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0日，南京禄口机场在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检测出阳性样品。目前，疫情蔓延至全国多省市，造成多人感染。

　　根据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安排，7月2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教授，我们熟悉的“德叔”，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南京工作组专家，由云南瑞丽转战南京，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这是自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德叔的第七次出征。

　　《纪录中医》征得德叔本人同意，将分三期发布由他及中医同道们编写的文章，分享中医药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本期主要对中医治疗“疫病”进行历史探源，分享轻型病例医案。

　　本文章节选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医案精选》（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审：张伯礼

　　主编：张忠德  邹旭

　　副主编：黄东晖  颜芳  李际强  奚小土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邦晗  王一婷  王进忠  尹鑫  孙良生  苏艺胜  李际强 杨彩凤 邹旭  张俭  张忠德  张清华  陈水林  陈亚辉  陈鹿鸣  周袁申  周耿标  郑丹文  钟子劭  秦新东  奚小土  郭建文  陶兰亭  黄东晖  黄凯锋  舒昱立  曾靖  温万鑫  谢东平  蔡彦  蔡书宾  蔡俊翔  颜芳  潘宗奇

　　第一节 中医治疗“疫病”的历史源流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同疾病不断斗争的历史。中医学经历了数千年的积累和发展，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经过临床实践的不断充实丰富，辨证论治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发展，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 19)疫情，中医学将其归属于“瘟疫”、“疫病”、“疫疠”、“疫毒”等范畴。《说文解字》谓：“疫，民皆疾也。”随着疫情向全球的进展，对人类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纵观中医药防治瘟疫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到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再到明代吴又可《温疫论》、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针对疫病的病因病机、证候特点、 治则治法、预防调护、管理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理论体系。

　　一、先秦两汉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萌芽

　　据《史记》《后汉书》等史料记载，自公元前770年春秋时期开始至公元220年东汉覆灭，就发生过近40次瘟疫大流行。

　　《周礼·天官冢宰》谓：”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说明周朝人已经注意到疫病的季节性和流行性。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认识到瘟疫的发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对人体正气在抵抗瘟疫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及对疫病的预防思想等亦均有详细论述，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前人防治疾病的经验，是针对东汉末年大规模流行疫病而作。《伤寒杂病论》建立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许多经典方剂现仍然广泛应用于临床，为后世防冶瘟疫提供了有益借鉴。

　　《黄帝内经》提出了“厉”、“温厉”、“温病”的病名与疾病特点，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载“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厉大至，民善暴死"；同时指出了瘟疫的发生与气候反常有关，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载“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垫虫出见，流水不冰……其病温厉"。

　　《素问·刺法论》和《素问·本病论》还指出了五运六气的变化是产生疫病的重要原因，与“伏气"有关。《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同时进一步强调了正气的强弱是瘟疫侵入人体是否引发疾病及其轻重的决定因素，正所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

　　针对瘟疫的发病特点，《素问·刺法论》指出“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针对治疗方面，《素问·本病论》为提出“治之以泄之可止”，“可寒之泄之”。虽未提出具体的治法方药，但其“泄之可止”的思路给后世医家带来很多启迪。

　　两汉时期战争频发，多种因素导致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后汉书·第五种离宋寒列传》记载：“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上述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发病传染性强，广泛流行，给人们带来的严重后果。

　　《伤寒论·平脉法》认为：“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温病的发生除冬季感寒、至春、夏发病即伏气发病外，还有一类是因气候反常，即“非其时而有其气"而产生的“时行之气"致病。张仲景创立了六经辨证，确立了诸多治则治法，为后世治疗用药打下了基础。

　　二、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梁国民间设立“收养疠疾"，而且“男女别坊"，成为我国民办病坊的最早记载。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当时已经采取对密切接触但尚未发病者的隔离措施，当属瘟疫中为切断传染源而采取隔离措施的最早文献记载。

　　唐代沿袭广隋代的疫病隔离制度，如释道宣《续高僧传》中记载：“疠人坊：又收养穷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使周给。”

　　葛洪 《肘后备急方》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较多防治疫病的治法和方剂，剂型和药物使用方法都十分丰富。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以雄黄、雌黄、朱砂等药物制成药囊佩戴于胸前、挂于门户、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隋代对瘟疫的认识和论述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为代表，将瘟疫的病原称做“乖戾之气”，即不正常的运气。《诸病源候论·伤寒病诸候下·伤寒令不相染易候》所载“伤寒之病，但人有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不染着他人……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将疾病的传染性作为伤寒和温疫的鉴别点，发病因素是“岁时不和，温凉失节”，即气候异常。

　　病因是人感“乖戾之气”，病变特点是传染性，并且致病性强、预后差，应采取的措施是预先服用药物或用其他方法预防，明确提出了具有传染性的瘟疫的发病因素、病因、传染性及预防措施。

