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展过争取溥仪的工作，主要渠道是蒋介石派与逊清皇室有关联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面见溥仪。双方谈论的核心问题是：溥仪移出天津日租界，免为日方挟持与利用，不出任传闻中的“满蒙”皇帝；作为回报，国民政府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给溥仪拨付经费。国民政府中的张学良、宋子文等人也利用多种渠道争取溥仪。囿于各种原因，无论在认识上还是执行力度上，国民政府对溥仪的争取工作均显不足，最关键的是，溥仪与国民政府没有合作基础，故无法成事。相反，日本方面在溥仪身上经营多年，双方各有所需，所以能成功策划溥仪出逃关外，使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执政皇帝。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溥仪；蒋介石；高友唐

　　引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广大领土。与此同时，日本方面秘密筹划把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溥仪带往东北，组建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9月20日，日军当中即有人建议：消灭现有东北政权，组建以清逊帝溥仪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是上策。22日，关东军在《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中决定抬出溥仪，当天关东军要求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将溥仪及其亲信等人保护起来。由于日方内部，特别是军部与内阁、关东军与外交系统之间，对如何处置“满蒙”问题存在分歧，影响了此事的进展。10月10日，关东军派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往天津，任务是用各种手段扰乱天津治安，趁机把溥仪带到东北。10月27日，土肥原贤二由沈阳前往天津，于11月2日会见溥仪。在会谈中，土肥原贤二诱劝溥仪出逃关外，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

　　逊清小朝廷对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东北形势高度关注，对此时溥仪是否出关的问题，逊清内部则存在很大分歧。11月5日，溥仪在静园召开“御前会议”，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袁大化和铁良等人参加。会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激烈辩论：陈宝琛认为当前大局未定，不可轻举妄动；郑孝胥主张机不可失，必须抓紧时间出关。溥仪倾向于出关，借日本之力复辟帝制。6日，溥仪收到藏有两颗炸弹的“礼品”，静园上下惊魂未定。8日，土肥原贤二筹划“天津事变”，大批失意军人、汉奸组织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制造混乱。10日，溥仪等人趁乱逃离天津。次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执政皇帝。

　　实际上，在日方策划溥仪出逃东北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展开了对溥仪的争取工作。溥仪晚年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忆述了此事。

　　大约在会见土肥原贤二后的两三天，溥仪接见了高友唐。高友唐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作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员，后来当了国民党监察委员，曾经为逊清皇室向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岁费”，但未果。溥仪想高友唐可能会透露一些消息，所以接见了他。出乎溥仪预料，高友唐是给蒋介石当说客的。高氏说国民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告溥仪：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性付给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溥仪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溥仪选择上海，如果溥仪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后，溥仪冷笑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高友唐用遗老身份，以完全为逊清皇室设想的口气对溥仪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清室很有利，当然，蒋介石等人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溥仪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作保，这样，蒋介石绝不敢骗人。高友唐还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溥仪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溥仪心想，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人，在权衡利弊之后，觉得没必要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溥仪说：“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高友唐看溥仪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误以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你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高友唐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溥仪听说高友唐到北京做载涛即溥仪七叔的工作，再来天津时，遇上了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的“天津事变”，高氏被截在租界外边。等高友唐设法进了日租界，溥仪已经出逃东北了。

　　自1964年《我的前半生》一书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以来，中国大陆总印数达200万册左右，境外还有英文、日文、法文等十多个语种版本发行。由于该书发行量极大，影响力亦广，所以上述蒋介石派高友唐争取溥仪之事也广为人知，几成铁一般的史实。但这毕竟是溥仪时隔多年之后的忆述，而且《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颇为复杂，那么，溥仪所述之事是真实的历史吗？欲解答此疑问，必须运用多方、多种史料相互参照比对，并且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

