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一个外国势力成功地对美国民主的神圣仪式施加了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受雇的俄罗斯“水军”挑拨离间，散布关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恶毒谎言，并试图提高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投票率。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人寻求与特朗普及其幕僚接触，承诺提供关于希拉里的破坏性信息。由国家支持的黑客窃取并泄露了她竞选助手的私人电子邮件。他们继而将所有50个州的选举系统作为攻击目标，甚至成功潜入选民数据库。

　　此类干预行动敲响了警钟。2017年，演员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在一个自称为调查俄罗斯委员会的团体（Committee to Inverstigate Russia）所发布的视频中，郑重宣布“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处于战争状态”。该委员会得到了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和前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等美国情报界老手的支持。纽约时报的一个头条新闻宣布，“俄罗斯网络力量”(Russian Cyberpower)已经“入侵”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预测，由威权国家领导的、针对其民主对手的数字颠覆浪潮即将到来。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阿琳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说："这个数字生态系统（digital ecosystem）为人为操纵创造了机会，而此类操纵不仅超出了民主国家的应对能力，有时甚至超出了它们对于挑战范围的理解能力，“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当前或未来的潜在目标”。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急忙做出反应。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没收了俄罗斯的外交财产，并承诺美国将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报复。2018年，国会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入侵。

　　2016年大选或许是一个粗鲁的警钟，但人们不应感到惊讶。俄罗斯的行动只是一种模式的最新案例，而这种模式能够追溯至目之所及的全部历史。颠覆，即通过国内干预削弱或操纵对手，一直是大国政治的一部分。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曾短暂占据的主导地位是一个突出的反常现象：当时美国似乎没有受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恶意干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能够与之竞争的国家。现在，这种主导地位开始衰退。大国竞争卷土重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大国颠覆（great-power subversion）。

　　一、暗黑艺术

　　在国际关系中，对于“颠覆”的最优理解为，一种违背他国意愿，通过直接影响他国国内政治来攫取利益的行为。通过操纵他国境内的事件，颠覆者希望改变现有政权的政策——或者改变政权本身。“颠覆”兼具战争行为的侵略性与间谍活动的隐秘性，但又不完全与之契合。它既缺乏战斗和军事威胁的公开性，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的被动性，也不遵循外交和胁迫行为的礼尚往来原则（arms-length politesse）。它是秘密的、活跃的、越轨的。

　　颠覆可以按其严重程度划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涉及政治宣传，这是一种与演讲本身一样古老的策略。1570年，当教皇皮乌斯五世（Pope Pius V）发布教皇诏书，宣布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异教徒，并呼吁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将她赶下王位时，他是在进行颠覆性宣传。冷战期间，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向苏联播放反共广播时亦是如此。一级颠覆包括一个国家公开支持另一个国家选举中的反对党候选人或政党，就像1948年斯大林公开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作为第三方候选人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竞争一样。

　　一级颠覆也包括削弱在任者的地位。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强烈反对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处理欧洲事务的方式，因此他着手破坏格拉德斯通在英国国内的声誉——一场反格拉德斯通宣传的诽谤运动。正如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在1884年的一封信中所说，计划的目标是“把格拉德斯通挤压到墙角，让他再也不能乱吠。”他补充说，首相的声望“将会消失，即使是在众多愚蠢的英国选民之中”。

　　把事情提高一个层次，就可以达到二级颠覆。二级颠覆通常是隐蔽的，它包括虚假信息，一种更有力的宣传形式。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克格勃与东德史塔西（Stasi）合作，散布谣言称，艾滋病病毒是作为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1983年，他们在一家印度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故事，最终被其他地方的主流媒体转载。在两年之内，这个故事传遍了整个非洲和其他地方，直至今日仍然有人相信这种说法。伪造是二级破坏者常用的策略。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被一名枪手袭击后，克格勃特工公布了声称来自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假文件，暗示华盛顿是暗杀企图的幕后主使。最近在网上创建虚假人物形象是另一种策略。这一策略并非由俄罗斯于2016年发明，早在2011年，美国军方就开始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开展此类活动，即通过开发软件来创建虚假的外语账户，以抗衡网上的极端主义思想。

　　二级颠覆还包括向反对派力量或利益集团提供经济或物质支持。在国外的帮助下，颠覆国家希望这些组织能够改变外交政策或在目标国家播下不和的种子。修昔底德回忆道，公元前5世纪，雅典向萨摩斯岛(island of Samos)上的反叛者许诺提供来自波斯的经济援助，企图推翻其民主制度。他写道，雅典人“敦促萨摩斯最有权势的人与他们合作，试图在那里建立寡头政治，尽管事实上，萨摩斯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内部起义，以避免被寡头所统治”。更近一些，在1929年的英国，苏联给工党提供了秘密补贴，使其在随后与自由党的联合中，得以在议会选举中赢得足够的选票来组建政府。

