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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里,为什么会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

原创版权 未知作者:缘起 字体大小选择: [ ]

  民国成立后,国民党军队由北伐战争的8个军发展到抗战后期的120个军,人数由10万人增长到500万人。随着军队的扩张,军队内部有了“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

  作为一支保卫国家利益的正规军事力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先天不足

  孙中山建立的政权,本质上是建立在地方军阀基础上的。辛亥革命后,“各省分治之现象已成”,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寄望“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忽视了军队建设,造成自身实力相对弱小,袁世凯借机专制独裁。

  上图_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遁初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暴露出袁世凯的勃勃野心。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发动护法战争。然而,西南军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革命首鼠两端,虚与委蛇,孙中山不禁哀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孙中山有感于苏联共产党“是因为有了革命军队做革命党的后援”,决心组建自己的军队。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成立。相对来说,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的军队叫作“中央军”,由地方派系组建军队自然而然成了“杂牌军”。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各地军阀林立,尾不大掉。北伐战争之初,国民党手中的唯有嫡系主力“第一军”,其他7个军,分属桂系、滇系、粤系、湘系等7个派系,这为以军阀和地方部队为主杂牌军创造了生存空间。严峻多变的国情,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成立之初,就有中央军和杂牌军并存的现象。

  上图_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图(1917-1918)

  时代产物

  后袁世凯时期的社会秩序,迫使蒋介石作出妥协。袁世凯死后,老蒋身居高位,却实力有限,面对中共、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蚕食,只得对军阀采取拉拢和打压的双重策略,一方面收编或消灭弱小军阀,另一方面用各种名义维护大军阀的既得利益,借助他们的军事力量,维持自身的长久统治。

  抗战全面爆发之际,老蒋手下的中央军有37个师,而杂牌军的数量远高于中央军,如川军有23个师、10个独立旅,西北军有16个师、11个独立旅,晋军有11个师、26个旅。中央军和杂牌军在抗战中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成为抵御日寇的中坚力量。

  上图_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军

  1946年,老蒋对军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扩编或缩编。

  全国军队由91个军、252个师整编至87个整编军(师)。在这些整编军(师)中,中央军有44个,占50.56%,川军有9个,占10.34%,西北军有6个,占6.9%,晋军有5个,占5.75%,粤军有4个,占4.6%,东北军有4个,占4.6%,马家军有4个,占4.6%,桂军有3个,占3.45%,滇军有3个,占3.45%,绥军有3个,占3.45%,陕军有1个,占1.15%,镇嵩军有1个,占1.15%。通过军事整编,中央军和杂牌军平分秋色,各领风骚。

  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下,出现了以老蒋为首、多个军阀为辅的局面。军队是政治的延续,中央军无法包打天下,不得不依靠杂牌军为其服务。中央军和杂牌军构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主体,相辅相成,彼此融合,不可或缺。

  上图_抗战国军士兵

  战力需要

  抗战爆发之初,中央军独木难支,为杂牌军提供了生存土壤。相较中日两军,两军在轻武器上不相伯仲,普遍装备的ZB26式轻机枪质量还优于日军的大正十一式轮机枪。

  两军在重武器上,实力判若云泥,中央军一个团有一个迫击炮连,装备4-6门82毫米迫击炮,而日军一个中队,编制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就拥有6门50毫米迫击炮,而且步兵大都装备掷弹筒,是界于迫击炮和手榴弹之间的一大面杀伤利器。此外,日军占据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在战场上肆意妄为,飞扬跋扈。

  上图_川军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军队

  在日军的攻击下,中央军数量虽众,在正面战场败多胜少,力有不逮,往往10个师都未必能打败1个日军师团。而杂牌军的加入,有力的支援了中央军的对日作战。以川军为例,抗战时期,川军共出动350余万官兵,占全国出动抗战军队总人数的1/5。在抗战中,川军战死263911人,受伤356267人,失踪64万人,对扭转正面战场的不利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抗战中,杂牌军的表现令人侧目。抗战时期,105位国民党将领壮烈牺牲,杂牌军将领有54位,比中央军将领多22位。7位军衔最高的将领战死沙场,全是杂牌军将领,如张自忠、佟鳞阁、郝梦龄等。9位职务最高的将领血洒疆场,仅郑作民出身黄埔,其他将领均出身杂牌军。12位自杀殉国的将领中,仅梁希贤为中央军,其他都是杂牌军将领。杂牌军弥补了中央军的不足,在抗战中的坚毅表现,在军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上图_张学良(1901年-2001年),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

  地方扶持

  杂牌军的组建,离不开地方实力派的庇护。1928年12月29日,盘踞东北的奉系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民国政府实现了“形式统一”。当时,奉系张学良、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川军刘湘等人建立影子政府,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各成体系。

  1917年,阎锡山任山西省督军兼省长,手中掌握的军队只有1个师。在他长达38年的任期内,势力遍及晋察冀绥四省以及平津两市,大力发展工业、农业、金融业、交通、矿业、教育等,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有了经济撑腰,阎锡山实施四次扩军,晋军在1930年扩编至10个军,人数由7000多人增长至20余万,与蒋、冯、桂并称“四大实力派”,就连老蒋也深为忌惮。

  上图_晋绥军又称晋军、阎军,隶属于晋系军阀

  1949年1月,国民党有108个野战军,包括中央军有71个,占比上升至66%,杂牌军的数量有所下降,仍占总数的34%。从表面上看,老蒋一家独大,实质上,他不过是中央军联合地方军阀组成军事联盟的“盟主”而已,没有能力根除杂牌军。地方实力派支持杂牌军的发展,杂牌军巩固地方实力派的地位。相对独立的杂牌军,是专为蒋介石准备的一杯苦酒。

  中央军和杂牌军同时并立,互有偏见,导致前者视后者为炮灰,后者出工不出力,两者分歧严重,矛盾重重,分化了军队的整体实力,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1947年的鲁西南战役中,整编第66师受困于羊山集,杂牌军刘汝明的整编第55师和整编第68师为求自保,刻意拖延,行动缓慢,坐视整编66师的覆亡。“一方有难,八方观战”是中央军和杂牌军矛盾的最佳写照,蒋介石最终为两者争斗买单,黯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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