自然水到渠成”。

　　“台湾新民会”成员合影。第二排左起林呈禄（左2）、蔡惠如（左4）、林献堂（左5）

　　换言之，两岸革命者找到了两岸革命结合的新方向。在此之前，台湾革命义士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从未停歇，也不时受到祖国革命的影响和鼓励。但无可讳言的是，双方长期未能有比较实质性的合作。此时，所谓台湾革命者“祖国派”的出现，正是新思想路线启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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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湾先锋》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台湾革命认知

　　台湾民族革命者与国民党的联合，到了广东革命政府时期到达高潮。然而，受困于一手资料的匮乏，迄今学界对于当时两岸革命者合作情况的认识还相当有限。研究者大多利用日本总督府遗留的情报资料《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由于日本人对资料的剪裁修改，人们难以准确完整地把握两岸革命者的关系及其对于台湾革命的认知。例如，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机关刊物《台湾先锋》，日本人虽保留了该刊目录，但仅摘录若干篇章内容。难窥该刊全貌，一直是研究者的缺憾。笔者最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图书馆所典藏的“戴国辉文库”中，发现了《台湾先锋》原刊。借此材料，结合同时代相关文章，可较之以往更全面地了解时人对台湾革命的基本主张。

　　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因其浓厚的革命氛围吸引了来自台湾的革命者，逐渐成为台湾革命青年的活动中心之一。与中国国民党密切联系的台湾革命者，被称为“台湾光复派”。他们认为，祖国的革命取得成功是台湾革命成功的前提，两岸民族运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推动。其中，张深切等人在广州联络到不少台湾革命同志，并于1926年12月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该会的主旨为“将希望寄托于支那民族革命的发展，以打倒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为目标”。为了进一步吸纳力量，该会又于次年3月27日筹划组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1934年5月6日，张深切发起建立“台湾文艺联盟”，该组织是台湾文艺界的抗日进步团体，其作用类似于早期的台湾文协，赖和出任委员长。同年11月5日，创刊发行的盟刊《台湾文艺》，是台湾文艺界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新文学刊物

　　广东革命政府为鼓励台湾同胞“多多的来到祖国”，参加国民革命，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条件，“特别收容，不取学费，还可供给你们的食费与用度”，使之“革命指挥下读书和工作，以养成健全而革命化的青年”。与此同时，在《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机关报纸上刊登的涉台文章日渐增多，其内容多为揭露日本对台湾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介绍台湾民众的民族运动，基调则以支持台湾革命运动、呼吁两岸合作抗日为主。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关心台湾的大陆人士，也有来自台湾的知识分子。《民国日报》自创刊不久就有涉台报道。从1923年起，随着台湾议会运动发展，该报报道更为积极。以1924年为例，《民国日报》发表《台湾人民独立运动之背景》《日本压迫下台湾人政治运动》《台湾人之政治运动狱》《台湾人言论不自由》《台湾日政府压迫民众》等，密切跟踪台湾议会政治运动。该报肯定台胞提出设置议会是正当要求，抨击日本殖民政府镇压议会运动是“蹂躏人权”，并指出台胞惟一出路是向祖国求援，祖国也应与台胞联合对抗日本：“观台人四围状态，势非求援于故国，无从达到目的。盖台人原属汉族，年来闽厦之台人，频与我国人发生冲突。但此不过一部无赖之举动，其实具有见识者，谁不无狐死首邱之感。顾我国现状，共管之声，已嚣尘上，四万万同胞，将成俎上之肉。当此国家存亡之秋，应与弱者如朝鲜台湾等，互相提携，庶可保全维持东亚大局，再进而谋求世界永远之和平也。”言语之间，同胞同病相怜的情感溢于言表。次年，《民国日报》报道台胞关注大陆筹办的“国民会议”：“台湾汉族人民备受外人压迫，对于祖国事情特别关心。近由新竹邮局至急电二通，至国民会议筹备处”。台胞在电报中自称为“台湾汉族”，而该报则称之为“侨民”。

