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0年，注定是中国考古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田野考古工作第一次因为公众卫生事件而有中断。在万众一心、举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考古工作者们积极复工复产，返回田野考古工作一线，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工作状态，夺回了失去的时间。

　　在这一年，夏商周考古虽是小年，但有多个发现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热点。学术的研究与公众的关注形成良好互动，在夏商周考古工作中尽显。

　　2020年度，夏商时期考古的成果很多，归结起来，有三点最值得称道：其一，是围绕夏文化研究，许多著名遗址重启工作，对历史遗留的学术问题重塑回望，开启了新征程；其二，是夏商核心都邑性遗址围绕平面布局，展开的新工作卓有成效，不少发现已经颠覆了既往认识；其三，晚商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遗存有惊人新发现，三星堆新一轮的科学发掘，彰显着夏商考古进入了发掘技术、发掘模式和研究认知的新阶段。

　　陶寺遗址2020年度的工作继续围绕宫城区的夯土建筑基址展开。本年度的工作重心是继续揭露宫城内最大的建筑IFJT3。这次发掘基本上搞清了该建筑主殿的西部边缘，廓清了主殿的规模形制。该建筑东西长约27米，南北宽约20米，从残存柱网看，可能是一个面阔7间，进深2间的房址。如果信息确定，则是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知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该建筑以东、以南还有附属建筑存在，布局复杂。随着工作的深入，不难想象，对我国宫室制度的起源、演变研究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禹州瓦店遗址2020年度完成勘探面积近3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发现多条纵横交错的沟；遗址北部临颍河一侧，发现有坑塘类遗迹。对以往发现的基址（WD2F1）未发掘部分，2020年的工作重新进行了揭露，发现有龙山晚期活动面、烧烤面、人骨埋藏、螺壳堆积等可能和祭祀相关的遗存。

　　2020年度登封王城岗遗址工作重启。该遗址因为“禹都阳城”的传说历来备受瞩目。本年度的田野工作集中在钻探和发掘两方面。钻探发现在大城内北部已知夯土的外围仍有较大范围的夯土群，是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所发现的中原地区最大的夯土基址之一。同时，在大城内、小城西侧发现一条近闭合的环壕，主体为二里岗文化和东周时期的遗存。发掘中对目标夯土的东、西、南三面的边界进行了清理，发现夯土厚度约1米，分为三个大的夯层，曾有过建筑遗存，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新砦遗址2020年的工作集中在梁家台东北高岗台地上。发掘发现有较残破的夯体基址和50余座窖穴。在一个含有人骨的祭祀坑中，有至少4具人骨。另有一座灰坑中发现有未成年女性佩戴骨簪埋葬，且头部放置有深腹罐的现象。此类灰坑瘗埋人骨且有刻意随葬器物的现象在王湾三期文化的重要遗址中多次发现，但在新砦遗址中却是首次发现。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历年来亦有不同的认识。本次发掘还有一些较重要的遗物如石磬被发现，再次说明新砦遗址的重要性。

　　二里头遗址2020年度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突破。在2019年钻探提示的线索基础上，考古队集中探索既往“井”字形道路形成的“九宫格”西侧，是否还有外围道路和其他围垣。大半年的田野工作显示，在宫殿区围垣西侧道路以西，存在一个新的夯土围墙，且有拐角，南侧和东侧各有道路，走向和宽度与宫城围垣一致，方向约为262度。宫城围垣西南角以西也发现一条道路，夯土墙两段，与宫城南侧的道路很可能为同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以南，又发现一道夯土墙，与围垣作坊区的北墙走向、宽度一致。在宫殿区围垣西北角以西，也发现了同样的道路和夯土墙，走向与宫城以北的道路、宫城区的北墙一致。这条道路和夯土墙向西断续延伸，在400余米外仍有发现，道路南北各发现的夯土墙，暗示在宫城以西可能至少还有两个夯土围垣区域。这一发现显示，在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自东城以西延伸均超过400米，道路两侧都发现有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在宫城以西新发现与宫城外东、西两侧道路平行的南北向道路。这说明二里头应该存在多个方正、有统一规划的网格围垣区域，围垣外皆有道路，体现了严格的分区意识。甚至可以说，这一发现颠覆了既往对二里头平面布局的想象。这对于二里头遗址、早期国家都邑管理模式与机制的探索意义重大！

　　2020年商代考古的重心，仍然是在都邑性与地方中心聚落。大部分持续性的遗址都有新发现面世。部分新发现令人瞠目，显示长期的工作之后，仍有巨大的学术潜力。而一些因为基建偶见的新发现，也凸显了我们对于商代社会的认识仍然有许多不足。

