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明代北京鼎建

原创版权 《史学集刊》2021年第4期作者：左玉河 字体大小选择： [大中小] 2021-08-03 ℃ 条

　　摘要：明代北京鼎建，北京成为国家首都，南京作为陪都，这是明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传承与调整。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秦汉大一统王朝奠都长安，自隋至唐末，长安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达322年；继元朝之后，自明永乐至清末，北京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达490年。全国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中国都城独树一帜，在全球凸显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本文以“内”与“外”为观察点，考察明永乐帝鼎建北京，及其如何谋划南北大一统对全国实行有效治理，又如何以北京作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与交汇点，重构丝路辉煌。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整体明史和全球视野下中外关系史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北京；南京；长安；全球视野；永乐帝；中华文明；丝绸之路

　　北京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方位，从春秋燕国都城开始，到辽南京、金中都，至元大都，达致明清首都，北京可以说是千年古都，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1]

　　明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鼎建北京宫殿落成，永乐皇帝诏告天下，“仿古制，狥舆情，立两京”，[2]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御新殿接受朝贺，北京各衙门取消“行在”二字，同时应天各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北京提升为京师，而南京成为陪都。继元大都之后，北京再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实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建都理念。

　　鼎建北京，永乐帝下旨铸造了永乐大钟，并亲自撰文，铸造时间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告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3]迁都北京之际，永乐大钟敲响于宫中，它是大一统的象征，宣示北京成为首都。此钟通体铸有汉、梵 23万字铭文，其中结尾部铸有“敬愿大明永一统”“惟愿华夷一文轨”等铭文，明确表达了永乐帝迁都北京，并建两京的南北大一统观念，这是永乐帝大一统国家治理纲领的真实体现。

　　大一统观，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国家治理的基本观念之一。春秋以后，虽然周王朝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但大一统的观念却长期持续存在。孟子在天下分裂的战国时代预言天下“定于一”，[4]就是大一统观念的体现。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开创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全国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明代北京鼎建，北京成为国家首都，南京作为陪都，是在新形势与新基础上的南北大一统，是明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传承与调整。从此，北京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中据有中心地位，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从南京到北京：继承还是开新

　　明朝为定都曾经颇费斟酌，长达30年以上。在中国古代王朝建都史上，两京制和多京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明太祖开创了明代两京制，于洪武元年 (1368) 八月诏建两京，“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5]明太宗于永乐十九年(1421)又一次“仿古制，狥舆情，立两京”。[6]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两京先后有着不同的地理概念。洪武初建两京，所立是应天 (今江苏南京) 和大粱 (今河南开封)；而洪武年间营建的两京，却是应天和中都 (今安徽凤阳) 。到永乐年间鼎建北京以后，两京所指即是今天的北京与南京。

　　(一)明初定都的周折：国都之建立过程

　　明初建都的曲折历程，还需要从国都初建开始考察。

　　1．两京之设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 八月，在陈友谅亡命鄱阳湖，张士诚被围平江、命在旦夕之际，朱元璋开始把都城的建设提上日程，“拓建康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7]次年新城新宫成，焕然一新。十月，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出师北伐，决心统一南北。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明太祖建国后第一步要正式定都，这关系到立国规划。然而明太祖对此尚举棋未定。三月，北伐大军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四月太祖亲往视察。后来朱元璋在祭天地祝文中写道：“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既听斯言，怀之不忘。忽尔上帝后土授命于臣，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8]刘辰《国初事迹》则以“太祖克建康都之，尝以六朝折数不久，深意迁都”[9]来解释此行目的。当时朱元璋考虑到金陵虽有着雄厚基础，却是六朝故都，偏于东南，不能完全符合治理全国的需要；而其时战事倥偬，北部中国正待底定，汴梁位置居中，便于转输，又可以宋朝故都鼓动反元民族意识，适应统一南北的政治需要，可以顺利推进北伐。因此，明太祖于洪武元年八月正式下诏，仿成周两京之制，“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10]这便是明代两京创设的缘起。

　　2．南、北、中三都

　　明军攻下元大都的同月，朱元璋再次巡视汴梁，对中原的凋敝有了深刻印象，故没有下达营建北京宫阙城池之命。但对定都问题，他始终萦绕于怀，在洪武二年 (1369) 九月又一次提了出来：“上召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陵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11]朱元璋考虑，长安、洛阳、汴梁均为古都，但是建国之初，民力尚未苏息，供给力役都要倚靠江南，北平的宫室变更，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南京“足以立国”。此外，在这次集议后，朱元璋以“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为由，奠定了其家乡临濠 (今安徽凤阳)的中都地位。于是，明代出现了两京(南京、北京)、一都(中都)，即南、北、中三都制。

