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号矶渔，又号藥斋，晚更号弓父。“抱经”乃其堂名，人称曰“抱经先生”。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抱经先生以读书为事，擅于校书。清人江藩称其：“潜心汉学，精于饌校。归田后，二十余年，勤事丹铅，垂老不衰。”今人王欣夫先生亦赞曰：“数清代校讎专家，当推他是第一流。”抱经先生在清代校勘学领域，与顾广圻合称“对校学派”的代表。学术界目前对卢文弨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其校勘书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笔者认为这种研究现状还有待继续深入。

　　一个学者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与其社会经历与生活阅历休戚相关。本文以抱经先生的社交与生活为线索，考察其校讎思想的演进历程。借此研究，或可为一向以严肃考据而著称的“乾嘉学派”，提供一个鲜明生活面相的个案，为学术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试作些有益探索。

　　一

　　康熙五十六年（1717），抱经先生生于浙江余姚一个书香之家。其祖之翰，工诗书，著有《春柳堂诗钞》。父存心，禀生，私淑名儒劳余山先生，曾被荐举博学鸿词，著有《白云诗文集》。其母冯氏，亦越中闺秀。然自文弨出生后，家道中落，五岁时，母亲病逝，父亲为生计所迫，处馆于外。文弨跟随祖父母长大。卖米砍柴之事，无不亲为：“稍长，于猥贱之事无所不为。尝巣得官米，吾晩从学堂归，恒自舂也。薪有数等，唯庄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难斯。吾为之，故知也。”每日赴学堂读书，粗茶淡饭，甘于贫乏：“晨起，温宿粥一瓯食之，进学堂，归家午饭，或值未炊，即为佐炊。夏间则日映又归家饭，乞糕铺汤一盂，取余饭和之以食。物有定价者，常至市买之。此皆吾所甘为。”但最让文弨有所不堪者，惟缓债与取租两事，“盖吾素不工于语言，故唯此二事为难能也”。文弨在二十一岁以前，未曾离乡远行，囿于识见，再加之“不善言辞”，得友亦少：“吾少时性情直赣，不耐委曲，又读书不多，益友亦少。”

　　这一时期，与文弨交往最多的便是其族亲兄弟。家族内的孝友文化，对文弨影响甚深。文弨弱冠时，常至其表弟周世道家，“尝得君《家乘》读之，大率以孝友著”。文弨在为其作《家传》时，便极力表彰其家风，“居家以孝友为本，处世以和平为先”，认为孝友事关世道风俗之盛衰，“临财也廉，故能不失其孝友之绪”。又如文弨的同族兄弟卢孚尹，与文弨称世家。孚尹之父与文弨之父敬甫公、文弨之舅父桑戦甫先生，同问学于文弨之祖书苍公。父辈之友谊也让文弨与孚尹相交最契。孚尹十六岁时，补县学生员。当时，其父老病在家，孚尹服侍左右，“聚二三童子教之，束脩所入，苦无几”。有友人欲招其远行作幕友，孚尹“恋其父，不欲行，父强之。及往，郡之英俊咸乐订交”。文弨将孚尹孝友之行撰写成《小传》，并赞曰：“友于兄弟，信于友，获于上，仕验验矣。”再如，文弨同宗友人卢静夫，家居宁波鄭县。文弨至鄆县，便在静夫家落脚，“君时年方壮耳，与其兄皆待余甚谨。暇即就余谈谐，无倦容”。其学行亦以孝友闻名，文蒂赞曰：“《礼》言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君之葬其亲也，不肯以权道拂《礼经》，不肯借偏辞以自解免。既老而犹为孺子之慕，斯不亦古今所希觌者乎？”

　　除了同族兄弟外，与文弨相识最厚者便是其同里友人。如比文弨长三岁的陈少云，两家比邻而居。当时，文弨尚在襁褓，母冯夫人乏养，不得不乞乳于少云母，“两家子在襁褓中，姐妪数提抱往来，更相子也”。嗣后，少云到家塾读书，“余往就之，同受业于沈武曹先生元斌，情弥厚”。

