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学党史改造我们的学习

 

　　任 中 杰

　　为纪念建党100周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我积极响应。我觉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党史，应是学好党史最正确、最有效，也是最便捷的方法。延安整风运动应是中共党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事件。这次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教育运动，是从思想上对建党二十年来党内路线斗争的一次总结，纠正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学习这段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党史上革命斗争成功和失败的思想根源、经验教训，而且对今天党的建设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延安整风是在毛主席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又重读了毛主席指导整风的几篇重要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重点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着重讲共产党人应有的马列主义学风的文章，收获颇丰。下面说说学习这篇文章的粗浅体会。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指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文献，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分析批判了此前广泛存在于党内，并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倾向，以及作为这两种倾向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是毛主席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报告。毛主席在该文中批评了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二十年来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没有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二是不注重研究历史，不论是近百年的还是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三是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马列主义“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主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做法，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这种学习马列主义的做法直接违背了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即理论和实际统一。这种理论与实际分离抽象无目的的态度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无的放矢。而马列主义的态度则应当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要真正掌握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所以毛主席又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并强调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延安整风以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报告为标志开始进行，到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将近四年， 它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意义重大。它是对建党20年来党内路线斗争从思想高度所作的一次总结。给党的革命事业带巨大损失的“左”的、右的路线错误，其思想根源就是“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见《改造我们的学习》题记，《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3页）遵义会议后虽然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由于军事斗争紧急，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这次整风做到了又破又立，既破除了造成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宗浪主义，并揭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同时也为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从此，党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使抗日战争和此后的解放战争有了胜利的保障。

　　延安整风影响深远。毛主席的整风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同上）。毛主席的整风号召还促使党内很快地出现了自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强调学马列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反科学的学习方法。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还指出不论你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他在谈到文艺工作的时候就曾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应该学习的科学。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椐地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而使毛主席主张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实事求是的原则得以落到实处。各地各级教育培训机构，都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且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已成为党的教育培训工作的传统，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建国初期由于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民主建政急需增加一大批新干部，培训干部成了各部门的工作重点，从中央到各大区都办起了不少培训机构，而这些机构对培训对象的要求基本上就是两条，一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再就是懂得国家的相关政策。当然学理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延安整风对今天的党建、教育培训等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着重说说延安整风对当今教育、培训工作的意义。长期以来影响延安整风精神在教育、培训领域传承的是一股括得很凶的西化风。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企事业管理领域，甚至政府公务员。一时间都以去接受美英等国的培训为时髦。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则剩机收买了一批亲美“公知”，企图通过这些人在中国培植西化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股势力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如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其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有一项办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将培养学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要求。无论教与学，都必须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这一传统来自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从华北革大以及一些党政部门调进来的一批老干部。是他们将延安整风后在党内形成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带进了北京政法学院。应当说这是原北京政法学院留给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项宝贵遗产，中国政法大学应加以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 但对法大应不应该继承原北京政法院留下的办学传统？对原北京政法学院二十年的办学应作怎样的评价？因为立场不同，看法是完全对立的。西化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且不仅对北京政法学院，对那时整个新中国的法学教育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西化”。在他们看耒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才是学习的标杆，也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教育之路，才应当加以仿效。有一本书，《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书中多篇文章都是这种看法。也有表面肯定，实则仍主张西化的。他们说北京政法学院“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铸就了北京政法学院起步期的辉煌。”不过这些成绩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不认为这是老干部们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带进学校的结果，而是因为有一批几所大学的“学术名家大师汇集学校，执掌教鞭，以其非凡的智识”培养的结果。有那么一位竟无中生有，说什么当初上级规定的政法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政法实际工作干部，但从几所大学来的教授们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将自己的优博学识传授给学生，这就形成了法大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而事实上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教授们的学问，他们掌握的法学理论，是西方的，也是旧中国的法学理论，当时属于应受批判、应加以清除的“旧法观点”，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思想，学马列主义，破旧立新，没有也不可能“执掌教鞭”，向学生传授旧法理论。董必武同志1954年在一次报告中提到旧大学的法学教授时曾指出：“如果不把过去学的旧东西全部丢掉，也很难学到马列主义。拿旧的一套来看我们这些东西，当然看不到眼里。不丢掉旧的，是学不到马列主义的，是办不成事情的。”（《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05页）可见这些看似高度评价原北京政法学院办学成绩的人，他们要继承的绝对不是真的原政法学院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优良办学传统，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他就言必称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在他的心目中马、恩、列、毛的法律观是被否定的，说他们坚持的都是“政治标准”，他认为应当将政治标准发展为“经济标准”，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法律观。他说他的这种“人本”法律观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国本”法律观，他的“人本”是“以一切人为本”，也就是说法应是“全民法”。只可惜“全民国家”“全民法”的发明权并不属于这位教授，而属于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这类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欣赏原北京政法学院那种源自延安窑洞“不正规”的办学方针的，就更别说将其当作优良传统加以继承了。

　　中国政法大学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和进行法学理论研究的使命。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法德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倍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没有正确的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加强法治及其相关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结论，提炼规律性认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

　　培养法治人才的要求是高素质，要法德兼修，用一句毛泽东时代常说的话概括，就是要“又红又专”。这就必鹈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对学生劳动人民感情的培养。至于高素质法学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而绝对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被吹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学理论。现在法学界有人鼓吹与西方法律制度“接轨”，认为强调中国特色，“特色”二字可以任意解释，会妨碍与西方接轨，这种观点在法大有一定市场，不清除这种影响，要想完成习总书记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很难的。

　　法大的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进行法治理论研究，“为完善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要完成这项任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改造我们的学习”，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主义学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个专政要完成的任务《共产党宣言》概括为“两个决裂”，即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这就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初心。必须为实现初心而进行阶级斗争，在这一问题上，全世界都不应有不同，不同在于各国所面对的现状、各国的历史传统是不同的，所以在为实现目标的斗争手段，具体的路径、方式、方法、政策、策略等方面则应各具特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回答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现实状况和历史条件下，应当建立怎样的法律制度，进行怎样的权利、义务制度化设计，才能保证共产党人实现初心的斗争在特定法律秩序范围内得到实现。这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这需要对“复杂现实进行科学分析”。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现实状况确实十分复杂。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竭尽全力对中国围堵打压，还在中国培植了一支力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五纵队”和一批满脑子“普世价值”观的亲西方“公知”。近几十年因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贫富差的拉大，国内阶级、阶层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化，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有不同的乃至完全对立的利益诉求。共产党人的立场只能是人民立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都必须有利于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逐步实现。同时又要保证社会秧序的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不致受到影响，这就要求参于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材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分析所掌握的材料，得出科学的、而非臆造的结论。祝愿法大在党委正确领导下以延安整风的精神“改造我们的学习”，树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向党和人民交出一分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