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1912年6月—1992年9月），本名胡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胡乔木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插班就读于浙江大学外语系。193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年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胡乔木起草过很多重要文件。其中包括编辑校订《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参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协助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撰写中共第一部简明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见于胡乔木起草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1912—1992）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理论宣传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党和国家许多重大决策、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党的文献编纂和党史国史研究、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十分重视学习、研究、宣传党史国史，为党史国史研究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理论贡献。

　　起草党的两个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先后制定了两个历史决议，一个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另一个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这是党分别在抗战胜利前夕和改革开放之初，为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科学结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胡乔木参与起草了“第一个历史决议”，负责起草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从1941年起，胡乔木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上任不久就协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重要历史文献，为学习党的历史、解决历史问题，以及为后来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了重要文献基础和思想认识基础。

　　1944年5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做思想准备，党中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由任弼时主持日常工作而开展起来的。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历史决议的起草、修改、定稿和通过的全过程。决议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间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这一时期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式结论。由此开始，胡乔木与党史研究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纪念建党30周年，胡乔木承担了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任务。他把中国共产党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即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的基本框架。这部著作于1951年6月底先后由《人民日报》发表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两次被教育部指定为高校党史课教材代用本和毛泽东著作讲授提纲，还被译为多种外文向国外发行。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显示了胡乔木“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此后，胡乔木不断吸纳修改意见，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进行补充和完善，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和开篇之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中央决定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主持下，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进行的。从1979年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后即着手准备，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得以完成。胡乔木根据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基本精神，带领起草小组从决议起草的初步设想，征求意见，集中党内讨论的意见，反复研讨、修改，直至定稿，仅同起草小组的谈话就达32次之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写好历史决议可谓呕心沥血。在起草过程中，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他认真研究党史上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创立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事和指导党史研究、编撰和宣传工作，是胡乔木毕生的事业，也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运用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带着对若干党史问题的长期思考与深邃认识，积极领导和推动党史研究机构的创建、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等工作。1980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和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并在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胡乔木担任编审委员会成员和中央党史研究室首任主任。1982年，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下设党史工作小组，胡乔木亦为成员之一。1988年，党中央决定将党史工作小组改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薄一波、胡乔木任副组长。

　　在胡乔木的主持下，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90年开始组织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指导编写工作时，他提倡党史研究要有创新和突破，强调要写出感人的场面，写出党史人物的细节，写得有声有色；注重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有大开大合的章法。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亲笔写下了《题记》，肯定“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并表达了对党史研究的未来满怀着信心和热忱。这篇《题记》，思维缜密、寓意深刻、辞章考究，堪称党史大师杰作，其中所蕴含的党史治史理念可看作是为新时期党史研究与编撰确立了新标尺，不断提出新课题、新任务和新要求。

　　胡乔木在指导党史研究和编纂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论述，推动了党史学科建设。

　　关于党史研究的战斗性和科学性。胡乔木认为，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他指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和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和谎言的战斗”。“我们的党史工作要科学地论证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趋势的，如果过去采取其他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一切。如果今天走其他的道路，中国只能出现大混乱、大倒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是胡乔木晚年特别强调并在实践中力行的基本理念。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研究党的历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首先要把握基本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看待历史不能简单化。不是像贴标签那样，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

　　关于党史研究的“四面八方”原则，胡乔木强调编写党史时应注意如下三个问题：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他认为，只有注意了“四面八方”，这样写出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

　　关于党史写作，胡乔木希望党史工作者在高度重视学术价值的同时，重视党史著作的可读性。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历史不是简单的记事，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个部分搭配好，还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要像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那样写得脍炙人口。

　　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

　　1977年5月，胡乔木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后，设想用八年的时间成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在内的五六十个研究所，设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并对编写国史提出了指导意见。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他主张国史研究要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指出： “《历史决议》里讲到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这些原则和理念，在他之后指导国史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和发展。

　　1982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由胡乔木倡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1983年，胡乔木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上指出，我们需要有当代中国的历史、建国以来的各方面历史的著作，以便于将来写出更带综合性的历史著作。他说：“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对不起过去的人，对不起现在的人，也对不起将来的人。”他还指出：“按人口来说，中国在世界上将近占到四分之一。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三十多年的历史，没有叙述，没有系统的报道，却流传着种种的奇谈怪论，如果我们不起来加以纠正，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现在是三十三年，书写起来，大概至少到三十四年，也许到三十五年，才能分门别类地写出。这样的书如果各个部门都能陆续地编写成功并出版，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修一部大部头的、完整的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胡乔木的指导和推动下，广大国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先后有10万多人投入到了这项我国第一套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型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之中。《当代中国》丛书至1999年全部完成，共出版152卷、212册。这套丛书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史和地方史丛书，也是一部科学的信史，为总结新中国50年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律、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胡乔木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见到这套丛书的最终完成，但他的国史研究、编纂开创之功永载史册。

　　在推动编纂《当代中国》丛书的同时，胡乔木又积极推动国史研究机构的筹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1989年11月，胡乔木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他提出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并分析了开展这项任务的基础和条件，就分期问题具体谈了有关设想。为顺利开展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胡乔木在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内部也进行了协商沟通。他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另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这一提议得到了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胡乔木多次就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事宜与邓力群交流。他给邓力群写信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就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我常想，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今后也做不了什么，有些早该做而未做的事现在得抓紧些，否则后悔自责晚矣。”

　　1990年6月14日，胡乔木起草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于建议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报告稿，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联名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经相关领导圈阅、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国史事业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从事研究、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搜集和编辑有关国史资料，参与国史的宣传与教育，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国史研究工作的机构。

　　探求历史发展规律

　　胡乔木对党史国史研究一直怀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一种对人民的挚爱、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挚爱，做了大量的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价值、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这些思考、观点和成果所蕴含的党史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于党史国史研究事业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深刻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中，胡乔木认为，客观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客观地承认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的不朽功勋，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要弄清毛泽东思想特定的内涵，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他对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和活的灵魂进行了首次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他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概括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中，胡乔木提出：“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决不能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比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的动力”，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拓荒研究。他主张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对“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做出概括。起草小组随后将这一道路内涵概括为十个“主要点”。邓小平对此评价说：“十条基本经验很重要，可以给人以信心。”

　　理论要有力量。胡乔木在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对起草小组成员反复强调《历史决议》要写得富有理论的力量。他说： “现在要写这个《历史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他指出：“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方说，可以从《实践论》的贡献讲起。”“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党的建设，要讲加强党的理论工作。”他说：“要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另外，很重要的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对党内，对老一辈党员干部需要，对青年党员、青年群众需要，对世界上也需要。”

　　从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两条路线的模式分析党的历史，到1989年发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胡乔木提出了用两种趋势论来观察历史的新认识。他首次明确提出了两种发展趋势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即：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这一观点对于更全面、更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党的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在1991年为庆祝建党70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提纲式的论文”中，胡乔木站在党的七十年历史的高度，从十二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提出了“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的论断。他把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并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深入的新思路，强调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平，“形成中国学派”，可谓精辟独到，意义深远。

　　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党史国史研究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乔木的一生为党史国史研究的开创和发展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融化在他的一字一言之中。正如杨尚昆所评价的，“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用了党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胡乔木把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最大光荣，只要是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