　　文弨居乡期间，其父常年馆于外地，不能亲自教授，文弨读书常常不得要领：“吾时读书，不知门径所从入。”虽然其自幼爱读书，但生活的窘迫让其无钱购买，其家又素无藏书，故只能钞书：“余家无藏书，经史皆不具。少时贸贸不知学有本末，费日力钞诸子、《国策》、《楚辞》及唐宋近人诗文，皆细字小本，满一箧。经则《周礼》、《尔雅》，亦尝节录注疏一过。余经及诸史，未之及也。”在读书、钞书的过程中，文弨发现诸书文字多有谬误，“颇有志于校勘”，但因其交友的局限，也无法让其走进著名藏书家的书斋饱览宋元珍篥，“深愧见闻不广，遂巡不敢为”。对此，文弨不无感慨道：“好钞书，亦非世间希见之本，徒费日力于此，而不知务乎其所当务也。”在这一时期，校勘书籍对于文弨而言，是渴望知识、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二

　　乾隆三年，文弨援例入国子监，举顺天乡试，中举人。乾隆六年，始入京师，行装萧然，书籍亦不能携带。初馆于浙江督粮道金一斋家中，为童子师。初时，文弨尚可借金氏藏书以读，然金氏兄弟外任，携书以出，文弨遂“无处可借，又无钱以买书”。这样的状况持续不到一年。乾隆七年，文弨有幸考授内阁中书之职。在京师居小京官时期，文弨时常能与同好有文会之约，并得到学林前辈的赏识。钱塘人汪师韩，雍正十一年中进±，入翰林，教授皇子，赐居圆明园侧，遂成为一代词林耆老。文弨在此期间，便得到了汪师韩的赏识：“丙寅、丁卯间，余与友朋会文京邸，呈先生，蒙赏识。”或许是性格使然，文弨在京所结交而堪称莫逆者，亦寥寥无几：“文弨行能无似，无以动人，又不能求当世贤士大夫而与之周旋，孑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即有一二志趣相近者，又皆为职事所羁束，不得朝夕见。夫既无为学之时，又为境所累而不能自力于学，更无人焉共勉于学，是则终于失学而已矣。”而身居底层京官的日常事务也让文弨应接不暇：“弟年来苦无暇日，亲知往返之书，绝少精神，疲于酬应，遂不能强之复作。人但知京官事简，外官事繁，不知京官所治之事，无有不躬亲者，非若外官之有佐助者也。”平素繁忙的事务，让文弨几乎没有时间读书治学。

　　正当文弨踌躇之际，乾隆十二年夏，乾隆帝命选翰林十人、中书十人校录唐李善所注《昭明文选》，以备清燕之选，于是在大学士张廷玉家园内设馆，校书于丽景轩，文弨亦有幸被选。在二十人中，文弨与中书钱在培相交最契：“前辈钱赤岸先生，性慎密而多闻识，裒然为中书领袖，选与兹事。文弨时亦从诸君子后，移席近先生。先生校勘精审，孜孜不倦。”⑤多年后，文弨回想往事，眷恋之情依然难忘：“回思昔者与先生在轩中散衣带，时水风清暑，花香袭人，珍赐频仍，中使络绎，此景何可多得?”自是役后，文弨亦多参与官方所组织的校书：“凡有校写，皆开局于武英殿，大臣监理之，外餐供其食，书成请旨赏赍而已。文弨亦一再与焉。”但是事与愿违，在参与官方校书过程中，一些大臣各怀心思，“恐或蹈妄改之咎，又私相戒约，非灼知其误，万不可轻改，以故明达之人多务更正，慎重之士惮于改为”，致使官方校书失去了学术含量，仅仅成为了一项职务性的工作，文弨身处其中，亦不得而为之：“予因知事无大小，总其成者为要也。”