　　一、监察委员高友唐拜见溥仪

　　1980年代，历史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多本溥仪《召见日记簿》，记载了1926年1月29日至1931年11月8日溥仪居住天津期间召见各方人士的情况，后经整理出版发行。查阅《召见日记簿》发现，1931年10月27日和28日，溥仪召见了名为“高继宗”之人。据查证，高友唐（约1878—1935），辽宁铁岭人，隶汉军，原名继宗，亦名继友唐，后冠汉姓高，名维宗，以字行，清仕学馆毕业，历任国民党直隶支部总务干事，汉口《楚报》主笔、总编辑，上海《民吁》《民立》《新闻》等报通讯员，江苏江浦等县知事，北京市政公所坐办，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无疑，高继宗即高友唐，其履历简况与溥仪所述基本一致。

　　由《召见日记簿》所载信息可以确定：在溥仪出逃东北之前，高友唐确实在天津静园拜见过他，这与溥仪晚年忆述吻合。然而，溥仪忆述也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按照溥仪忆述，在会见土肥原贤二两三天后，他接见了高友唐。实际上，溥仪11月2日会见了土肥原贤二，在此之前五六天，他即接见了高友唐；又如，按照溥仪忆述，他接见高友唐似是一次之事，实际上，高友唐在10月27日和28日，两天两次拜见溥仪。二人相谈的内容是否如溥仪所述，这是高友唐拜见溥仪的关键之处。

　　溥仪逃离天津后，社会各界议论纷纷，谣言漫天，有报纸甚至报道11月15日溥仪“在沈阳复辟”。1932年1月，高友唐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上公开了他与溥仪接洽、会谈的相关信息。高友唐言：“余奉蒋主席令，派与溥仪接洽一事，外间传说不一，颇失真相。”蒋介石派其与溥仪接洽的动机是：溥仪在报纸上有种种表示，并于国内水旱灾害时均有捐输巨款，“蒋主席颇认为溥氏为一有志爱国之人，以前对于溥仪阴谋复辟之说，未免误会”；国民党主张的民族主义，系融五族为一家，无论满、蒙、回、藏之民族，只要赞成民国，均应由国民政府当局设法合作。虽然天津情报有日本人运动溥仪之说，但这并非蒋介石派其接洽溥仪的原因，关键原因是“注意溥仪人格，拟互相提携，并非临渴掘井”。显而易见，这些是高友唐在媒体上的台面之词。

　　10月底，高友唐北上天津拜见溥仪。高氏向溥仪“告以来意”，溥仪首先表示：“日人运动到东北称帝，非止一次，均置不理，并谓辛亥革命，让出政权，完全为公天下之心，岂有抛弃正统皇帝不做，而愿作日人卵翼下小朝庭（廷）之理。前此种种误会，均系国内之事，如兄弟偶有不和，焉能援引强邻，欺压本国。敢明白声言，绝无受人利用之事。”溥仪不愿做日本傀儡皇帝的表示，无疑让高友唐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是他拜见溥仪的最关键任务。殊不知，这时溥仪对外界均如此表示，“不愿为人利用”。关于让溥仪迁出日租界之事，溥仪说此事“本不难办到，但中国法律，能否保护，殊属疑问”。溥仪特别说到，1928年发生的清东陵被盗案，“人赃并获，特别法庭迄无办法”；又如，“寿皇殿列祖影像，已由法院判归清室，而李石曾抗不交出，法院不能执行”，凡此种种均说明中国法律不能与强力相抗，现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内，确实为“极不名誉之事”，但也是不得已之事。关于逊清皇室优待条件之事，溥仪表示：“大可不必，因受人优待者，必系极无能力之人，识者耻之。个人意见，以为彼此合作，谈不到优待问题”，溥仪还解释道：近年来，自己“颇倾向于自食其力，故拟赴外国留学，只因经费尚未办妥，外国语亦未流畅，所以迟迟其行”。听了溥仪的话后，高友唐回答：“承明白表示绝不受日人利用，至为钦佩。盗陵一案，可担保必能有办法；如愿出洋，则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国府亦可协助。”最后，溥仪答曰“以容考虑五日，必有答复”，高友唐感觉双方所谈“意见颇为接近”，当即辞去。

