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哈特、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具体参见“每日一书”）的第一章。共产主义或许就是一只“恐龙”！20世纪60年代以后，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生产主义，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不再将劳动作为其分析批判的核心范畴。但随着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劳动者的工作境况持续恶化，劳动和工作问题又走向前台，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奈格里让两条思想脉络（从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到马克思；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福柯和德勒兹）在文中相互激荡，对国家-形式做出了有力的批判。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一方面是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另一方面是抓住消灭现实状况的真实社会力量。单是否定性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像尼采的全面批判一样，不仅有对现存价值的毁灭，而且需要新价值的创造。活劳动正处于这个关键位置，参考尼采对价值的思考，改造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也创造劳动。在现有的工厂-社会中，劳动成为所有地方的唯一共同实体，劳动的主体既是产品又具有生产力，劳动既是臣服的过程又是主体化的过程，主体为自己创造着新的劳动，劳动为自己创造着新的价值，只有开启共产主义的智识和伦理能量，主体才能进行反抗、实行民主，而正是劳动让主体具有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能力。正是对主体概念与劳动概念的重新考察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活劳动，即自由与共产主义不屈的狄俄尼索斯，体现出深刻的反抗性与创造性，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狄俄尼索斯式的造物主！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尼采-德勒兹化的倾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苏联普遍感到失望后，力图从智识上寻找不同资源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努力，确实突破苏联或西欧共产党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限制，在思想和智识层面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但其无论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还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失败与转型，由于在阶级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以及相应的革命主体构造上的短视，最终，这种智识与思想上的追求，在实践的意义上更多地沦为某种语词的冲动甚至是政治正确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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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Communism as Critique

　　文/哈特、奈格里

　　译/王行坤

　　01

　　恐龙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也许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吃惊或沮丧——我们不仅会讨论劳动、剥削和资本主义，而且还会探讨阶级冲突、无产阶级的斗争，甚至还有共产主义未来。地球上还有恐龙吗？！我们使用这些术语贯穿全书，不是出于冥顽不灵或者自居正统的心态，而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如果重新审视这些术语，并且将它们与我们的欲望和我们对当下世界的阐释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术语是政治和社会分析中最为有效的范畴。

　　这些术语上的问题由来已久。很多年以前，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2——那时他是一位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与欧洲重要的自由民主理论家之间就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展开了争论，但这个争论很快就变质了。3无论是对参与双方来说，对旁观者来说，还是对双方的支持者来说，问题在于辩论对象并不相同。对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只能从对马克思本人作品的细读中得出，但他一无所获。但是对这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对法和国家机构所进行的实践性批判，这种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献毫无关系，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主体及其力量表达的阐释紧密相关。对博比奥来说，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法与国家理论，市面上流通的“马克思主义法与国家理论”只不过是庸俗的大杂烩，是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炮制出来的。但另一方则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对法和国家展开激进批判的基础，这种批判长久以来是由革命进程中的工人运动发展而来的，而且在现实中，在苏联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法典编撰和宪法中受到了压制。

　　如果说15年前这种认识上的莫衷一是让讨论无果而终，如果说论战中的术语所引起的争论让讨论变得难以为继，读者和我们自己都应该很容易认识到，今天从共产主义的视角来处理法和国家的主题，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术语完全湮没在幽暗的历史中，似乎根本就不可能将它们从论战性的还原思维中拯救出来，任何想要重新激活这些语词、重新发现这些术语或者发展新理论的努力都显得像是精神错乱。超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宣传的阴影和恶梦的研究有可能产生至关重要的成果，这在历史上——甚至最近的历史上——绝非第一次。最终说来，如果说博比奥和他的对话者之间存在任何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双方都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距离：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毫无意义。将无产阶级——从1789年的巴黎起义到柏林墙的倒塌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反对资本主义工作、法律、和国家的解放斗争化约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语义学，这同样毫无意义。

　　这些问题，以及超越知识偶像进行探索的欲望，就是本书的基础——这本书由尝试建构法律共产主义（juridical communism）理论的系列文本所构成。这种尝试与前苏联的法律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但是与马克思及其所发展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非常相关，另外更与工人阶级和全人类两个多世纪以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所表现出的共产主义欲望紧密相关。这种共产主义【3】或许就是一只恐龙——从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源上来说，即一头令人恐惧的怪兽——但这种怪物并未灭绝，而是在我们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中不断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02 共产主义

　　法律共产主义的理论将共产主义作为国家-形式批判的出发点和终点。很多人——其中包括博比奥——都指出，对国家-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对支撑、构成国家的法律与经济机器综合体进行分析，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马克思几乎很少关注国家，并没有发展出国家理论。的确，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关于国家及其法律的肯定性（positive）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分析对国家问题毫无发言权；这其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批判的出发点应该是否定性的。马克思写道：“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这就是我们说作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

