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宁和他的伙伴们变得真快！两年前谁能相信舍宁会在这种卑躬屈膝的文件上签字？今天这是铁的事实。6月6日会议后一位与会者眉飞色舞地对我说：“饭店服务是一流的，来了那么多名人。这才叫真正的工会工作！”。新法通过以后，小工会或是以专业划线的工会不再可能举行合法罢工（按新法规定罢工必须得到全体职工，而不仅仅是工会会员多数的同意）；签订集体合同的工会必须拥有50%以上企业职工的会员权，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宣告了十年来独立工会运动的终结。至少目前这个状态下，独立工会已不能生存下去。舍宁打算加入由美国劳联─产联建立的“俄罗斯自由工会联合会”，大树底下好乘凉。至于政治立场，“自由工会”自然不会容忍什么阶级斗争。

　　最近三年来，战斗性工会的干部们刚刚尝到了一点甜头，指望着“流氓变绅士”。新劳动法打破了他们的梦。对普通工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延长工时；新法对工会干部的最大威胁是集体合同签订权。一个无法同雇主签订集体合同的工会，它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战斗性工会的干部们面对两个选择：要么重新拾起草创工会时期的街头运动经验，走向底层建立工人的政治组织，要么彻底投降，厕身于老板们恩赐的“阶级合作”机构里混一碗饭吃。目前暂时是第二条路线占上风。

　　独立工联作为全国最大工会，由于政府夺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退休基金控制权，一直发言反对新法。今年春政府暗示如独立工联再闹下去，税警机构会全面调查独立工联下属公司的财务问题。独立工联的首脑们吓得不轻，马上变了调子。

　　俄共议员团在7月5日投了反对票。从年初以来，俄联共在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反政府立场空前强硬起来。特别是关于土地自由买卖问题，俄联共宣布“誓死抵抗”。

　　土地法通过的前前后后

　　2002-2003年间，俄国应偿付三百亿美元以上的外债。为筹足款子，中央政府费尽心思。敛财的一个秘诀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作为投石问路的措施，暂时允许买卖工商企业占地和一般居民的菜园子占地。今年6月中旬杜马正式通过了《土地法》，为上述措施创造了法律基础。议会里反对最力的是俄联共。普京上台后由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一度受到俄共支持；近一年来，总统的工作班子同俄共关系迅速恶化，原因有四：

　　1．俄共不具有广泛群众动员能力，对可能发生的动乱，无法起到制动阀的作用；

　　2．与此同时俄共在议会中开价太高，影响经济自由化速度；

　　3．地方政府中亲俄共的州长们消极抵抗中央集权的国策；

　　4．俄共本身不是有生命力的群众性政党，又拒绝改造为体制内群众运动，一旦国家进入动荡期，蜂起的民众无人驾驭。

　　俄共是在后苏政治及经济生活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怪物，虽不能说独一无二，倒也相当罕有。它的上层领导（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般是原苏共中央成员，1992年后在议会里逐步夺得了一定政治地盘。他们同商界的联系，通过重工企业经理集团进行，但也有例外，比如石油进出口。他们的子女绝大部分安排在各类商业机构，而不是党内。党内干部大部来自科研、教育机构。许多人有学术职称，并且一般都不年轻。不明真像的人也许会说：知识精英弃学从政，可敬可佩！实际情况是这样：苏联后期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学者阶层，国家解体后有能力的去了西方，年轻力壮的不少改行下海，中等年龄的人们最尴尬，好容易熬到好日子，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有怨气，最积极的一部份来搞政治。俄共干部主要是从这些人里爬上来的。一般党内群众都在退休年龄上下，少量青壮年党员多为在职军官、小官员、工厂经理。工人党员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并基本是原苏共党员。

　　近三年来，入党青年激增：商人、学生甚至黑社会大哥。这一波入党潮同俄共“职业化、正规化”政策有直接关系。各大省会城市建立了“议员助理培训班”、“爱国实业家对话论坛”，2001年4月党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全党经商”的决议。经商有道的党组织受到表彰。这一决议的背景，是中下层领导干部不满的滋长：他们大都成为州市一级地方议员，有些实惠到手但与商界联系仍弱。党中央这次下决心在“商党整合”上打开局面。