　　此番会谈，溥仪和高友唐均有事后记述。出于不同目的，双方记述显然各有侧重与取舍，语气和措辞亦不同，但综合双方所述，大致可判断二人面谈的核心问题：溥仪移出天津日租界，免为日方挟持与利用，不出任社会传闻中的“满蒙”皇帝；作为回报，国民政府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给溥仪拨付经费。当然，在谈论核心问题时自然会衍生出相关问题：如何移出天津日租界，到哪里居住，如何确保优待条件如数落实到位，如何提高满人待遇，清东陵盗掘案有无说法，等等。可以肯定的是，在晤谈中，溥仪较好管控了自己的情绪，没透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以致让高友唐感觉双方“意见颇为接近”，所以高氏“满怀希望”地告辞而去，期待数日后再来晤谈。不料“天津事变”使他无法再到静园拜见溥仪。

　　二、多渠道的争取工作

　　10月27、28日在天津静园拜见溥仪后，高友唐旋即赴北平，拜见逊清皇室要员载涛，想做通载涛的工作，让载涛影响溥仪和逊清皇室，载涛表示“愿竭力促成”。事后，高友唐发电报给南京国民政府陈述接洽情形，很快，高氏接到南京回电，“谓迁居一节，即有顾虑，可设法担保，并以电达张副司令协助办理”。可见，为争取溥仪，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电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协助了。

　　这时应是11月1日前后，正在高友唐打算谒见张学良之时，他接到张氏秘书朱光沐的电话，要他到顺承王府面见张学良。张学良收到南京国民政府争取溥仪的电报，故邀请高友唐面谈。见面后，张学良说：“溥之迁出日租界，而远徙平沪，均有困难，何如即迁到天津法租界”；张又问：“中央对于此事，何以如是注意？”高友唐答曰：“国联对日，表示不满，日人正无办法，若利用满族自决为名，建立其独立国家，而东北又系满族之故土，即系日人暗中操纵把持，亦非不可假以号召。何况欧战而后，复兴民族，自建国家，事例甚多，列强亦不能禁止，是中央之注意此事。原系融五族为一家，为免外人利用，防患未然，实为要务。”张学良听后点首称是。显见，在争取溥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张学良的认识不及蒋介石。实际上，此前张学良与溥仪有过交往，在张氏看来，溥仪是一位“没有思想”“对外面事情不了解”的难以成事之人，这或多或少也影响了张学良对此时溥仪特殊作用的判断。不过，因由报纸报道和多方信息情报，使得张学良也意识到争取溥仪之重要。问题是，此时溥仪身处天津日租界中，张学良无法掌控。其实，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这时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接收东北上，按照国际联盟决议，日本将要从中国东北撤军，1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东北接收各地事宜委员会名单。无疑，这降低了国民政府对溥仪问题的关注度。

　　在张学良、高友唐面谈之前，1931年10月，在北京紫禁城时期作为溥仪英文教师的英国人庄士敦，因为庚子赔款和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再次来到中国。时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庄士敦此次中国之行备受关注。10月7日，庄士敦抵达天津，“当时天津谣传皇帝早已离开此地而到满洲去了”，庄士敦知道这非事实，他偕同英国司令官拜会了溥仪，一起度过了两天，从溥仪那里得到的消息使庄士敦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10月8日，庄士敦离开天津赴北平，见到张学良，“他（张学良）已得悉我在天津会见皇帝的事情，并明显地表示渴望从我这里得到有关皇帝的可能动向的消息。但我没有向他透露任何消息”。在北京逗留期间，庄士敦接触了与逊清皇室有关的各方人士，“他们都不相信我这次突然来到中国并不是为了满洲发生的惊人事件。他们均处于一种克制的兴奋和期望的状态中，但愿我是为此而来”。实际上，庄士敦此番中国之行与九一八事变无关。这也反向说明逊清皇室和遗老们的心态，他们都极为关注溥仪的动向。数天之后，庄士敦回到天津，于10月17、18日再次拜见溥仪，他与溥仪“进一步商谈”。21日，庄士敦抵达上海，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当时“中国的报纸满篇谣言，说皇帝要到满洲登位去了”，有几家报纸谈到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还有几位中国友人来找庄士敦，希望他用自己的影响劝说溥仪不要离开天津去东北。

