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绥边区一度疫病流行，卫生防疫成为关系边区建设和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国共产党迅速组织军队、政府、群众等多方力量展开全民防疫，在晋绥边区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卫生防疫举措，取得了积极的防疫效果。

　　一、疫病流行的基本情况

　　晋绥边区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和绥远省南部，包括管涔山、洪涛山、云中山、吕梁山和绥南的大青山等绵延千里的广大地区。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医生和医疗服务机构奇缺，人畜死亡率尤其是儿童死亡率很高，各种疫病常年流行。

　　1941年至 1942年为晋绥边区疫情较为严重的年份。1941年春季主要流行伤寒，1942年春季则主要流行鼠疫。1941年 6月晋绥边区党报《抗战日报》报道了该年春季疫情：兴县寨上村伤寒流行，死亡人数占全村人口 11.9%，死亡率最高的双会村，死亡人数占全村人口的64.8%。该年 6月，保德境内瘟疫流行，死亡人数达 200余人。

　　1942年 2月《抗战日报》又报道了疫情流行情况，临县、方山、交城、文水一带“因为伤寒病而死亡的数目确实惊人，像务周会那样不大的庄子，总共 130多人口，一年中死了 86口之多”。该年 3月，河曲县巡镇一带鼠疫流行，“有的人家几天内全家丧命”。4月 16日，八路军 120师政治部战斗报社记者、编辑高鲁也在日记中记载了此次鼠疫：“据说河曲保德一带又开始有鼠疫了，相当可怕。”

　　此轮疫情，大概从 1941年春季开始一直持续到 1942年底，持续时间较长也较为严重。这之后各类疫病依然存在，只是流行程度相对较轻。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疫病流行频繁且种类较多，包括流感、伤寒、赤痢、疟疾、天花、猩红热、白喉、回归热、麻疹、水痘、鼠疫等。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 8月至 1944年 7月，晋绥军区传染病发病人数为 16288人，其中，流感流行最为普遍，每年感染人数较多，历年发病总人数为 10278人，占传染病发病人数的 63.1%。其次是伤寒、赤痢、疟疾等，历年发病人数占传染病发病人数比分别为 8.11%、15.5%、12.2%。

　　晋绥边区疫情并非单一病种流行，而是多种疫病并发，一段时间以某一种或两种疫病为主，且呈现出跨年度、跨季节、持续时间长、分布散等特点。晋绥边区疫病流行主要是伴生性的。伴生性疫病是指伴随其他灾害爆发或是由于战争等人为原因所引起的疫病流行。边区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1942年，张闻天在晋陕调查时这样形容晋绥边区自然情况：“气候干燥，冷热不调，带大陆性。春夏间常少雨水，易成旱灾，而秋天则往往雨水过多，造成水灾雹灾。每年三月即刮起巨风，卷来大量沙土，盖在方才耕种过的土地上，损害种子的生长。……天灾是这里人民最害怕的东西。”

　　自然灾害频发加剧了疫病的蔓延和流行。另外，边区疫病流行也与日本扫荡投毒有关系。据资料记载，日军曾在晋绥边区河曲、保德、兴县、岚县等县散布鼠疫、伤寒等传染病菌。这些传染病菌的投放是导致 1941年至 1942年晋绥边区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严重影响了晋绥边区军民健康和部队战斗力，使得晋绥边区卫生防疫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紧迫。

　　

　　二、多措并举，全民防疫

　　对于晋绥边区疫病流行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积极调动和组织边区范围内的军队、政府及群众各方力量，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卫生防疫措施。

　　（一）及时上报并公布疫情信息

　　及时上报疫情是卫生防疫工作的基本要求。早在苏区时期，党就颁布了防疫条例，要求及时上报疫情。“发现了传染病就要向上级及（邻）区报告，报告应写明病状、病名等项。”

　　1942年 3月，晋绥边区政府亦发布了及时上报疫情的要求，并强调：“出水病、伤寒、猩红热、斑疹、流行性脊髓膜炎、赤痢、白喉、天花和最厉害的鼠疫（黑死病）是中国最易流行的急性传染病。如果这其中之一种在某地发生成灾，则某地的老百姓或当地的村主任即应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当地上级政权机关与附近卫生机关加以紧急处理。”及时上报疫情对于有效遏制疫情蔓延至关重要。

　　除及时上报疫情外，向群众公布疫情信息亦是晋绥边区卫生防疫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积极进行疫情信息搜集与调查，披露和发布疫情信息。

　　1942年 4月，《抗战日报》披露了河曲县鼠疫的暴发和传染经过，并准确报道了病患的接触史和行踪：“这次巡镇附近的鼠疫，是从河西府谷传来的。河东有一个乞丐过河埋死人赚白洋十元，以后回到河曲巡镇下团堡赶庙会，在旧历正月十五日就病倒了。到该村王春时家住了一夜。……前后共传染了六家，死亡二十多个人。”这些信息的披露，能够帮助人们正确了解和认识疫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谣言和混乱。诸如病患的接触史和行踪之类的信息披露，还对加强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效果。