 

 

　　1982年，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的广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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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期间，苏联曾试图帮助它认为会对苏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候选人。1960年，苏联直接接近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试图为其提供全方位支持；1968年则靠近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希望为其拮据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援。（两位候选人都礼貌地拒绝了邀请。）莫斯科还努力削弱被视为有敌意的候选人。1984年，克格勃开始了一项全面的行动，有影响力的特工、前线组织和假情报均牵涉其中，以使美国公众相信罗纳德·里根的连任将意味着战争。在选举制度之外，克格勃试图使美国的民权运动极端化，从而在美国国内制造不稳定因素。它试图通过散播有关马丁·路德·金的诽谤信息来抹黑他的名誉，并谋划煽动更为激进的民权领袖。当然，在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正在支持苏联的异见人士，走私被封禁的材料，并为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主义者提供资金、公共关系服务和出版渠道。

　　三级颠覆是暴力的：武装和资助叛乱分子，蓄意破坏基础设施，并暗杀对手。16世纪70年代，当荷兰的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秘密帮助他们支付了数千支瑞士和他国军队的费用，使之为新教诉求而战。在北爱尔兰动乱期间，苏联向爱尔兰共和军提供了资金和武器，这让伦敦的官员们感到困扰并争相阻止资金流动。在冷战初期，美国试图通过向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叛乱分子提供后勤和物资支持来颠覆苏联。它对新中国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即支持西藏的叛乱分子。

　　在所有这三个级别上，颠覆的目标各不相同。颠覆活动可能被用来通过散布内部不和，从而分散目标国追求其他方面利益的注意力，进而衰弱目标国的实力。这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在资助雇佣兵帮助荷兰的新教叛乱分子时所希望的，她希望西班牙的实力被起义所消磨，并使西班牙的计划（即通过推翻伊丽莎白一世来恢复英国天主教）搁浅——这也是俄罗斯支持西方民主国家的民粹民族主义运动所试图实现的。另一种选择是，一个国家可能试图通过秘密支持他国国内辩论中的一方来改变其外交政策。冷战期间，莫斯科通过其前线组织，为西方和平运动提供后勤、组织和财政支持。最近，它可能干预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鼓励英国公众投票退出欧盟。

　　有时，颠覆有一个最大的目标：改变政权本身的性质。1875年，俾斯麦策划了一场战争恐吓，含沙射影地表示德国将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攻击。他的目的是吓唬法国选民，让他们不要选择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胜利似乎意味着莱茵河对岸将出现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一政治策略生效了。法国媒体很快就把俾斯麦称为“法国的大选帝侯”。

　　二、一个诱人的工具

　　纵观历史，国家如此频繁地进行颠覆活动是有原因的：它比传统的治国方略成本更低，风险更小。以颠覆削弱对手是平衡和战争的廉价替代；以颠覆改变竞争对手的政策是胁迫、威慑或外交的廉价替代。当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宣传、收买政客或派遣网络水军来获得微妙但仍然有形的收益时，为什么要组建军队入侵敌人呢? 如果本国可以简单地通过与他国内部一个渴望得到帮助的派系结盟，进而将竞争者的权力引向他处，为什么要有冒着风险结盟或斥巨资建立遏制手段呢? 即使颠覆所取得的成就不如传统的治国方略，它仍然具有吸引力。毕竟，在大国竞逐的竞争性环境中，每个国家都拥有削弱对方的动机。而且，由于大国主导着国际政治，即便是对于宏大目标的微小影响也值得一试。

　　颠覆也意味着灵活性：一个国家可以向对手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行为，而不必跨境发射炮弹、提供昂贵的激励或让步。如果事情变得棘手，颠覆行为可以被削弱或否认，给变化环境中的颠覆者更多的机动空间。一个为了看清自己能走多远而发动战争的将军是愚蠢的，但颠覆者却能做到这一点。颠覆可以作为一个安全阀，释放一些可能驱使国家互相攻击的恐惧和挫折感。这是除战争之外的一种诱人措施；如果冲突的代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颠覆将是另一种提升自己地位的方法。

　　换句话说，颠覆是国际关系中的鬣狗。它潜伏在合法世界的边缘，等待着利用他国的混乱或弱点，但缺乏公开进攻的勇气。就像鬣狗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中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一样，颠覆在国际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它让国家避免了战争与和平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允许它们以令人不安但或许不那么危险的方式展开竞争。

