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引发了围绕教育的很多讨论，其中关于教培和游戏产业的发展是一部分讨论的重点。朱海就以《教培：取缔代替监管的根源》（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微信公众号，2021年8月6日，以下简称“朱文”）为题探讨了规则的生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全文以教培和游戏的监管为例，说明了规则的生成应完全交于市场来完成。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实有不妥，难以认同。

　　一、基于经济人假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没有缺点吗？

　　“朱文”一开始就对斯密的“个体追求最大利益会自动产生‘好’的结果”这一观点进行反思，并认为“政府都不要管，一切交给市场”的观点不成立。

　　可是整个文章看下来，基本思想还是斯密的自由主义在引领。如文中“个体‘天然’地具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只有在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才能生成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产品和规则。”，其基于的思想是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即理性经济人是可以自动导出市场有效的。这里的企业家充当了理性经济人这一角色。企业家只要发挥才能，就能生成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产品和规则。这里的产品和规则就是斯密那里的“好”结果。其依据的理论就是市场有效理论。但是批判市场有效理论的基础，即经济人假说的文献也有很多。其中不乏来自西方学者对经济人假说的反思。

　　慕尼黑大学的约翰·考姆勒斯（John Komos）认为，经典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主流经济学）最大的错误就是，假设人是理性的（即经济人假设）。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后四次被授予行为经济学家的文献来看，人们的认知是有限的。且早在1915年弗洛伊德就证实了，人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并非是由理性思维控制，而是在无意识下进行的，引导人们决策的通常不是逻辑，而是情绪，因而这些决策并非完全理性。

　　此外，我们姑且不论“只有在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才能生成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产品和规则。”这一说法是否绝对，就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就能知道：提供满足公共利益的产品并非企业家所长。企业家为了追逐最大利润，漠视甚至损害公共利益的例子不胜枚举。就算是企业家提供了满足公共利益的产品，这样的产品也不是企业家的最终追求，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得已而为之。

　　二、政府垄断规则的生成不能产生“好”的规则吗？

　　“朱文”认为的“好”规则的产生，要强调的两点。

　　其一是“朱文”认为“放开”是生成“好”规则，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的前提。文章认为，当前教育领域的严格管制使教培行业出现内卷现象，且在游戏领域缺乏合适的监管而出现混乱现象，都是因为没有形成“好”的规则，进一步地，也就是因为没有“放开”。

　　试问，这样的说法负责任吗？首先来说，我们国家针对教育或者教培行业以及游戏产业的发展没有出台“好”的规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从统揽义务教育全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到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及2019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等等，哪一个不是为了引导教育发展，规范教培产业和游戏产业的“好”规则？其次是没有“放开”，这个说法就更不负责任了。如果国家没有“放开”教培和游戏这两个产业的发展，笔者相信，这两个产业几乎没有生存的地方，更别说达到如今教培产业可以媲美学校主体教育的规模，游戏市场的规模也是以千亿计算的地步。就算是针对产业发展规则的制定方面，说没有“放开”也是没有道理的。就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家机关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都是在贯彻国家意志的基础上，充分调研市场、了解行业现状，吸收利益相关方意见而形成的。因此，文中那种没有“放开”、没有“好”规则，是发展出现问题了，就认为是还不够“放开”、不够“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表达。

　　其二是“朱文”认为政府不能垄断规则的生成，而应是服务于规则的生成。文章也认为政府只能是规则的执行者，而不能是建构者。

　　从形式上来说，政府部门确实垄断了规则的生成，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政府部门生成的规则才有法律效力。试想，如果个人或任意组织都可生成规则，并具备法律效力，这个社会的运转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从实质上看，正如前文所述，政府部门生成的规则是在充分采纳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部门并没有垄断规则的生成，相反，可以认为规则的生成是开放的。至于“政府只能是执行者，不能是建构者”的说法，怎么看怎么觉得是政府只能是“守夜人”的翻版说法。如果政府部门不能承担起建构者的责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怎么完成？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怎么实现？总而言之，如果规则的生成由资本来主导，就没有办法贯彻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三、提升国家能力，不重要吗？

　　在政府不能垄断规则的基础上，“朱文”继续说道：“重要的不是提升‘国家能力’，而是提升‘民间能力’。”

　　这样的说法与我国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然要求提升“国家能力”，在此基础上才有足够的实力主导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四、市场扭曲现象与资本之恶没有关系吗？

　　进一步地，“朱文”认为，没有“放开”以及政府垄断了规则的生成，会出现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如同教培和游戏行业现在的发展一样。出现这些不好的、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不能归为市场本身或者资本的问题。同时也要防止市场出现扭曲就说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或资本的恶，等等。

　　笔者认为这是为资本开脱的赤裸裸的说辞。市场出现问题不从市场本身去寻找原因，而从别处寻找，无异于舍本逐末，也有掩耳盗铃之嫌。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和资本已经形影不离了。市场上哪行哪业的发展没有资本的影子呢？资本的恶是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住的。马克思有过一句经典的话：“资本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是资本之恶的形象表达。