　　11月10日，溥仪逃离天津，同日，庄士敦抵达南京。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代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获悉后，立即要庄士敦去见他，会晤中“他（宋子文）给我看了一份由北方拍来的电报，要他通知我，溥仪处于‘危险之中，需要庄士敦的帮助’。中国当局显然希望我返回天津，努力劝阻他不要去满洲冒险”。庄士敦回答说：“皇帝知道我的动态，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同我取得联系。如果处于危险之中，需要我的帮助，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会到他那儿去。但是这句话一定要来自他本人。”以此，庄士敦婉拒了宋子文的请求。这说明，为争取溥仪，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等人都参与其事，并采取多种渠道同时进行，希图能有成效。

　　三、蒋介石与溥仪之间

　　在南京国民政府多渠道争取溥仪的过程中，主导者是蒋介石。那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与溥仪之间相互观感如何？

　　1924年10月，原属直系军阀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掌控北京政权，11月，单方面修改优待条件，逼迫溥仪搬出紫禁城。溥仪等人在醇王府短暂居住后，旋即住进北京日本使馆区，1925年2月，离开北京赴天津日租界，先住在张园，后入住静园。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由区域军事强人变成全国军政领袖。不及一年，国民党势力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平津，12月底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蒋介石成为掌控全国军政实权的头号人物，妇孺皆知。与此同时，与逊清皇室有关系的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人纷纷垮台。在天津居住期间，有关溥仪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在北伐军进抵平津之时，报纸就报道，鉴于时局不安，溥仪等人有离津出关之说。

　　1928年，对溥仪和逊清小朝廷来说，是“充满了刺激的一年”。这年，溥仪小朝廷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打过一次极不愉快的交道。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名号下的孙殿英所部，盗掘了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中的乾隆裕陵、慈禧定东陵。孙殿英掘墓盗宝事件被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消息传到溥仪耳中，对其刺激极大，“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宗室和遗老们全都很激动，纷纷聚集到天津张园。溥仪在“张园里摆上了乾隆、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行礼叩拜，痛哭流涕”。为此，逊清皇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此事不了了之，孙殿英逍遥法外，未受惩处。在溥仪小朝廷看来，这笔账自然要算到蒋介石的头上。因此，当高友唐拜见溥仪，提出蒋介石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时，溥仪满脑愤恨：“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认定蒋介石是“根本不讲信义”之人，自然无法信任，无从合作。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并未意识到溥仪问题。对蒋介石来说，1931年是极为“不祥”之年，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接踵而至。1931年2月，因为约法之争，蒋介石扣押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反蒋各派聚集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局面，造成国民党内一次大分裂，粤方强烈要求蒋介石下野。5月份开始，全国多地降雨不断，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流域水满为患，泛滥成灾，受灾人口达到1亿多。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华，东北迅速沦丧敌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各种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各地学潮风起云涌，这些都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疲于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报纸迭次报道：溥仪将出关，“东三省将奉宣统为帝”，或溥仪已经出关，参加“满蒙独立运动”；甚至日本报纸翻译上海报纸评论说“日若迎今上归王满洲，大为可虑”，一时间谣言盛行，真假难辨。报刊舆论和诸多迹象已经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划利用溥仪，这时蒋介石逐渐意识到溥仪的问题。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通过外交手段，“以求公理之战胜”，迫使日本退兵。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发现日本在东北各地扶植各种伪组织，10月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对满蒙独立运动，积极进行，其所操纵改组之吉林长官公署正式成立。熙洽就任长官时，由日警备司令坪井授印，其官署组织有参用日员之说，日方藉此宣传东北新政权之成功云”。熙洽，字恪民，姓爱新觉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时任吉林公署参谋长，是逊清皇室在东北的重要人物。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要员、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也得知“吉林公署参谋长熙洽郊迎日军，媚贼辱国情况，均堪发指”。为此，蒋介石一方面根据国际联盟决议要求日军撤退，命令张学良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地方，负责维持治安；另一方面对外声明：“日军所占领之各地方城市未正式交还中国政府以前，凡该各地之各种团体，应由日政府负其责任，中国概不承认。”10月2日，南京政府特别外交委员会致电日内瓦公使团，向国际联盟声明：如果在日本兵力侵占区域内，发现任何政治组织及运动，概须日方负责，“因日人近日嗾令满洲皇室有在东北复辟等运动，以便为日人保护，故预行揭破其阴谋也”。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主持立法院事务的邵元冲当晚约人谈话，“征求满、蒙、藏优秀分子加入立法院事”。显然，南京政府高层已经明确注意到日方拉拢满、蒙、藏上层人士的问题，其中自然包括逊清皇室成员，但为时已晚。