　　颠覆也允许受害者有节制地行动。因为被影响的大国同样认为这种形式的治国方略本身很有用，不愿意将其从政策工具包中永久删除因而选择忍气吞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里根政府对上世纪80年代克格勃不断升级的政治斗争的反应似乎比较温和：美国仅仅是创建了一个跨部门组织，旨在宣传苏联的假情报活动。这种克制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也同时正忙于颠覆苏联。一份1987年的解密文件概述了CIA的一个计划，“旨在利用当前苏联的‘公开化’政策和电子通信革命，这两种现象为我们的秘密行动计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影响苏联的受众”。另一份解密文件描述了1987年的一次白宫会议所披露的内容，即美国政府印刷的小册子被贴上了来自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标签。“有6000份复制品被渗透进了苏联，”文件写道，“声称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但要求的民主改革远远超出了该政权的容忍范围”。难怪里根政府对惩罚莫斯科的类似行为没有什么兴趣。

　　这些是颠覆的收益，但它也有其成本。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报复，目标越大，报复就越大。升级，无论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都是一种真正的风险。特别是三级颠覆。在三级颠覆下，目标国的红线可能被越过，明面上的行为者亦可能越过其职权范围。

　　伴随着颠覆而来的不那么明显，但可能更关键的成本是，对信任的潜在破坏。信任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即使是死对头之间，少量的信任也能促进合作与缓和局势。颠覆行为有摧毁信任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比建立军事力量或建立新联盟等传统行动要大得多，因为后者只有在目标国未来朝错误的方向移动时才有可能造成伤害。

　　颠覆也是表达意图的糟糕选择。通过建立自己的力量或使用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来改变另一个国家的行为，通常要安全得多，也容易得多。通过这种传统的治理方法，一个国家可以发出信号，表明它并非永远敌视对手，而只是准备在对手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施加代价。然而，颠覆使得这样的信号更难发送。一旦颠覆完成，颠覆者就没有办法声称自己本质上并非敌对的，目标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避免惩罚。颠覆行为通常被行为人否认，但这一事实又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一个政府很难假装自己没有做某事，同时又提出停止做某事。

　　颠覆的另一项成本不那么有形，而且更具争议性。诉诸颠覆的政府可能会因为违反国际关系中最受珍视的准则之一——主权原则而受到谴责。这一准则通常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准则认为，国家在其领土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对许多学者而言，违反这一准则的后果是对颠覆行为的一种遏制，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但正如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真正重要的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而不是规范本身。毕竟，早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制定禁止针对他国领土之敌对行为的规定之前，各国就对这些活动感到愤恨。而和约制定之后的颠覆行为仍层出不穷，即使是那些声称崇尚主权准则的国家也是如此。规范是一种可塑的约束。

　　三、选择颠覆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颠覆的成本超过了收益，则国家会决定克制。潜在颠覆者的诀窍是正确计算成本，特别是报复的可能性。毕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轻微冒犯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底线。

　　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弱国对峙时，成本效益的计算通常会偏向强国，所以如果分歧足够深，可以预期强势国家会使用颠覆手段。权力不平衡状态下颠覆活动猖獗的例子有很多，从苏联在阿富汗，到美国在伊朗和智利。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和林赛·欧洛克（Lindsey O Rourke）统计了自1816年以来，一个国家试图强行变更他国政权的100多个例子。不出所料，没有一例发生在和平时期的大国之间。毕竟，政权更迭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试图采取行动改变一个处于同等地位的国家的政权，那么从定义上看，这两个国家几乎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即将处于战争状态。

　　然而，在战争时期，计算就变了，因为大部分成本都不起作用。如果战争已经开始，报复和升级就不那么重要了；对颠覆可能会阻碍合作的担忧逐渐消失。因此，在激烈的战争中，大国往往会津津有味地采取行动。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进行了狂热的努力来颠覆对方，当时他们在对方的领土上为赞同己方的政治力量赋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有一个广泛的颠覆沙俄的计划，这在它把弗拉基米尔·列宁带到彼得格勒芬兰车站（Finland Station）的火车旅行中达到了高潮，并引发了革命，让俄罗斯摆脱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培养了由效忠于政府敌人的外国公民构成的第五纵队来削弱法国和苏联。