　　然而，明代三都的地位并不平衡，我们从都城宫阙城池的兴建可以得知。京师修筑城垣，“城周一万七百三十四丈二尺，为步二万一千四百六十八有奇，为里五十有九。内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为步五千一百四十三，为里十有四”。[12]北京一仍旧状，而中都却自诏立之日起，即命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南京与中都城垣的营建，足以说明朱元璋心目中三都的真实地位。在制作中都城隍神主如京师之制时，礼部尚书陶凯曾上奏：“他日合祭以何主居上？”帝答曰：“从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13]可见明太祖确曾有过定京师于中都的想法。

　　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当中都城规模已具之时，太祖亲自巡幸了中都，停留数日，即返京师，竟然当天即“诏罢中都役作”。[14]《明太祖实录》对这一突发事件之原因，记载颇为简单：“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15]这里道出了太祖欲建两京于南京和凤阳，而非南京和北京的事实，但仅将罢建中都归结为“劳费”，恐不完全。耗费巨大的中都工程进行了六年之久，在大功垂成之际，不惜前功尽弃，似应寻求更深层的原因。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都的地理位置不宜建都，无法解决远离北部国防线的问题；二是明太祖巡幸时发生了“压镇”事件，成为罢建的导火索。在太祖祭告天地的祭文中揭示出：“于此建都，土木之功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16]从而印证了淮西功臣集团与皇权的矛盾已经凸显出来。

　　3．定都南京，仍思北迁

　　中都停建后，明太祖陆续改建了南京宫殿及太庙、圜丘、社稷坛等，工程竣工于洪武十年 (1377 ) 十月。洪武十一年 (1378) 正月，帝下诏改南京为京师。踌躇了十年之久的首都，至此正式确立。

　　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太祖迁都之心仍时有萌发。御史胡子祺曾上疏请都关中，“举天下莫关中若也”，[17]这件事并没有随岁月流逝而在朱元璋脑海中磨灭，接近晚年，反倒越加清晰。大约绘制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明混一图》反映了植根于传统的大一统治理观，“混一”即统一，也即大一统之意。至洪武二十四年 (1361) 八月，太祖“以江南地薄，颇有迁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视关、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阳，归而献图”。[18]但无论是筹划迁都西安还是洛阳，都因太子不久即病死而搁置下来。二十五年(1362)，明太祖亲作《祭光禄寺灶神文》，表达出无可奈何的心态：“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中漥，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云。”[19]在此表明他终于完全放弃了迁都的雄心。

　　明朝为定都颇费斟酌，究其根本原因，实在于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李剑农曾断言：“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20]江南的稻米亩产量，据估计在宋代是326斤，到元代为347斤。[21]明初，虽然全国普遍呈现社会凋敝景象，但南方经济在原有基础上恢复较快，加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有利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以人口为例，洪武二年 (1369) 北平府仅14 974户，48973口，所报垦官民田只有780多顷；[22]而江南吴江一县在洪武四年 (1371) 人口已达80 382户，361686口，这一数字几乎与洪武八年北平府人户相等。[23]万斯同曾云：“元季以江淮多事，东南资储不复达于燕蓟，日以瘠弱，以至于亡”，[24]这说明北方经济无力支持庞大的中央机构。明初无法立即考虑大规模修河通漕，受到经济制约，不能迁都北方，也不得不“定鼎江南，以资兵食”。[25]明太祖定都于南京，是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结合，待经济恢复后再作打算。因此，明初的定都为经济条件所制约。

　　明太祖考虑迁都，总体上是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明初，“元亡而实未始亡耳”，北元仍有相当力量，这使北部边防具有特殊意义。明朝“重兵之镇，惟在北边”，[26]而皇帝远在南京，自然无法放心。建都和分封的密切联系，被李日华一语道破：“天子都金陵，去塞垣远且万里，近且数千里。虏出没塞下难制，于是酌周、汉，启诸王之封。”[27]

　　明太祖先后分封二十五王于全国军事战略要地，拱托着位于东南的帝国中心南京。其中朱棣被封燕王，驻守北平。由此，北部塞王逐渐代替元勋重臣，掌握了边防指挥权。这不仅使明太祖得以毫无顾忌地剪除威胁皇权的功臣元勋，也使得年事已高的明太祖在太子死后，终于放弃了迁都北方的打算。

