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之光，愚公后人的人间神话，中国人民的伟大奇迹——大寨，是地处太行山腹地依虎头山而建的一个小山村。

　　建国前的大寨，属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春季十年九旱，雨季山洪泛滥的穷山恶水。

　　全村只有64户人家，190多口人，770亩耕地。这些耕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因为是典型的跑土、跑肥、跑水地，再加上地处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原，亩产能达到140斤都算是好年成。

　　在大寨人的印象中，一直挥不去的是"三穷、五多"。即人穷、地穷、村子穷和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

　　为了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他们就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大战合作沟，三战狼窝掌，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5个冬春下来，他们彻底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建起了180多条大坝，制服了总长15公里的山沟，修筑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300多亩坡地变成了水平梯田、4700多块零散的田地被归并成了2900多块，新增了80多亩水田。

　　与此同时，陈永贵还带领大家对土地进行改良，利用秸秆还田的方法，使原本贫瘠的沙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保土、保肥、保水的海绵田。从1953年到1962年，十载春秋的努力，大寨村的粮食亩产从65公斤猛增到387公斤。

　　1963年，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周围村庄向上级打报告要救灾物资，大寨人却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在这个大灾之年，别的地方都是产量锐减，大寨人却交出了优秀的答卷：粮食亩产704斤，总产56万斤，不但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救济，还向国家上缴了24万斤粮食。

　　大寨村的成功，离不开大寨村干部的努力。大寨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干部必须长期参与一线劳动，没有参与一线劳动的干部会被直接取消职务。

　　有一年，大寨村和附近几个村合办了一个高级社，陈永贵出任社长。由于陈永贵忙于高级社的事务，就把大寨村的生产交代给了一个干部。在一次会议中，陈永贵问这个干部“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这位干部含糊其辞，说自己事情太多，工作很忙，就没有参与劳动。陈永贵听了很生气了，说：“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找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结果当场撤销了这位干部的代理生产队长职务。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号召全国“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

　　1964年3月29日，毛主席外出调研期间，在邯郸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当汇报到自留地减少了时，毛主席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当汇报到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时，毛主席说：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淹。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主席说：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汇报中陶鲁笳向毛主席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毛主席对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并提出的“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口号大加赞赏：“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毛主席的赞赏不但来自于他认为农村基层领头人首先必须带头干活外，还来自于他对所有干部都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一贯重视。

　　另外一个受到毛主席赞赏的是陈永贵的领导能力：能够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产上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毛主席的这两点赞赏，着眼的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国：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要以身作则；作为一个集体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为。如果全国都能发扬大寨不向国家要钱要物资，完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国家就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更为急需的工业和国防建设上去。

　　毛主席此次外出调研，是3月27日从北京出发，途经邯郸、武汉、长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才回到北京。5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到大寨。

　　5月12日下午，毛主席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当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主席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和大寨。”这是毛主席第二次提到大寨。在这次提到大寨时，毛主席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1964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1965年计划安排问题。当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主席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这是毛主席第三次提到大寨。

　　早在1964年3月29日听了陶鲁笳关于大寨的汇报后，毛主席就在途中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1964年4、5月间，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领三名助手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着重调查大寨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具体办法、措施和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材料。5月25日，廖向中共中央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4年12月21日至22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并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值得大大提倡的。”

　　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因为农业学大寨，学习大寨人苦干实干、改造自然的精神，全国农村广泛开展了兴修水利、改良耕地的农业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因为农业学大寨，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国农民不等不靠、积极拼搏，使粮食产量年年提高。

　　因为农业学大寨，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全国农民厉行节约、无私奉献，使农业极大哺育了工业的发展。

　　正因为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进取性得到了空前提高，国家工业化进程极大加速，国防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

　　然而，正在农业战线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份检查报告终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有人说，农业是一门因地制宜的科学，适应大寨的技术，不一定适合其他农村，把大寨技术推广到全国无异于生搬硬套，事实上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挫伤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学大寨就是犯了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错误。

　　这个理由实在太可笑。

　　首先，自建国到六十年代末，中国人口猛增两三亿，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 ，要解决数亿人吃饭的问题，要冲破美、苏封锁，要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 "的指示，意在激发全国农民焕发出战天斗地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改造农田，提高单产，多产粮食，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物质生活水平 ，以保证国家安全。

　　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无数次战胜自然灾害，改造梯田，不要国家提供一分钱的支持，通过几年努力，创造出粮食连年丰收，不但大寨人解决了自己的温饱，还向国家交公粮。大寨的成就是真实的，是干出来的，难道不值得全国农村学习吗？

　　其次，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是要全国人民学习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不是什么大寨技术。

　　正如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大寨经验的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这才是大寨经验，也才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要学习的内容。

　　当然，大寨村不但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楷模，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典范，更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那时候，有一个村两年前就已经分田单干了，如果再不终止农业学集体化的大寨，又怎么开展农业学个体化的单干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寨人在1963年特大洪灾的情形下，尚且还能做到"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那个最先分田单干的村，怎么会在单干前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呢？

　　再说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党爱国、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的大寨精神不正是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不倒的中国精神吗？

　　又怎么可以否定和背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