　　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只能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见缝插针地进行。这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有极高的要求，既要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前有充足的学术准备，又需要在项目开展过程中随时捕捉学术新发现，并凝练其意义，做出正确的判断。2020年，在郑州东大街创新街小学北校区项目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商代大型灰坑、埋有多具人骨的灰坑以及出有较多铜渣块等遗迹。新的发现虽然在网络媒体上语焉不详、信息较少，但只言片语已足令人振奋，由于发掘区在紫荆山以北，遗址以北不远即为著名的化工三厂区域，在这一区域发现有新的铜渣块，暗示紫荆山铸铜遗址的范围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而二里冈阶段夯土基址的出现，则提示我们在以化工三厂H1为代表的遗存的分布临近区中，存在有高等级建筑。如此，在郑州商城建城之际，内城西北部和南部分别出现了夯土建筑，这对于商城最早的布局和人群分布、手工业生产等问题，都提出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偃师商城的工作在春季复工以后，继续对2019年冬在小城北部发现的仓储区附近进行补充发掘，发现了疑似小城“北门”的遗迹和小城北墙的外壕沟。小城北墙外的壕沟口大底小，横剖面大体呈“V”字形。在补充发掘期间，发现小城北墙北侧的基槽内夯土有部分超乎了其他基槽的北缘范围，发掘者怀疑这是北门的墙体和东西两部分凸出墙体的“墩台”。早商时期城墙尤其是在城门附近出现墩台，并非第一次发现，在新郑望京楼也有类似的发现。但由于目前新闻报道中未见门道、未见与之相关的路土和排叉柱坑或门柱，所以它是否是小城的北门，还有待更多信息刊布。2020年在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中，最为有趣的发现，是在小南中南部西墙附近发现的东西向水道。该水道与既往发现的水系相近，为石构明渠和暗渠相组合的方式，构筑考究，年代似乎属于偃师商城二期较早。该水道究竟是与偃师商城大城有关，还是小城的附属设施，能够向东西方向延伸至何处，与城墙相接处有无门——这些都将对偃师商城的平面布局复原认识产生新挑战。

　　小双桥遗址2020年的发掘工作，在传统上被称为“周勃墓”的位置。该位置既往被认为是汉墓封土或晚期遗存，但网络报告显示，该地点竟然为商代夯土台基，按照河南省2020年度考古工作汇报的公开信息显示，该遗迹至少有较高的商代夯土，如信息无误，则该遗迹很可能是目前已知商代最高的单体夯土基址，由于“周勃墓”地处小双桥遗址核心位置，该遗迹的性质，将直接关系小双桥遗址的定性问题。新的发现无论结论如何，都不由得令商代考古研究者浮想联翩。

　　郑州西郊白寨遗址2020年的考古工作，又发现了一座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城址。新发现的城址面积近20万平方米，存有城墙、城壕，四面均有缺口，缺口处保存有踩踏路面，可能和城门遗存有关。除了常规的二里冈期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件商代铜爵。白寨商代城址是继大师姑、望京楼、小双桥之后郑州西部又一座城址。郑州商城西部出现这样年代重合、分布密集的城址，拱卫意味突出。与偃师商城相比，郑州商城周围卫星城或者军事性质城堡较多，这为郑亳、西亳之争增加了解决问题的线索。白寨城址的发现对郑州商城亳都、商代夏进程及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关系研究无疑提供了新材料。

　　洹北商城经过连续七年的调查、钻探、发掘，揭示了中商时期的“工业园区”面貌。连续多年的发掘显示，该手工业生产区面积不低于8万平方米，发现大量与铸铜、制骨、制陶相关的遗迹、遗物，充分说明洹北商城内手工业生产集中分布，生产规模巨大。2020年度的发掘，除了密集的骨料坑之外，新发现了烧流陶器和窑壁线索，说明制陶作坊当临近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大量工匠墓的发现与确认，充分说明商代中期的作坊内可能采用了“居葬合一”的模式。这一发现为研究商代手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以及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洹河以南的宫殿宗庙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19在宫殿宗庙区北部发现的两个岛状遗迹继续勘探试掘。为探索新发现的南北二岛及其上的夯土基址年代，进行了关键性的探索。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文源二期（邵家棚）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至少新发现了3处晚商时代的院落组合。从所发现的房基表面看多被一层焚烧过的墙皮所覆盖或被含有墙皮和大量烧土块的灰坑打破，显然这些房子是被大火焚烧后被废弃。从打破房基的灰坑和烧土坑中出土的陶片，以及H243中出土的铜觥盖上的铭文特征看，不排除房屋废弃的年代已经进入西周纪年。