　　更重要的是，史家所谓有明一代南倭北虏之患，实已兆于明初。明朝绵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28]明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开国伊始就遭遇海上挑战的王朝。明太祖定都南京，其地理位置可就近控制海防，也必然为定都之考虑因素。

　　日本学者檀上宽认为，明初是南人政权，江南地主赞同定都南京，而朱元璋不甘于做南人政权之主，要做统一王朝之君，故有北都意。[29]笔者认为朱元璋的思想出发点是从大一统王朝全局出发，考虑如何有效地治理全国。虽然他的开国功臣以江、淮人为主，大多留恋故土是事实，这成为定都南京和营建中都的因素之一。但是还应该看到，在明初江、淮官员被派往北方常年驻守的也很多，提出迁都北方主张的也并不都是北方人，如提出关中之议的胡子祺就是江西吉水人。

　　综上所述，明初的都城正是在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纵横交织的影响下，稳定于南京，并持续了半个世纪。

　　(二)大一统的追求：奠都北京之过程

　　明朝定都南京，又不断出现波折，都城明显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明太祖在晚年深感无力情况下才放弃迁都的打算。靖难之役以后，燕王朱棣登上皇位，是为明太宗永乐皇帝。大一统治理的需要促使他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龙兴之地作为京师提上了日程，于是迁都北京成为大势所趋。

　　1．以北平为北京

　　从永乐帝即位，北平就提升到了都城的地位，并改名为北京。永乐元年 (1403) 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以北平布政司为帝 “承运兴王之地”，请求“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永乐皇帝允准，制曰：“其以北平为北京。”[30]二月，永乐帝在北京设置了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太仆寺。行都督府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行部设尚书二员，侍郎二员，所属六曹，[31]从而使北京中央机构初具规模。

　　北京提升为都城，主要是因自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史称：“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抚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不得不可为王之地。”[32]更重要的是，“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天下都会”。[33]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从春秋燕国的都城、历经辽南京、金中都到元大都，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一般认为，自古为中国患，莫甚于“北虏”。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政权的最大威胁，作为华北平原北方门户的北京，具有军事上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明初“元人北归，屡谋兴复”[34]的特殊历史条件，更赋予了北京突出的军事中心地位。

　　翻检《明实录》，永乐初年北虏犯边之报纷至沓来，皇上谕边防范之令也屡见于篇。永乐二年 (1404)，中亚强盛的帖木儿帝国曾有调集军队，准备远征中国之举，[35]此时由于朱棣即位实行削藩策，将太祖时布置于北方的塞王大半内移，从而使北部军事形势非常严峻。

　　初立北京之时，永乐已有迁都之意，这一意念的实现还必须等待时机。为使经数年战火的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朱棣采取了大量徙民充实北京、调发军民屯种、大力恢复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并屡次减免北京税粮，以苏息民力。[36]

　　2．巡幸之所

　　永乐四年(1406) 闰七月，淇国公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由此，拉开了兴建北京宫殿的序幕。永乐帝特遣以工部尚书宋礼为首的一批官员，赴全国各地督军民采木、造砖瓦；又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工匠民夫于永乐五年(1407)五月赴北京听役，这些可以被视为成祖永乐决意迁都的前奏。

　　两年多以后，永乐七年 (1409) 春，永乐帝首次亲巡北京。为了这次北巡，他特命礼部铸就加有“行在”二字的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等印十四颗。到北京后，永乐帝亲临定议，封昌平县黄土山为天寿山，作为死于永乐五年的皇后徐氏的山陵。[37]

　　永乐帝北巡期间，南京由皇太子监国。事实上，皇帝把整个中央官僚机构要员的一半以上都带到了北京，并构成了一套新的中央机构，行使中央职权，可以说实际政本此时已经北移。当时“凡有重事并四夷来朝，俱达行在所”。[38]但因巡狩的性质所决定，当时北京官员设置的临时性很强，如夏原吉曾一度“一佩九印”，就是突出的一例。[39]

　　首次北巡回南京后，为加快迁都的步伐，永乐帝命工部尚书宋礼开通会通河，接着又开凿了清江浦，使得南北漕运能够畅通，连接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军事中心有了保障。他还将顺天府升为正三品，官制同应天府，在名义和实际上更缩小了两京差别。

