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学史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作家，无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将流芳百世；几乎所有的诗人，无不认为自己的诗篇将被永久传颂。

　　作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都要有炽热的激情，都要有高度的自信—都奔着“青史留名”的目标奋进。这无可非议。否则，“这一个”，决不可能产生。

　　但事实却每每不如“所愿”。

　　就像人一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1

　　这看似不是一个艰深的问题，但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文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

　　柯岩思考了这个问题，并通过她与胡笳共同主编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给出了答案：“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即便“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2

　　这里，说的是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

　　诗也是一样。只有与民同心，才能“与史同在”。

　　1976年初，春寒料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举国悲痛欲绝。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都不敢相信敬爱的总理已经离去。柯岩的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道出了亿万群众心底里发出的深情呼唤：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3

　　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无限思念之情，仿佛通过这诗篇一下子迸发出来。作品一经发表，迅即在全国传颂，成为广大群众的心灵之歌！它被收入中学教材，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着它，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经常诵读这首诗，以倾诉他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之情。这样的诗篇，是不朽的。它必将“与史同在”。

　　这部诗选还收录了一些佚名诗作。柯岩在选集“前言”中写道：“本书还选入了不少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诗，他们原来曾是我们共和国的热情歌者和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令人尊重的普通劳动者，就像他们默默地把立体的诗行镌刻在祖国大地上一样，他们还默默地用崇高在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他们不但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光明和温暖，而且在精神上也在为我们驱寒和照明”。

　　煤是我们的躯体

　　火是我们的心脏

　　电是我们的灵魂

　　光是我们的翅膀

　　燃烧自己把世界照亮

　　我们是新世纪的火凤凰4

　　这是一位发电厂工人的诗歌。写得何等精彩！短短六行，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形象生动，让人浮想联翩，百读不厌。这些至今也查找不出姓名的作者，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如同黄牛般，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他们如同煤炭般，燃烧自己，发出光热，照亮别人。他们还以发自内心的优美诗作，感染、打动了无数人。他们像天女散花似的将金子般的诗行撒向人间，自己却潇洒地悄然而去，什么名啊、利啊，在他们的心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位置。这样的诗作者，才是真正纯粹的诗人！把他们散落在大地上、埋藏在泥土里的诗篇，沙里淘金似的寻找出来，收到集子里，正显示出了编者“大选家”的独到眼力和宽广的艺术情怀。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5

　　上了年纪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是一首民歌。在20世纪50年代，这首民歌几乎家喻户晓，很多人都会背诵。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的编者，能将这首民歌收录在该书里，足以显出他们具有一种“大选家”的胆识！因为，这些年来，对这首民歌的负面评价实在是太多了。一些评论认为，这首民歌“充斥”着“浮夸风”。有的甚至将它一棍子打死，嘲笑它“根本不是诗”，只是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其实，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以此发泄对那个年代的不满，对革命文艺的蔑视。一时间，这成为一股不谓不“强劲”的思潮，风头所及，新中国成立后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几乎被一扫而光，尤其是诗歌领域，遭遇最为极端，许多诗人的诗作被上纲上线地批评，甚至被污名化。这其中，就包括贺敬之和他的诗歌创作。

　　前年，在一次朋友聚会时，忘记了是什么起因，话题转到了诗歌上。那天，在座的，除了我是搞文艺理论的，其他人都是搞理工科的。酒过三巡，一位公司的老总问我：“你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你最喜欢哪句诗？”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而且按我们的说法，问得可能不太专业，怎么叫“你最喜欢哪句诗？”没这个问法呀，叫我怎么回答？我正犯难时，他倒快人快语：“我最喜欢的一句诗，就是‘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说完，得意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气势的确很大；而让‘黄河之水“手中”来’那更是气概非凡。而且，还要‘责令’李白改诗句，这是什么气派！”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见解，仿佛他不说完别人不许插嘴。

　　“可这首诗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说作者太不谦虚了，用语没有分寸，竟敢让大诗人李白改诗句，而且还是‘责令’，应该给予否定，以后就不要再引用、朗诵这首诗了。”在他说话间隙，我插话道。

　　“还有这样的事？”他很诧异。并接着问：“那作者改了吗？”

　　“改了。”

　　“怎么改的？”

　　“将‘责令’改成‘恳请’。”

　　这位公司老总毕业于一所著名高校，有着博士头衔。他听了我的话，忽地站了起来，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完了，完了，改了两个字，毁了一首诗。”他喃喃自语。突然，又大声嚷嚷，“不，是毁了一个诗人！浪漫主义的诗歌，还要讲谦虚，还要有分寸？这是别有用心，还是在搞笑？‘白发三千丈’，头发哪能长那么长？讲分寸，你想量量吗？浪漫主义诗歌，就是要夸张，就是要有理想的光芒，就是要鼓舞人心！那是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多穷呀，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没有一点敢想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那哪成呵！现在提倡科学创新，创新就需要有想象力，也需要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激动不已，说了一大段。

　　此后数天，他的这一番酒后真言，一直使我感慨万千。他是搞工程的，领导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说起话来，干脆利索，不像我们这些搞文艺理论的，谈起诗来，拖泥带水，有时甚至顾左右而言他。

　　是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干劲，意气风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之中，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文艺作品在精神上给他们以鼓舞。“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正是他们那种大无畏气概的生动写照。这是何等可喜的新气象、新精神！我们这个受尽苦难的民族，受压迫太深，被压抑得太久，特别需要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精神上的大振奋，情感上的大爆发！现在终于来了，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况且，这里的“我”又何尝是我们今天已经见惯不怪的“小我”，而是亿万中国人民这个“大我”。这样一个“大我”如果没有精神和气概，恐怕也不是幸事。

　　展我治黄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望三门，门不在，

　　明日要看水闸开。

　　责令李白改诗句：

　　“黄河之水‘手中’来！”6

　　这是美丽的诗！这是动听的歌！我看，这也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发出的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志气歌！我们应该热烈地为之鼓掌！同样，对于贺敬之那个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也应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

　　当然，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的确存在问题，反映出我们这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还不到位，有些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这些，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改正。

　　但作为决心开创新的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那时从内心所迸发出的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无比向往的巨大热情，和反映这一热情的具有浪漫情怀的政治抒情诗，却是值得我们无比珍惜的！

　　我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人民群众终会作出正确的抉择！“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诗篇，才能“与史同在”！

　　诸君以为然否？

　　（本文为作者2O21年10月21日在柯岩逝世十周年追思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    臧克家：《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2    同上，第78页。

　　3    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卷）》，第473页

　　4    佚名：《火凤凰》，同上书，第178页。

　　5    佚名：《我来了》，同上书，第325页。

　　6    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卷)》，第169—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