　　在殷墟以外，2020年晚商考古最大的发现莫过于太行山东麓栾城周家庄商墓和东方曲阜西陈遗址的发现。

　　栾城周家庄抢救发掘的22座墓葬中，有17座为商代墓葬。其中，包括两座甲字形的墓葬。较大的一座墓葬，墓室南北长4.5，东西宽4.2米，南侧墓道呈阶梯状，有八级，但墓道较短，仅长3.2，宽1.1米。另一座甲字形墓葬，墓室南北长4.2，东西宽2.8米，墓道长5.3，宽1.6米，分九级台阶。两座墓葬都有二层台、椁室和腰坑，又殉狗，一座有殉人。由于严重被盗，所获铜器不多。周家庄墓地为太行山东麓地区冀中滹沱河南岸晚商遗址群又增添了新的地点。该墓地也是冀中济南地区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地。

　　为配合工程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对曲阜西陈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发掘中发现的祭祀区，位于遗址中西部地势最高处，以界沟与房址区相隔，呈南北向分布。目前已发现25处祭祀坑，殉祭种类有马、牛、羊、猪、狗以及人等，以牛、羊最为常见。这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商代殉祭遗存。发掘成果显示西陈遗址在晚商时期持续发展，尤以殷墟三、四期为盛。有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西陈遗址遗迹类型和数量多，出现了高等级的祭祀区，表明遗址的等级较高，或与商奄有关。但殷墟三四期最为繁盛的遗存，与南庚迁奄在时代上略有不合，且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相关遗存，因此，是否定性为商奄似乎还需更多证据支持。但无论如何，该发现为研究商时期东方地区政治态势提供了重要线索，学术意义重大。

　　在长江流域，夏商时期遗存也有一些新的突破性认识，这其中，盘龙城的新发现和郭元咀的发掘，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亦颇具学术价值。

　　2019年至2020年，联合考古队在盘龙城杨家湾北坡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发现部分区域石块铺设整齐，反映出人工修砌的迹象。其中保存较好的第三号台基，由石块整齐修砌成一个近方形的台基，长2.4米、宽2米，周边可见一圈烧土迹象。同时，考古发现在台基建筑的周边有多处较深的灰坑，填土为纯净的黑土、黄土和红土多层叠压，反映出古人在此密集的活动。此外，石头垒砌的台基建筑与杨家湾南坡高等级建筑在位置上形成呼应，显示出铺石遗存有着较高的等级。如何理解在遗址背阴的上坡上人工堆石，且有烧土？究竟是人居、祭祀场所还是仓储设施？目前发掘者与研究者们尚未达成共识。但无论怎样，这种遗迹现象是十分特殊的，也是长江流域所罕见的，值得后续密切关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0年继续在黄陂区郭元咀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实际为上世纪著名的鲁台山墓地旁。遗址延续时代长，其中以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铸铜遗迹独立分布在遗址一处人工堆筑的台地之上，台地北邻滠水，南面有一条大的界沟分割，东部则为居住区。台地的铸铜遗存区共发现熔铸活动坑2个，残炉底20余处，陶范坑4处，沙坑3个，烧土坑16个。遗址上有多处因为冶铸活动形成黑灰面、烧土面等遗迹，基本上涵盖了熔、铸生产活动的主要环节。所发现的遗物中，包含有陶范、铜、石工具。此外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冶金考古的初步结论显示，郭元咀的铜器生产，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和铸造包括罍、斝在内的大型铜器的活动。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和陶器，郭元咀熔铸活动的绝对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300年至前1200年之间，亦即相当于洹北至殷墟偏早阶段。这一时间阶段至关重要，恰是盘龙城衰落的时间段。从陶器组合看，郭元咀遗址的陶器群相较于盘龙城更多地方土著文化色彩。郭元咀的发现为盘龙城之后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变迁、中原与土著文化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2020年商代考古最为国人关注的，无疑是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器物坑。新的发现虽然尚未发掘至器物层，但气势恢宏、科技含量凸显的发掘方舱，彰显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考古工作理念的变革。而新发现的器物坑，似乎有成对成组分布的现象。对于新器物坑中究竟能解决何等学术问题，埋藏什么样新奇的青铜、玉器遗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