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个近四十年来在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双重作用下，变化最大的政治词汇之一。

　　严格以理论和事实的双重层面来说，民主，其实本是共产党人的“专利”。

　　与之相对的，专制，则是法西斯白色集团、资本家阶群的底色。

　　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全世界共产党人推翻本国国内的资本买办统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大法宝，均是依托于民主凝聚被剥削阶级的革命力量。

　　只有民主，才可以团结最广大的工农群众；也只有民主，才可以统战党内党外不同的声音。

　　对于民主，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洪流之中体会最深刻、认知最透彻的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

　　建国前，在1945年7月著名的窑洞破冰之谈中，毛主席面对黄炎培（时任国民党政府参政员）就“历史周期率”的疑问，坦然给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答案：“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后，1957年，毛主席再次指出：“要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

　　用民主对抗专制，用红色浪潮对抗白色恐怖，这是毛主席可以带领百万工农打败美帝国主义爪牙——蒋介石买办法西斯集团的最大胜利密码。

　　遗憾的是，近四十年来，随着国际共运极速退潮、世界政治格局趋于右转，“民主”开始被美西方集团绑架、曲解、利用，用以作为其颜色革命、颠覆别国合法政权的工具。

　　更遗憾的是，中国国内极大规模的“爱国群体”也开始由于畏惧美帝国主义的舆论战，表面上与之对垒，本质上顺而仆从，默认了“民主属于西方世界”这一被西方集团成功打造的谎言假象，个个谈民主色变，仿佛民主是个坏东西，仿佛中国只有拒绝民主才可以稳定祥和……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古往今来，在每一个由资本主导、资本涉足权力的政治社会里，杜绝民主，这一定会成为资本家阶级维护利益垄断的必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夺取政权之前的中国（中华民国），苏联共产党人逐步腐化变质之后的苏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均是绝佳的范本。

　　关于后者，我前天已述文：

　　关于前者，今天想来唠唠：从1929年国民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到1931年围绕九一八事变的舆论暗战；从1940年全面查禁封杀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到1945年就毛主席一篇搅得重庆大乱的《沁园春雪》而开展的词作交锋……

　　且看蒋介石的买办法西斯集团及其背后的资本势力，是如何进行舆论管制的。

 

　　1

　　早在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当局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

　　作为首脑的蒋介石更是在1927年春天公然背叛孙中山遗志、屠杀我共产党人之后，肆无忌惮地宣扬其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

　　循着一种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蒋介石开始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政治混态，归结为是“思想的纷杂”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

　　据此，蒋氏的智囊团认为“统一全国思想”为当务之急。

　　他们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

　　1928年10月，蒋府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其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蒋介石认为，当时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约占25％，失常的约占15％，其中以共党刊物最多。而其他刊物，如国家主义派占总数约5％，第三党、 社会民主党约占3％，国家社会党和无政府党各占3％ 。”

　　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当局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

　　根据检索，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这类法令法规主要有：《检查新闻条规》(1928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 《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25日)、《党报及与党有关报纸审查标准》、《查禁反动刊物令》、 《新闻检查标准》(1933年1月19日)、《新闻禁载标准》(1933年10月5日)、《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1934年2月21日)、 《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9日)、《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9日)、《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年5月27日)、《取缔刊登军事新闻及广告暂行办法》(1935年6月10日)、《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取缔印刷业规则》、《关于法院制裁新闻纸杂志社编辑人及发行人》、《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

　　如一张铺天巨网，遮盖了蒋记国府控制下中国舆论界的哀鸿遍野。

 

　　1930年12月，蒋府制订的《出版法》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 它尚且属于注册登记制。

　　但随后的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这些文稿一律禁止出版。”

　　这一《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倾向，也就加剧了蒋介石白色统治下的民国进一步的舆论专制化、新闻恐怖化。

　　从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了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仅国民党长沙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于1931年9月就查禁了228种报纸、刊物和书籍。

　　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由于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所谓反动刊物、报纸达到7280种。

　　1929年 6月15日，上海国民通讯社被国民党当局以通讯稿件“造谣挑拨，肆行反动”的名义，责成停办。

　　一年后，上海现代书局也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 《南国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封闭。

　　同年2月， 《时事新报》记者陈荇荪被以“宣传国家主义”罪名判刑6个月。

　　次年2月7日，“左联”五作家被国民党军统秘密处死。

　　当时局越来越逼近中日交战，当历史走进了30年代，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标志，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对日怯媚、投降主义、失败主义，以及令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愤怒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均通过其舆论管控和新闻操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下达以及对国际联盟的幼稚期盼，导致了东北三省的完全沦陷。

