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传》是唐代中叶沈既济的一篇传奇小说。沈既济（约749 —约800），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新唐书》有传，称他“经学该明”，有良史才。德宗朝宰相杨炎推荐他任左拾遗、史馆修撰。杨炎获罪，他也于建中二年（781）十月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任礼部员外郎，撰有《建中实录》。其传奇小说今存《枕中记》和《任氏传》。

 

《任氏传》（《太平广记》卷四五二题作《任氏》）写狐精变化成美妇任氏，与郑六相爱。豪家子弟韦崟见之，惊羡任氏美艳，强施暴力。任氏坚拒不从，并晓以大义，赢得韦崟的敬重。一年后任氏随郑六西行，途中为猎犬所害。

 

狐化为美女，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中常见的故事。《搜神记》卷一八《阿紫》尤为典型地写出了狐精的两个特征：畏犬；狐精幻化的美女对男子极具诱惑力。并非偶合，任氏也畏犬，她最终就是被犬咬死的；她也对男性富于魅力，即所谓“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郑六是在知晓她是狐精以后，仍“想其艳冶，愿复一见”；韦崟是“多获佳丽”的豪家公子，一见亦“爱之发狂”。

 

但任氏与传说中作恶多端的狐狸精又有明显差异。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与人的世界相对应，还有鬼的世界、仙的世界和妖精的世界。中国土生土长的鬼，其实就是阴间的人。人类对于死亡的厌恶造成了对鬼的恐惧心理。同时，鬼又曾经是人类世界的一员，是许多活着的人的亲人。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人类对鬼习惯于敬而远之，不去亲近，却也不会充满恶意。仙是长生不老的人，是常人仰望或羡慕的对象。与仙、鬼不同，妖精与人不属于同类。它们在早期常常被称为“物”，因为它们本是年老成精的“物”：动物、植物或器物。无论是哪一类型的“物”，只要过了一百岁，就可以获得某种神通，就成了妖精。妖精神通的大小往往跟它的原型挂钩，所以动物怪总是比植物怪或器物怪厉害，体量大的动物怪通常比体量小的动物怪厉害。假如撇开神通不谈，而只论妖精的品性，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没有后世《聊斋志异》等所写的那种可亲可近的妖精，妖精通常都是坏蛋。这样一种情形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既然妖精与人不是同类，把它们设想为人类秩序的破坏者，不是挺合情理吗？

 

在魏晋南北朝的妖精序列中，狐狸精的亮相频率极高。相比于其他动物，狐狸的智商高，五官漂亮，一旦成精，做坏事的神通，非其他动物精可比。假如幻化成女性，更几乎没有男子可以抵挡它的诱惑。狐狸精之所以大名鼎鼎，原因在此。《任氏传》写出一个重情重义的狐狸精任氏，把旧案给翻了过来，是小说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任氏最终死于马嵬坡的一只苍犬。《任氏传》叙此一经过甚为详细：

 

 

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歘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馀，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

 

《任氏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任氏之死和马嵬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令人想起安史之乱中死于马嵬的杨贵妃。陈鸿《长恨歌传》这样写杨贵妃之死：“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谢天下。国忠奉牦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马嵬兵变之后，诗文书写中的马嵬常常和杨贵妃密不可分。而任氏的狐精身份与传说中杨贵妃的胡人血统，也不难由联想加以关合。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十一有云：“或谓杨贵妃原出隋代河中观王雄之族，观王家庭妾媵中殊有就地娶中亚酒家胡之可能。果尔，则《长恨歌》中‘尽日君王看不足’之霓裳羽衣舞，即本自中亚流行之婆罗门舞。又‘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梨花’即‘偏摘梨花与白人’之‘梨花’。此歌两句皆有着落，不同泛语。”就上面这些材料来看，由任氏马嵬之死联想到杨贵妃马嵬之死，也许不算牵强附会。

 

据中国台湾学者祝秀侠的《唐代传奇研究》，有人以为《任氏传》“是暗中谴责杨妃的失德与败行”，则未免比附过度。白居易《新乐府》有篇《古冢狐》，把狐狸精与褒姒、妲己一类女性相提并论，以“戒艳色”为宗旨。诗云：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古冢狐”条提到沈氏《任氏传》“与白氏作新乐府之时代相距不远”，“取相参证”，旨在说明“中唐以来已有此种类似《聊斋志异》之狐媚物语”，并未说《任氏传》与《新乐府·古冢狐》一样，有指斥“女祸”的寓意。从文本来看，《任氏传》对任氏的褒扬之意是明白无疑的，并没有采用“暗中谴责”的春秋笔法。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