　　乾隆十三年，时值纂修玉牒，文弨又得入缮写之列。由此，文弨的生活大部分为工作所占据。每日从玉牒馆回家，“大率已噥黑矣”，饭后稍处理些家事外，“即取旧所读书就灯下读。日力有限，不能泛滥群籍。近来性亦厌杂，聊温故使不遗忘而已”。夜读期间，文弨也会享受几许天伦之乐：“妇抱幼女在旁，女半岁，略识眉目，向予雙妮欲语。予取置诸膝，女似喜读书声，谓若予与之语者然，久之渐不耐，跳跃转侧，不可抑按，乃抱之徐徐行，覆诵所读书，有不接续处，即开卷正之。腕力倦则还其母。儿早睡，予读书至寝以儿醒索乳为候，则夜已过中矣。”温馨的家庭生活或许可以暂时慰藉文弨工作之繁。但读书治学始终是文弨的志向，这种事务性的缮写工作，占据了文弨大部分精力，以致无法专心治学。在与其师桑张甫先生的信札中，文弨表达了对这种事务性工作的不满：“缮写官书，计字为率，日当得一千五百，敝敝于此，何暇为学。”即使略得偷闲读书，“然不能如古人专读一书之法，读经亦兼读史，先为之分句读，正讹脱，偶有笔记，非其大者，以俟再读然后求详焉”。由读书进而更愿校书，但文弨苦于不能得书参校，引以为憾：“读班、范之《汉书》，欲求荀、袁之《纪》以证之，而不可得也。读欧、宋之《唐书》，欲求刘晌之旧本以证之，而不可得也。借之友朋，皆相笑以为不急之务。……窃观士大夫间，类皆劳劳于职务，而无暇为审定焉者。”乾隆十五年，校书和玉牒馆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文弨的生活稍有转机。这一年，卢文弨与京师名吏黄叔琳之子黄登贤结交：“文弨怀企久矣，而以无介绍之故，不敢以亵见。今者猥辱令子侍御君之下交，而又示以贤孙之文。夫交其子孙，则必登其堂而拜其父祖，礼也，况先生更文宪之所愿见者哉！”文弨因黄登贤得以拜见黄叔琳，并于是年始，馆于黄家。

　　黄叔琳家藏书甚丰，其万卷楼藏书，多得自孙承泽、王士祯之旧本。四库馆开，黄氏献书尤多，得赏《佩文韵府》一部。近人叶昌炽赞曰：“天上图书补石渠，涓流撮壤比何如。渔洋衣钵犹存古，铁拐斜街有故庐。”文弨馆于黄家，亦有机会得见其藏书：“幸先生不弃而辱教之，且出其藏书以示之，则文弨之所求，庶几大慰。”也正是有了这种机缘，文弨的校讎学开始发生转变，“馆黄昆圃家，一意校经史”。

　　三

　　在馆于黄家期间，文弨开始重校经史的工作：“然窃惟书之传于世相嬉也，远者不可得而见，见其近者。今世见宋本者曾几人，惟明世本通行耳。后之君子亦当有并不及见明世所刻者。余故复取诸本与新本，校其异同。其讹谬显然，则仿《六经正误》之例为一书。其参错难明，则仿《韩文考异》之例，为一书。”从中可见，文弨校勘经史，不以“佞宋”为据的校灘思想。

　　黄叔琳对文弨甚为赏识，有客来，常请文弨作陪：“一日，徐君来，先生令余出见。先生家多客而独徐见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此徐君者，即徐文靖，曾著《竹书纪年统笺》。文弨得见此书，并对其加以校讎后发现：此本《纪年》统以周王之元为元，而据其所见他书所引《纪年》，自晋建国以来，以晋国君始立之年为元，战国时则又以魏国君始立之年为元。文弨认为，这种差异“疑后人改之，非其本真也”。当时，文窕正在著《史记续考证》一书，“得此书以相参覆，庶可无憾矣”。

　　乾隆十七年，文弨以一甲第三人中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乾隆二十三年，文弨又升任翰林院侍读。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弨社会交往的范围也愈加宽泛，同诸多社会名流的交往也逐渐增多，与同宗卢见曾就是其中一例。卢见曾，字抱孙，山东德州人。乾隆辛卯年举人，官至两淮转运使。见曾甚爱交友，曾构亭于使署，日与宾客往还，“一时文宴盛于江南”。卢见曾尝校刻《尚书大传》，文弨曾助其校讎，卢见曾《尚书大传后跋》云：“余刻《尚书大传》既成，家侄侍读文弟别撰《考异》一卷、《续补遗》一卷，质于余。余爱其考据精确，实有功于是书，援并刻之，以广其传。”卢见曾究心于儒学，思以经术启迪后进，故尝汇汉唐诸儒说经之书若干种，付之剤厕以行世。犹以《大戴礼》多载孔门之遗言而用心最多。但《大戴礼》自宋元以来诸本，多有舛误，故有心重加校正。见曾知文弨对《大戴礼》夙有专研，“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