　　从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推导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实践的两个紧密相关的要素。首先是对“现存状况”的分析，或者在我们这里，是对有效存在的（effectively existent）法律和国家的理论的分析。这些都是与对劳动进行组织的规训性形象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强制性形式相适应的统治理论，无论这些理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用途就是帮助这些形式所表达的专制主义剥夺公民和工人的脑力和体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考察诸如凯恩斯、汉斯·凯尔森、约翰·罗尔斯、理查德·罗蒂、尼克拉斯·卢曼等作者，从而说明他们如何将当下统治的实践与形象进行理论化。我们以马克思处理亚当•斯密、李嘉图和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方式去对待这些作者，因为我们认为在某些方面，这些作者的著作把握住了当下的统治状况，而且与统治状况也有关联。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第二个要素，除了认识到事物的现存状况之外，就是把握住了马克思所称之为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批判必须抓住破坏和颠覆统治结构与机制的运动中所出现的真实的社会力量。我们和马克思一样，将活劳动的观念和经验作为批判的基础，这种活劳动总是被压制，但总是处于自我解放的过程。活劳动内在于资本，它被封锁在生产出自己的机构中，但却总是具有摧毁这些机构的能力。这种批判必须达到对抗和革命主体性的层级，从而不断定义这些主体性处于变化中的形象，并且昭示它们的运动和进步性转变如何不断与新的法律和国家规划相冲突，并最终摧毁后者。这些就是将共产主义——“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作为出发点，从而对国家-形式进行批判的两张面孔。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说，那就是将法律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外在于法律和国家的工具理性的所有维度，而且会摧毁这种理性。

《权力意志：尝试重估一切价值》，由Peter Gast在尼采妹妹协助下挑选与编排。

　　然而，否定性的方法还不够。批判必须树立一个筹划。必须将共产主义视为尼采意义上的全面批判：不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毁灭，而且也是对新价值的创造；不只是对现存事物的否定，而且也是对将来事物的肯定。对国家-形式的批判意味着提出一个有效的另类方案。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肯定性方面必须将活劳动的观念与经验作为其基础。活劳动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不仅坚持不懈地颠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且还能建构出另类的秩序。换言之，活劳动不仅拒绝其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被抽象的命运，而且还会提出增殖的另类图式，即劳动的自我价值增殖（self-valorization）5。因此活劳动是一种不仅进行否定、而且也进行肯定的积极力量。在活劳动的自我价值增殖过程中所生产出的主体性是能够创造出另类社会性的能动主体/当事人（agents）。（在第七章我们会考察当下社会已经存在的我们所称之为的“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集体性即诸众力量的表达和肯定行为——它们表现为对劳动的社会组织以及确保其有效性的规范进行永不停歇的现实改造运动——是法律共产主义先验图式中富有生气的力（force）6。这种图式是先验性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形式性的，而是本体性的，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实用性的；它并没有指向任何必然性，也不信任任何过渡，而是预先假定了新的斗争进程、新的生产力配置以及对创构力量（constituent power）7的新的表达。如前所述，在其否定性方面，对国家-形式的批判将共产主义作为出发点，但现在在其肯定性的方面，这种批判认识到共产主义是其终点。

　　法律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整体的批判，同时也应被视为内在性的批判。我们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所掌握的这个同时具有毁灭性和创造性机器，与社会斗争的实在层次和革命主体性的构成性质所决定的机器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意思是，首先，法律和国家只能被视为一种关系，一个持续敞开的领域，这种关系当然受到过度决定，但其本质总是、而且现在也是被带回到社会主体之间力量关系的动力和现象之中的。其次，我们的意思是，在法律和国家的领域，从最为绝对的内在性平面中什么也抽取不出来——既没有始基，也没有自然权利的法典，或者意识形态图式，甚至连宪政范式都没有。与货币一样，法律（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重复了货币所呈现出的某些形象）并不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只是携带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社会冲突与必要因素、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剥削每天所生产出的价值。法律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恒定要素总是没有构成其当下的一贯性（consistency）和持续的偶然性的要素那样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完全非现实的（unreal）。共产主义批判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非现实，并且澄清那些肯定性和生产性的形象，这些形象在这种虚空的边界上，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在统治和追求解放的欲望的斗争中，连绵不绝地出现。

　　03 劳动

　　近些年来，劳动的概念不仅在哲学讨论中销声匿迹，就是在法学理论、政治学甚至是经济学中也不见踪影。劳动总是被狭隘地限定在否定快感和欲望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框架内。我们的分析需要扩展社会生产光谱内劳动的概念，甚至要将马克思所定义的非工作8也包纳进生产性劳动范畴。9这个概念的扩展不是通过简单诉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用法就能完成的，必须求助于其他资源，努力去把握生产社会主体性、社会性以及社会本身的当代进程。

　　劳动的概念首要指向的是价值问题。事实上在我们的用法中，劳动和价值相互包含：我们将劳动理解为创造价值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起到社会分析的作用，用经济和文化的术语来在阐释整个社会光谱内价值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应该首先与当下的某些尝试区分看来，例如将“表演”（performance）或者“述行”（performativity）作为社会分析和社会实践的范式：尽管表演强调了表意或者话语实践（signifying or discursive practices）的社会重要性，但我们用劳动来聚焦创造价值的活动。10