　　后世对那一时期的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申报》和《大公报》上，很少有人对国民党党报系统的有关注。

　　比如《中央日报》因为是国民党党报系统中的最高报纸，其对 “九一八事变 的报道是认识蒋府“国联外交 ”下国民党宣传战线机能的一个切口。

　　这一时期的《中央日报》正处在从传统的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向社长制、企业化管理体制转型的历史出发点，处在党报转型与民族危机的十字路口，围绕九一八事变 的新闻报道与相关言论其实研究意义重大，《中央日报》充分体现了蒋府“不抗日”的本色和舆论管控的特色。

　　九一八事变之前，当时的《中央日报》总编辑为赖琏，此人在主编《京报》期间曾因批评蒋介石的政策而受到蒋府打压，但由于背靠胡汉民，赖琏还是在《中央日报》谋得高职。

　　然而“汤山事件”让蒋胡争端白热化，赖琏提出辞职未果，便从此陷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办报心态，适逢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央日报》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了蒋介石集团向全国发送反动思潮、怯日情绪、崇美媚洋的工具。

　　事变后不久，《中央日报》遵蒋介石旨意，宣称“责任及赔偿由国联指定”，对国联的外交充满信心和期待。

　　当国联做出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时，《中央日报》立刻欢欣鼓舞地撰文：“中国的大胜利！”

　　然而，国联的两次撤兵决议均被日本人破坏，更不用提此后伪满洲国的拔地而起，和日本由于伪满洲国不被国联承认而直接退出国联的闹剧，直接如巴掌一般扇在了蒋介石和《中央日报》的脸上。

　　此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仅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家通令查禁的书刊，就达656种。

　　1938年11月2日，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 借口“战时需要”、“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

　　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国民党中宣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

　　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临时性指示就达200余种，多数为镇压要求蒋府加大抗日力度、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声音。

　　1941年4月28日，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救亡日报》、《全民抗战》等五种主张强硬抗日、谴责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政策的报刊。

　　随后，《学习生活》、《新闻记者》、《国民公议》等几十种爱国报刊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国际新闻社总社也被缴销营业证，工作人员被迫由桂林去香港。

　　1942年，国民党又封闭了《世界知识》等500余种偏向爱国主义的报刊，使全国报刊数量锐减。

　　1939年时全国有报刊1031家，而1940年11月在大后方获准发行报刊只有273家，这其中绝大多数报纸又是亲国民党的刊物，或是消谴、 娱乐性的刊物——倒也符合国统区向来声色犬马、即便躲到重庆也依旧灯红酒绿的尿性。

 

　　3

　　从30年代的“假抗日，真反共”，到40年代中期的“假和平，真内战”，蒋介石法西斯集团的舆论主线最根本落脚点，还是在于压制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新生的工农阶级。

　　至于对待抗日的态度，蒋介石治下的新闻队伍倒显得灵活多了。

　　毕竟嘛，他也本就不是抗战的主力。

　　只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才是蒋介石集团自1927年始在舆论战线从未动摇的反动思路。

　　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 《南国月刊》被强行封闭。

　　两年后，由国民党当局把持的《社会新闻》周刊，经常刊载由特务炮制的“内幕消息”，对共产党和文化界进行造谣中伤 。

　　与此同时，一大票效忠于蒋府的“御用文人”们还大肆攻击“左联”的旗帜鲁迅先生，目的也无非是分化和瓦解舆论界/文化界。

　　鲁迅先生曾愤慨书辞：“近来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是直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

 

　　1933年1月，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因其负责的副刊发表了四篇小说中， 有如“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铁的纪律”等词句，就被指责其有“激动阶级斗争之嫌疑”。

　　刘在非法监禁5个月后，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处决……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了“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要求对于“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

　　一天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被砸，神州国光社遇劫……

　　从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的十年间，被国民党当局各检查机构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到1028种、进步文艺书刊458种。

　　这些被查禁扣留的报刊书籍的多数罪名是：“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

　　针对这种强求舆论一律的文化专制主义行径，鲁迅先生曾愤慨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1939年春天，正值抗战的危急时刻，国民党中央却悄然成立了一个针对共产党的“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妄图统一全国的新闻检查大权。

　　军检局成立后，首先打着国民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旗号对全国范围内新闻检查机构升级和调整，在全国设立了重庆、成都、西安、桂林、昆明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升各省新闻检查所为新闻处，其负责人为少将或上校级别。