　　在校勘《大戴礼》过程中，卢文弨读至《立事篇》时感慨良多：“自为棘人，每诵’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数语，则不禁泪之盈皆也。”这又与卢文弨此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自乾隆十七年，卢文弨任职翰林院编修以来，乾隆十九年曾回里葬母，乾隆二十四年，又丁外艰，故卢文弨自称为“棘人”。卢文弨自二十一岁客游他乡后，很少再有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尽管文弨在京为官，但常年在外的漂泊生活，让其始终对父母充满遗憾：“虽窃禄于朝，曾不能备吾父母一夕之膳，深疚隐痛，难以言喻。又近时颇觉志气颓靡，不能自振，鬓发早已有数茎白者。”由校讎书籍而得到的微薄收入，更成为其养家糊口、贴补家用之资。因此，文弨的书籍校讎，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修养，更掺杂了复杂的生活情感。也正基于此，乾隆二十八年，卢文弨又参与了其师秦蕙田《五礼通考》的校讎工作，并与之多有信札往来。

　　如果说卢文弨参与官方校书仅仅是一种职务需要，那么其随后所参与的私人校书，则不仅增长了见识，还进而让卢文弨在学术上形成了初步的校勘理论。如在校《大戴礼》时，《曾子立事篇》“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条，案云：“上注云‘补谓改也’，则此不当云不改。盖当作'补则不复矣'，形近而讹。下文云‘其下复而能改也’，可知当作‘复’字无疑。”这里，用同篇的文字校“改”为“复”之讹，是本校法。在参与《五礼通考》时，文弨常常能够驳正秦蕙田的诸多误说。如《五礼通考》有云：“王舜中、刘歆、王肃、韩退之之徒，皆谓天子祖功宗德之庙不在七世之列”条，文弨校曰：“汉止有王舜，无‘王舜中’。考《汉书》王舜下接以‘中垒校尉刘歆’。陈氏《礼书》误以‘中’字属上，其实当时尚少二名也。”这里，以《汉书》校本书之误，是运用了他校之法。

　　四

　　升入翰林院侍读后，“考差”便成为卢文弨的一项重要职务。乾隆三十年，充广东乡试官，三十一年，又充会试同考官。是年，又被授任为湖南学政。在赴任途中，文弨会见了老友汪师韩，“录所咏长沙古迹诗示余”。在湖南期间，文弨作为学政，忙于各地案临事务，自与各地生员多有往来。其在案临宝庆时，“有以所著《中庸图说》来质者，则新化生员刘光南也”。案临郴州时，“有明何文简公后人泰吉，以公所注《孔子家语》来上”。同时，也有一些讲学师范活动。如在宝庆时，诸生循例讲书，有以“君子中庸”一章进讲者，然其所讲宗旨未能尽意，故文弨“因举吾师之说以为诸生正告焉”。因忙于公务，读书校书多有耽搁。当时，文弨借得惠栋《春秋补注》一书，嘱其两子分钞，“钞未竟，会有湖南之行，携之箧中两年矣，卒卒无暇理此”。乾隆三十三年，文弨以条陈学政事不当，被降调回京。乾隆三十四年，文弥辞官，回乡俸养其继母张太恭人。

　　回乡后，文弨与地方乡绅杨应询交往甚多，“君数过余，厚余甚至”。杨应询还聘请文弨主讲由其所规划的暨阳书院，又在杨氏撮合下，文弨“续昏于君从兄之季女”。自是，文弨便再无缘于仕途，始终以书院主讲身份四处漂泊。乾隆三十八年，他又来到江宁，主讲钟山书院。作为地方书院的主讲，文弨还是希望在讲学中能够贯彻自己的学术理想：“自吾来钟山，悼世人字体之不正，欲以《说文》救其失，而俗学迷昧，安于所习，其能从吾言者盖寡。”在钟山其间，文弨还进行了教学改革的尝试。跟随文弨在钟山书院肄业的生徒有百余人，在这百余人中，“幸有一二同志，信而从焉”，但更多的生徒则“渐染俗学已深者”。在文弨看来，人至中年以后，读书实难，“唯童髻颖秀者可教之以《五经》为根柢，庶有异于俗学之陋而不贻终身之悔恨”。有鉴于此，文弨经与学使商议后，“选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学者，送院受业。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为之析疑陈义”。但当时书院中的学风唯以举业是从，文弨的这次教学改革并不理想，“虽至今羁縻弗绝，然窥其意念，似终不若时文之可悦，高者亦不过谐声属对，为诗赋之用而已”。

