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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序,关于序的介绍及闲话

原创版权 未知作者:缘起 字体大小选择: [ ]

  、我新出了一本散文集,前无序,后无跋,光溜溜的只有正文。有朋友对我说,你这书出的倒挺别致,有个性;不过还是觉得有个序跋才好,这么着好像少点什么似的。
  
  一本书前有序后有跋(后记),似乎已成标配。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跋则多由作者自己写。其实,在要不要有序跋这一问题上,我也有过考虑,但终归觉得麻烦,索性一概省去——赤条条无牵挂,妍媸美丑,一任读者评说。
  
  一本书有无序跋,是作者的自由。但稍加琢磨,还是发现了一个潜在的“江湖规矩”:自序也就罢了,如果是他序,作序者在成就、名气上大都高于、至少不低于作者,很少见到出书者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序。同样,也鲜见哪个大作家找人写序的,譬如王蒙、莫言、贾平凹等等,他们的著作,或者自序,或者只有后记,交代一下写作缘起、过程、想法或写法等。找名家写序,自然有火借风威、以壮声色的意思。若是朋辈,谈人论艺,唱和揄扬,倒不失为一件雅事;若是前辈,在序中指点迷津,春风化雨,对晚生是一种鼓励,甚至于创作方向或人生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也不能否认,有些人的动机是不好摆到桌面上的,找名家写序不过是为了让不够亮眼的金属外表镀上一层金,涨涨行市,添添价码,获取炫耀嘚瑟的资本,满足一下虚荣心。
  
  这样的事并不少见,还有更过分的。记得一位作家跟我说起过一件给人作序的烦心事。
  
  以当年这位作家在文坛的影响力,自然求序者众;但她一贯为人低调、做事严谨,一般不轻易给人写序。一次实在碍于情面,就给一个青年作者的新书写了序,其中自然包含给年轻人鼓劲打气的意思在里边。她认真读了书稿,又认真写了序,一点都没有敷衍应付,对作品的优劣做了分析,既有鼓励,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没有想到的是,书出版后,着实令她吃了一惊!那序已不是自己的原文,作者擅自做了改动,增加了溢美之词,删去了批评之语。对这般偷梁换柱的行为,她很是失望,也很痛心,一番明月无奈照了沟渠。从此,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慎序”,或者不写。这事过去多少年了,而今她的名气更大,估计求序者更多,但我还真没有见到过她给别人写的序。
  
  序,作为一种文体,古已有之,有书序、赠序、宴集序等。所谓赠序,是诗友之间的离别赠言,表达惜别、劝勉、祝愿、鼓励等依依深情,如我们熟知的明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等。宴集序,是文人雅士宴会雅集,一同赋诗,公推一人作序,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等。而今所谓序,即指书序,也叫叙、引、前言、导言等,是关于著作的“说明书”,交代有关情况、过程、背景,或者提出理念、评价等。不管是自序还是他序,应该说对读者阅读作品、了解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序文或在书前,或在书后,后来一般称书前为序、书后为跋。文学史上也产生了序跋的经典篇章,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等等。
  
  现代文坛“盟主”鲁迅先生是写序的高手。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序,称作“题记”“小引”“序言”“导语”不等。他的许多序文成为不朽的名篇,如《〈呐喊〉自序》,是阅读这部小说集的金钥匙,是研究鲁迅极为重要的资料;如《野草·题辞》,起首就是金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通篇语言奇崛,哲思迸发,为人激赏。鲁迅的自序不只是书的“说明书”、附着物,更具有叙事抒情、阐发思想理论等独立自足的文本功能。除了给自己的书写序,鲁迅还给许多青年作者的新作写序,如萧军、萧红、叶紫、柔石、殷夫等。作为文坛领袖,他自己“也知道有做序文一类的义务”,他是甘为人梯的。这些序文如同一道奇异的光,照亮了这些青年作家的人生世界。靠了鲁迅这只巨手的托举,他们名垂文学史册,为人们所熟知。鲁迅的序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精当准确,又不乏热望和希冀,读来让人如风鼓船帆勇气倍增。如他给白莽(殷夫)写的《白莽作〈孩儿塔〉>序》,短短几百字,却文情并茂,金声玉振,堪称经典小品,其中有一段话我几乎能背诵下来:“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将序文写成了经典名篇,这等功力,五四以来百年间无人出其右。
  