　　（二）颁布防疫法令，宣传防疫知识

　　1937年 10月，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颁布了《暂行卫生法规》以及《部队卫生管理细则》，在此基础上晋绥军区卫生部也具体制定并发布了卫生防疫工作细则，要求部队、机关、团体严格坚持卫生防疫制度与措施。为了宣传防疫知识，1942年 1月 20日，《抗战日报》开辟“卫生”栏目，并连续刊登系列文章，专门介绍各种传染病的历史、发病症状及防治方法。晋绥边区政府编写了《军民卫生手册》《防疫宣传材料》等书籍，晋绥军区卫生部出版了《西北卫生》《卫生通讯》两份专业期刊，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群众宣传科学的防疫知识。

　　为了让广大群众特别是不识字的群众能更直观地了解卫生防疫知识，1944年，晋绥边区举办展览会，陈列了自制的 60多种药品、人体的五脏模型及《求神不如求医》《养娃娃的卫生》等连环画，帮助群众了解如何讲究卫生；1945年，晋绥边区又举办文化棚活动，展示了 76种西药、44种中药、33种标本图解。群众通过报纸、期刊、书籍和相关活动了解了党和政府的卫生防疫政策和科学的防疫知识后，积极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提高了自身的卫生防疫能力。

　　（三）积极组建医疗机构并研制防疫药品

　　医疗机构是晋绥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依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绥边区政府积极组建医疗机构，努力肃清瘟疫。1940年，晋绥边区政府卫生科在军区卫生部的协助下成立。次年 7月，临县、离石、兴县已建立 4处医院，晋绥边区政府又拨款 5万元在临南、临县、河曲、保德、静乐等县新设医院 5处。1944年 1月，晋绥边区政府在各县举办医药合作社。

　　除晋绥边区政府外，由于在战争条件下，军队医务人员较为集中，药品较多，医疗技术较为先进，因此，军队力量也积极参与到医疗机构组建和防疫药品的研制中来。1940年，晋绥军区设立了卫生学校。1941年，晋绥军区在保德县和兴县建立了卫生院，并与地方共同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同时，为了缓解边区药品极为缺乏的状况，晋绥军区还成立了晋绥制药厂。1942年疫病流行时，晋绥制药厂采取自采、自购、自制的办法制出中西药品12类。

　　（四）免费医治病患

　　医疗机构建成后，晋绥边区党和政府积极调集医务人员、准备药品、义务免费为疫病患者诊治。1941年春，疫病流行，晋绥边区党和政府邀请专门医生制定各种时疫药方以便民众采用。政府还派人协同军队卫生机关进行防疫宣传及免费治疗，所需医药费由公开支。“兴县寨上、杨家坡等地之义务治疗，成绩甚著。”

　　1942年鼠疫流行时，晋绥边区公立医院创制防疫酒并免费施药。1943年秋伤寒流行，晋绥军区专门派医生、看护及大批药品前往抢救病患。晋绥军区各野战医院尽可能收治一切传染病患者及疑似患者。军区卫生部还免费给群众接种牛痘，打防疫针。1944年离石县伤寒病流行时，“县政府于 5月 20日专派医生 2人，赶往各村治疗”。这些免费治疗的举措使疫病患者不因费用问题而影响就医，医院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救治，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五）强调中西医结合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1941年 9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和共同展开医药工作等问题。在抗疫工作中，晋绥边区党和政府积极采用西医和中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各类疫病。

　　一方面，积极提倡打疫苗的西医方式预防疾病。《抗战日报》连续刊登文章，向群众宣传打疫苗的必要性。如 1942年 2月，《抗战日报》发文告诉群众预防鼠疫可以“将纱布做的口罩掩住口鼻或者打鼠疫预防针”；3月，《抗战日报》又发文指出普施疫苗注射是推进公共卫生的重要措施，帮助群众提升注射疫苗的意识。

　　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中医治疗，认为中医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的部分增加到医学科学中去，更好地为预防和治疗疾病服务。晋绥边区党和政府鼓励研制中药、求秘方，努力吸引中医医生及中药商人来根据地。“目前各地中医及中药商人大部分居留在敌占区，应尽量争取他们回到抗日根据地来为祖国服务。”1942年 3月，晋绥军区卫生部公布了预防与治疗鼠疫的中药处方：“草麻 2两、鳌甲 5钱、口尾 3钱、甘草 3钱。……草麻为治鼠疫有效药品。”值得一提的是，晋绥边区医院一般都设有中医和西医两部，“出售中西药品及卫生救护材料”。