　　在这种状态下，俄联共发现了新的危机：来自总统的威胁。反攻重炮被安排在土地改革上。俄共的分析专家指出，现在全国一千万个家庭、四千万人口拥有自己的菜园子；土地买卖会直接威胁到一大批人的生活；俄国民间的爱国观念在苏联时期根深蒂固，“祖宗留下的土地不能丢”等口号深入人心；至于其它问题，比如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税被正式废除（2000年6月），在群众中没引起什么兴趣。目标确定以后，俄联共挽起袖子，准备大干。7月5日杜马第二次审议《土地法》，俄共召集了有四千人参加的集会，于议会门口示了三个来小时的威。俄共首都市委对外宣传说有两万五千党员，如实有一万，也不算少，7月5日集会连一半的名义党员也没动员起来，到场的倒有许多非联共分子撑门面：共工党，托派等等。示威者的年龄层也很说明问题：一片白花花的脑瓜顶之间偶有几个暗褐或是金黄的黑点游动。

　　这就是俄共摩拳擦掌半年多的准备结果。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久主席一本正经地把7月5日集会称作“人民起义”。

　　土地的自由买卖确实对今后政治经济生活影响重大。城市土地的商品化会直接冲击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市政服务到食品价格。疯狂的土地投机可能会吸走一部份工业资金。千百万人得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重要生活来源──菜园子面临灭顶之灾：土地法要求园主支付定期的“不动产税”。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在平静观望。

　　扫荡极端派

　　万众一心，等着挨刀的大气候下，一小帮上窜下跳的动乱因素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两年来，普京当局扎扎实实地开展系列活动，有步骤有分寸地打击极左到极右的体制外政治运动。

　　2000年3-5月，“革命共青团”5名中央执委会先后被捕；另外近十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捕；2001年春一系列自由主义者组织和刊物被搜查和传讯；2001年3月极右“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主席利莫诺夫被捕，在此之前，号召“武装起义”的一位自由派小团体头目在南方被捕；2001年初托派组织“工人民主”彼得堡分部被搜查，成员遭传讯；2000年秋冬首都发生系列抄家和传讯，主要目标是公开号召武装起义的斯大林派刊物和负责人。今年初三名“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在拉脱维亚以“恐怖主义”被判十五年到十二年不等的长期监禁。

　　整顿“两极地带”的目的，是设法控制过去官方政治机器视野外的边缘力量。从托派到毛派，从工运中的激进分子到武装斗争的鼓吹者，都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压力。自1993年10月政府──议会冲突结束后，政治流派的存在从未受到什么严重的威胁。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对游离不定的政治浪人都不大理睬。泥潭式的生存空间使极左派们的发展带上了下列特点：组织散漫，政治活动波浪式进行，有一搭没一搭；“童言无忌”，说什么的都有，基本上没谁想过可能的政治后果；极力模仿西方，从术语到外部包装无一不学，特别在首都等大城市。当然这些现象还与工运及其它社运的不振有关。

　　其实左派们绝非无事可作，从出版到工厂宣传，土壤还是有的。许多左派报刊都在工人中有销路，这非常足以珍贵，因为激进左翼的报刊本来印得不好，大都设计原始，使用很小的铅字。可是大多数左派选择了另一条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左派没有经历过群众运动这一学校考验，近两年沉闷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人露出了真面目。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苦恼感觉，“像掉进黑洞里一样”。各个组织和个别积极分子提出五花八门的方案，有主张“全体左派开到乌克兰去参加起义”的（《左翼》杂志），有建议“同自由派建立反普京联合民主阵线”的（革命共青团特维尔州分部），有力陈“革命工会就是好”的（西伯利亚劳工联合会），有声言“对工人不能讲政治，谁讲政治谁是特务”的（“马克思主义同盟”），有鼓吹“俄共是主要左运力量，不支持俄共就是关门主义”的（“工人民主”彼得堡分部），有大呼“人民只跟着英雄走，直接行动会激发群众热情”的（保卫政治犯委员会），有直指“列宁的理论已经过时，我们需要从小事作起，稳扎稳打”的（地区共产党人党），有抱住舍宁大腿不放，赞美他“不失工人领袖本色”的（“左翼先锋队”），有孤芳自赏，推出“工人全是白痴，只有共工党里有健全理智”理论的（共工党莫斯科市委理论部），有痛陈“普京不明下情，非清君侧不可以救国”的（彼得堡码头工人工会、俄罗斯工农党）……

　　思想这样混乱，大家都感到不是办法，又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寻找“一吃就灵”的灵丹妙药本来就很可笑，更糟的是许多人以为他们已找到了出路：“风来折腰，顺水行船”。革命旗子悄悄收起，暂时国家安全机构的铁掌还未危及自家性命。与此同时官方一手炒作的国安部接待处爆炸案（1999年）接近尾声：5名被告（四名革命共青团领导干部，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建立非法武装组织，以暴力侵犯国家权力”等重大罪名。如罪名成立他们都会被判15年以上徒刑。同案的无政府主义者嫌疑中有三名作了坦白交代，成为主要证人。