　　但在非战争的大国竞争中，颠覆行为通常不温不火——有用、无处不在，但并非力挽狂澜的因素。整个十九世纪，奥地利、德国和俄罗斯帝国都担心法国和英国支持波兰独立会威胁到他们的领土完整。但他们的担心从未成为现实，因为巴黎和伦敦的领导人知道，为了阻止波兰独立，帝国可能会发动战争。在同一时期，英国担心俄罗斯会削弱英国在印度的地位，目的是把印度纳入其不断壮大的帝国，但俄罗斯并未这么做。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国家都拥有放置于强大对手心脏上的匕首，但他们没有刺下去。在和平时期，颠覆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信任遭到破坏，报复和升级的可能性非常切实。大国是块硬骨头。

　　这是一般模式，但其中也有变化。如果对手被削弱，则大国往往会趁虚而入。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引发了一场叛乱。斯巴达请求其他希腊城市帮助镇压叛乱，但拒绝了一支由4000名雅典人组成的小分队，因为担心他们会改变立场，转而援助叛乱分子。（修昔底德指出，雅典人的“进取和革命精神”构成了特别的威胁。）1875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决定趁法国正饱受战败和占领之苦，操纵法国国内政治。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在从革命和战争中恢复，当时CIA武装并建议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入侵中国云南。

　　变化的另一个来源是目标能够被颠覆的程度，即在目标国家享有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的赞同己方的代理人的广泛性。冷战期间，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网络在莫斯科激起了希望，在西方国家首都激起了恐惧。例如，法国共产党享有广泛的欢迎，并使对于苏联利益的支持成为其身份认同的关键部分。党随时准备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就像它组织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大规模罢工一样。法国的力量因二战而削弱，无法有效地阻止莫斯科对共产党的影响，因此，法国只能防御国内威胁，这通常意味着对于法国共产党的暴力镇压。但很快，颠覆活动平息了。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政府向克里姆林宫展示了比法国共产党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的外交奖品，使共产党在冷战剩余时间里沦为一个配角。

　　颠覆也随着两个大国关系的变化而起起落落。竞争越激烈，潜在的颠覆者就越不担心破坏其信誉，因为合作的前景已经很渺茫。这正是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对美苏对抗的看法。乔治·凯南认为颠覆活动没有什么坏处——它肯定比预防性战争或永久的欧洲联盟成本更低，风险也更小——这就是为什么他主张将颠覆活动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所以在1948年一份给总统的机密备忘录中，他建议华盛顿鼓励在俄罗斯人民中发展有助于改变当前苏维埃行为的思潮，并使有能力与决心去实现并维护民族独立的团体得以复兴其民族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在苏联煽动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火焰，试图让莫斯科在冷战中退出。

　　然而，事实最终证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目标，而其回应升级的威胁也十分可信。凯南高估了斯大林反对者的受欢迎程度，却低估了独裁者镇压他们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外交官开始相信三级颠覆将使其不可能与莫斯科进行必要的外交活动，因此华盛顿在冷战剩余时间里专注于一级和二级颠覆活动。（例如，它再也没有试图将武装叛乱分子渗透到苏联领土。上世纪80年代与巴基斯坦的暧昧关系——派遣中情局支持的阿富汗圣战者进入苏联统治下的塔吉克斯坦——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被终止。）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更诱人的目标。它比苏联弱得多，而且需要维护的外交互动也少得多。因此，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帮助西藏叛乱分子。直到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向北京提出外交提案后，这项行动才被搁置。

　　大国在使用颠覆手段上的变数也取决于它们的比较优势：国家选择颠覆，是因为相对于其掌握的其他工具而言，颠覆似乎具有吸引力。如果影响力可以以公开和廉价的方式获得，颠覆就失去了一些光彩。在冷战初期，美国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来影响苏联，因此颠覆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家的脑海中浮现。后来，随着外交和贸易议程的扩大，华盛顿有了更多向莫斯科施压的工具。在单极时代，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美国认为颠覆的必要性倍进一步削弱。政策制定者认为，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来传播民主比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央情报局要好得多。正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联合创始人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1991年承认的那样，“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25年前中情局秘密完成的。”

　　最后，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进行颠覆性尝试的新机会，可以暂时打乱成本收益计算。15世纪中叶，约翰内斯·古登堡完善了他的印刷术，引发了一场信息和思想的大规模传播革命，其中包括一场对天主教当局具有深远颠覆性影响的事件，并引发了新教改革：1517年，马丁·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了威登堡的一座教堂的门上。几十年后，威力日益强大的火药和轮锁手枪的发明让刺客可以用手枪独特而致命地接近他的目标。荷兰的威廉一世在1584年就遭遇了这种命运，而这促使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宣布禁止在距离皇宫500码的范围内使用机械武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现的软目标也变得坚硬。印制的小册子引发了审查和反政治宣传（counterpropaganda）；手枪则带来了盔甲和保镖。这种循环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曾有一段时间美国官员认为无线电广播将是削弱苏联的有力工具，然后是施乐(Xerox)，接着是个人电脑。但每一次，莫斯科都能做出回应，干扰无线电广播，控制对复印机和其他技术的访问权限。钟摆总是向后摆动。