　　文弨此时已年届半百，不辞辛劳地周转于地方书院讲学，更多的是为了维持生计所需：“文弨家贫，唯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辞讲席而不居。”因此，这一时期，文弨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习生徒上，读书校讎，往往成了他“业余之务”。笔者发现，这一时期文弨的校书工作多在夜间进行。《仪礼注疏》卷八末题“晚间阅此”，巻十五末题“五月二十三日灯下阅读”；《十一经问对》卷四末题：“丙申八月二十五日灯下阅”；《史通通故补》卷十五题“丁酉二月十四日弓父灯下校”；《格古要论》卷四末页蓝笔题“丁酉二月十四日匆匆览一过”，卷五末题“丁酉中春十六日灯下草草一览”，卷七末题“三月五日灯下看”。在校书过程中，卢文弨自不能避免诸多友朋应酬之事。如《仪礼注疏》卷八末题“五月十四日至石城桥，送全贤邨北还”，卷十二末题“丙申五月廿一，昨日游秦淮，月色佳甚”；《史通通故补》卷二十后题“皆二月望日校，日晓出门应酬”；《馆藏聚珍本云谷杂记》卷二末题“戊戌七月二十六日，海昌吴葵里、陈仲鱼同过”；而一些生活琐事及个人情感，亦蕴含在其校书之中。《癸辛杂识别集》题“戊戌九月十三日覆阅，时谋居甚急”；《馆藏对床夜语》卷四末题“予妻季杨没后十八日，托李生续钞此。欲剪西窗之烛，岂可得哉？八月二十八日文弨含泪志。”此外，卢文弨此时身体多病，“常为风寒所乘”，读校书籍亦常在病中。如聚珍本《邺中记》末页题“乾隆戊戌五月二十六日，卢文弨因瘍病，早起阅”。卢文弨在校书过程中留下的这些短小的校书题识，不仅反映了其生活的时态，更揭示了此时期卢文弨致力于校书工作，多是在闲暇之余而进行的。

　　在江宁钟山书院的五年间，因为校书工作多在业余之暇，故其所校书较杂。据其年谱所载，在钟山书院期间，卢文弨读校的书籍大致有：《尹河南集》《北梦琐言》《癸酉杂志》《对床夜语》《后山诗注》《翰苑群书》《贾长江诗集》《挥塵录》《春秋尊王发微》《惜阴录》《仪礼注疏》《李元宾文集》《春秋繁露》《史通训故补》《格古要论》《鹦冠子》《湖上编》《乐圃余稿》《白虎通》《云谷杂识》《涧泉日记》《蛮书》《邺中记》《松陵集》《真诰》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文弨此时多读校文集、杂著较多。在校读书籍过程中，也成为卢文弨社会交往的一种有效方式。乾隆四十二年秋，“故人子阳湖庄葆琛见余于钟山讲舍，携有所校《白虎通》本”，卢文弨得此本后，“因亟就案头所有之本抄录其上”。此本藏于卢文弨行箧之中，“在杭州楷写一本，留于友人所”，此后又写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以书籍校讎为纽带，卢文弨建立起了个人的社会交往网络。但这些书不过是卢文弨随见随校而已。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卢文弨不得不对自己的校讎事业有所反思：“终日所营营者，惟在乎书策之间。壮年矢志欲取十三经、诸史而全校之，夺于人事，至今未毕，而年已耆矣。又经史外，每见一书，则披阅尽卷乃已，常有顾此失彼之惧。”可见，校灘经史类书籍，乃卢文弨始终萦绕于怀而不能放弃的一个志向。而这个志向，在乾隆四十四年以后，逐渐转变成了现实。