　　1931年10月7日，蒋介石进一步获悉：“日人竭力制造满蒙帝国，豫拟以废帝溥仪或清恭亲王为皇帝。”8日，蒋介石下令，“东北各地方颇有利用时机依恃外力组织非法机关者”，由张学良等人负责处置。17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邀逊清宗室肃王、恭王到沈阳，“商议拥立满洲皇帝”。由于逊清要角频频介入东北军政事务，蒋介石明确意识到溥仪被日方挟持前往东北复辟建国之可能性很大。应该就在这时，蒋介石召见高友唐，要高氏北上争取溥仪。在高友唐拜见溥仪的前一天，10月26日，蒋介石获悉，逊清宗室恭王溥伟“受日人邀请在沈阳制造复辟运动”。27、28日，高友唐拜见溥仪。29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决将维持会扩大至权力与前东北政务委员会相等，以成独立政府之雏形”，这时土肥原贤二抵达天津，明显加快策动溥仪出逃东北之活动。与此相对，南京政府方面争取溥仪的工作显得无力、迟缓、低效。11月3日，蒋介石得知：“日轮运大批手榴弹炸弹到天津，煽动我国失意军人，组织便衣队暴动。”8日，“天津事变”发生，天津局面异常混乱，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10日，溥仪等人趁乱逃离天津。11月14日，邵元冲就听闻：“日人已挟溥仪赴大连，不日在沈阳实行复辟云。”18日，据北平报告，蒋介石知悉：“溥仪寒日到沈阳，删日登基大典事，由恭亲王筹备，并通电各国，要求予以承认为独立国。”至此，国民政府争取溥仪之工作宣告失败。

　　在南京国民政府多渠道争取溥仪的过程中，最关键措施是蒋介石派高友唐面见溥仪，直接洽商。在蒋介石与溥仪之间，为何选择高友唐这个中间人物呢？此中的关系链条又是如何的呢？

　　如前所述，清末时期，高友唐在张之洞幕中工作多年。那么，高友唐与蒋介石关系如何呢？查阅近年新编的12册《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均无“高友唐”信息，由此不难推测，高友唐并非蒋介石集团中人，更非蒋氏亲近之人。

　　1931年10月，高友唐奉命北上接洽溥仪之时，其身份是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氏被任命为监察委员的时间是1931年2月16日，此时监察院院长是于右任。可见，让高友唐加入国民政府的关键人物，应该就是于右任。查阅高、于二人之履历，可大体推断，清末民初在上海办理《民吁》《民立》《新闻》等报刊时，二人多有交集，私交较好。因此，可初步推测，高友唐奉蒋介石之命北上争取溥仪，在高、蒋之间的联系人就是于右任。

　　于右任的外甥、也曾任于氏秘书的周伯敏，晚年忆述证实了这点。周伯敏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伪满洲国成立后，于右任对周伯敏说道：“蒋先生这几年只忙于对内，把日本在北方的侵略阴谋全不经意。我在前一年多即向他说，把溥仪这类人长留北方，不是办法，应该请他们到南京来。国家花不了多少钱，却可免资敌利用。他（蒋介石）不听。到了九一八前夕，事变日急，忽又找我商量，叫我派可靠的人去天津、北京办理。我派满族监委高友唐去。比到津，溥仪已潜往东北。事过，他（蒋）又淡然置之。说起来真是痛心。”周伯敏的晚年忆述存在细节不确之处，但足以证明，蒋介石派高友唐北上争取溥仪工作，居中联系者正是于右任。就在高友唐在平津争取溥仪之时，1931年11月9日至11日，国民党中央第三届第二次临时全会在南京召开，此次会上，通过一项由于右任等人提议的《特许入党案》：“据于右任等三委员提议，准许高友唐入党，并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为正式党员。”这既可说明于、高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也多半是对高友唐北上争取溥仪工作的肯定和犒劳。