　　唐代孙思邀《 备急千金要方》认为，虽然疫病的发生不能避免，但“能以道御之"，因而收录并创立了较多预防疫病的处方，以脏腑辨证为纲领的"五大温证”说，对病机、症状及方剂治疗作了详细论述，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

　　王焘《外台秘要·温病论病源》所载“冬时伤非节之暖，名为冬温之毒……人感乖候之气，未遂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始发”，指出冬温之毒与普通伤寒完全不一样，是“天行之病”，发病因素是冬节应寒而暖，即非其时而有其气，病因是“人感乖候之气”，为后世医家对该病的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宋金元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丰富

　　宋代郭雍《伤寒补亡论》补充了《伤寒论》中未能详细论及的“时行瘟疫”，其独到见解超于各家之上，在治疫方面提出“各因其时而治之”，主张治疗瘟疫要区分时令。北宋时期运气学说盛行，医家多结合运气学说来诠释疫病，如《圣济总录》的六十年运气图和南宋陈言的运气十六方，把运气学说在疫病方面的应用推向了历史新高。

　　金元时期，虽社会动荡变迁，但学术争鸣甚为活跃，中医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和朱震亨，史称金元四大家。

　　这一时期，对各种疫病的理论和实际防治经验都有了很大提高，在对前代学术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其中刘完素针对当时疫病流行的特点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以火热病机论疫病，在其《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中专设“传染”一卷，载有“凡伤寒疫疠之病，何以别之？盖脉不浮者，传染也”，并在治疗上大胆创新，提倡重用寒凉治疫。

　　与刘完素同时代的张从正也对此持相同观点，认为“伤寒、温疫、时气、冒风、中暑，俱四时不正之气也”，在治疗上不可皆用辛温之剂，而要因时因地制宜，并创立治疫歌诀—— “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蚕二大黄，姜汁为丸如弹大，井花调蜜便清凉”。总之，张从正重视祛邪、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具有独到见解。

　　李东垣以“气虚阴火”论病机，“内伤热中”辨疫证，“甘温除热” 治疫病，创立了补土论，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为后世树立了扶正以祛邪的典范。朱丹溪发展了相火论，提倡治疗中多用滋阴之法。王好古《阴证略例》集阴证论之大成，完善了疫病的阴证学说。这些均为疫病学说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明清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成熟

　　明清时期，战争频发，疫病猖獗。据文献记载，明清发生疫情约140次。在此背景下，大量温病医家通过治疫实践，促使疫病治法和理论突破创新，以吴又可《温疫论》为标志，逐渐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学说，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温疫学派。

　　明代医家吴又可，编撰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首部温疫学专著《温疫论》，为后世温疫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吴又可《温疫论·自叙》所云“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提出“异气"是导致温病发生的原因。《温疫论·原病》所云“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人”，明确指出口鼻传染的途径。在治法上，吴又可提出“以逐邪为第一要义”并创制“达原饮”用于疫病的治疗，为后续温疫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继明代医家吴又可后，对疫病认识逐步深化，辨证方法日趋成熟。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方法，成为温病学辨证的基本纲领；所著《外感温热篇》提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指出疾病感染途径、病位所在。

　　喻嘉言《尚论篇》所述“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将疫病分为上中下三焦进行论治。　　

　　薛雪《湿热病篇》论及三焦，提出湿热病治疗当立足于分解湿热，分立三焦，提出气化三焦的观点。

　　吴鞠通《温病条辨》确立了“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的三焦温病治疗原则，正式形成三焦辨证的辨证纲领，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及处方选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临床范例。

　　亦有医家融合各家辨证方法，如俞根初《通俗伤寒论》所述“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的观点，熔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脏腑辨证于一炉，主张“寒温统一” 论治疫病。

　　王孟英《温热经纬》所载“伤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温热”，指出温病新感、伏气并存，在认识上不可偏废；而对伏气温病的临床特点及其治法，王氏也有许多精辟论述。

　　在《温疫论》的影响下，温疫学说得以深入发展。戴天章《广瘟疫论》卷四确立治疗温疫“汗、下、清、和、补”五大治法。再如余霖《疫疹一得》中强调温疫以清为主，治宜清热解毒、凉血滋阴为法，创制清瘟败毒饮治疫病，为温疫病的治疗开拓了新境地。

　　此外，刘奎《松峰说疫》记载“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试观人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认为苍蝇是传播疫病的重要媒介，首次创立“瘟疫统治八法”，总结中国古代预防温疫之法，撰为“避瘟方”，并提到许多具体防疫措施。

　　晚清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明确指出，空气和水是导致温疫流行的重要环节，创立以中焦病变为中心、以疫热怫郁为病机关键、以中焦传上下表里为传变形式的理论体系，治疗上以“逐秽”为第一要义，贯穿着宣、清、通三大治则，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方剂治疗疫病。

　　综上所述，中医学中的疫病学说与温病学说是经过历代无数医家与疫病、温病进行顽强而艰苦的抗争才逐渐形成的。由于这些著作论述的病种较局限，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发展、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瘟疫的治疗提供了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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