　　在省以下，国民党都设立了反共的新闻检查室，各普通县市亦由各县市政府设立专科管理新闻报纸的检查。

　　如是，一个立体的、为反共而服务的反动新闻检查网络就形成了。

　　1943年8月，蒋府发布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 表中规定：

　　① “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一律不许用；

　　② “两面派”、“亲日派”、“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均为“谬误名词”；

　　③ “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要改为“三民主义”；

　　④ “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甚至“妇女解放”要改为“妇女复兴”。

　　…………

　　蒋记国府的小九九，实乃一目了然。

　　十四年抗日战争，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蒋某人的心思到底是放在抵御外侵之上还是放在绞杀国内进步共产主义力量、维护自身反动统治之上，后人无需为此争论。

　　4

　　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抗击日寇取得胜利后，蒋府对我党有生力量的舆论围剿更加台面化。

　　军事交锋于1946年始，然舆论对抗则早已展开。

　　1945年，在北平出版的中共三日刊《解放》杂志被国民党当局突然查禁，毫无征兆也拒绝给出理由。

　　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被国府查封及遭迫害的报刊达到724家；从1946年1月到8月，仅北平、天津、上海、昆明、广州又有249家报纸刊物和民营电台被国民党查封。

　　1947年2月4日，国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发出密电，指示各级机关“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之流行及散布。”

　　随后，民盟机关报《民主报》（重庆）和《民主星期刊》（桂林）被加以“中共传声筒”罪名宣布停刊。

　　二十余天后，2月28日，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台湾“二.二八”起义，封闭了台湾省报刊54家。

　　5月24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闻》、 《新民报晚刊》等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重庆《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等报20余人，在临时戒严中以“中共特嫌分子”的名义被捕。

　　7月，国民政府以“为匪张目”、“反对勘乱”等罪名， 继续查封民营报刊，连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观察》周刊，也被加以“违反动员勘乱政策”的罪名而查封。

　　1948年全年，全国有19家报刊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12家报社、通讯社受到警告或停刊处分；有26名记者被捕、6名记者被绑架或失踪

　　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 上海《文萃丛刊》的陈子焘、骆何民、吴承烈、《新华日报》的何天泉、胡南、《新民报》重庆版记者胡作霖、编辑陈丹墀、胡其芳、校对张朗生、《贵阳力报》总编辑顾希均等，仍先后惨遭杀害……

　　5

　　1940年2月15日，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刊登了毛主席大气磅礴的名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天后发表于《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旋即，这部名篇就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疯狂封杀，严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传播。

 

　　毛主席到底写了些什么，惹得读罢此文后惶惶不得终日的蒋光头如此之如临大敌？

　　不妨来读一读（摘录部分，请精读）：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

　　“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

　　…………

 

　　我个人斗胆总结，大致为三点：

　　① 蒋记国民政府的统治是封建性质的，是旧制余孽在1927年后的复辟，中国大地正在呼唤新生的进步政治力量和进步政治文明；

　　② 蒋记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均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即被推翻对象；

　　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进步性质的，是包含在世界进步洪流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的。中国的革命不是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不是孤立的，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融入世界大势。

　　……………

　　然后，蒋介石就下令封杀了这篇《新民主主义论》。

　　然而，正义是杀不完的。

　　6

　　为对抗毛主席的雄篇，1943年3月，蚍蜉撼大树的蒋介石授意部下“出书”，由蒋介石自己署名、 陶希圣着刀代笔（真特么不要脸……）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出版。

　　应该说，这本书确实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

　　在此书中，蒋介石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

　　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

　　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最主要之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其本质之目的，还是要使民众在心理的潜意识上完全接受蒋记国府的政治专制、容纳思想统制。

　　由此可见，强调思想禁锢从来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纬度，1943年确实是一个关键节点：当年年中时，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已增至8000万人，敌后抗日军队已增至47万人——这对于蒋记反动集团而言是致命的。

　　一方面，红色的人民政权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趋于明朗，一旦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消失，那么蒋介石集团利用民族主义笼络中国国内各势力的图谋也就将破产。

　　因而此时，舆论战被蒋氏提高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与那本《中国之命运》相生的，是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出的《指示本党宣传业务应改进之事项》，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宣传舆论工作出现的失控现象做出了整体指导。

　　8月25日，蒋介石又教诲党内的笔杆子：“宣传重于军事：当先以明白之表示，坚定态度......以澄清国际视听”、“故应先用宣传......只要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则又和重于战。”