　　在永乐帝第二次亲巡北京期间，永乐十三年 (1415) 二月，北京“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反映出冠以“行在”二字的北京中央机构，开始在名义上和形式上都完全行使中央职能，这是北京成为真正意义京师的标志性事件，表示正式迁都已为时不远。会试的第五名王翱是畿辅盐山人，被永乐帝召见并赐酒食。《明史》直书：“帝时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40] 1415年年底，明朝一改以前由南京钦天监进年历的传统惯例，由行在钦天监进呈次年大统历。此后不久，永乐帝又做出改赵王高燧封国于彰德的决定，结束了其居守北京14年的历史。永乐十四年(1416)，永乐帝又下令 “作西宫”，以为“视朝之所”，[41]这预示着北京宫殿群的大规模营建在即。

　　此次北巡回到南京后，永乐帝诏令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之事，在迁都物质准备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经此集议，宣示了从永乐四年开始，长达10年的营建准备阶段已经结束，转入了大规模的营建阶段，营建性质也由供巡幸变为建立“帝王万世之都”。

　　永乐十五年(1417) 春，永乐帝决定第三次北巡。这次的留守事宜，不同以往，规定太子视事时“其左右侍卫及在京各衙门官员人等，启事皆如常仪，其在外文武衙门合奏事，具奏待报而行”；又规定 “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俱从行在吏部、兵部奏请铨选”。[42]将太子管辖的政务范围缩小为南京日常事务；命行在吏部、兵部全权行使正式中央机构职能，而南京吏部、兵部虽名义尚为中央机构，实际权力相对已丧失殆尽。这反映出北京即将上升为京师、南京将下降为陪都过程中微妙的权力转移。

　　3．迁都北京

　　北京西宫竣工后，更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破土动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43]改造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44]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工程即将竣工时，永乐帝诏太子至北京，命皇太孙留守南京。自此，“六部政悉移而北”。[45]永乐帝诏令自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始正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并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将北京营建完毕诏告天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创立江右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图。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壮，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仿古制，循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且于巡狩驻守实有便焉。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京贶骈臻。

　　今工已告成，选以永乐十九年正月朔旦，御奉天殿朝百官，诞新地理，用致雍熙。于戏！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兹诏示，咸使闻知。[46]

　　诏书明言“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壮，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表明北京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又称建立两京，是“上以绍皇考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代之弘规”。永乐十九年年底，北京宫殿、郊庙、社坛全部营建完毕。为使北京与首都这一地位相匹配，永乐帝对官僚机构做了必要调整，革去北京行部及所属六曹清吏司等机构，改北京行太仆寺为太仆寺，北京国子监为国子监。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任命。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正式成为明朝首都。正月十九日，永乐帝颁布《北京营建工成宽恤诏》(又名《大赦诏》)，再次强调“继承大统，抚驭万方，夙夜祗勤，率遵成宪。乃者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志，效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基”，[47]从而说明北京鼎建后形成的南北大一统的布局，是建立王朝千秋万代的统治基础。定都北京是明王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同时保留南京，建立起南北不可分割的一统治理大格局。

　　明人曾言：“是则都燕之志，太祖实启之，太宗克成之。”[48]对国家的整体治理，是明王朝统治者建都首要考虑的问题。迁都与两京并建，是明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绝非永乐帝个人意志所决定，这是明朝帝王在当时政治经济条件制约下做出的合理选择。永乐帝迁都北京，将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合二为一，但他无法改变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的事实，丘浚对此有精辟的论断：“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49]他道出了两京并建的真实意义是把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王朝对全国的治理。[50]历史事实证明，明代两京制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显示了自身的特殊性。国都在北，陪都于南，符合中国古代历朝与中外建都的规律。[51]但是“商迁五都，不别置员。周营雒邑，惟命保厘。汉、唐旧邦，止设京尹。宋于西京，仅命留守”。[52]唯有明代，在两京各设一套中央机构，由此派生出一套相当完整的两京制度，形成历代两京制最为典型的一例。这正是南北大一统的治理需要，也是加强控制南方经济中心的一种重要部署。

　　美国学者范德教授(Edward L. Farmer)认为：两京制度广义上是指洪武、永乐在明初不同时期创建的政治中心——南京和开封，南京和凤阳，南京和北京。狭义上仅指南京和北京，特别是指永乐迁都前后的南京和北京。[53]笔者则认为，广义上的两京制度应包括自洪武开国至正统初年对首都的选择与确立，并使之制度化的过程；也应包括与明代相始终的这一制度在有明一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狭义上包括南京和北京 (应天府和顺天府，以至南、北直隶) 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安排设置，南京和北京的都城职能及其制度化的过程。[54]这里应该补充的是，两京之设，是国家治理南北一统大格局的谋划，同时也是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传承，直接影响了有明一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奠定。