　　但是，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其他方式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指向一个首要且激进的替代选择：这个替代选择不仅使得对劳动的分析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性力量，而且也使其成为对新社会的构想或肯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两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存在两个视角——一个是否定性的，一个是肯定性的。第一个视角始于抽象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接受同时代主流经济学思想，认识到劳动存在于所有商品之中，而且是所有生产活动都具有的实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劳动都可以追溯到抽象劳动，这让我们能够超越劳动在具体情境下所呈现出的特殊形式，把握住那个根据社会需求可以从一种有用性转变成另外一种有用性的具有全面性的社会劳动力。马克思围绕着对劳动价值的进行度量问题，从质的视野转向了量的视野。价值量表现了某一商品和用于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之间的现有关系。这个理论所提出的核心任务是考察决定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中进行分配的社会和经济法则，从而搞清楚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这个价值规律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解释清楚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尽管没有中央管理或规划，但是却存在进行社会选择的手段——总是存在秩序。价值规律揭示了，虽然资本家在市场中盲目行动，但是背后却存在理性。因此它要努力去解释不定期的动荡中所存在的对社会均衡的维持。在第一种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从根本上发展和优化了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析。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彻底与资产阶级理论相决裂，并且不仅聚焦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也关注自我价值增值过程。11在这种形式中，马克思不是将劳动力的价值视为均衡的形象，而是看做对抗的形象，视为动态性的摧毁体系的主体。因此可以把劳动力的概念视为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运行的、生产过程中增殖的要素。这就意味着，价值的统一性首先在其与“必要劳动”的关系中而得到认识，后者并非是恒定的量，而是体系中动态的要素。必要劳动由工人阶级反抗雇佣劳动、从而改造劳动本身的斗争所历史性地决定。这就意味着，在第一个理论中，尽管价值固定在资本的结构中，但在第二个理论中，劳动与价值都是可变的要素。

　　因此，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正如许多学者在过去三十年中所认识到的，将劳动的经济结构作为价值的文化性上层建筑的根源，这种看法难以自圆其说；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必须要推翻。如果说劳动是价值的基础，那么价值同样也是劳动的基础。 12什么算作劳动或者创造价值的活动？这总是决定于既定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的现有价值观；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将劳动定义为活动或任何一种活动，而是要将其视为在社会中被承认为生产价值的具体活动。到底哪些活动构成劳动，这并非给定或者固定的，而是在历史中和社会中得到规定的，因此定义本身也就构成了流动性的社会对抗场所。例如，某些女性主义探索和实践将对劳动的性别分工所进行的分析作为出发点，让人们注意到传统上被定义为妇女工作的情感劳动、照看劳动（caring labor）或者亲属工作（kin work）13等不同形式。14这些研究揭示了这些活动形式如何生产社会网络并生产社会本身。这些努力所造成的后果是，今天这些创造价值的活动能够和而且必须被同等地视为劳动。这里的关键依然是，劳动的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上通过对抗而得到定义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是价值劳动论。

福柯与其著作《监视与惩罚》

　　从第二个视角来利用劳动这个范畴展开批判，我们必须习惯于根据当下出现的社会历史事实而不断进行调整。我们在近些年见证的劳动转变所表现出最为重要的普遍现象就是向我们所称之为的向工厂-社会（factory-society）的过渡。工厂不再是劳动或生产的范式性场所或集中地了；劳动过程已经越出了工厂的高墙之外，并蔓延至整个社会。换言之，作为生产场所的工厂的明显衰落并不意味着工厂生产体制和规训的衰落，而是意味着它不再局限于社会中某个特定的场所。工厂生产体制和规训已经像病毒一样，渗透进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整个社会都被工厂体制所彻底渗透，也就是说，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法则所掌控。如果接受这种认识，那么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一系列区分都要重新对待和考察。例如，在工厂-社会中，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传统概念区分——这些区分在其他时代的有效性也存疑——在今天已经过时了。15

　　与工厂体制的普遍化相伴随的，是劳动过程本质和性质的变化。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正在变成非物质劳动，其中包括智识劳动、情感劳动、科技劳动以及赛博格劳动。劳动协作网络日益复杂，照看劳动被整合进生产的光谱，还有劳动过程在各个方面都在经历计算机化，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劳动本质在当下的转变。马克思试图用“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来把握这种转变，但我们应该认清，虽然存在这种向非物质性转变的趋势，虽然劳动是智识性的，但同时也是肉身性的（corporeal）。控制论的附肢安装在机械化的身体上，成为其本质的一部分。这些新的劳动形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那些创造和再造社会的生产性协作所构成的网络。