　　面对蒋府的法西斯式舆论操弄，我党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果断做出一系列回应。

　　同在当年8月，中共中央对政治和宣传策略作了调整，决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

　　随后，《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论，如8月15日《要求国民政府整顿军纪军令》、8月16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8月21日《请重庆看罗马》、8月23日《袁世凯再版》。

　　随着时间的推进，抗日战局愈发逼近落幕，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也逐渐白热化。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直接明确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小算盘，并且对这样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在一系列实际行动的采取之下，我党对于日美军队的武装力量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打压，名正言顺、毫无避讳地缴获了大量武器。

　　这在无形之中确保了解放区的稳定状态，同时也让双方都减少了一部分无谓的牺牲。

　　于是，就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发表一天后，诚惶诚恐的蒋介石于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主席，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口号，认为“和平是能争取的，蒋介石有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

　　8月24日，毛主席复电蒋介石表明准备随即赴渝。

　　与此同时，围绕一首词的舆论战也随之展开。

　　7

　　谈判前夕，毛主席在重庆拜访了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友柳亚子先生。

　　交谈中，柳亚子拿出自己作的一首诗送给毛主席，而毛主席就将自己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回赠给柳亚子。

　　柳亚子在读完这篇《沁园春·雪》后，当即表示想要将这首词放在报刊上发表，毛主席遂同意。

　　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彼时几经辗转，得到完整的《沁园春·雪》，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将其刊出，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不久，重庆《大公报》也将毛泽东的这篇《沁园春·雪》公开发表。

　　没成想，这首词一经发表，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面临着东北军、西北军、胡宗南等中央军共逾三十万反动大军“围剿”、已兵临潼关一线要对红军一网打尽之危急关头的人，竟然可以气定神闲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绝句………

　　国民党长久以来对毛泽东、对工农红军的污蔑与贬低，全部在这首气势恢宏、料形势如指掌的《沁园春·雪》面前，不攻自破，不战而败。

　　蒋介石看到这首气势磅礴的词后勃然大怒，直接将报纸甩在桌子上，拨打电话给陈布雷：“立马写首诗！杀杀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威风！”

　　陈布雷对于蒋介石的命令一头雾水，当他仔细阅读毛主席的这首词后，不由被词中的广大意境所震撼，忍不住感慨：“这首词真是有气吞山河之势，真乃一首盖世佳品啊”。

　　蒋介石对于陈布雷的评价大为光火：“我看他这是想称王称霸，一统天下！我决定不会让他轻易得手的，你立刻找人写一首诗来反击他，将他的锐气好好杀一杀。”

　　陈布雷虽然点头答应，但是心里暗自叫苦。

　　从文学的角度，想要找一位能够写出对抗毛主席作品的词作人，这在旧军阀武士割据、地主宗族势力横盘的国民党内以及国统区，实在是太难了。

　　纠集招募，连夜创作，筛选修改……国民党文坛一堆臭鱼烂虾可谓废纸万张，最后终于是选出了一首“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毛泽东当时阅后，笑转黄霁生：“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更令人发笑又可叹的是，蒋介石自己也挥毫写了一篇《沁园春·雪》，文中尽是“尽着新装”、“展中华盛世”等辞藻华丽之语。

　　当时的中国在蒋府治下积贫积弱，人均寿命堪堪半百，大片国土沦为美英的殖民地，除了洋人的租界和国民党上层高官的官邸，国府麾下没有一处可称“展中华盛世”。

　　蒋氏笔作，不过皇帝新装罢尔。

　　一场围绕《沁园春·雪》的舆论大战，从封杀与反封杀，从宣战与应战，国共两党的阶级立场和格局维度让国内外尽览无余。

　　跋

　　蒋介石政治集团的本质，是其背后江浙财阀的权力触手。蒋记国府表面是一个拥兵自重、主权独立的中央机器，但实质仍是为资本所控、为财权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从早期的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陈光甫、钱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国主义资本赞助，与其将蒋介石国府的统治看做政治机器，不如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视为一种典型性的「资本干预政治」或「资本操控权力」的蓝本。

　　资本维系其利润衍生，需要严苛的剩余价值供应规模。这其中，保障舆论层面的蛊心洗脑、以维持私有制和阶级高位不被推翻，就是核心又核心的红线。

　　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舆论管控原则。

　　在这个原则之下，一切不利于利润滚积、不利于资本洗脑、不利于消费行为得到延续、不利于消费需求得到维持的人与声音，都一定会遭到资本集团的杀戮。

　　我还是那个不变的观点：资本绝对不可染指舆论，舆论必须公有、必须归位也是落位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