　　随着国民革命逐渐进入高潮，《民国日报》涉台文章的论调也更为激进，对台湾议会运动的评价，从同情转为否定。1926年2月26日、27日，该报连续刊发署名“台湾湘峰”的文章，否定议会设置运动，称其“使台湾的民气失了抵抗的力量”，实是“贻误台湾”。次月，杨飘零认为“议会运动”仍不够彻底，台湾民众的根本出路是“团结世界弱小民族”，发动“全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1927年8月，杨飘零指出实行民族解放运动是台湾民众的“唯一出路”，要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互相援助，“犹其是要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以完成世界的革命”。

　　《民国日报》对台湾民族运动态度的转变，并非偶然，反映了两岸革命知识分子关于台湾民族革命及两岸革命运动关系的新认知。他们不再仅仅要求祖国关心台湾同胞的命运，而是提出将两岸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新主张。关于这种新认知，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之一，就是《台湾先锋》。该刊创刊于1927年4月，自称为“台湾唯一革命的机关刊物，是台湾人唯一的生命”。从作者构成看，该刊以台湾籍革命者为主，如林文腾、张月澄、张深切等（台湾籍作者主要署笔名），也有不少大陆人士及一名韩国人士，其中包括戴季陶、方鼎英、安体诚、李励庄、施存统等早期国民党左派人士或中共早期活动家。从内容上看，该刊致力于推动台湾革命运动，特别强调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且大陆人士的主张居主导地位。

　　台湾“皇民化运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会”，举办讲习活动

　　《台湾先锋》转载了戴季陶为该会所作的演讲稿《孙中山与台湾》，为该刊的立论定了基调。戴季陶阐释了孙中山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总理对我说：‘我们对日本问题，最少限度的主张，有三个：一，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要从台湾与高丽两民族，在最少限度使能自治的实现；三，要日本对俄国不可反对俄国政治的政策，并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和高丽接洽，这就是我们要主张最少限度的事项。’”最重要一点，是“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认为，在这之前，台湾民众所争取的“台湾议会”，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最终的目的当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该联合所有的“弱小民族”，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一并打倒。足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台湾，是孙中山、戴季陶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台湾先锋》其他作者由此进一步申说，应取消《马关条约》，并“收回台湾”：“我们要主张马上取消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废除‘马关条约’，促成‘收回台湾’的实现！”

　　戴季陶的解读承袭了欧战以来的“民族自决”论。他回顾了“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运动觉醒的关系，且说明了“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接触，就是“要使我们台湾与俄国交通的意义”。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联俄联共是国民党的决策，故戴季陶也将联俄、以俄为师的思想投射到了解决台湾问题上。弱小民族的解放既离不开苏联支持，自然就“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接触。不仅如此，戴季陶还肯定了苏俄革命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指出第三国际正致力于与东西方帝国主义作斗争，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

　　戴季陶对台湾抱持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他着重论述了台湾革命的性质及与大陆革命的关系，提出台湾革命与全世界民族运动联结的落脚点，实在于与中国革命结合。他强调：“台湾民族是我们中国的民族，台湾领土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日本用强权的武力把我们的土地夺去，把我们的台湾同胞做奴隶；这就是悲痛的感情。……台湾的民众则是我们中国的民众，台湾民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民众的力量，台湾民众爱祖国的热诚，则是我们民众革命精神的发挥了！”他不仅反复提及两岸革命者应该联合起来，还认为孙中山所希望的完全独立的中国，本身包含台湾，即已将台湾革命纳入中国革命进程，且只有台湾革命完成，中国才能取得完全独立：“在台湾我们的革命运动应取的目标，自初就是我们要主张议会及自治的政府，这是总理在病中告诉我们的，他最希望的要完成中国完全独立的方法。”这里，应注意到孙中山虽然不否定当时台湾正兴起的议会自治运动，戴季陶也称不应阻止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但后者的温和路线毕竟与国民革命的宗旨不符，故其论说中，仍然更支持激进的革命斗争，这也是《台湾先锋》的真正基调。

