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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晚商陶器所见晋陕冀地区诸考古学文化

原创版权 《文物》2021年第7期作者:左玉河 字体大小选择: [ ]

  作为晚商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大邑商”无论是等级、规模、人口、物质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员与文化来源的多样性,都远超同时期的任何城邑。对殷墟陶器的认识,是晚商时期遗存研究的基础。无论是构建晚商时期年代学标尺,还是辨识典型商文化的内涵,无不以殷墟的陶器认知为基础。随着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殷墟遗址群陶器的文化因素及其来源并不单纯,陶器群的构成也并不单一。

  殷墟遗址群陶器的主体,是由二里岗文化陶器群结合豫北地区早商陶器发展而来的。但由于都城人员来源复杂,殷墟遗址群的陶器群中也包含有不同考古学文化因素的陶器,因此晚商时期殷墟遗址群中的文化因素较为复杂。这既是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开放、变化的表现,也是当时人群流动的物质反映。

  由于全国各地晚商时期考古资料丰富程度及公布情况有别,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与认知深入程度不同,即便是殷墟陶器多样性的辨识和分析,目前也尚处于起步阶段。牛世山曾对殷墟文化多样性做出过框架性认识,并对殷墟的硬陶、釉陶和原始瓷器类进行过分析。

  今晋、陕、冀三省是晚商王朝的北部与西北方。在甲骨文记载中,该区域往往被称为“北鄙”“西鄙”或“北土”“西土”。按照甲骨文记载,除了东方夷人之外,与晚商王朝发生交流最多的人群,是常常侵扰商的西、北边地的一些指称确定的“方”。这些有一定军事实力的群体,虽无法确定具体地望,但大致方位在殷墟西、北的今晋、陕、冀三省范围内。出土与传世文献的记载说明,殷墟应当与西、北方向的人群发生过不同形式的交流。从物质文化角度,可以通过辨识殷墟遗址群中同时期晋陕冀地区的物质文化因素予以区分。因此,能否发现上述地区同时期地方因素或风格的陶器,就至关重要。

  这一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分辨殷墟遗址群不同的文化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可通过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探讨晚商时期各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的形式与程度,并探讨都城人群的构成。同时,也可以借助共存的殷墟晚商文化遗存,检讨相关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有鉴于此,笔者在牛世山认识的基础上,尝试对殷墟所见同时期晋陕冀地区各考古学文化风格的陶器略作探索,并分析其年代和埋藏环境等相关问题,以求教于方家。为便于叙述,下文对同属某一考古学文化风格的陶器进行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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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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