　　由此可知，在蒋介石与溥仪之间，联络的人脉关系链条大致是：蒋介石—于右任—高友唐—溥仪。这也说明，蒋介石与逊清皇室联系的渠道并不多，蒋介石身边亲近人员中没有可派往接洽之人，因为此人必须是与逊清有关联之人，在较紧迫的状况下，只能派于右任手下的监察委员高友唐前往。由于高氏并非蒋介石集团核心人物，故自主性与执行力自然也打了折扣。

　　结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多渠道开展过争取溥仪的工作。主要渠道是派与逊清皇室有关联的监察委员高友唐北上天津，面见溥仪。张学良、宋子文等人也利用各种渠道争取溥仪。但是，无论在认识上还是执行力度上，国民政府的争取工作均显不足。这时期，1931年10、11月，国民党内斗加剧，尤其是宁粤之争，使蒋介石处境极为艰难，12月被迫宣布下野。同样，因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和丧师失地，张学良备受各方强烈指责，华北各地密谋推倒张学良的活动暗流涌动，使张氏疲于应对。所有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蒋、张等人对溥仪的争取工作的关注度。当然，最关键之处在于溥仪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合作基础，故无法成事。恰恰相反，日本侵略者之所以选中溥仪，首要条件就是溥仪与“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同时，日方在溥仪身上经营多年，双方各有所需，所以能成功策划溥仪出逃关外，最终成为日本控制下伪满洲国的傀儡执政皇帝。

　　在中国近代史上，溥仪是极为特殊的人物。通常意义上的族群归属、政治认同、民族主义话语不易解释其特殊的出身与经历。在经历了1924年溥仪出宫事件、1927年南北政权鼎革之后，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逊清皇室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公约数”几乎为零。从这点上讲，溥仪走上与民国决裂的“满洲国皇帝”之路，虽有偶然，亦是必然；既是个人悲哀，也是国家不幸。溥仪虽然投靠了日本，借外力复辟了统治，但他并不被人们看好。这时居住天津的白坚武，此前为吴佩孚心腹部属，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昭烈光武（即东汉光武帝）之起，不过用汉名义，实则崛起之人若冲年即位，以娇生惯养之质而谓能艰难创业，不足信也。”白氏意思很清楚：溥仪生于王府之家，长于深宫之中，自幼“娇生惯养”，难望其能“艰难创业”。七年前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在得知溥仪“在东三省登台作日寇的傀儡”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他这样的做法，只有给自己找死，谁能同情他呢？”

　　对很多清朝遗民而言，溥仪出逃东北，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皇帝，是对他们政治信念的一大重挫。同为忠于逊清皇室的遗民汪荣宝与郭则沄九一八事变后都居住在北平，汪荣宝对郭则沄说：“异时有编纲目者，必大书曰：‘帝为满洲国执政，清亡。’是大清不亡于辛亥，而亡于今日也。”郭则沄不敢置一词，然自是寸怀灰槁，只有闭户著书了。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而言，虽然此次争取溥仪未能成功，但也从中吸取了教训。1932年，面对日军侵逼的华北危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开始争取一些头面人物南下，以免资敌利用。例如，在蒋介石的筹划下，原北洋军政领袖级人物段祺瑞于1933年1月抵达南京，蒋亲自迎接，“以门人师生关系待之”。奉命参与争取溥仪工作的高友唐，此后在监察委员任上颇有动作，频频弹劾权贵人物，声震全国。1935年3月，高友唐病逝，党国要员邵元冲闻讯后，感慨监察委员高友唐道：“年来风骨铮然，尤以弹劾郑毓秀、陈绍宽，直声震全国，今忽逝世，此后监察院诸君，恐益寒蝉仗马矣！”作为清朝遗老，高友唐争取溥仪未能成功，作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他却留下了一定的名声。

（作者：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