奈格里《超越帝国》

　　似乎劳动的概念在主流话语中被边缘化的同时，又成为谈论的中心。产业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失去了中心的位置，劳动的性质和境况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甚至我们认定为劳动的活动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一目了然。然而这些转变远没有让劳动的概念边缘化，而是再度申明了其中心地位。第一种劳动-价值法则试图以无产阶级劳动中心地位的名义、以及这种劳动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在量上得到削减的境况，去理解历史，这个努力虽然彻底破产了，但是并没有否定一系列的事实、规定和历史中的一贯性，例如下面的事实：国家的组织及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与建构一个奠基于劳动之上的社会再生产秩序的必要性紧密相关；国家的形式及其法律也因为劳动性质的变化而相应得到修订。货币的、象征的和政治的视野作为社会纽带的构成要素偶尔会取代价值规律，它们的确将劳动驱逐出了理论的领域，但无法将其驱逐出现实之外。事实上，在后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时代，在工厂-社会的时代，以及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取得胜利的阶段，劳动彻底处于生活的中心，而社会协作也彻底扩展至社会的各个场所。这就将我们引向一个悖论：就在理论无法看到劳动之时，劳动无处不在，并且在所有地方成为唯一共同的实体（the common substance）。理论上对劳动视而不见，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演变为人类行动的实体，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很明显的是，在这个的考察总体中——考虑到不可能将劳动视为真正（或者只是在概念上）具有超验性——价值规律爆炸了，同样明显的是，劳动的无所不在不仅构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构成了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就是劳动。当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实体时，他的问题不是走得太远，而是走得还不够远。

　　04 主体

　　在回应当代社会最近所出现的巨变时，很多作者（通常将这样的群体称为后现代主义者）论述说，我们应该抛弃社会主体的理论，即便承认主体性，那也只是从纯粹个人主义视角来看待主体性！在我们看来，这些论述虽然可能认识到真正的转变，但是却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换言之，资本主义筹划的胜利和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确让资本的统治及其各种形式的剥削遍及一切角落，压迫性地限定了真实可能性的边界，封闭了规训与管控的世界，以及正如福柯或许会说的，让社会成为“没有外部”（sans dehors）的体系。然而，同样的事实将主体性和批判思想引向新的任务：将自身建构为肯定性地生产存在的新机器，这些机器没有表现的手段，而是有着新的构成，有着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以及价值规律的危机并没有否定主体性的社会价值增殖和构成的进程，也没有让这些进程（以不可宽恕的虚伪）陷入到被剥削的独特命运。真实的情况是，这些转变带来了新的主体构成的进程——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我们所经历的危机，也就是对旧的主体性进行组织时所遭遇的危机。在这种新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空间内，新的主体性理论就有了表达的空间，而这种对主体性的新定义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设计所进行的伟大的理论创新。

　　事实上马克思的作品从未涉及主体性的问题。马克思对历史中定型的阶级构成的进程进行了理论阐释。在他主要的作品中，如《资本论》和《大纲》，他对于主体性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种需要的影响：首先，需要强调主体性进程的客观必然性；其次，作为前者的后果，需要将一切乌托邦思想都排除在无产阶级行动的范围之外。然而，在实际上，这两种需要泄露了一个贯穿于马克思思考的悖论：将革命主体性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主体的过程”。似乎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革命主体性的诞生与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的到来是某种“资本的自然历史”的产物。很明显的是，这种马克思式分析的推导存在错误之处。事实，将反抗超验（transcendence）和异化的斗争视为自己哲学的起源，将人类历史的运动视为反对一切剥削的斗争的马克思，同时也会将历史置于科学实证主义的形象中，置于经济-自然主义（economico-naturalistic）必然性中。因此哲学中作为绝对内在主义的唯物主义被否定了，而这正是现代哲学的尊严与基础。

　　我们必须根据激发主体性生产的社会进程来理解主体性。正如福柯所明确认识到的，主体既是产品，同时也具有生产性，既在社会劳动的巨大网络中得到构成，同时也主动构成这些网络。劳动既是臣服过程（subjection）同时也是主体化过程（subjectivation）——自我对自我的劳作（le travail de soi sur soi）——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关于主体的自由意志论还是决定论，这些观念都应该被抛弃。主体性同时且同等地由其生产性和被生产性、其能生产和被生产的特质所规定。

　　当我们观察社会中劳动过程所呈现出的新特质，并且考察以不同形式所表现出的非物质劳动和社会协作的案例时，我们开始认识到从这些进程涌现出的社会价值增殖和新的主体性的另类路线。我们可以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说明。在法国，基于女工最近在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展开的政治斗争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许多作者开始论述“女性劳动特有的使用价值。”16这些分析展示了很大程度上由妇女在医院和公共援助机构中所承担的劳动，如何预设、创造并且再生产特有的价值——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对这种类型劳动的关注强调了某一块价值生产的领域，在这块领域，她们工作的技术和情感要素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来说，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在她们斗争的过程中，护士们不仅提出工作环境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她们劳动的性质，既关注自己劳动与病人的关系（满足面对疾病与死亡的病人的需求），也关注与社会的关系（提供现代医疗所需要的技术服务）。令人惊叹的是，在护士们斗争的过程中，这些特有的劳动形式以及增殖的领域生产出了新的自我组织形式以及全新的主体形象：“协调”（coordinations）。护士劳动形式的特定表现，如情感和科技劳动，远非自我封闭，而是昭示了劳动过程如何构成了主体性的生产。

