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逐渐变修。毛主席在研究苏联变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苏联的干部是不参加劳动的，是跟劳动群众有距离的，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搞特殊化，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而那些劳动人民的子女很少能当党员、干部。

　　毛主席意识到，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要避免干部腐败变质，就应该让干部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使干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劳动，使干部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主席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总后勤部这份由实践总结出来的报告，给了毛主席很大的启示，他充分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并由军队搞生产，产生了办一种“大学校”的构想——在那里，既可以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又能够从事生产，如果各行各业都办，就可以形成一个体系。

　　基于这个思考，毛主席在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五·七指示》精神，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的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此后，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所属各部委以及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行动，相继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1968年到1979年，中央机关创办五七干校共106所，各省创办五七干校共1497所。直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一千多所五七干校，数百万干部参加劳动，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还使广大干部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更密切了干群关系，尤其是干部的思想得到了清廉的洗礼。可以说，五七干校的出现，具有不可忽缺的历史意义。

　　干部参加劳动，是延安大生产形成的优良传统。

　　毛主席在1957年4月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干部参加劳动，也是党中央一致拥护、积极响应并确立的一项制度。

　　然而，在毛主席逝世后，一些心术不正的“文痞"黑白颠倒，在其著述中把五七干校描绘成"牛棚"，把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描述成“受迫害"。

　　李敏是毛主席与妻子贺子珍的女儿。1958年，李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64年进入国防科委工作。

　　1969年10月，李敏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下放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农场整整劳动一年。

　　毛主席"迫害"自己的女儿吗？

　　孝讷是江青与毛主席所生的唯一的女儿。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工作。1970年，李讷跟中央办公厅部分干部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才回北京。

　　江青“迫害“自己的女儿吗？

　　1969年11月，著名诗人臧克家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北京。歌颂五七干校生活、赞美农村劳动的诗集《忆向阳》，是臧克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在诗集的序言中写道：

　　这个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这以前，我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里，从家庭到办公室，便是我的全部活动场所。身体萎弱，精神空虚。上二楼，得开电梯，凭打针吃药过日子。为了思想改造，为了挽救身心的危机，我下定决心，换个新环境，去尝试、锻炼。

　　当一脚踏在大江南岸向阳湖畔的土地上，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展开在我的面前。眼界顿时宽大了，心境也开阔了。乍到，住在贫农社员家里，他们甘愿自己挤一点，把好房子让给我们。我们推谢，他们一再诚挚地解说：“不是听毛主席话，请也请不到你们到向阳湖来呵。”从朴素的话里听到了赤诚的心。同志们床连床的顶着头睡，肩并肩的一同劳动，心连心的彼此关怀。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统统没有了，大家共有一个光荣称号：“五七战士”。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在都会里，睡软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心，象干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时的雨水一样滋润。

　　我和五千多个战友，一同劳动，学习、锻炼，试身手、战湖荒。咸宁的向阳湖，成了我们的用武之地。“向阳湖”，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呵。“五七战士”，多么光荣的一个称号呵。

　　如是，新鲜的，艰苦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斗生活开始了……

　　“去劳动，去学习，去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是臧克家给这篇序言取的标题。四个短语凝练地概括了臧克家去到五七干校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这样的经历和收获，是在"受迫害“吗？

　　1969年11月，社科院经济所的干部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劳动。刚到的时候，因为还没建宿舍，他们被安排到社员家腾出的房间住宿。

　　据东岳镇石菜园村的罗耀先老人(当年的大队长)回忆，这些文化人刚来的时候几乎什么活计都不会干。他们不会做饭，不会从井中打水，不会拖坯盖房，不会干农活，甚至认不出小麦、黄豆、芝麻、花生这些长在地里的庄稼。他们很少在社员的旱厕里解手，多是在田野里没人的地方就地方便，应该是怕旱厕的臭味。

　　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就在这批文化人之中。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写下了二十万字的《息县日记》。1971年元旦，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虽在运动中，但新年伙食极其丰盛。运来猪四头半，鱼恐在四百斤左右，集体伙食供三顿好菜，鱼、饺子、溜肉片。全天的劳动任务是绞饺子肉馅，这是五年来未干过的活。

　　饭来张口、不辨菽麦的文化人，应不应该到农村进行一番劳动锻炼？

　　那样丰盛的元旦伙食，就是现在也不过如此，那是在"受迫害"吗？

　　当然，比起那些住着小洋楼、喝着茅台酒、只因为在工厂干了点轻闲活就说"被迫害"的人来说，就不好说了。

　　毕竟，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的学员宿舍，都是用红砖青瓦盖的平房，学员们喝的也大抵是老白干或二锅头。

　　不过，这样的平房和白酒，着实令当地住土坯房喝苦糟酒的社员们羡慕不已。

　　可在"文痞"们的著述中，连社员们羡慕的平房都变成了“牛棚"，连社员们喝不上的白酒都变成了"受迫害"。

　　岂不是睁眼说瞎话！

　　事实上，大多数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过的干部，从没认为自己那是在住"牛棚"受"迫害“，反而觉得那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原文化部部长、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于1971年4月和文联的其他人一起下放到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

　　对五七干校的生活，王蒙总结出了四大特点：第一是有活干；第二是集体生活有其特殊乐趣；第三是伙食不错；第四是戈壁滩上空气纯净，身在其中就是一种享受。

　　新疆维吾尔族社员善饮酒，王蒙在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同时，学会了同饮酒。他自己说在新疆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还喝醉过若干次。在缺酒的时候，他曾自告奋勇步行往返于离干校40多里地的新疆生产兵团采购散装白酒，用自己种的枸杞和在戈壁滩上挖到的肉苁蓉泡在里面，大家一起喝。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王蒙跟维吾尔族社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王蒙道：“这样的幸福生活也是此生难再。”

　　2009年9月的一天，王蒙在一家有名的电视台做嘉宾，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少数民族的贴心朋友时，他回答道：“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你有文化管什么啊，你得向农民学习啊。”“这个就是说，同吃同住同劳动”。

　　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王蒙先生看来，其乐无穷、收获颇丰。

　　而王蒙先生的经历和体会，也正是五七干校的意义所在——干部群众根连根、心连心。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那些把干部住农村说成是住"牛棚“、把干部参加工农业生产说成是“受迫害“的“文痞"，无疑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岁月不居，弹指芳华。如今，有不少五七干校遗址被地方政府打造成了红色博物馆或红色文化旅游景点。那陈旧而倔犟的平房，那落寞而宽敞的通铺，向络绎不绝的人们默默诉说着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