　　同时，“朱文”中写到：“如果教育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规则可循，那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不妨聚焦一点来讨论。教培行业的发展遵循了现有的规则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从教育部新闻网站上公布的，“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答记者问”来看，教培产业出现的问题有三：一是规模总量庞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不仅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会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二是违法违规情况突出。由于违法违规成本较低，导致无证无照机构屡禁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中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机构倒闭、卷款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三是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这应该是教培行业没有遵循现有规则的最好的体现。如果硬说教培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规则可循，那么是没有对教培行业百利而无一害的“规则”可循。

　　五、取缔不是一种监管方式吗？

　　此外，取缔也是一种监管方式。当教培行业的某些组织已经严重违反现行规则，且涉及到违法犯罪时，可以也应当取缔。至于只能“监管”不能“取缔”的思想，与尽管企业家犯罪事实成立时，但应该从轻发落，因为企业家提供了就业、贡献了税收的思想如出一辙。

　　六、生成了规则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

　　最后，“朱文”写到：“没有规则生成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笔者不禁反问，生成规则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一种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标志绝不是看有没有规则生成，而应该以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判定依据。生成规则以及生成规则的机制都是历史性的，不是永恒的。对待事物的发展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态度，而应该采用发展的、运动的、全面态度。一种规则或者生成规则的机制在此时此刻能够很好地满足要求，到了彼时彼刻就不一定还能满足同样的要求，因为，外在于事物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存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时候，意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唯物史观给予我们最基本的启示。

　　七、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近来，类似这样的经济类文献有很多。究其原因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不无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支配之下，类似的文献对资本野蛮增殖反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利益的现实视而不见，反而为不断为资本辩白，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开辟道路。如果像“朱文”描述的那样，将规则生成的主导权交给资本，那么经济权力转换成政治权力的大门就会敞开。资本通过规则的制定，控制政治制度安排、税收、舆论等等以进一步巩固经济权力，这一点看看如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明白。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通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被透支。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由资本存在决定的资本意识必然结果。但这与我们所要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完全相反。

　　2021年8月10日

　　注：关于约翰•考姆勒斯（John Komos）的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P129—P139。

附录：《教培：取缔代替监管的根源》

　　原创 朱海就  https://mp.weixin.qq.com/s/T_lSbRnyO4stsmzeT_tqUg

　　最近在教培行业出现取缔代替监管的现象。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关系到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走向，因此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它暴露出当下的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反思。

　　如斯密早就意识到的，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行动如何产生“好”的结果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说厂商（如游戏或教培）追求最大利益，就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的出现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因此，那种“政府都不要管，一切都交给市场”的观点并不成立。我们既反对不恰当的监管，也反对不监管或放任自流。厂商有权利开发游戏，但必须受规则制约。这就如食品存在安全性问题一样，游戏产品也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产生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不是自动产生，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对此下面会进行说明。监管的含义是执行这种规则。

　　无论是“好”的服务还是良好的秩序，都不是在真空下产生的，而是特定规则的产物。我们把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视为“好”的规则。也正是“好”的规则的生成使“好”的服务有可能产生。而“好”的规则的生成需要程序。比如，什么意见能变成法规，谁的意见可以成为法规等等。这一产生规则的“程序”甚至比结果更重要。我们把产生“好”的规则的公共程序视为市场的一部分。

　　关于“好”的规则的产生，可以强调两点。首先是要“放开”，这是生成“好”的规则，也就是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的前提。个体“天然”地具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如开发游戏，提供教育服务等。只有在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才能生成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产品和规则。发挥企业家才能也包括表达意见，使意见有可能形成法规，使法规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当前，教育领域的严格管制使教培行业出现所谓内卷现象，而在游戏领域是缺乏合适的监管而出现混乱，两者共同的特点是上述规则在这两个领域缺失。

　　其次是政府不能垄断规则的生成，而是服务于规则的生成。政府作为代理人，只能是上述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建构者。政府的作用是努力使上述规则的生成具有可能性。因此，重要的不是提升“国家能力”，而是提升“民间能力”。民间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规则生成能力上，这才是国家能力的真正体现。

　　可见，在没有上述规则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在教培和游戏行业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但出现这种现象，不能归为市场本身的问题或资本的问题，而要从规则的生成上找原因。

　　我们要防止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由于不恰当的管制导致上述规则无法生成，使市场出现一些扭曲现象，但这种扭曲被说成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或资本的恶，并且这样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并导致对市场的进一步管制甚至取缔。用“取缔”代替“监管”，这正是我们目前在教培行业中看到的。如教育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规则可循，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或者说，正是一开始没有规则的生成，才导致最终的封杀。采取这种手段对政府来说或许是“理性”的，因为正常的监管所需要的规则还没有生成，无处可寻。相反，如已经有规则，那么政府只需要执行规则就够了，不需要通过取缔的方式来处理。

　　不考虑规则的生成，而只是单纯追求结果（如经济发展或科技进步）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在缺失上述规则的状态下，至少在短期内也可能会产生统计数字上好看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往往不是我们需要的，特别是它不意味着公平与公正。规则生成的问题比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经济发展应该被视为规则生成的过程，或者说规则的生成才是真正的发展。追求经济发展而不考虑规则生成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没有规则生成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只追求结果，而不顾及规则生成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市场应该被视为不断生成和修正规则的过程与手段。如没有这样的过程，那最终会导致计划经济，也就是对市场的取缔，这正是我们从近期的教培与游戏监管问题中得到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