　　与艾滋病相关的斗争也进入了这个领域。美国的“行动起来”（ACT-UP）17以及艾滋运动的其他团体不仅批判与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相关的科学和医疗机构的活动，而且也直接介入技术领域并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史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写道，“他们不仅从外部施加压力，从而改良科学研究，而且还直接参与到科学内部，进行科学研究。他们不仅质疑科学的使用和对科学的控制，而且有时甚至质疑科学的内容以及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民主的科学？艾滋病行动主义和遭到挑战的知识建构》[Democratic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Conteste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p. 37]）。艾滋病运动中很大一部分群体都成为与这种疾病相关的科学和医学事宜与流程专家，以至于他们不仅可以准确地检查自己的身体，而且还可以坚持要求评估某些具体的治疗方案，要求医院提供某些药物，甚至要求在预防、治疗和处理疾病的复杂过程中应用某些特定的手术。这场运动中涌现了超高水平的科技劳动，这种劳动也开启了新的主体形象的空间，这种主体性不仅发展了对抗疾病和照顾他人所需要的情感能力，而且也将发达的科技能力吸纳进自身的形象中。当人们认识到劳动变成非物质性的、高度科学化的、情感性的和协作性的（换句话说，当其与实存和生命形式的关系得到揭示，并且当其被视为共同体的社会功能时），我们可以看到，紧随劳动过程的，是对社会价值增殖网络和另类主体性生产的具体阐述。

《野蛮的反常》中文版与意大利文版

　　主体性的生产总是杂交和越界的过程，在当下历史中，这种主体性的杂交体是在人类与机器的界面而不断产生的。今天，主体性被剥去了所有看似有机的特质，从工厂中涌出来，成为智能的技术配置体（assemblage）。穆齐尔在数十年之前写道，“在过去某个时间，人们自然地生长进入早已等待他们的境地，那就是成为自我的可靠方式。但是现在，事物分崩离析，当一切事物都脱离自己生长的土地，甚至于在与心灵的生产相关的地方，我们真是应该用某种与机器和工厂相契合的智能来取代传统的手工艺”（《没有个性的人》第2卷, p. 367）。机器是主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非只是一个附件，或是某种义肢——而是像其其他特质一样；其实，从本质和根本来说，主体既具有人性，也具有机器性。艾滋病运动所具有的高科技特征以及社会劳动日益具备的非物质特征都指向了贯穿我们身体的新的人性。赛博格是当下唯一适用于对主体性进行理论化的模型。18没有器官的身体，没有本质的人类，赛博格：这些就是当下在地平线被生产出同时又能够主动生产的主体形象，是在当下有能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主体形象。

　　事实上，抓住真实的历史进程才可以将我们从“主体消失”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当资本完全将社会吸纳进自身，当现代资本的历史走向终结，是主体性通过劳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并且也成为昭示存在的力量在本体论层面的强弱指数，并且大声告诉我们历史并未终结。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当主体性穿越实质吸纳的荒芜领域，并且经历后现代主义或玩世不恭或焦虑不安的着魔状态，同时认识到它们并非不可逾越的界线，而是通过主体性的方式重新激活存在力量不可或缺的通道，主体性的理论将这个边界与革命紧密地、不容置疑地联结在一起。

　　05 后现代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无论“支持”或是“反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已变得毫无意义，就好像我们已站在新时代的门槛，还要选择是否踏入大门一样。我们身不由己，都是新时代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想要批判现存状态或者提出不同于现存状态的另类计划，就必须从内部攻破堡垒。后现代时期——或无论以什么样的词汇来称呼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存在，尽管这段时期也和之前时期存在共同之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产生了太多的含混不清，我们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太多的理论家（甚至那些对资本主义形态的变迁进行分析的理论家）没有将自己的分析置于对抗以及决定这种对抗的阶级冲突的语境中。当我们认识到后现代就是现存状态，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新的统治和剥削形式，而且也应注意到新的对抗形式，这些新形式拒绝剥削，而且积极地提出另类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意味着认识到在当下构成主导性劳动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对抗，并且将这些对抗引向另类的筹划。通常的情况是，有些作者会认为，在现代时期，社会和政治的分析将文化从属于经济（上层建筑从属于经济基础），而作为某种补偿，后现代时期要求我们颠倒这种关系，将经济从属于文化。这既误解了现代性，也误解了后现代性。我们认为，要关注生产价值的活动和价值增殖过程，因为这可以打破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并且避免一开始就提出错误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后现代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阶段。在之前的时期（资本对社会的形式吸纳），资本对社会生产行使领导权，但是依然还存在很多作为前资本主义残余物的、外在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在形式上将这些外在过程吸纳进自身，将它们置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之下。在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不再有外部，也就是说，这些外在的生产进程消失不见了。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源自于资本内部，因此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在资本内部进行。在工厂内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已经越过了工厂的围墙，渗透进所有社会关系，同时也规定着所有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如下观点：应该将当下社会视为工厂-社会。（我们会在第六章的“后现代法律和宪法中劳动的幽灵”部分，回到实质吸纳及其对法和国家理论的相关性。）