　　戴季陶的演讲稿成为该刊论述台湾革命问题及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导论，其他文章则围绕这一主旨作了进一步阐说。施存统强调“二十世纪的时代就是世界的奴隶被压迫而要求解放的时代”，被压迫民族应该奋起反抗，主动寻求解放。他们认为过去台湾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及组织的行动”，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了解“敌人的力量及他们的弱点”，而最重要的则是不懂得联合其他被压迫民族，“不注重革命的理论及策略，并且各殖民地及无产阶级中间无联络的局部的运动和孤单的斗争行动”，所以是“气分、情感，无组织，非科学之革命行动而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及组织的行动”。现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指引下，革命者知道应该联合起来：“就是‘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一起在有系统的革命理论及统一的指挥下集中革命力量一齐进攻帝国主义’之标语。”

　　张深切（1904年-1965年）台湾南投人，《台湾先锋》撰稿人，创办《台湾文艺》，主导三十年代中期台湾文坛。战后二二八事件中，逃亡山中，后经疏通，从此不再涉足政治。

　　如何激发台湾民众的革命热情？红草（张深切）指出应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危害，让同胞了解痛苦的根源：“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利害痛毒我们！剥去我们的自由精神！扑灭我们的民族观念！使我们变成奴隶以上的变态人种！那里是我们不革命，在着很安稳的地位呢？”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血腥镇压台民的反抗，实行资本主义的剥削政策，歧视台湾人，未来还将实行“灭种政策”，所以台湾人必须革命。李励庄还建议进一步动员台湾妇女参与革命，将女性解放与全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台湾妇女更应该联合起来和我们中国妇女同在战线上，共同奋斗，一致进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一切不平等的待遇，恢复我们妇女固有的人格，天赋的人权，而立于解放，自由平等，光明的路径！”任卓宣则讨论了台湾青年的使命问题，认为身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台湾青年的使命即为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独立自由底民族革命”。

　　至于如何进行革命，张深切提出台湾同志应“跑出海外研究革命，联合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首先，要参加祖国的“国民革命”，“来投到祖国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以打倒帝国主义而实现弱小民族解放的鹄的”。在他们看来，参与祖国国民革命，加入世界弱小民族革命阵营，才是客观正确的选择。理由有二：其一，就台湾与祖国的特殊关系而言，“台湾是中国民族的台湾”，“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两岸的革命是紧密相关的，“台湾同胞（要）了解中国国民革命不成功，台湾同胞不能得到解放”。“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若能完成，台湾解放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可以说参加国民革命是台湾同志们现在最紧要的工作”。还有人建议台湾妇女到中国革命政府下念书，加入中国国民党与大陆妇女，共同打倒日本及其他的帝国主义，培养成“革命化的妇女”，同时呼吁大陆妇女援助台湾妇女。其二，就世界革命而言，中国国民革命负有世界性使命，援助中国革命也就是帮助自己，“那末来参加中国的革命，那里还有踌躇的余地呢？”在他们看来，祖国的“大革命”已然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之一了：“热烈的台湾革命青年将要准备革命力量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见的，集中到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地——第二世界革命根据地了。”为此，台湾的革命者应该参加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从中积累经验，汲取“革命的理论及策略”，包括“对于政治上军事上系得精锐得训练而努力于革命工作以尽所负之使命和责任”，再结合对“自己的民众”的理解，“并且详细的知道风俗，人情地理及一切政治的经济状况”，回到自己民众中间做革命工作，“才发生伟大的革命力量及效力”，从而才能“快速解放被压迫民族及完成世界革命”。

　　由上可见，该刊主旨在于全面动员台湾民众，实现“台湾革命化”，“接受现代潮流中列宁主义和孙文主义之指导”，“成立有组织有方法有恒性的革命先锋”，并投身祖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台湾民众革命化！有了台湾民众的彻底革命才有台湾民众的彻底解放！这是台湾同志根本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台湾的革命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部，是亚洲革命之一部，当然亦是世界革命之一部。”