　　明代北京鼎建，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开新。永乐十九年，永乐帝“正月朔旦，御奉天殿朝百官，诞新治理，用致雍熙”。[55]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和确立，是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理论的传承与实践，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独特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得到了充分展现。永乐时期，明朝疆土东北达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括西藏、云南、贵州(于永乐时建省)，东到渤海、黄海、东海，南到南海及南海诸岛，虽然不如元朝疆土广大，却比宋朝疆土大了很多。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是全球农耕文明中心自成体系的都城类型之一。美国学者芮沃寿提出，“此城不论与宋都相比还是与隋唐长安相比，都更接近于古典宇宙论”。[56]明朝人对于南北空间层次的认识，构筑了一条长长的时间线，建构了都城的理论架构，彰显了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突破以往主要以制度史理解国家治理的单一框架，从时空出发，进一步阐释明朝国家治理构想空间的方式，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时空体系。　

　　二、从长安到北京：内向还是外向？

　　15世纪初，明代鼎建的北京，如汉唐长安一样，成为建立在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由此跻身于国际大都会之列。西方学者指出，“南京在明太祖改建十年左右，赶上开罗成为世界最大城市，至十五世纪为北京所接替。除了十七世纪短时间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堡和德里曾向它的居首地位挑战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800年前后才被伦敦超过”。[57]明代北京将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整合于人类文明共同体之中，中华文明独特的国家治理与运作模式，推动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整合，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彰显了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义。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论述全球史时，主要论述的是西方航海扩张的功绩，明代中国则往往被贬为保守和落后的代称。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的“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58]的观点影响甚广。但是明代中国是内向还是外向？让我们从永乐帝对外交往的事实出发，寻求历史的真相。

　　(一)遣使四出

　　明朝初年，对外交往是全方位的。永乐年间的对外交往更是全面展开，从而推动了丝绸之路繁荣发展至鼎盛时期。突出的对外关系事例有：傅安六使西域(第一次在洪武时出使，永乐时归，后五次均在永乐时)，[59]陈诚五使西域(第一次出使在洪武时，后四次均在永乐时)，[60]郑和七下西洋(西洋，今印度洋，永乐年间六次，宣德年间一次)，亦失哈七上北海(北海，今鄂霍次克海，永乐年间五次)。[61]海陆并举，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乃至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而且东北亚丝绸之路也在明朝开拓北方水陆联运线后发展起来。

　　在陆上，永乐帝曾派使臣出使哈烈，并颁发敕谕云：“大明皇帝诏谕撒马尔罕国沙哈鲁把都尔……今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千户某及随从若干人，赍敕赐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及他色物件，示朕眷遇之意，期此后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各遂其欲”，[62]明确表达了和平交往的愿望。美国学者罗萨比认为，终永乐之世，“有20个代表使团来自撒马儿罕和哈烈，32个使节来自中亚其他城镇，44个使团来自哈密绿洲西北部附近”。[63]日本学者榎一雄将傅安的六次出使西域，看作是郑和七下西洋的翻版。[64]

　　更重要的是在海上。永乐时代的中国郑和使团从海上把海陆丝绸之路联结了起来，将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类文明互动的画卷展现开来，这是明代中国对全球史的重大贡献。

　　追寻全球化的缘起，自古以来，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之间，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互动的中心一直是在亚欧大陆上，这意味着人类交往的主要途径是在陆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望洋兴叹于波斯湾头，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汉唐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东西方文明重要的交汇点，在丝绸之路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持续了近30年，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其中《记行诗》云：“曾闻博望使西域，如何当代覃恩光。”[65]这说明在明朝人的理念中，已将下西洋与凿空西域的功绩相提并论。笔者的研究表明，郑和下西洋的“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所指为“那没黎洋”，即今天称为印度洋的海域，下西洋的目的地指向西洋大国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卡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66]鉴于迄今很多学者仍以晚明的文莱作为划分东西洋的界限，这种长期以来的模糊认识提示我们，对永乐时期明朝人对外交往的理念与实践，应该有一个重新审视。对于明朝人七下印度洋的国家航海行为，应该持一个整体的视野，其意味着明朝人已具有中西海陆丝绸之路全面贯通的认知。