　　四、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语境下，2016年的事件似乎并没有那么反常。由于冷战后的主导地位，美国产生了一种安全感，放松了警惕，忽视了在大选前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警告。一种新技术——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新颖、廉价、强大的颠覆武器，并被其他大国所尝试，从而造成了暂时的不平衡。事后，目标国家发现自己正忙于加强防御，设计新的报复方式，并提高颠覆活动的成本。历史表明，只有大幅削弱当今的一个大国的实力，才能使其更易被颠覆。除非发生战争、革命或国家崩溃，否则任何大国——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可能达到法国与普鲁士战争后的最低点，那时俾斯麦能够如此有效地干预法国内政。大国必须变得非常弱小，才能够使得颠覆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不过，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相比，较小程度的影响和干涉在未来将更加普遍，这纯粹是因为世界在经历了美国的异常统治时期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换句话说，颠覆已经在各种国家政策工具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但它也得到了其他近期潮流的帮助。其一是当前的竞争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对立大国的国家利益，还包括它们的政府体系。就像16世纪的宗教战争或20世纪的冷战一样，当对手认为对方不合法时，他们更容易接受颠覆。另一个趋势是美国离心力的上升。围绕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新分歧领域将使受侵害群体的数量成倍增加，并开辟新的脆弱领域。由于美国公众尚未和解，特朗普时代的伤口仍未愈合，美国的敌人将有新的颠覆机会。

　　不过，一切都是这样。国家总是会受到被外部行为者所利用的内部弱点的影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很高兴从以下事实中受益:在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联盟虽然是一场根深蒂固的本土运动，但恰巧与俄罗斯一样，有兴趣削弱欧洲一体化。上世纪80年代，苏联看到了支持真正的西方和平活动人士的机会，这些人反对在欧洲部署新导弹，主张冻结核武器。类似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美国官员也毫不犹豫地利用了本国与苏联毫不妥协的自由派改革者的利益交集。后冷战时代的趋同思维——即认为历史站在民主和美国力量的一边——必须让位于对竞争现实的坦率认知。

　　颠覆行为的历史也应该为我们提供对新技术放松警惕的理由。毫无疑问，总有一天，颠覆者会运用一项新技术，再次敲响警钟。从印刷机到广播，从油印机到互联网，技术变革总是为操纵和颠覆开辟了新的空间，并引发了新的绝望和咬牙切齿。近年来，深度造假（deepfakes）——十分逼真的假视频片段——提升了极具说服力的虚假信息的前景。但各国会找到反击的方法，或许会利用用来制造深度造假的人工智能作为摧毁它们的工具。

　　那些担心颠覆的人也应记住，政治和治国方略仍然可以控制它。颠覆行为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大国竞争的延续，而中美俄三国之间兴起的对抗的本质显示出一种令人安心的、对于大量合作的需要。在气候变化、军备控制和核扩散问题上，大国将不得不合作。中国和俄罗斯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需要与美国及其盟友讨价还价。北京和莫斯科肯定都意识到，如果他们过于依赖颠覆行为，将破坏自己的信誉，同时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就会消失。成本收益计算的旧规则仍将适用，防止颠覆活动过分猖獗。

　　此外，作为威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在颠覆游戏中有着独特的弱点。民主社会的开放确实让他们成为了更软的目标，但专制政权则更加脆弱。看看北京和莫斯科对限制互联网自由的绝望尝试吧。或者想想他们对西方政府在世界各地支持人权、促进民主和打击腐败的努力极度敏感。虽然大多数民主国家会认为这些努力相对温和，但从北京或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它们看起来具有严重的颠覆性和威胁性。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专制政权几乎总是存在合法性问题。他们知道，草根阶层对政府系统的反对比草根阶层对民主的反对更为普遍。

　　历史只能解释过去，并帮助解释现在；它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既然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言颠覆活动的未来，那么有一件事似乎是明确的：它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一定的干预将永远伴随着竞争，因为国家发现它是有效的，无论他们承认与否。与间谍活动一样，各国政府仍不愿放弃这一宝贵的治国工具，无论他们在规范和礼节上付出多少口惠。世界并没有进入一个颠覆行为的新时代。它从未离开过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