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讲大局，以大局为重。

　　战国时赵国的大将廉颇跟上卿蔺相如闹矛盾，蔺相如处处避让廉颇，门客们以为蔺相如害怕廉颇，觉得比较丢人，纷纷要辞职不干了，最后蔺相如说了一句话：“今两虎相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句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他深感羞愧，遂负荆请罪，上演了千古佳话“将相和”。

　　“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就是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毛主席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最高的品德”。

　　毛主席自身就是这一最高品德的传承者，是顾全大局的典范。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向中国腹地踏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毛主席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让主张变为现实，他奋笔疾书，给国民党领袖、给国民党军界将领、给国民党地方党政大员、给社会名流、给文化界名人等撰写了大量信件，殷殷之言，跃然纸上。他写给国民党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说：

　　“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

　　他写给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信中说：

　　“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

　　他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受毛主席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国民党“东北军”与“西北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完成。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接受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在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他向记者进行了解答，他说：

　　“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 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之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大局，忍辱负重，抗击日寇，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他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1938年11月5日，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对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他指出：

　　“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940年4月12日，毛主席在给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示对国民党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其中指出：

　　“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他说：

　　“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期盼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和平建国，毛主席为了和平大计，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谈判。在赴重庆之前，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

　　“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 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可以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我要去，明天报上要发消息。”

　　毛主席极力谋求的和平建国大局，遭到了蒋介石的完全破坏，中国进入了三年大规模的内战时期，不顾大局的蒋介石最终成了顾全大局的毛主席的手下败将，顾大局者赢得了大局。

　　中国革命之路是不平坦的，其危难坎坷难以想象，毛主席自己也是一波三折，历尽千辛万苦，千锤百炼，他曾跟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自己经历的那些坎坷，他说：

　　“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

　　毛主席经历过如此多的不公正待遇，但他采取的态度和方式都是以组织原则为重，以团结为重，通过正常的渠道使每一次不公正待遇获得纠正。对于那些“整”自己的人，有分歧的人，他从来不会打击报复，公报私仇，而是想尽办法跟他们一道工作。王明是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代表，差一点丧送了中国革命，在党内对他有很强的排斥情绪，在“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不少人坚决反对王明入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积极做工作，力排众议，让犯过严重错误的王明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后来毛主席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

　　“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应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在革命中赢得了大局的毛主席，时时处处、方方面面仍然不忘大局，顾全大局是他始终坚持不变的原则。

　　建国之初，为了寻求苏联的支援，毛主席出访苏联，经过艰难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中苏合作进入了新时代。其时上海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国曾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主席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同意把在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国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1951年12月11日，毛主席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

　　“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953年2月9日，毛主席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就国家预算问题发表讲话指出：

　　“要重点开支，以顾全大局，可缓办者缓办。这就要说服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重点建设，平均摊派是不行的。只要把大的搞起来，天下样子就变了。”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论“十大关系”，讲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说：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1957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苏联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发表讲话说：

　　“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

　　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十个指头的问题”，他指出：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 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

　　“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

　　1958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关于全国一盘棋问题，他说：

　　“要顾全大局。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你那个地方越顾大局越有出路。现在的大局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你看那位红娘，晚上那么冷，站在外头，后头拷红，挨打，她有什么利益？专门帮人家。还有白蛇传里的小青，专打抱不平。搞基本建设，轻重缓急要排队，要顾全大局。”

　　1959年12月下旬，毛主席在同学习小组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书中的物质利益决定论发表意见说：

　　“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1961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

　　1961年12月14日，毛主席在无锡听取江苏领导人的汇报，期间指出：“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1967年1月22日，毛主席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提出要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应后，治病救人。他说：

　　“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1971年8月16日至17日，毛主席在武汉同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团结问题，他说：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古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之说，这就是“大局”的重要性，毛主席将中国传统的“大局观”发挥到极致，他为中华民族谋“全局”，为中华民族谋“万世”。顾大局，并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豪言，而是要付出“大牺牲”，没有大牺牲精神的人，无论说的多么好听，都不会做到“顾大局”，因此毛主席称“顾全大局”为最高的品德。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局，为了中国人民的大局，为了共产党人的大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因此换来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一个从贫弱走上强大的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顾大局的“最高品德”，可为万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