　　在该刊作者们眼中，台湾与祖国大陆本就是一体的，无论是既往的革命传统，还是当下革命斗争，两岸都分不开。在祖国革命史上，台湾有着十分光荣的地位，“台湾的民众最富革命性，这是历史上证明的事”。他们回顾了台湾同胞自明郑以来的革命历程，说明台湾革命光荣的失败，“实在是值得在革命史上大书特书了”。同时，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断言台湾是革命的台湾！台湾民族是革命的民族！我们更可以说，台湾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光辉灿烂的革命运动！”不仅台湾革命传统袭自祖国，当下的台湾革命者仍然也属于“中华民族（义）勇军”，“（你们）处在‘先知先觉’的领导群众的地位，到去民间革命，组织台湾四百万的中华民族（义）勇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

　　该刊作者还指出，大陆应主动援助台湾革命，不仅因为台湾同胞曾帮助过大陆辛亥革命，我们应该“投桃报李”，“何况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台湾人民，就是我们的同胞”，更因为国民党的革命纲领有此责任，有此“天职”：“根据台湾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和总理对我们的教训，与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我认中国国民革命诸同志应该把解放台湾同胞，视为我们自己的天职，因为台湾同胞得不到解放，中国国民革命算不得成功。”“要之，我们援助台湾的独立，即可以完成中国完全的独立罢。”还有作者明言，割台是国人的“奇耻大辱”，是革命者顷刻难忘的“苦痛”，“光复台湾”更是祖国革命者分内之事，只有台湾革命成功，祖国大陆革命才能宣告完成。换言之，两岸革命相辅相成，台湾革命实际就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处于中心位置，台湾同胞应主动援助或参与祖国国民革命，而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祖国也应设法，采取“鼓励，联络，宣传，引导等等”各种方式，支持台湾革命。

　　抗战时期， 台湾少年团成员进行操练工作。台湾籍抗日英雄李友邦早年由台北潜返大陆，就读黄埔军校。抗战爆发时，李友邦招募旅居闽浙的台湾同胞，组成台湾义勇军，其子弟则组成台湾少年团，从事医疗和宣传工作。

　　总之，虽然《台湾先锋》仅仅出版创刊号即告停刊，但结合出刊前后《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关于台湾革命及其他台湾问题的阐述，可以看到，两岸革命者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之前牵挂台湾时，是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国家复兴了，能收回台湾；而此时则进一步意识到，收回台湾对于国家复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把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纳入祖国的革命事业中，视之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由此提出支持台湾“独立”并回归祖国的革命路线。据张深切回忆，《台湾先锋》反映两岸革命者关于台湾革命的基本观点，影响甚大：“《台湾先锋》送到台湾的有二千余册，由此而影响台湾的革命思想似乎也不浅。”

　　两岸革命者已经在探索合作抗日并收复台湾的具体办法，但遗憾的是，这一段合作历程因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实行“清党”，“国民革命”失败而不了了之。1928年4月16日，《中央日报》刊发台湾革命者来稿，希望中国当局保护台湾同胞，不要放任日本逮捕台湾革命青年。从此文可看到，台湾革命青年主动投身祖国的革命事业，是受到孙中山的感召，跟国民党改组后所提出的联合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主张有关，还与双方抱定的革命理论与路线有密切关联。“一部份眼光远大，思想透彻的台湾青年，彻底理解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意义——联合弱小民族，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清党”后，国民党放弃联俄联共的路线，让此前的努力付诸流水。张深切后来回忆道：“台湾革命青年团系台湾革命家的综合集团，绝非任何党派色彩。广东当局也明瞭这一点，所以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清党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到了六月初旬，不知何故，青年团也被当局注意起来，于是六月中旬，本团就结束了一切事务，同时留在广州的同志也分散到各处去亡命。日本政府便乘这机会，在各地展开了网罗，开始检举，关系广东台湾革命的嫌疑者，几被一网打尽。”

　　《新亚细亚》以宣扬三民主义为要旨，研究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研究以主义为原则的中国边疆和亚细亚民族解放问题，1930年10月在上海创刊，停刊于1944年8月。图为《新亚细亚》创刊号。