  无论是自序还是给人作序,鲁迅都坚持知人论世,客观公允,甚至他的自序多有自嘲类低调谦逊的笔调。他对于序文中自序的“吹牛”和他序的“拍马”一类恶习十分厌恶,尤其对“自己替别人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的行为更是鄙夷不屑。他的《序的解放》一文对此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就揭露了当时的一件丑闻公案:一个叫曾今可的小文人,出了一本诗集《两颗星》,“代序”署名“崔万秋”,“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鲁迅语)。这崔万秋是《大晚报》副刊主编,如果他与曾今可是朋友,写序替哥们儿吹捧一番也说得过去,谁知,这序压根儿不是他写的,是曾今可本人操觚署了他的名。可能是两人之间没有沟通好,抑或翻了脸,崔万秋不给曾今可面子,郑重其事地在《大晚报》《申报》刊发了启事,声明此篇序文非他所作。这下,曾今可的丑可就出大了。顺便交代一下,同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出了一期“词的解放专号”,刊出他的一首《画堂春》,里边有“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的句子。1933年正值日军攻陷山海关,国事艰危,曾今可这般论调立即遭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的猛烈批判。一介不自量力的小文人,哪里架得住这几位大咖的炮轰,只得乖乖缴械投降,“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宣布“悄悄地离开文坛”。他提倡“词的解放”,鲁迅又给他加了一个“序的解放”,这两个“解放”,让曾今可彻底获得了“解放”——从此在文坛销声匿迹了。
  
  曾今可的所为令人不齿,教训也足够惨痛。然而,这样的事当今是否就绝迹了呢?我想不会的,“曾今可第二”依然大有人在,只不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罢了。当然也有人脸皮厚过城墙拐角,不以为耻,不以为怪,干脆毫不掩饰地予以坦承:嘿嘿,那个序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其奈我何?尽管时代不同,具体原因也千差万别,但幽微的心理、幽暗的人性总会让有些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一个熟人出了本写地域文化方面的书,想请一位当地的官员作序。但问题是,官员哪有时间看书稿,更无时间也无兴趣写文章,只能让作者自己捉刀。熟人陷入两难的纠结,既想借助官员的序文有利于书的发行,又觉得自己代写序言总是有点“那个”。他找我商量,我直言劝他不要这样做:一是个人作品找官员写序,有攀附权贵之嫌,而且获益只是暂时的,官员流动性强,一旦去职,换了身份,此序还有何价值?二来自己代人给自己的书写序,传出去总归有损清誉,会让人腹诽小觑。他听了我的劝告,找了位作家写序,结果这书还获了奖。而原来想请作序的那位官员“进去了”,你瞧这事!
  
  与此相比,还有更令人吃惊的。一个熟人有本集子要出版,想请我作序,明白告诉我,不会白写,会付给一笔钱。见我诧异,他笑了,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以前出过一本书,找某某名人写的序,给了他多少多少钱,开始不肯,给的多了,也就答应了。我孤陋寡闻,还真是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花钱买序,这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吗?这样的序文铁定是睁着眼说瞎话了。作为作者,花钱买序,可以想见书的质量,马桶即使镶了金边还是马桶。
  
  序文多为名家所写,本应或为美文,或为妙论,或二者兼而有之,在众文体中一花嫣然。然而在当下却是鲜有名篇佳作,何也?原因大抵有三:一、人情之作。作序者受人托请,应命而为,情分的意义大于作文本身,即使全力而为,内心也很难当作一次自洽自足的写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虽为己出,却好似为别人养的孩子。二、敷衍之作。如果作序者与著作者之间差距较大,那作序者难免会居高临下托大,难以悉心研读书稿,写起来就会东拉西扯,自说自话,敷衍成篇,言不及义。三、浮夸之作。序文一味变为表扬稿,这与当下文学评论存在的弊端是一样的,序文比评论更甚,因为里边有更浓的感情因素、人情因素。写序往往变成了赤裸裸的吹捧,如鲁迅所说的“拍马”。有此三弊作祟,能将序文写出名堂倒是一件咄咄怪事呢!每年的各种年度文选以及各类评奖,基本难觅序文的芳踪,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问题。
  
  一本书自然是作者的心头肉,凝集了心血和智慧,想找个名家写序来个锦上添花,这无可指摘;如果能从中获得启发,说不定点石成金,茅塞顿开,更是善莫大焉。但是话说回来,这名家的序就像新娘子的蒙头红,再花团锦簇华丽鲜艳,其实都跟新娘子关系不大要紧,最重要的还是新娘子的真容真颜。人们闹洞房,品头论足的是新媳妇,而不是那块红布。同样,看一部书,人们月旦臧否的是作品文本,不是序。因此,一部作品的硬核归根结底靠的是硬实力,书中有无他序,实在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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