奈格里《共产主义与战争》

　　在后现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好像是社会中的先验存在物。资本似乎没有他者。社会资本不再只是协调者，而是好像真正成为了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者。资本一直梦想取得自主性，从而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摆脱劳动。特龙蒂（Mario Tronti）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资本的政治史就是资本试图从阶级关系中脱离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以对工人阶级各种政治统治形式为工具，试图摆脱无产阶级的历史”(《拒绝的策略》[Strategy of Refusal], p. 32）。在后现代时期，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似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随着其生产基地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某些种类的生产从全球北方转向南方、市场无处不在、货币流通顺畅无阻，资本真正变得全球化了。然而资本主义关系在后现代的普遍化还有另外一副面孔。随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越出工厂的高墙，并贯穿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对这种剥削的拒绝也在社会领域内同等地普遍化了。虽然后现代时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管控社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反抗这些生产关系的活劳动的对抗以及扩张至前所未有边界的共产主义潜能。这些新的对抗形式以及相应带来的另类选择就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然而，我们绝非要对后现代进行一般性的分析，而是要将我们的关注点聚焦在当下国家-形式的法律结构上（见第六、七章）。在后现代时期，法律实践所描绘出的是马克思对自由国家的定义即“人权”的“极权主义政体”的漫画版。后现代主义的法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主题的变体。另一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认清劳动过程和主体性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促成了两者的不断变化，并且表征了统治它们的权力结构的转变。我们说过，应该以总体批判的形式来考察这个任务。换言之，我们认为，通过批判当下世界的悲惨境况——这个世界被法和国家的结构所肯定和过度决定，我们可以在批判的过程中，释放有能力开启共产主义的智识和伦理能量。而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彻底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绝对的民主政体。这种批判也开启了构成新的主体的进程；批判是对自由空间的建构——这个空间由新的主体所栖居，因为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危机而得以可能——并提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

　　当然，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就是现存状态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现代实践与思想都已穷途末路，毫无用处。我们会论证如下说法会更为准确和有益：市民社会而非现代社会消解了，因此我们可以将当下的世界称为后市民社会，而非后现代社会（见第六章“国家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部分）。无论如何，只要现代性依然受到西方思想潮流的影响——这种思想直至今天依然提出激进民主的观念来对抗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它在今天就依然是开放的，具有活力的。这种激进民主的思想脉络在现代是从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到马克思，在当代是则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福柯和德勒兹。这并非是文献学的索引，而是对批判和构成性思想的另类领地的肯定：正是在这块领地上，主体性形成了，这些主体性有能力施行彻底的民主，并且通过劳动，具备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能力。

　　06 诸马克思主义

　　我们从共产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及现代和当代思想中的另类思潮，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文献学上的光鲜靓丽。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不只是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而得到定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定义共产主义的一个主张，尽管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主张，这个主张阐述了贯穿人类历史的那个根深蒂固且不可抗拒的欲望。当我们在这里提到共产主义时，我们主要指的是唯物主义方法。当然，唯物主义也并非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说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恩格斯开始，很多思维形式和研究方法都与内在性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相去甚远，这绝非偶然。（之后我们会考察由“唯物辩证法”所代表的对唯物主义的骇人误解或扭曲，所谓唯物辩证法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由官方生产和推广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版本。见第四章，“修正主义传统及其关于国家的概念”部分。）因此我们希望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置于现代唯物主义批判的伟大思潮中。

　　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因为有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就去参考他们的作品。或者说，我们只对那些从事批判现存状态的作者感兴趣，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不厌其烦地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或者就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表明立场，这些并非我们的兴趣所在。在经院哲学传统，尤其是所有教条的经院哲学传统中，争论（Quaestiones）一个接一个，无聊但又自成一体；每个作者都必须回应这些问题，而他们思想的价值就取决于这些思想与之前答案所确立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传统似乎很容易陷入这样毫无结果的程序中。尽管如此，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摆脱这些正统的问题时，我们并非要说，我们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在19和20世纪所发展出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所作出的反思，这些反思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我们以及读者来说，毋庸多言的是，我们深切受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思想家，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提及他们。例如，我们吸纳并发展了帕舒卡尼斯（E. B. Pashukanis）19的思想和他“权利等于市场”（right equals market）的公式；我们吸收了葛兰西的一系思想，如结构和上层结构/建筑的关系，对领导权20概念的改写以及对“消极革命”的反思；尽管我们具体来说拒绝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但是在后现代时代试图就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利用问题提出定义和批判的时候，我们会复活这个理论；当我们论及市民社会概念的危机时，我们会接受并同时批判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某些概念区分和特龙蒂关于“政治的自主性”的论说；如此等等。

葛兰西《狱中札记》

　　然而，所有这些思想并不会让我们特别想要去做传统的守护者，而当有人想让我们将自己归入传统时，我们不会掩饰自己的不自在。我们认为自己属于唯物主义批判的传统、绝对内在主义的传统以及共产主义的传统。我们更想做的是批判“现存状况。”我们的方法完全只限于攻击事物的本质，即攻击国家-形式，而非攻击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论述的国家-形式。甚至于当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明确论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时，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与各类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比较并提出我们自身的看法，而是通过集体性的批判所涌现出的现存状况以及更为具体地说，国家-形式的新形象。简言之，我们认为，协同努力去把握和批判我们研究的对象，而非纠结我们的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更有收获。