　　明代郑和下西洋，标志着中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西洋大国古里是郑和下西洋时每次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在印度洋的范围以内。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明朝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67]所至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其国乃西海之尽也……其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名为西域”，[68]这里清楚地说明在明朝人的理念中，从海上打通西域丝绸之路，须将西洋与西域联系在一起，陆海丝绸之路至此全面贯通，明朝人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国和北京鼎建的庆成大典，这些都是明代北京继承汉唐长安，成为丝绸之路新起点与交汇点的重要标志，古代丝绸之路此时进入鼎盛时期。

　　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 749l 万千方公里，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国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在一起。郑和七下印度洋，连通了亚、非、欧，中国参与了一个“全球” 贸易雏形的构建，更重要的是，永乐时期印度洋国际秩序的建立，具有与元朝、西方海外扩张殖民帝国迥然不同的特征，永乐帝在派遣郑和下西洋诏书中，明确表述的是“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69]

　　郑和远航印度洋，发挥了沟通明代中国与海外30余国关系的重要作用，在东亚与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官方贸易资源共享、文化上多元文化广泛认同交融。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现存斯里兰卡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三种文字记载着郑和代表永乐皇帝向佛祖、毗湿奴和真主阿拉贡献布施的史实，这是明朝人对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丝绸之路文化共生现象的突出表现。[70]更为重要的是，满剌加王国兴起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不仅彰显了马六甲海峡，而且连通了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二)万国来朝

　　众所周知，汉唐长安是中国古代盛世的象征。从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经历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到重归大一统的隋唐王朝，汉唐间历史的发展变迁，实质上与当时南北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隋唐王朝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此后，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杭州，北京则经历了金中都、辽南京，至元朝大一统政治中心回到了华北平原，北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历史底蕴深厚。至明代鼎建北京，中外关系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中国和平的中华秩序理念得到了东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赞同和响应，因此，明朝奠都北京庆典之时，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古代外交史上的盛况。

　　古代“万国来朝”一语，“万国”并不是实数，而是概数，形容诸多国家前来朝拜之意。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记载：隋朝长安“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71]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在长安，每当王朝大庆典之时“万国来朝”，表演乐舞已成为制度。唐代长安的“万国来朝”，更是极大地扩展了中外关系，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明会典》中明确记载，自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凡大宴乐，都要演奏乐章《太清歌》：“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72]

　　经过明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明王朝日益强盛。永乐帝积极推行“锐意通四夷”的对外政策，宣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73]永乐十八年十一月，皇帝颁诏天下：在永乐十九年正月明朝举行迁都庆典，时值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之后，据《明实录》记载，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北京，有16国的使节来华，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古代外交史上的盛况。永乐二十一年(1423)正月，永乐皇帝在奉天殿接见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这是16国使臣约1200人聚集北京的又一大盛会。《明实录》详载了16国名称，现特列于下：西洋古里(今印度卡拉拉邦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锡兰山(今斯里兰卡)、阿丹(今也门亚丁)、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剌撒(一说在索马里泽拉，一说在今也门亚丁附近)、不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柯枝(今印度柯钦)、加异勒(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甘巴里(今印度南部科因巴托尔)、溜山(今马尔代夫)、南浡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阿鲁(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巴鲁蒙河口)、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细查可知，这些参加北京盛会的国家以西洋古里为首。考察16国的地理位置，可见大多是郑和下西洋交往招徕的海外国家。明代中国外交使节将“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秩序理念，传播到海外，得到了东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赞同和响应，各国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型的国际体系。[74]

　　上述记载只是来华外国使团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其时参加北京盛会的，不仅有忽鲁谟斯等诸多海外国家，而且也有从中亚陆路来华的使团。这是对明朝傅安、陈诚等出使中亚、西亚的回应。帖木儿的儿子，当时统治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的沙哈鲁国王派出使团，包括随行商人在内多达510人。他们于1419年11月从哈烈出发，经过撒马尔罕、达失干(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塔什干)、哈喇和卓(明代火州)、哈密等地，进入河西走廊；又途经肃州(甘肃酒泉)、甘州(甘肃张掖)、兰州、真定(河北正定)等地，于1420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作为使团成员的画师盖耶速丁，以日记形式撰写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真实记录了使团到北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对于紫禁城的描述非常珍贵：“他们于黎明时看到了一座一望无垠的京城，其地面呈长方形状，由一堵城墙环绕，城墙的每侧都有1波斯古里(6200米)，全长为4波斯古里(24800米)……由于尚未到应打开中国京城大门的晨曦升起的时候，使节们只好通过已竣工的建筑——城楼的地方进入那里。中国官员径直把他们领到了宫门。在那里让他们下马并继续在一条长七百步的美不胜收的林荫道中徒步前进，这条路铺有蔚为壮观的长石条，它把宫门与军营(斡耳朵)连接起来了。”[75]