　　不过，尽管因国共分裂中断了此一进程，两岸同胞的合作并未停顿，国人已经认识到，台湾的解放已然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必然要求。因之，无论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均未放弃联合反帝的民族解放路线。中国共产党部分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于次年在上海指导台湾共产党成立。在后者的领导与推动下，台湾农民运动在“二林事件”后又进入新的高潮。国民党也未完全放弃“反帝”使命，继续关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台湾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孙中山对台湾革命问题论述的主要阐释者，戴季陶虽然后来思想右转，但仍然十分关注台湾问题。1930年，他主导创办了《新亚细亚》杂志，且秉持的依然是“民族自决”论。该刊第一篇台湾专论提及应设法解救台湾同胞：“本党素主联合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台湾本为我边围之地，只为国家不靖，大好山川，徒为外人占有；清夜扪心，于己安乎？今后应兢谋如何解救台民的痛苦，怎样反抗日帝国主义之侵略，这才是我们分内的责职，才不亏自己是一个拥有四千多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国民呢！”该刊号称以“三民主义”为唯一指归，明确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却乐见台湾民众党“左倾”，与主张阶级革命的文化协会合作，希望台湾民族革命运动者联合起来，一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不仅如此，《新亚细亚》还与另一份倾向社会主义，认同阶级斗争的杂志《新东方》关系密切。两者在联合台湾同胞，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且是当时大陆对台湾问题阐述最多的两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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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抗战后国人对“民族自决”的反省及“台湾革命”的新认知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自决”理论成为大陆援助台湾革命，联合两岸同胞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基础。抗战时期，著名的台胞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的训练教程中，包括《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史》《台湾史略》《日本统治下之台湾革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之台湾》及《中国革命与台湾革命之相关性》等。可知，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民族自决”形成的对台湾及台湾革命的基本认知，成为义勇队的基本知识基础。1940年，李友邦还特地复刊了《台湾先锋》，以纪念和继承大革命的遗志，“使我们生《台湾先锋》与祖国革命有共同命运之感”。两岸同胞接受“民族自决”论促成革命的联合，更让国人进一步意识到援助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是整个民族实现完全独立的必然要求。蒋介石在1938年再度复述孙中山的主张，称“我们总理在世的时候，早就看穿了日本这个野心，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也为本党定下一个革命的对策，就是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以垂示于全党同志。因为高丽（朝鲜）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不止一次吐露“收复台湾”的想法，并自言乃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雪耻：倭寇之传统政策，在并吞满蒙，为东亚之霸主。吾党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显然，在蒋介石眼中，收复台湾不仅是为了收复失地，而且是中国复兴所要开创的新局面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到，跟其他外来思想一样，“民族自决”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及国情有不相容的地方，但国人一时之间还难以体会。例如，伴随着“民族自决”论出现的“台湾民族”及“台湾民族独立／解放”的提法，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民族自决”的概念与理论，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观念，它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对亚洲广大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助益良多。但是，也应当看到，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是一回事；意识是否准确反映了现实，则是另一回事。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历史文化情势之不同，仅仅用“民族自决”裁决一切，便不能不失之简单化。惟其如此，其时由“民族自决”论衍生出的诸如“台湾民族”“台湾民族独立”等等涉及所谓台湾“自决”“自治”的种种提法，在当时语境下，固然是表达了台湾民众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回归祖国的家国情怀；但是，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民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要认识到此种种提法存在严重问题。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后，面对日本企图借助“民族自决”论分裂中国的阴谋，国人的反思更加深刻，意识到“中华民族”主要是政治性词语，而非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齐思和指出，孙中山对“民族”的理解有缺失的地方，他强调“民族”不同于“种族”，是“精神的，主观的”，“后天的，可以改变”的“心理现象”“政治现象”，否则在反帝的“民族自决”理论下，将“民族”等同“种族”，中国这个多种族的国家将有四分五裂的危险。无独有偶，同在1937年，潘光旦也对“国家”“种族”和“民族”概念作了解析，认为“民族”介于“国家”和“种族”之间：“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最终，顾颉刚在1939年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其对“民族自决”论警惕，得到了普遍认同。时人对“中华民族”的新理解，有助于破解因“民族自决”论带来的迷思。顾颉刚在文中说，如果“民族自决”是为了团结“中华民族的全体”，向“帝国主义者”搏斗，“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反之，如果只是“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对于抗战事业百害无一利。