　　五

　　乾隆四十四年，卢文弨结束了在江宁钟山书院的讲读生活，又辗转至杭州西湖书院。翌年，又离开杭州，主讲于紫阳书院。其间，卢文弨有一次入京会晤老友的机会。他遇见了当时在京师翰林院任职的程晋芳，据程晋芳所称，其家中藏有《仪礼注疏》十一家不同的版本，卢文弨得知后，十分兴奋，“稍得见诸家之本，往往有因传写之讹误而遂以皆郑、贾之失者，于是发愤先为《注疏》校一善本，已录成书矣”。卢文弨通过比勘诸家版本异同得失，纠正了此前校像书籍一味信奉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贾逵之说，“既而所见更广，知郑、贾之说实有违错，凡后人所驳正，信有证据，知非凭臆以嶄胜于前人也”。而更让卢文弨感到校讎是编的意义所在者，不在于对书中字句的订正：“向之订讹正误，在于字句之间，其益犹浅。今之纠谬释疑，尤为天地间不可少之议论，则余书亦庶几不仅为张淳、毛居正之流亚乎！”这也揭示了卢文弨致力于经书校讎的主旨。

　　在京师期间，卢文弨还在其同年友人翁方纲家中，见到了《十三经注疏正字》一书：“庚子之秋，在京师又见嘉善浦氏雀所纂《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于同年大兴翁秘校覃溪所假归读之，喜不自禁。”此前，卢文弨从友人鲍廷博家中借得日本国山井鼎所辑《七经孟子考文》一书，但该书于古文、宋本之讹误者不能尽加别择，而各本并误者，虽有“正误”“谨案”诸条，亦多有缺略。卢文弨虽有志重新校订，但苦于并无参照，颇费周折。在京师得《十三经注疏正字》一书后，凡经文讹误之处，多所改正，又所引之经传脱误之处，该书亦皆据本文而正之。但与《七经孟子考文》相比，《十三经注疏正字》所见之宋元旧本，不及《七经孟子考文》之多，故卢文弨“欲两取其长，凡其未是处则删去之，不使徒秽简编”。卢文弨首先从《周易》开始校订，参之《十三经注疏正字》，“余欲兼其所长，略其所短，乃复取吾所校《周易》，重为整顿，以成此书”。在此书的校讎中，卢文弨还体现了对校学派“不校校之”的校讎学理论：“夫校书以正误也，而粗略者或反以不误为误。《考文》于古本、宋本之异同，不择是非而尽载之。此在少知文义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读之，往往有义似难通，而前后参证，不觉涣然者。则正以其不持择之故，乃得留其本真于后世业。”

　　这次京师之行，卢文弨不仅访问了老友，还结交了新知：“乾隆庚子，余至京师，得结交归安丁孝廉小雅氏。”当时，丁杰正致力于校勘《方言》一书，“因出其钞集众家校本凡三四，细书密札，戢耆行间，或取名刺余纸，反覆书之，其已联缀者如百衲衣，其散发皮书内者纷纷如落叶，勤亦至矣。以余为尚能读此书也，悉举以畀余”。《方言》一书，当时以戴震所校本为最善，卢文弨以丁氏之稿校之于戴本《方言》，觉其当增正者亦多有之，“有错简两条，亦尚有字当在上条之末而误置下条之首及不当连而连者，有过信他书则改本文者，注及音义又有遗者、误者。余以管合之丁君校本，复改正百廿有余条，具著其说，可覆案也”。

　　卢文弨晚年，还多致力于史书的校讎。乾隆四十三年，好友鲍廷博得到了一部宋篥本《后汉书年表》，是编乃宋熊方所撰。鲍氏邀请卢文弨为其讎校，“余偕老友江阴赵君敬夫重加考嚴，粗讫功，携之入燕，又携之入晋，夺于他事，此书置几案间四阅岁矣”。至乾隆四十七年，无应酬之繁，卢文弨才又重拾此编。但熊方是编书中舛漏之处甚多，有些与史例亦不相和。对此，钱大昕认为：与其校讎其误，不如“重戒更张”，即有欲重撰是编之意。然卢文弨则认为：“校书与自著书不同，如欲尽加更正，既于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没其创造之劳，且改之亦必不能尽善。”此前的校书，仅涉及字句之异同舛误，但该书则在史例上亦有诸多谬误。如首载《同姓王侯表》，却冠以因子追封之齐武王、鲁哀王，“若复因循，或转致贻误后人”。卢文弨对此所采取的办法是“更定其尤甚者数条，与夫未是而犹仍其旧者，皆著说于下，以俟后之人取衷焉”。晚年的卢文弨还致力于地方志的校讎。乾隆五十年，卢文弨抄得宋王正仲《新定元丰九域志》十卷，“逾年，复得桐乡冯太史集梧新雕本，用相参校”。乾隆五十二年，又从海宁吴骞处借得另一版本，该本卷帙虽无异，但内容上与别本略有不同，卢文弨断定乃民间流行之本，“其去正仲时，当亦不甚远，因并钞之，颇亦得以正前书之误字，且及于《宋史•地理志》焉”。