　　今年初，国安部正式要求所有俄国的网络公司自费配备监视装置（两万美元一台），以利于国安人员工作；此外国安部还要求运行商提供无偿网络服务。两项要求都在平稳实现过程中。进入7月，总统为他自春季以来发动的恢复死刑运动划了一个惊叹号：他在同世界银行代表谈判中公开为恢复死刑辩护。

　　有的左派自我安慰：西方也有左派政治犯，也有种种限制，左翼运动不是照样存在？反全球化反得震天动地。这些人不愿（不敢？）看到西方与俄国的国家机器重大差别：前者固然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但“鸟笼自由”还是确保的，因为西方社会的高生活水平和复杂的改良主义机器使左派暂时无能为害；俄国则越来越拉美化，这是一个有巨大工人队伍和半军事化政权的国家，是一个在未来二十年的急待解决工业基础设施崩解危机的国家，一个没有任何有相当威信和动员力量的改良政党的国家，一个群众习惯于等待，而政府习惯于以力服人的国家。那些坐在莫斯科的“欧洲文明左翼”们有没有能力应战？有没有这个决心？

　　星流云散，各奔前程？

　　十年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曾有过庞大的反对派运动。什么人都有：工人，农庄庄员，警察，企业领导，托儿所的阿姨，工程师，教授，原苏持不同政见者，作家，记者……直到叶利钦卫队的队员。这些人唯一共同点是反对解散苏联。当时也出现了第一批政治组织，从左的观点批判社会：托派、无政府派、霍查派、斯大林正统派、工联派……他们一般没有什么真正组织，领袖即是组织，起的作用是介绍久已失传的非苏共理论。在“打倒国贼叶利钦”的气氛下，反对派运动表现了惊人的政治容忍度：政治集会上托派与君主立宪派的刊物自由出售，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义勇队”里万像包罗，从无政府主义者到法西斯主义者，同政府的冲突，反对派唱着“天佑吾皇”和国际歌在1993年10月前仆后继，许多政治立场相反的人在十四事件后的紧张气氛中互相保护。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蜜月阶段，大多数人还不懂得“苏联人民”的时代已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社会和它铁硬的阶级矛盾。

　　1993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复辟巩固下来了，反对派运动也诸神归位：多数人在新社会里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对政治冷漠了，留在运动里的人也很快分化：经商的经商，当议员的当议员，差一点的去作记者、议员助理，去修学位，出现了“高等同志”和“一般同志”。

　　运动停滞了，人少了，阶级分化明显了，理论矛盾马上尖锐起来。车臣战争的爆发、对军队的态度、对叶利钦政府的定性、十月革命的历史问题重新浮上水面。左派与右派分家，左派内部分流的过程在1994-1998年时断时续，总的趋势是越走越远。年青左派着手工人运动，第一批罢工带来第一批牺牲者：丘巴克萨尔市万人拖拉机厂总罢工以共工党领导的罢委会被镇压告终（注：两名主要成员被发现吊死在家里，警方宣布：自杀）。理论讨论活跃起来了：托洛茨基，毛泽东，墨索里尼，“西方马克思主义”，意大利“武装工会”的理论，拉美城市游击战理论。什么书都有人读，人们真诚地寻找出路；热情还在，尽管许多人已感觉到他们处在漫长的反动时期。

　　这也是托派大肆活动的时期。两个托派组织都扩张了自身影响，作为唯一拥有多多少少严谨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流派，托洛茨基主义首次向后苏社会中的抗议群体解释“为什么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不兼容”、“苏联是过渡社会”“工人不能不管理社会，否则建不成社会主义”“工人革命党内应有充分的民主”。毫不奇怪，托派吸引了多数有思考能力的左派青年，这是俄国左派的启蒙时期；从那时起，出现了第一批有理论素养的左派。共工党内工运活动家群体形成，这些人大都与托派有关。

　　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的年头。独立工会开始引起社会的注意，5月全国矿工团堵铁路，6-8月份全国性罢工浪潮把战斗性工会抛上浪尖。利用尚存的法律保护，利用工运中巨大的真空状态，左派发动了一系列罢工，请愿，围堵铁公路活动。舍宁（阿斯特拉罕州），伊萨耶夫（萨马拉），甘莫夫（下新州），波波夫（伍罗斯拉夫州），韦捷尔尼科娃（彼得堡），这批人几年的工作开花结果，创建了一批新工会，或是夺取了旧工会领导权。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打擦边球，既同衰朽的反对派运动拉开距离，又不认同哪个具体流派。事实上，纯工会的“经济主义”倾向已形成。左翼反对派出身的工运人士多少填补了改良主义运动的空白，所以站稳脚跟并不困难。