　　在此语境中，我们更加关注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家，看起来就不那么突兀了。本书所批判的凯恩斯、罗尔斯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会从内部就资产阶级国家生活的关键环节给我们带来启发。马克思主义传统有时会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抹平和分类（这个传统在空洞的升华方面的确非常强大），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他们热爱对象的投入以及在统领性文化中的浸淫让我们能够从内部去理解这些现象。马克思曾经说过，关于革命，反动派教给我们的比革命者还要多。反动派会告诉我们他们所热爱对象的真相，无论是凯恩斯所热爱的印度事务部21或英格兰银行，还是罗尔斯所热爱的宪法学。他们的批判揭开了现实的面纱，这样批判理性就可以理解并颠覆现实。像凯恩斯和罗尔斯这样的作者是革命批判对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方法也是如此。对马克思来说，亚当·斯密和市场，李嘉图和谷物生意，图克、富拉顿和银行，凯里和美国工业，这些并无根本不同。对这些作者的研究让马克思发现了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矛盾。唯物主义者总是充满了对事物的热爱，而真正的思想只是名义上的（nominal）思想，是事物的组成部分，像事物一样具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不是切割概念，而是切入事物。

　　如果说这本书想要传达什么信息或发出什么呼吁的话，那就是：让我们谈论事物，让我们谈论作为事物组成部分的理论；让我们进入语言领域，但要拒绝语言游戏，而是要去看看语言能够把握多少现实。

　　07 诸转变

　　本书所收文章之间的跨度长达30年。尽管如此，各篇文章之间的统一性却是一目了然的：将活劳动的力量从国家和权利为了剥削而建造的监狱中解放出来。贯穿这些文章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对如下关系的批判，这是既勾连同时又分离劳动与政治的关系，既具有创造性又非常怪异，既充满活力又具有压迫性。我们的根本思路虽然有时并没有那么一目了然但却非常清晰，那就是要生产出批判性和实质性论述，从而让我们最终可以写出《资本论》的另外两章——这两章的思想在《大纲》中有所论述但却并没有明确写出：一章是关于工资的主体动力（作为工人阶级的存在模式），另一章是关于国家（作为阶级冲突的场所）。

　　如果说这本书的统一性对读者来说一目了然，那么同样应该清楚的是，话语的轨道因为历史的发展和本体性革命而得到说明，同时也为后者所割裂。在写作本书所经历30年过程中，我们见证了20世纪最为关键的转变：60年代的革命以及从这种革命的展开到苏联帝国在1989年的解体。换言之，在本书中，我们见证了从“大众工人”（mass worker）向“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的转变，从福特制社会向电脑化和自动化社会的转变，从被规划的劳动向自主和协作性劳动、非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转变。在体系总生产力的组成中，正是这种转变生产出了新的主体性，规定了新的文化与政治关系，并最终规定了历史轨迹的转变。现代性历史中的彻底断裂以及新的后现代性范式的幽灵是本书的核心，并且决定了本书所要处理的主题。本书随着唯物主义革命性方法论所处理的客体和主体性规定的转型而展开。

　　第一部的第二、三章是奈格里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这两篇作品对代表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和法学理论家进行解读，从而试图去定义现代国家-形式的首要因素以及国家-形式奠基于其上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的章节是奈格里在70年代的作品，主要考察的是现代国家危机的本质，特别是从公共支出问题所涉及到的国家的合法化和积累机制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这些文章聚焦于对国家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阐释，以及对国家提出实际批判的社会运动。第三部是两位作者在过去三年22合作的成果。这些最后的章节意在通过详细阐明后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结构，同时分析在新的领域出现的、外在于国家框架的另类社会表达形式的潜能，来考察本书所提出的转变。

　　审判庭上的奈格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1979年被捕入狱，囚禁4年后，于1983年流亡法国。1997年返回意大利，继续囚徒生活，直到2003年，他才完成所有司法手续，从束缚中解脱出来。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试图采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现代性的转变，这种方式与现代性开端时所提出和发展的唯物主义方法存在对应关系。我们不应该将唯物主义与现代性的发展相混淆；唯物主义在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作为另类筹划而存在——不断受到压制，但百折不挠。文艺复兴发现了劳动（即生命力vis viva）的自由：唯物主义阐释这种生命力，而资本主义现代性则奴役这种生命力。今天对雇佣劳动的拒绝以及智性生产力的发展再度提出这个在现代性的黎明就受到压制和排挤的另类筹划。另类于资本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灵论（spiritualism）统治的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并没有被消灭殆尽。当统治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诸后现代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刚出现就已经穷途末路——试图编织新的统治网络，去围困新出现的对抗性主体性以及生产性劳动的大众智性时，这个另类筹划在今天更加难于消灭。活劳动，即自由与共产主义不屈的狄俄尼索斯，拒绝这个游戏。如果说劳动形式变得越来越具有非物质性，如果生产的世界现在可以用马克思的“普遍智能”来描述，那么活劳动承诺的就是从政治上对对抗进行重组的空间。为什么不夺回活劳动的非物质性？为什么不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称为盗窃——这要一再强调，因为私人占有原则也用在非物质劳动上，用在人类最为深刻且不屈的本性上？为什么不在这个层面科学地运作，将统治的机制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具体运作，重构为已死之物的荒诞且可悲阴谋的功能？在当今的境况下，用吸血鬼和僵尸来形容资本的统治再合适不过了。