　　随着对“民族自决”论认识的深化，台湾回归祖国更明确地成为革命的唯一要求。也正因如此，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两岸同胞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提出将台湾的“独立与光复”统一起来的主张，明确了台湾革命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光复回归祖国。1941年，台湾革命领导人谢南光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抗战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支持台湾同胞，台湾同胞也明确地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新口号，“将独立与光复的两种主张统一下来”。足见，在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前，两岸同胞对于台湾革命的论述，已超越此前诸如“台湾自决”“台湾民族独立”等笼统而易生歧义的提法，而归于主张台湾“独立与光复”相统一，即形成了以下共识：两岸同胞共同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伟大事业而奋斗。

　　身穿军装的李友邦

　　而何谓将台湾的“独立与光复”统一起来？据曾任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秘书的张一之回忆，该口号是李友邦提出来的。而据笔者所见，张一之对此问题的论述最为充分。张一之是台湾义勇队主要理论阐述者之一。1939年5月，张一之在桂林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简易日文日语训练班作了关于“台湾革命现阶段”的讲座，阐明了他对台湾革命性质的认知，重点是如何理解“民族革命”问题。他说：“台湾革命是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民族革命，他必须从事一个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达到他得到解放的目的。”“台湾革命”是“民族革命”，这一观点仍然出自“民族自决”论，即应从日本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张一之强调，所谓“民族自决”，就是脱离外族统治，获得独立。台湾人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摆脱日本的民族压迫，争得“民族解放”：“日本人给台湾人的压迫与剥削，都是一种民族性的压迫与剥削，……台湾人是必须发动一个民族革命，由外族的统治之下争得解放，这是一般的要求。”

　　上述内容，基本属于20世纪20年代大陆知识界对“台湾革命”的认知。而张一之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他继续说明台湾与祖国的关系：“台湾人要作为中华民族之一群而要求返归中国。”因之，台湾的“民族革命”与其他民族的“民族革命”不同，有其特殊的“两重性”，即“台湾革命”的目标即是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独立，并回归祖国的结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说，他要争取独立，对中华民国而说，他要返归祖国。”

　　张一之在讲演的最后呼吁：“因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土地，就是中国的土地。而因此，台湾的革命力量，也是中国的革命力量了。”对中国来说，抗战除了赢得独立与自由，还牵涉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责任问题，“而且中国的抗战，除了本身为取独立与自由而外，还要奠定远东永久和平的基础。因而，在抗战过程中，他要带着联合远东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从事倒日工作这一政治目标而进行。在抗战胜利后，他要扶助一切远东被压迫民族，使他们能够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而得到解放。”张一之强调帮助台湾革命即是抗战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中国同胞对台湾的革命，不但在他们发动以后，我们应被动的去帮助他们，而且，还应该自动的去提携，使得台湾革命能够更快的发展。因为，台湾的革命工作，就是我们抗战的工作。我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这样做，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给台湾人以补助。”

　　耐人寻味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年的张一之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由于处于在上述的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当年所用的语言也有特殊性，如‘日韩台反法西斯大同盟’和‘中台抗日的联合战线’之类。这些都是四十年前的语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理解。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这些语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特别要说明的是，当年提出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返归祖国是民族团结的口号，同现在少数民族败类搞的什么‘台湾独立’是根本对立的，没有任何渊源关系。现在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近年来台湾及海外部分人士或称时人所提及的“台湾民族”是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其他民族，或称这一现象说明“台湾”被纳入中华民族的形塑过程中具有“偶然性”与“复杂性”。这类观点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读与曲解。实际上，1941年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后，“民族自决”论就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无论是台湾同胞或者大陆各方人士，都不再使用“台湾独立”之类的提法。后人应该客观地看待时人在特定语境下使用的概念、用语与提法，理解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尤其应注意到“民族自决”论对于促成两岸革命者联合的积极作用。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后废除中日间的一切协议，要求收复台湾，“台湾民族”等相关的提法，便成历史的陈迹，归于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