　　另一个倾向──“武装斗争”也崭露头脚：“革命共青团”和无政府主义圈子里的格瓦拉崇拜，多年的文字宣传不会不留下痕迹：第一批爆炸发生了。几个共青团员被捕，痛快招认了自己的活动。当时他们仅以“破坏文物”和“流氓”罪过关。许多人认为他们是英雄，他们自己觉得是英雄。出狱以后，他们被选入共青团中央。在反对派运动1994年出现危机后，左派分子有疑虑的时候一般都向托派请教。“工人民主”莫斯科分部的聚会点毫不夸张地说，被踏破了门坎。马克思主义分析打破了许多人头脑中的偏见和偶像崇拜，但是政治天真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非献身革命不可。熟读马列托的经典并不难，重新认识历史并不难，难的是接受经典的政治结论。这些结论是工人运动的结晶产物，要那些刚刚开始摸索工人自我组织的道路的人接受他们，太难了。列宁的“工人阶级应有独立政治立场”和“永不信任资本家”，对共工党的工人来讲就是“把俄罗斯往火坑里推”，马克思的“国家应该消亡”更是“胡扯”，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不用说“没影的事”。摆脱苏联教育的政治蒙昧之后，左派工运人士通常向右转，成为平平常常的工会官僚。

　　不知天高地厚的“游击队员”们也对托派有好感：世界革命最酷嘛！他们半玩半认真的“武装斗争”宣传暂时以被捕和下狱告终。

　　新的环境下，托派们很不适应。苏联不复存在，政治革命已是多余，斯大林主义也不再是庞然大物。怎么走下去？左运中的马列主义宣传已彻底打垮了本就不堪一击的苏共官方理论。需要更深的实际工作。工运水平处于一百年前沙俄时代的状态，激进青年人数既少，更不听理论。如何在这条件下开展实际工作？如何对待已有的友好但非同志性的工运关系？如何对待“游击队员”和他们的崇拜者？从1998-1999年起，俄国托派进入了一个很不简单的时期。其中一派“左翼先锋队”竭力模仿西方老大哥，对外宣传中着重青年问题，妇女、民族压迫（原住民）、性问题，在工运中以拉拢工会干部为主，政治话题不得不涉及时着重强调“反全球化”，反对西方资本。2000年夏，“左先”成为“工党筹委会”主力之一。这个组织是近于完美的许多托派国际分部的样版：很好看，但是没有什么用。讲一句陈词滥调：“这些同志缺少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的锻炼”。以“左翼激进”吸引青年，以“战斗性”争取工会上层阵地的策略，在风平浪静的改良时期够用，风大浪急的变幻时期这一套行不通。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发展、干部的锤炼、工人自我组织的出现和发展，这些对社会革命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能在夏令营式的活动中形成，看不到这一点等于政治自杀（或自阉）。

　　另一个托派组织“工人民主”试图重走托派“进入主义”的道路。这一错误的可悲在于它首先假定俄国存在着巨大的改良主义运动和政党，其次它把自身存在和扩张的意义绝对化，而托派（马列主义运动）存在的真正意义──社会革命则变成了抽象而美好的未来。本文无意讨论“进入主义”战术的利弊，这里只想指出两点：

　　1．无论多么困难，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对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独立结论，并公开自己的立场；

　　2．以作群众性政党的内部争取工作来取代同群众直接接触，始终是危险性极大的政治寄生主义，是战略防御而非战略进攻。一个十年二十年不进攻的革命政党不可能存在下去。

　　2000年以后，共产主义工人党（编者按：关于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介绍，请看《共产主义工人党走过的路》，载于《先驱季刊》第55期，2000年春季号）的危机更尖锐了。2000年12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布了党员数字：3500人。秋里金为首的党中央专心于服装生意（土耳其皮货，希腊衬衫），能捞一把就捞。同年12月，矿工城市安瑞苏仁茨克发生一千多矿工反对市政服务涨价的活动，在矿工“涨价就堵路”的最后通牒后市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决定。今年3月市检查院起诉矿工领袖瓦洛比尤夫，指他“扰乱秩序”“诈骗”“侮辱州府省长”“强奸”。出庭作证的证人包括当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导！瓦洛比尤夫质问共工党中央“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中央首长们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原来基弥洛沃州的红色州长图列也夫与共工党高层交情很厚，打了招呼：“整整姓瓦的”。这出悲喜剧的特别荒诞之处是共工党机关报《劳动俄罗斯》在该州早已禁止发行，以免扰乱民心。