　　接着，盖耶速丁记录了北京的宫殿建筑、宫廷礼仪、以及使团所受到的礼遇，他还特别提到了大钟：“一口钟悬挂在凯旋门之上的鼓一侧。为了撞钟，有两名官员时刻等待着皇帝登上御座的具体时刻。”[76]他也记述了皇帝新建的宫殿，这一宫殿共包括一个长30腕尺和宽80腕尺的上朝厅，内有木柱，木柱如此之粗大以至于三个男子都不能以其双臂合围。[77]他也记下了使团参加紫禁城新宫落成庆典的情况：在1421年“2月3日(伊斯兰历824年1月29日)夜，刚刚到子夜的时候，寺人便牵着备鞍马前来迎接使臣以把他们领到新宫。此宫经过十九年的工程刚刚竣工。这一夜，在庞大的京城，每个人都用灯笼、蜡烛和灯照亮了其住宅或店铺，灯火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使人觉得旭日已冉冉东升。大地照得如此明亮，以至于能够清楚地看到掉落在地上的一根针。寒流也于同时结束了。有人把所有来人都领进了新宫殿内。从契丹、江南、中国中原、摩诃支那、卡尔梅克(蒙古)、吐蕃、哈密、哈剌和卓、女真(满洲)、海滨地带(渤海国)，和其他未知名地区的四面八方拥来了十万之众。有人把他们引进了新宫殿，皇帝在那里盛宴群臣”，[78]御宴到接近中午才结束。因此，中外的交往和文明的互动得以实现。

　　结　语

　　明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皇帝追赠永乐帝庙号成祖。当时帝谕礼部曰：“朕惟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难艰，则我皇祖文皇帝也……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79]从而彰显了国都北京鼎建的丰功伟绩。清修《明史本纪》对此评价道：“至其季年，威徳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80]

　　在全球视野下，从明代都城的发展历程入手，结合历史上都城的独特背景及其对外交往风格的确立、发展与演进，重新审视明朝北京鼎建的重大意涵，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从南京到北京。在大一统国家治理理念之下，明成祖永乐定都北京，并建两京，将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建立起全国南北一统的格局，这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继承与开新。由此，“实为都会”的北京，连接起长城内外与大江南北，标志农耕文明发展至顶峰时期，实现了农牧文明的一统和陆海文明的重大接轨与共生。其后清朝沿袭以北京为首都，北京作为首都持续了长达490年。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是能把壮丽宏伟的古迹完好无损地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的中国帝都”。[81]

　　第二，从长安到北京。在“共享太平之福”理念下，明成祖永乐作为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传承者，定都北京，复兴了传统首都国际大都会的地位。汉唐时期的都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交汇点。明成祖在北京奠定了丝绸之路新的起点与交汇点，将古代丝绸之路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对外海陆并举，特别是航海外交从海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共同体互动层次上有了新的提升，形成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大格局，重构了丝路辉煌。明代中国为全球史在海上诞生拉开了序幕，是对汉唐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开拓发展，也是对全球史做出的重大贡献。

　　[1]中外学界对于都城北京的研究，足称“显学”。从20世纪80年代王灿识先生编《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开始，到21世纪初陈平原先生等编《北京研究书目》，“所录书籍，包括各国学者及艺术家描写、记录、研究北京的各种文字及图像资料”，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其丰厚积累重点集中在紫禁城的营建过程、营建制度、建筑艺术布局与相关历史事件，成果极为丰硕，在此不一一赘述。20 世纪80年代笔者在北京大学随许大龄师攻读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后以此题发表了关于明代两京制度的首篇长篇论文(《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笔者谨以此文对明代北京鼎建略作延伸探讨，希冀得到方家教正。

　　[2]《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235页。

　　[3]夏明明：《以钟为书钟以载道——永乐大钟及北京钟铃文化》，《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战国)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释：《孟子·梁惠王上》，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页。

　　[5]《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99 页。

　　[6]《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条，第2235页。

　　[7]《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丙午八月庚戌条，第295页。

　　[8](明)朱元璋撰：《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一二《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88页。