　　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中西医结合，而且弥补了边区西药不足的问题，使不少疫病患者重获健康。可以说，晋绥边区卫生防疫成效的取得是中西医相互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实施封村隔离

　　交通阻断、封村隔离是晋绥边区党和政府遏制疫情的重要举措。疫情期间，晋绥边区党和政府要求疫病流行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暂停来往，实施交通阻断、隔离封村。传统的庙会、集会等亦被禁止。“村与村之间要断绝交通，禁止往来，甚至村内也应该严格的禁止相互往来。”为使患者安心隔离，晋绥边区党和政府要求被隔离病患家的地由变工组帮助耕种。1944年，离石县“吉家塌因为患病者被隔离，得病人家的土地，变工组都帮助按时耕耘下种”。

　　在隔离的基础上，晋绥边区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消毒与护理。在消毒方面，建议群众根据需要采取水煮、日晒、用石灰掩埋等方法；在护理方面，要求群众佩戴口罩、测量体温，保持清洁和安静的环境，注意营养饮食等。通过隔离、护理和休养，使病人保持心情愉快，从而逐渐提高免疫力，实现自我恢复。

　　（七）开展卫生清洁运动

　　疫病流行时，晋绥边区党和政府积极动员群众破除迷信、讲卫生，带领群众开展卫生清洁运动。1941年 6月，晋绥边区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扑灭苍蝇运动。1942年 2月，晋绥边区党和政府倡导消灭老鼠和跳蚤。1943年春，在晋绥军区卫生部的指导下，边区居民进行室内外大扫除，修理了厕所、街道两旁水道和饮水井口，掩埋了动物尸体。

　　1944年 6月，兴县举行卫生运动，家家户户都制造蝇拍，大大小小苍蝇都打，各家都按规定打扫了自己门前的街道。兴县政府还在县城修建公共厕所，并通过黑板报积极宣传卫生防疫理念，推出清洁卫生专号，提倡捕蝇。该年离石县流行伤寒时，各家各户积极参与清洁卫生，“大小街巷都比过去整齐，各户的清洁卫生也真正注意起来了”。同年，静乐县某村发生痢疾，该村变工队“紧急把街上堆积的粪土往地里送，进行了三天大扫除，并规定每十天大扫除一次”。这种自上而下、人人切实参与的清洁卫生运动，提高了群众的清洁卫生意识，使群众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对于预防疫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晋绥边区的卫生防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通力合作的全民防疫。全民防疫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广泛而深入的组织动员能力。其中，动员群众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卫生防疫以及传染病流行病学知识方面，边区群众一开始还处于启蒙阶段。通过边区党和政府的积极宣传，越来越多的群众了解了疫病流行的严重性及预防方法，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疫情防控中，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拥有较为丰富的防疫经验的军队医护力量的支持下，众志成城打响了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

　　

　　三、全民防疫的积极效果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全民防疫起到了控制疫情蔓延、维护边区公共卫生安全的效果，不仅保障了边区军民生命健康，而且向群众普及了卫生防疫知识，推动群众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提高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为边区建设和抗战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战争环境下，防疫与边区建设和抗战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边区生产建设和取得抗战胜利影响重大。1941年 6月 10日的《抗战日报》强调：“我们现在要把防疫卫生工作当作突击的重要工作，同时应当作一个经常的工作，当作是长期抗战及建设根据地等工作不可分割的一环。”晋绥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有效遏制了疫情大范围蔓延，为抗战胜利和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在地理位置上仅有一河之隔，与陕甘宁边区有着唇齿相连的密切关系。晋绥边区卫生防疫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健康，进而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有力支持了抗战。

　　伴随着科学卫生防疫知识的普及，群众卫生观念和行为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开始，晋绥边区乡村公共卫生情况很差，群众健康卫生观念不足。如信仰鬼神，“不讲卫生，不漱口、不洗脚、不洗澡，衣服也很脏”，“露天随地便溺，污物、尘屑满地，臭味熏天”等。这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为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晋绥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使群众卫生观念开始转变。他们开始抛弃迷信、相信科学，“对神鬼都不大相信了”，逐渐形成“不要随便吐痰，不能对着面咳嗽”等卫生观念，纠正了“半月不洗脸，三月不洗脚，随地吐痰”等陋习。晋绥边区党和政府提倡的健康卫生及清洁理念，使边区军民的身体和基本生活状况得以改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社会各界力量迅速采取各类举措积极开展卫生防疫、扑灭疫情的实际行动和效果极大地感动和鼓舞了群众，也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我们党始终高度关心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疫病流行时，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在晋绥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中，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广泛的卫生防疫宣传和动员，使普通群众迅速了解科学卫生的防疫理念；另一方面，在疫情蔓延时，迅速组织各方力量，及时公布疫情并为病患免费诊治。一系列卫生防疫举措的实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晋绥边区党和政府对疫情的重视以及实施的各项防疫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通过全民防疫，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