　　去年底举行的州长换届选举，俄共斩获不少。好像拿自己选民开心一样，红色州长们上台后的首批措施通常是损害民生或政治反动之举。乌里扬诺夫州州长沙曼诺夫中将（亲俄共，车臣战争屠夫）上台第二天把房租水电气收费抬六倍；梁赞州长柳比莫夫（俄共党员）上台后拨公款建立“陆军小学”，培养极右沙文主义军事干部（类似的陆军小学全俄已开办四百所），柳氏本人主张恢复君主制；图拉州长斯达拉杜勃采夫（俄联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连任后宣布对州内系列企业私有化，因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化，恩格斯讲的”（图拉州私有化委员会主席，俄联共党员阿尔焦姆耶夫2001年1月发言）；库尔茨克州长米哈伊洛夫（俄联共州委书记）宣布振兴州经济的头号措施是“非犹太化”。

　　为什么俄共站得很稳？因为政治消极的多数群众不参加投票，只要一个党有稳定支持者，赢得选举是板上钉钉的事。以梁赞州2001年3月议会换届为例：全州选民投票率28%（按选举法规定，最低线为25%），俄共候选人得票50%-30%的可以顺利当选。而该党的稳定选民基础恰好在10%-15%之间。投票率最低的社会群体是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也就是说，革命潜力最大的阶层完全处于官方政治机器日常运作之外。

　　时至今日，两个号称左翼的大党都忙于“捞油水”，利用尚存的政治资源为党官员打拼升官发财之路。群众运动的未来领导权很可能落在三股力量身上：新生战斗性工会官僚，毛派（格瓦拉派），托派。

　　第一股力量以舍宁为首，在上层精英中打开了局面。议会游说已被舍宁派熟练掌握。向他靠拢的有共工党的系列工会，西伯利亚劳动联合会，个别自由工会。高工资的熟练技术工人工会受到新劳动法冲击，对前途十分恐慌，他们也向舍宁靠拢——飞行员工会、铁路货运工会，码头装卸工人工会。新生工会官僚的长处是拥有许多专家：律师、会计师、文字工作者、经济学家，物质资源也远多于其它势力；短处是政治资本过于单薄，工人基础仍极窄，卖身投靠的速度过快，脱离基层的程度日益扩大。资产阶级是否有意利用他们作为控制工运的工具，是舍宁派的政治前途关键所在（至于个人前途，当然不会缺衣短食）。

　　第二股力量尚在形成中，可以相当准确地叫作“毛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下：最根本矛盾是全球南北矛盾，帝国主义与新殖民地的矛盾；需要聚集人民民主力量，以建立进步的反帝反殖民人民政权；这是新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主导力量是工人阶级，青年和一切革命份子；革命性应以武装斗争来衡量；俄国是半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国家（关于这一点有争议）；俄国与北约的斗争是客观上的反殖民反帝斗争（有争议），应予以有条件支持。

　　毛派的喉舌是《左翼》杂志，共工党莫斯科党组织青年部，“革命共青团”，他们在工会中也有不少支持者——新生工会官僚很乐于打爱国牌，他们同毛派的关系主要是友好的。此外模仿西方搞阶级合作也未必前途似锦，所以脚踏两只船是多数舍宁派的表现。

　　托派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这批人已完成了他们“马克思主义扫盲”的工作，被苏共歪曲的面目全非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史已多少拨乱反正，对托洛茨基的个人地位在俄国左派里已无疑问，许多人更非常崇敬。以后怎么办？两个主要托派组织在战术上保持西方大哥家传的秘诀：进入主义，长期活动，向“非传统社会阶层”的政治积极份子靠拢。对现实生活提出的具体问题，比如说车臣问题，对俄共的态度，对毛派理论的立场，工人经济斗争应怎样搞才会推动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这些问题在托派那里暂时没有答案。有的人试图在改良主义阵营里占一个左翼反对派的位置，有的人纯粹是沙龙清谈的爱好者。

　　今年2月在西伯利亚工业重镇克拉斯纳亚尔茨克发生了化工厂职工拦（铁）路事件。工人要求涨工资：从目前的30美元涨到60美元一个月。要求未被满足。工人们悻悻地离开铁道线回家去了。在那里，工人阶级的脉搏还在跳动。这给人以希望。如果目前的左派堕落了，早晚会有新人出来。工人革命总有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