　　[9](明)刘辰：《国初事迹》，上海博古斋1917年版，第18页。

　　[10]《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条，第599页。

　　[11](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第27页。

　　[12]《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条，第1481页。

　　[13]《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丁丑条，第1439页。

　　[14]《明太祖实录》卷九九，洪武八年四月丁巳条，第 1685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九九，洪武八年四月丁巳条，第 1685页。

　　[16](明)朱元璋撰：《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一二《中都告祭天地祝文》，第388页。

　　[17]《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乙未条，第1769页。

　　[18](明)姜清撰，吴明松点校，刘世南审订：《姜氏秘史》卷一，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整理：《豫章丛书·明人小史八种》，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19](清)顾炎武撰，顾宏义、严佐之、严文儒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清)顾炎武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顾炎武全集》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31页。

　　[20]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略·总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页。

　　[21]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Chicago: Aldine Pub.Co, 1969, p.315.

　　[22]洪武八年北平府人口数据为80 666户，323 451口。参见缪荃孙辑：《永乐大典》辑本《顺天府志》卷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23]嘉靖《吴江县志》卷九，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435－436页。

　　[24](清)万斯同：《明史·地理志稿·天下志地·地理一》，浙江省图书馆藏清稿本。

　　[25](明)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一《建都》，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26](明)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

　　[27](明)李日华纂，鲁重民补订，钱蔚起校定：《官制备考》卷上《宗藩》，《四六全书》，崇祯十三年刻本，第3页。

　　[28]《明史》卷九一《兵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43页。

　　[29]檀上寬：「明王朝成立期の軌跡」、『東洋史研究』、第三十七巻第三號，1978年。

　　[30]《明太宗实录》卷一六，永乐元年正月辛卯条，第294页。

　　[31]《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元年二月庚戌条，第 301页。

　　[32](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一《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33](明)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一《题北京八景卷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页。

　　[34]《明史》卷九一《兵志三》，第2235页。

　　[35]布哇著，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7－59页。

　　[36]《明太宗实录》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甲戌条，第 415页；卷二四，永乐元年十月壬申条，第446页；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条，第 458页；卷三三，永乐二年七月己未条，第 579页；卷三八，永乐三年正月庚申条，第646页。

　　[37](明)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38]《明太宗实录》卷八二，永乐六年八月己卯条，第 1094－1095页。

　　[39](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七《皇明异典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40]《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第4699页。

　　[41]《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永乐十四年八月丁亥条，第1953页。

　　[42]《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六，永乐十五年三月丁亥条，第 1989页。

　　[43]《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条，第 2235页。

　　[44](清)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45](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四七《六部尚书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0页。

　　[46](明)傅凤翔辑：《皇明诏令》卷六《成祖文皇帝》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8册，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

　　[47](明)傅凤翔辑：《皇明诏令》卷六《成祖文皇帝》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8册，第122页。

　　[48](明)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一《建都》，第1页。

　　[49](明)丘浚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八五《都邑之建》，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0页。

　　[50]参见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1]“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理，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参见(清)徐元文：《序》，(清)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谈到首都：“大一统国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向：首都的地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一般说来，帝国缔造者开始通常是在方便自己的政府所在地向全国发号施令：要么是自己祖国原有的首都(如罗马)，要么是征服地区边缘，便于帝国缔造者从本国进入的新地点(如加尔各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帝国行政经验的积累或形势的压力，最早的帝国缔造者以及那些在帝国一度陷入瘫痪之后接掌大权的继承人，往往会把首都迁到一个新地点。这个新地点不再只是为方便早先开疆拓土的当权者，而是考虑整个帝国的便利。当然，这种新的全局观念使得统治者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的地点。”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2－623页。

　　[52](明)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客座赘语》卷二《两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53]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Capit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34.

　　[54]参见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5]《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条，第2235 页。

　　[56]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7页。

　　[57]特蒂乌斯·钱德勒(TertiusChandler)、吉拉尔德·福克斯(Gerald Fox)：《城市成长的3000年》，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年版，第364页。转引自[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6页。

　　[58]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增补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

　　[59]万明：《傅安西使与明初陆路交通的畅达》，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2辑，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132－140页。

　　[60]王继光：《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际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

　　[61]万明：《明代永宁寺碑新探：基于整体丝绸之路的思考》，《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62]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63][美]莫里斯·罗萨比著，刘坤一摘译：《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