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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一场可避免的巨大灾难

原创版权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作者: 字体大小选择: [ ]

 

 

 

  卡洛斯·马丁内斯认为,苏联解体30年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无法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30年前,即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并辞去总书记职务。

  这是苏联走向解体的关键一步。

  一天后,克里姆林宫外的苏联国旗换成了俄罗斯国旗。从那一刻起,苏联便烟消云散。

  叶利钦迅速采取行动,取缔苏共,将苏联财产转移到俄罗斯议会,并就任总统。

  在这年年末,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70年来社会主义世界的领导力量,在地图上消失了。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鲜明论证。

  从这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立场来看,苏联解体是一件意料之中的大好事。然而,从苏联广大工人的角度,更深层次上从世界劳动人民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是一场可避免的巨大灾难。

  违背大众意愿

  在苏联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苏联彻底推翻了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苏联人民正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英勇牺牲、英雄主义情怀和巨大的创造力击败了欧洲法西斯主义,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实际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对英国和其他地方建立福利国家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失业率大幅下降,国家对人们的教育和医疗费用是全覆盖且免费的。住房虽然拥挤,但人人皆可安居。

  苏联领导世界人民废除了建立在种族、族裔和性别基础上的压迫制度。

  在苏联人民的援助下,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受压迫的人们得以挣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迎来了严重的危机,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意识形态领域混乱,国外与阿富汗冗长的恶战以及防御美国对其施加的一系列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的侵略手段,导致内外交困,形势十分严峻。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发推翻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当政开始,随着官方推动的重新评价斯大林运动,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质疑苏联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要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现象与运动)完全处于边缘地带,渐趋沉寂。政治冷漠现象正在蔓延,但社会革命(或反革命)运动并非是由政治冷漠造成的。

  与此同时,人们对苏联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取得的光辉成就仍持乐观态度。这一点从1991年苏联的第一次全民公决中可以看出当时民众的普遍意愿。

  面对国家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苏联政府在1990年末决定就保留苏联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是苏联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公决)。

  1991年3月17日,苏联人民前往投票站,对“你认为有必要继续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共和国来保障所有民族的权利和自由吗?”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是或否的答案。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6个共和国没有参加此次公决。苏联其他地区的投票率为80%,总投票数为1.47亿张。

  78%的赞成率显示绝大部分人支持继续保留苏联。

  因此,就在苏联领导层计划苏联解体的几个月前,苏联民众明确表达了维护苏联的意愿。这表明苏联的解散具有极端反民主性质。

  政变,不是起义

  工农群众没有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提供阶级基础。

  推动苏联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部分选民实际上是国家精英,包括中层官员和企业家,他们在庞杂的人际关系网和“改革”下捞取更多的资产红利期中占尽了优势。

  苏联的解体为这些选民(以及地下经济中更大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完全放松管制的贸易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谋取一己之私利,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尽管这是以牺牲了99%的人们的权利为代价换来的。

  就在这个准资本主义精英阶层正在崛起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努力创造了一个让它繁荣发展的政治环境。

  此时,马克思主义者被贴上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标签,在苏联的各级政府中被边缘化。

  苏联媒体在国内营造了一种支持和推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政治氛围,任何对改革的批评都会很快被指责为“斯大林主义者”。

  1989年,人民代表大会取代最高苏维埃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大大削弱了苏共在国家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并取消了工人阶级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

  戈尔巴乔夫四处动员以确保“支持改革”的多数派能够授权越来越激进的改革方案:关闭经济计划机构,放开价格,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内部之间的自由贸易,国有企业在自由市场中自负盈亏等。

  价格自由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投机和通货膨胀,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日常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食品供应的严重不足。

  到1991年年中,随着苏共的混乱和经济危机,苏共反对派的信心与日俱增。

  7月20日,叶利钦颁布法令,禁止共产党俄罗斯支部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政府机关和工作场所活动。

  苏联人民眼见国家正在被遗忘,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缺乏拯救苏联的意愿和能力。一部分苏联高级官员武装控制了中央,宣布国内实行紧急状态,以期暂停改革,防止苏联解体,并发起一场有关苏联未来走向的全国性大讨论。

  这些官员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然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层临阵退缩,放弃了冲击俄罗斯议会的计划,也没有表现出使用武力维护苏联的意愿。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领导层太过软弱疏忽,错失良机以致苏联陷入被动局面的行动。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后来所说:“如果他们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我们统一的国家就会得到维护。”

  叶利钦利用委员会领导层软弱退缩的形势夺取了俄罗斯的全部权力,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非法。如同罗杰·基兰和托马斯·肯尼在他们的著作《背叛的社会主义》中所写的那样,“那才是真正的政变。”

  历史性的倒退

  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25日辞去总统职务。在没有法律先例和宪法框架的情况下,叶利钦只是将苏联的国家机构和财产移交给俄罗斯,12月31日,苏联正式不复存在。

  在随后的四年里,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从65岁降至57岁——这在和平时期是从未出现的。

  随着原有完善的医疗基础设施系统崩塌,前苏联人民遭受了几十年未见的由贫困引发的流行病。

  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了大约15年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在此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多。

  这场悲剧在全世界引发巨大反响。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的那样:“苏联社会主义的毁灭……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尤其给第三世界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崩溃可以合理地描述为全球工人阶级在其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挫败。

  它给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契机,使人类解放事业倒退了几十年。

  然而,三十年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的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世界继续取得非凡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面前的卓越表现便是最直接的例子。

  苏联人民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民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并为和平、团结和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石。直到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和运动仍然从英勇的苏联人民那里源源不断地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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