　　通过对唯物主义方法一以贯之的应用，我们将考察经历这些历史转变的对象，批判资本的世界，这个世界试图在后现代时期复活现代时期所利用的统治。我们对后现代、后工业以及后福特国家的批判一直以来都是共产主义式的批判，即总体性的、肯定性的和狄俄尼索斯式的批判，将来也会如此。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狄俄尼索斯式的造物主。

　　注释

　　1.本文是哈特、奈格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的第一章，译者王行坤，全书即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此处指的是奈格里。——译注

　　3.见博比奥,《何种社会主义》（Which Socialism?），其中收录了奈格里的回应, 《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Is There a Marxist Doctrine of the State?）。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译注

　　5.这是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所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与资本增殖相对立的、奠基于生产共同体的集体需求与欲望之上的另类社会价值的结构。在意大利，这个概念也用来描述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控制之外的、在地化和扎根于共同体的社会组织与福利的实践活动。另外，在更为哲学框架内，也可以将自我价值增殖理解为构成另类且自主的集体性主体性的社会进程，这个进程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与之相对立。见维尔诺与哈特（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编：《意大利激进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263。另，这个词在中译版翻译为“价值自行增殖”，原文为Selbstverwertung，原本指的是“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这一价值的倍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本文翻译为自我价值增殖。——译注

　　6.我们一般将force翻译为力，以区别于power所代表的力量和权能的含义。——译注

　　7.constituent power在法理学上一般翻译为“制宪权”，与“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相对立，但在奈格里的思想中，前者是源自于诸众的本体性力量（potenza），因此将其翻译为创构/构成力量或权能，将后者翻译成被构成的权力。——译注

　　8.在马克思看来，在雇佣劳动范围之外的劳动如家务劳动等都属于非工作，因为不被资本所雇佣，所以是非生产性的。但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些非生产性的非工作其实也是生产性的，也应该算作工作。——译注

　　9.阿伦特试图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个概念。劳动主要与自然和必然性相关，工作与人工制造相关，而行动则与多元性或社会性相关。见《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 尤其是pp.7ff。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术语上的区分并无多大用处，因为一般来说，社会实践已经同时贯穿了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自然与人工、公共与私人等区分不再稳定，而是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可以同时指涉“自然”需求、“人为”欲望和社会关系。

　　10.将述行作为社会实践模型的提议，见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 （Gender Trouble），尤其是pp. 128-49。很多聚焦表意或者话语实践的分析似乎都受到拉克劳和穆夫的启发，最终说来是受到了德里达别样阐释的启发。

　　11.马克思对自我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主要见于《大纲》。在本书中，我们会不断回到这个概念。对《大纲》中自我价值增殖过程的详细探讨，见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12.戴安·艾尔森（Diane Elson）对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劳动论”给出了详细的说明。“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对象是劳动。因此问题不是去解释为何价格会是这样并且找到答案就是劳动，而是要去搞清楚，为何劳动会表现出现在的形式，其政治后果是什么。”(《价值劳动论》[The Value Theory of Labour], p. 123）。

　　13.在人类学中主要指妇女为了维系夫家与亲属家庭之间关系而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译注

　　14.见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金钱、性与权力》（Money, Sex and Power）, pp. 234-40; 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手、脑、心》（Hand, Brain, and Heart）；以及米凯拉·迪·莱奥纳多，《贺卡和节日中的女性世界：女性、家庭以及亲属工作》(The Female World of Cards and Holidays: Women, Families, and the Work of Kinship)。

　　15.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研究也证明了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不再适用。例如可见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资本主义家长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之探索》，（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以及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妇女与社会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我们会在第五章“第一个分析方法”（First Analytical Approach）部分考察围绕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范畴而展开的辩论，尤其是英国经济学家的讨论。莱博维奇（Michael Lebowitz）在《超越<资本论>》中对生产性劳动的相关讨论的“单面性”（one-sidedness）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总结，pp. 100-103。最后，在当下社会境况的语境下，有必要对马克思分析所利用的某些核心范畴进行考察，相关论述见奈格里，《对当下阶级境况的阐释：方法论方面》，（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Methodological Aspects），pp. 78ff。

　　16.例如，见丹尼埃尔·凯尔高（Daniele Kergoat）, 《进行协调的护士》（L'infirmiere coordonnee）。关于法国女工斗争的具体性更为一般的论述，“她们实践的内在逻辑”以及“她们所树立的主体性形象”,见凯尔高, 《工人》（Les Ouvrieres），特别是第四部分，《工人的社会实践》（Les Pratiques Sociales des Ouvrieres），pp. 107-3l。

　　17.这个词的全文是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字面意思是艾滋病人联合起来，释放力量，是一个旨在维护艾滋病患者权益的组织。——译注

　　18.很多学者已经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作出回应。其中一例见奥拉基亚加（Celeste Olalquiaga）的 《大都会》（Megalopolis），特别是pp. 10-17。我们会在第七章“后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部分阐述赛博格和社会工人之间的关联。

　　19.帕舒卡尼斯（1891-1937），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代表作《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已有中文版。——译注

　　20.本书中我们一般将hegemony翻译为领导权，将hegemonic翻译为统领性的，以区别于dominant（主导性的）。——译注

　　21.凯恩斯曾供职于此，并写作了第一部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译注

　　22.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