　　卢文弨晚年生活虽然四处漂泊，曾在江宁、杭州、晋阳各书院做主讲，但其曾在翰林院任职的身份及所具有的进士功名，使其晚年在社会上的名望愈加显贵。一些后辈学者往往造访其门，请求教益。卢文弨主讲钟山书院时，钱大昕之从子溉亭来访，“一见如故交”，并出其所补注《续汉书律历志》求教于卢文弨，卢文弨“校之余从前所得于其从父者，布算益加密，辨证益加详”。此外，卢文弨还应昔日友人之邀，撰写了诸多墓志铭、家传等应酬文字。如乾隆四十五年撰写的《候选主事苍毓杨府君家传》、乾隆四十六年撰写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东学政忍卢黄公墓志铭》《孙文定公家传》《黄母方孺人墓志铭》，乾隆四十七年撰写的《冯恭人墓志铭》，乾隆四十九年撰写的《封儒林郎翰林院编修邵君墓志铭》，乾隆五十年撰写的《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备道周公墓志铭》等。

　　卢文弨致力于书籍校讎，在其社交之中，并非一致得到友人的赞誉。他在晩年校讎《群书拾补》时，便回忆了早年在京师的一段经历：“文弨于世间技艺一无所能，童时喜钞书，稍长渐喜校书。在中书日，主北平黄昆圃先生家，退直之暇，兹事不废也。其长君云门，时为侍御史，谓余曰：'人之读书求己有益耳，若子所为，书并受益矣。‘余洒然知其匪誉而实讽也。友人有讲求性命之学者，复谓余此所为玩物丧志者也，子何好焉？斯两言也，一则微而婉，一则简而严，余受之皆未尝睇也，意亦怦怦有动于中。辍之，遂觉阙然有所失，斯实性之所近，终不可以复反。”还有友朋，“每数数规我以守约之道，而余爱博之性始终不能割也”。但在熟知卢文弨的友人眼中，他并非漫源而无宗旨，翁方纲道：“予不惟君之精且博是叹，而独叹其弗畔于朱子也。……抱经题跋诸篇，谓世人于朱子因一二未安而遂并议其其全，又于妄生诋谟如郭宗昌者，则昌言排之，宜其校正古今，虚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

　　晚年的卢文弨，视力渐衰，“目有管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书为此生之幸”。这给他晚年的校书带来了不便，也更让他珍惜：“余少壮时，亦未若近年来之尤汲汲也。来日苦少，虽欲不分阴是惜，亦岂可得?”故其校书愈加精审。乾隆五十九年，卢文弨已年届八旬，仍在校勘《论衡》，末页后书曰：“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卢文弨细校竟。次年甲寅，重细校，五月十九日讫功。”校书，对于晚年的卢文弨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文化的担当：“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腾神昏，而复自力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复得见完书，于余怀不大惬哉！”三年后，卢文弨在校勘《仪礼详校》后，卒于常州，享年七十有九。

　　作为乾嘉考据时代的一位著名的校勘学者，卢文弨在书籍校讎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与其生活阅历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校勘书籍，在卢文弨幼年时代，是内心渴望知识的一种诉求。只有通过精审的版本校勘，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信息。同时，因其缺少父兄师长的教诲，抄书与校勘也成为其读书的一种方式。在其中年获得了功名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社交圈的扩大，开始参与了诸多修书校书活动，校书成为卢文弨的一种职业。这种校书的职业，是其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校书修书的事业在卢文弨晚年达到高峰。一方面，诸多书籍经卢氏之手校讎，堪为善本，被藏书家所珍贵；另一方面，校书也为卢文弨赢得了社会名望。校书，对于卢文弨而言，方脱离了世俗而成为一种深厚的学养。这种学养的最终形成，既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是其早年生活阅历与社会交往的结晶。

　　文章来源：《理论与史学》第5辑，注释从略，以刊登为准完整版请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